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公孙胜
当时在临时中央负总责的是博古，而不是周恩来。博古系留苏学生，根本不懂军事，在前线吃紧的情况下，他只能暂时依赖于周恩来、朱德等人。1933年10月，李德被秘密护送至中央苏区，这让博古突然有了眼前一亮的感觉。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曾在苏军总参谋部短期任职，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办事人员。他来中国是受莫斯科委派，为被捕的共产国际联络部上海秘密交通站负责人朱兰疏通关系。就在这时候，他接触到了博古。
博古的俄语非常流利，他和李德谈话不用翻译，而且两人气味相投，很谈得来。在转移至中央苏区之前，博古就要求李德一同前往，但李德由于任职于苏军总参谋部，需要将身份转换至共产国际，所以就耽搁了一段时间。
时间虽然耽搁了，可是就机会而言，却可以算作是歪打正着，因为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起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
李德在完成身份转换时，共产国际有专门指示，强调他是没有任何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必须受中共中央完全支配。李德本人起初也很小心，在苏区的军事会议上，他一再声明自己的职权范围有限，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
真正把李德抬起来的人是博古，他自作主张地称李德就是共产国际正式派遣的军事顾问，享有比较高的军事权威。
在中央苏区，来自苏联或共产国际的专家几乎就同水泊梁山上的“公孙胜”一样，被人们认为具有令人畏惧的神效乃至“魔法”。经过博古的一番渲染，李德这位“洋公孙胜”就此成了了不起的人物，上上下下无不对他尊崇备至。
为了照顾李德的生活，苏区特地为其修建了一所单独的房子，从此“独立房子”就成了李德住处的代号。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中央在军事上的工作程序是先由朱德、刘伯承进行研判和处理，之后再将方案送交周恩来拍板。随着李德的到来，到第五次反“围剿”，朱德、刘伯承所承担的职责便完全由李德代替——在此期间，不管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必须迅速送至“独立房子”。李德的中方翻译将其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再绘成简图送交李德。
李德根据简图提出建议，虽然这些建议最后仍要送交周恩来审阅，有的还要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但李德已实际成为中央苏区军事上的最高指挥者。他在中央的地位和作用也由此变得举足轻重，直至成为中央最高领导层三人团的成员(另外两人是博古和周恩来)。
李德曾在“一战”时被征召入伍，但他并未参加过战争，其对军事的认识主要来自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就读经历，以及服务于苏军总参谋部的短暂时光。实际上，他的军事水平尚局限在纸上谈兵的阶段，这种水平，倒过来给刘伯承当幕僚或顾问还差不多，可是造化弄人，偏偏他就把刘伯承的位置给挤掉了。
刘伯承在军事指挥方面变得无事可做，只好管管红军学校和后方医院一类的事情。他也不愿意对公开身份只是顾问的李德低声下气，在李德印象中，其实掌握俄语口语的刘伯承几乎从没有用俄语跟他说过话，他们之间的交流大多是通过翻译。
随着地位的不断攀升，李德开始以苏区的“太上皇”自居，身为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也不被他放在眼里，有时当着面就加以训斥。有一次他竟然对刘伯承说：“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
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是刘伯承亲自从红军学校调过来的，他怕老校长难堪，便只简单地翻译道：“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你的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
刘伯承完全能听懂李德的意思，他苦笑着对伍修权说：“你是个好人哪，他骂我的话你都没有翻译。”
李德的脾气越来越坏。某天他到总参谋部谈事情，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火做饭，李德认为挡了他的路，抬腿一脚就把饭锅给踢翻了。刘伯承实在看不过去，便上前和他争执了几句。
气呼呼的李德到博古那里告了刘伯承一状。这时博古主政，李德主军，两人相互支持，配合得十分默契，用中国成语形容就是“相得益彰”。私下里，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好，经常在“独立房子”里有说有笑，亲热得很。
一听刘伯承不仅“不尊重”李德，还“妨碍”了李德的工作，博古不由分说，就撤了刘伯承的职务，把他贬到第五军团当了参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