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胜之机
第十一师师长萧乾是黄埔一期生，也是“土木系”中有名的猛将。此人恃勇而骄，一向认为第十一师天下无敌，对红军的战斗力很轻视。在部队出发时，他曾对第十一师官兵放言：“今后的十一师不但要与第一师并驾齐驱，而且要超过它的声望。”
罗卓英与萧乾早就意见不合。这反过来使得罗卓英表面上不能不迁就萧乾，本来应该以指挥官名义下达命令，也变成了电话协商。在电话中，萧乾以夜间撤退，将增加疲劳为借口，拒绝后撤，并且对罗卓英说：“尽管草台岗地形不利，但我们也不怕红军来攻占。他们敢来，我叫他们片甲不归！”
第三个敌情报告显示，第十一师不仅没有后撤，其后续部队和辎重也全部到达草台岗，士兵正在彻夜修筑工事。
萧乾的有勇无谋又一次给红军带来了制胜之机。朱德一边口述作战命令，一边派人去请周恩来。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并看过作战命令后，欣然同意了朱、刘的决策。三人达成一致，命令随即通过电台传至各作战部队。
就在萧乾拒绝后撤不久，他也得到情报，获悉红军大部队已集中在草台岗周围。萧乾这才有些慌张起来，急忙给罗卓英打电话报告情况。
罗卓英要他立即撤到东陂与第九师会合，让红军扑个空，然后再与九师并力反击。可是这时红军主力已很接近，加上又是雨夜，萧乾担心部队若是仓促回撤，更容易为红军所乘，所以便决心依托阵地与红军硬拼。
罗卓英认为萧乾说得有理，也就没有再坚决命令他后撤，只是指示第九师准备接应，并将一个独立团部署在东陂与草台岗之间，伺机进行增援。
第二天拂晓，红军发动全面进攻，多达五个军团的部队潮水般向草台岗涌去。第十一师虽处于劣势，但仍顽强抵抗，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双方伤亡都不小。鏖战至黄昏，第十一师已损失了超过一半人马，师长萧乾负伤，经罗卓英派兵竭力接应，余部才得以撤出重围。
陈诚闻讯，急令前、后纵队回撤。检点第十一师兵员，全师还剩了不到三千人。陈诚亲临讲话，很气愤地对该师军官说：“你们为什么不死？打败仗有什么面目见人？”
第十一师在国民党军中素以强悍著称，自到江西后还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此次受到歼灭性打击，令参与“围剿”的各路部队十分害怕——两个师相距十里都不敢宿营，非得靠在一起才觉得安全。
为了给各部队壮胆，以振作已经十分低落的士气，同时也为了显示自己的基本部队败而不馁，陈诚将招募的三千多新兵拨归第十一师，任命罗卓英为代师长，让该师继续担任防守警戒。
草台岗一战让陈诚在国民党内饱受攻击，尤以何应钦、熊式辉反应最为激烈。陈诚不堪压力，匆匆调整完部署，即打电报向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第四次“围剿”就此以失败告终。
陈诚下台后，蒋介石既不委别人，也不做新的“围剿”部署，这让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很是着急。他揣摩老蒋的心思，还是属意于陈诚，于是便想了一招“后宫用事”的计策，以化解蒋、陈之间的尴尬。
按照贺国光的安排，陈诚的夫人前去拜访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陈诚陪着谭祥一道去。蒋介石也趁势以这个名义出来相见，君臣握手言欢，尽释前嫌。
7月，恢复指挥权的陈诚开始做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并针对红军的作战特点以及自己的薄弱环节，在战略战术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
山地战要求部队精简机动，陈诚就将十八军各师的编制缩小，同时扩大师、团两级运输部队的编制，加强后勤运输能力。
十八军经历过第三、第四次“围剿”的失败，两次失败都暴露出情报不灵的问题。于是就在师部和团部各添设一个武装便衣搜索队，搜索队官兵都是挑选出来的“老兵油子”，他们负责潜入苏区侦察情况，或在大部队前担任搜索及警戒任务。
以往“围剿”，军事是军事，政治是政治，各不相属。这时要求十八军的政工人员每到一处，就要和地方行政人员联络，帮助组织保甲，这就是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庐山训练。蒋介石在庐山设立军事训练团并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自7月起，十八军排长以上军官全部分批前往接受了训练。
庐山训练使十八军军官的作风有了很大改变：从排长到军师长，均穿布质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同时无论职级大小，一律不配武装带，而与普通士兵一样，只在腰间扎一小皮带。
前第十一师师长萧乾为了练习山地条件下的长途行军，不但脚穿草鞋，还在脚底抹了桐油。另一名师长傅仲芳经常穿旧军衣，军中有伙夫头之称。其他师团长在行军时也都自背米袋，携带最必要的简单行李。
陈诚和他的军官们为了打个翻身仗，已经把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这使得第五次“反围剿”的难度超过以往。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央苏区指挥层又发生了对红军作战极其不利的一次大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