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
红五军团的主体是在宁都起义中加入红军的原西北军一部，战斗作风顽强。自离开中央苏区起，该军团便负责殿后任务，保护着所有其他部队、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
发现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后，陈诚第十八军各师因要承担继续“清剿”的任务，所以没有参加追击，追击部队为薛岳领衔的第五军。第五军仅有两个师，实力也不是很强，但红军此时士气消沉，战术又僵化，便只能处处消极避战，像叫花子打狗一样，边打边走。
真要走得快倒也好，偏偏还走不快——红军从苏区带出来的各种“坛坛罐罐”过多，仅挑子就有三千多副，导致负担笨重，行动迟缓，加上沿途多选择山中羊肠小道行进，队伍变得更加拥挤不堪，常常一个晚上只能翻过一座山坳，而且部队弄得非常疲劳。
第五军则不然，他们全部是轻装前进，走的还是大道，行动速度非常之快。刘伯承和红五军团长董振堂纵然使尽浑身解数，要想完全摆脱追敌仍感困难。
后有追兵，前有堵截，长征途中所经过的各省也都派兵设置了封锁线。好在地方诸侯们大多出工不出力，这才使得红军成功突破了前面三道封锁线。
当红军接近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封锁线时，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开始加强攻击。红军各部伤亡惨重，第五军团作为后卫打得尤其艰苦，军团的后卫师红三十四师被阻于湘江东岸，最终全军覆灭。
从江西出发的中央红军号称十万大军，实际是八万人，过湘江之后仅剩三万余人，人员折损了一半还多。自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首次失利起，红军内部对最高指挥层的怀疑和不满情绪就在不断滋长，湘江战役使这种情绪达到了顶点。
跌下神坛的李德虽然还在“三人团”中，但已无法全面进行指挥，他仅能根据各部队发来的电报提出自己的意见，真正部署作战行动的人是周恩来。
中央红军刚开始决定转移时，根本没有打算像后来走的那么远，也没有说要进行长征，当时只准备与湘鄂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然而这时周恩来却得到重要情报：蒋介石已察觉中央红军的这一意图，并且在红军的前进方向上部署了五倍于己的堵截部队！
面对敌方张开的大口袋，李德仍建议按原计划行动，用正面直顶的战法与对方打硬仗。毛泽东则提出相反意见，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紧接着中央召开黎平会议，正式通过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
黎平会议是毛泽东即将复出的一个标志性信号。与此同时，刘伯承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了转折，他被重新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
黎平会议后，红军开始北渡乌江。当时薛岳所部正迅速向红军进行合围，为了不使后续大部队陷入背水一战的窘境，刘伯承遂亲自指挥红军在乌江上架设浮桥。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不仅江面宽阔，而且水深流急，浊浪滔滔。当红军来到江岸边时，只听得江水呼呼的吼叫声回荡于两岸的悬崖峭壁之间，令人震耳欲聋。别说架桥了，光是站在那里都会有一种惊心动魄、颠簸不宁的感觉。
见一般工兵干部都无从着手，红二师第四团(红四团)团长耿飚便奉刘伯承之命前去请教何迪宙。
何迪宙是红军学校教员，他曾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过工兵团团长，有工兵专家之称，中央苏区的不少架都是他架的。不料见到耿飚后，何迪宙也是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他指着桌子上的一堆工兵资料说：“我已听过侦察员的报告，情况也知道。不过我查了日本、英国的资料，在流速超过每秒两米的河面上，是不能架桥的，而且我们现在什么架桥材料、设备也没有。”
耿飚一听就急了：“现在不是能不能架，而是必须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