瞎指挥
在前四次“围剿”中，国民党军往往都是被红军牵着鼻子走，乃至处处被动，时时挨打。到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充分听取德国军事顾问以及陈诚的建议，决定实施所谓“碉堡封锁”战术。
以第十八师为主的国民党军不再盲目地深入苏区，他们把整个苏区像切蛋糕一样地分成几块，并从中选取有战略意义又便于用兵的区域予以进攻。进攻时，先集中强大兵力攻占有限目标，一旦得手，即沿有利地形构筑碉堡，对苏区进行阻击封锁。
在反“围剿”的第一阶段，中央红军即按照李德的指挥冲击碉堡封锁线，结果不但数日不克，而且伤亡惨重。蒋介石得到报告后，立即通过南昌行营下达命令，要求彻底实施这种“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的军事原则，将“碉堡封锁”战术贯彻到底。
李德不知是计，照旧下令红军主力对碉堡实施强攻，进行各种不计成本的阵地攻坚战。尤为糟糕的是，他其实没有什么实战经验，只是个“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而被他用来作业的地图又大多极不准确，有的甚至连方向都不对，部队依照他的指挥行事，往往碰得头破血流。
在反“围剿”的前两个阶段中，中央红军在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胜利的前提下，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已完全陷于被动地位。1934年5月，反“围剿”进入第三个阶段中的广昌战役。
广昌乃苏区门户，占领广昌，国民党军就可以深入苏区核心根据地，直接威胁瑞金。在进攻部署上，陈诚、罗卓英以第十八军各师担任正面攻击，共动员了十几个师按扇形进行攻击。李德则还是老套路，他集中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九军团等计九个师的兵力，采取所谓“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战术，希望能够阻止第十八军进占广昌。
由于知道广昌战役关系重大，李德和博古均亲自到前线进行指挥。参战红军也表现出惊人的英勇精神，他们前赴后继，一拨接一拨地向敌军发起猛攻。在战斗中，连向以稳健著称的第十八军第十四师都被红军冲垮了一部分阵地，眨眼之间，该师师长霍揆彰的指挥所就已与红军前锋部队近在咫尺。霍揆彰急令附近的预备队进行增援，同时亲自到迫击炮阵地督战。因为迫击炮发射速度过快，一门炮还发生了炸膛事故，当场炸死十余人，足见战况之激烈。
广昌战役的交战地点是冈峦起伏的小丘陵地带，其间遍布水田耕地，没有突出的高地可资利用，因而胜败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火力的强弱。
在第五次“围剿”的前期准备中，南京政府从国外主要是德国购进了大批武器装备，用以对“围剿”部队进行补充。第十八军成为重点补充对象，每个步兵连都配备轻机枪三挺，士兵所使用的汉阳造步枪也被德造毛瑟所分批取代。南京军政部另将直辖的两个炮兵团以营或连为单位配属到“围剿”部队，这两个炮兵团所装备的德造卜福斯山炮最远射程达九千米，射击精度良好，可对红军及其阵地造成极大杀伤。
与之相反，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中央红军一直打的都是消耗仗，打得多，缴获少，弹药方面主要依赖后方补给。当时中央苏区只有一个小兵工厂，所制造的弹药很不济事：手榴弹扔出去，好像“打卦”一样，不是炸不响，就是一崩两半，毫无威力；子弹都是用捡来的弹壳翻造的，弹头往往刚出枪口不远就会自己掉下来。
此消彼长的结果，使得国民党军在火力上完全占据上风，他们利用相对精良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组成弹幕，对红军进行持续不断的打击。
在炽盛火力网的压制下，红军难有进展，最后只得以夜色为掩护退出了广昌。
广昌一役，红军的伤亡极为惨重，其中红三军团损失了四分之一，红九军团第十四师仅剩几百人，被迫撤销番号。战后仅仅在一块不到五百米的阵地正面上，纵横密布的红军尸体就达数百具之多，其中一些人还佩戴着手枪和望远镜，显见得是亲自参加冲锋而牺牲的红军中上级指挥员。
战争的结果最具说服力，“洋公孙胜”在苏区的形象和威信因此一落千丈。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当面就批评李德完全不懂红军的作战原则：“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
李德听后自然十分恼火，但他已不能够再拿红军将领们怎么样了。
广昌战役后，“反围剿”进入第四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自5月底起，十八军各师继续向广昌以南进犯，至7月，已全部进入苏区的核心根据地。
9月下旬，周恩来从设于南昌行营的情报系统中得到绝密情报，得知国民党将要发动最后总攻击。当时苏区仅存瑞金等狭小地区，面对总攻击根本就守不住，这样就只能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也就是长征。
对李德的瞎指挥，被贬的刘伯承如同彭德怀一样愤慨和无奈。长征出发之前，他对红五军团的官兵们说：“我们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叫‘挡仗’。敌人呢，也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凭着他优势的兵力、现代化的装备，像个大石滚子滚过来，我们还硬要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