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巡捕·人猿泰山·红发女郎
——八八回忆之六
即使在写回忆时，我也犹豫着不愿离开上海。我自幼生长在宁波，于“七七事变”后去上海念高中（复旦大学附中），进圣约翰大学，毕业两年后出国留学，估计在上海居留一共不到十年。而这十年成为我整个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现在写到即将与父母告别离国之际，还是在留恋当年的上海，在电视上看到上海世博会的各种准备以及各国展览场所造的超现代奇异建筑，有如隔世之感。写此文时，我已有八年因老而病不能回国，对未来世界式的上海只能遐想。
我于一九七八年在留美三十一年后初次回国，以后约每年一次，最后一次回上海是二〇〇二年（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发生，我的机票是九月十三日，只好退票罢行），恰好能在北京与亲友一起庆祝八十诞辰。我还记得，那年，天津的妹妹木兰恰是七十岁。她在庆宴上宣告，在这个席上，两位寿翁的年龄加起来是一百五十岁。我看看坐在旁边的小侄孙们，不知他们小小的脑袋中会留下什么意味。
我偕四弟搭乘京沪铁路所新置的卧车，十分舒服，次晨到了上海，由朋友开车来接。北站人潮拥挤，但已重新修造，不如我于一九七八年初到时的简陋。四处都是现代化新建高楼，而我并没有回家的感觉。在我记忆中的上海，乃是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的大光明影院与隔壁的咖啡馆，霞飞路（现复兴西路）的罗宋（俄罗斯）餐室、法国蛋糕铺与国泰影院，外滩的华懋饭店（现和平饭店），前法租界的茂盛梧桐树下的马路，辣斐大戏院，苦干剧团（黄佐临、于伶、石挥），以及南京路的新雅酒店……这些都是我经常涉足的地方。最甜蜜的记忆是偕了女友，晚间在霞飞路巴黎电影院看了外国电影后，漫步梧桐树荫影下的清静马路，停留在一个三角路口的普希金铜像下谈情说爱。
那时的法租界也住居了不少自苏联革命后逃来上海的所谓“白俄难民”（在东北的哈尔滨也有），他们不免带来俄罗斯意味。有的难民出身富贵，但有的因生活艰苦而落魄。有一次我在街角见到一个年轻金发但是肮脏不堪、显然因卖淫为生而感染了花柳病的女郎坐在地上向行人讨钱。这种印象很令我难忘。
另一个我所不能忘记的是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圣约翰大学（现法经学院校址）一般男女学生都是骑了脚踏车去辽远的校址上课。广大的公园恰好挡住了学校大门，为了避免转弯抹角，我们都索性把脚踏车锁在公园门口，购月票进公园步行直达校址。在天气晴朗的阳光下，这一段偕了同学步行的时间，是我每天心情最感愉快的辰光。
在约大（当时校长是沈嗣良），我所选读的英文系系主任是慈祥而又严正的苏荷小姐（Miss Soho）。她不是美国人，好像是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从未结婚，戴副眼镜，难得露出笑容，学生们对她十分恭敬。另一位我们所敬重的莎士比亚教授王文显，后来他曾写过一个英文剧本，翻成中文后剧名叫《委曲求全》，曾在辣斐大戏院上演。此外，那时已在剧艺界成名的姚克会操英语，也曾应聘在约大教戏剧课。我还记得与他在课上讨论尤金·奥尼尔的剧本。
我所最不能忘记的是教授一年级英文的贝雷第小姐（Miss Brady），她也是未婚，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年约四五十岁，喜欢在校园后面的广大草地上打高尔夫球。我们几个她所喜爱的学生一有空就替她扛沉重的球杆，她也教导我们如何击球。打过球后，她就邀我们回到她在校园中所住的小洋房去喝咖啡，吃吐司。我曾以她为话题写了一篇散文发表，她知悉后对我很不悦。
另一位英文教授，在后期升为教务长的是以编《西风》月刊著名的黄嘉德。有一时期，他与他弟弟黄嘉音所编的《西风》几乎与林语堂所创的《论语》杂志齐名。他们的想法很灵巧：模仿当时美国最流行杂志《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选译了他们认为中国读者会感兴趣的文章，出了一本介绍西方文化、有趣而又不枯燥的《西风》月刊，销路很广。我出国后一直在怀念这些教授，猜想他们在一九四九年后的境遇。后来贝雷第小姐回了美国，姚克去了香港，其他诸位，除了黄嘉德，均影踪不明。
一九八六年我受纽约市立大学资助应邀前往山东大学讲学，一到那里就获悉黄嘉德曾经任过山东大学教授，现在济南退休。我闻讯大喜，立即托人打电话与他联系。他邀我到他家晚饭，说恰好他的一位亲戚从南方带回来一条鱼。饭后与他谈谈过去，我见他老态龙钟，甚觉凄然。黄嘉德是一位研究萧伯纳的专家，嘱我回美国后替他搜集一些有关纪念萧伯纳活动的资料。我深知萧伯纳已不在美国吃香，不但没有讨论他的新书，没有关于纪念这位讽刺大师的活动，甚至各大学的英文课中也没有研究萧伯纳一门。我写信告诉他时他极感遗憾。
如上所述，我们那时去约大上学，每天骑脚踏车，风雨雪无阻。脚踏车是我随身携带的物件，某次我购了一辆旧跑车，更觉方便。这样的车没有刹车，也没有其他附件，极为轻便，可扛着上楼，车链与车轮直接连在一起，须要慢慢停车，用熟了后，毫无问题，可是要突然停车便有危险。我熟练了此跑车后，与同学们常在前往兆丰公园的愚园路上赛车，有时也与驶在马路上的小汽车竞赛。开汽车者往往小心，慢下来让我们取胜。
问题是，愚园路上也有捷快无声的无轨电车。某次我在赛车时，突见一辆无轨电车转了向，迎头向我驶来，我来不及停车，与它的车头相撞，幸未伤及身体，可是我所心爱的跑车就此折坏，不能用了。母亲把我斥责一顿，此后所购新车就不如跑车有劲了。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侵入上海的租界区之前，英租界警局雇用戴了头巾的印度人当巡捕。他们都身材高大，蓄着漆黑浓胡，在小孩子们眼中威风十足。那时我尚未入大学，某次骑了脚踏车在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十字路口（旧时百乐门舞厅大门前）闯了红灯，被指挥交通的一个魁梧印度巡捕一把抓住。
“茄德里，马得里，行里去！”他高嚷。
他们的印度话“茄德里，马得里”很难懂，但是“行里去”我听得懂，因为他们把巡捕房（警局）称呼为“行”，以为是上海话。我被他揪住我的脚踏车，随着他去附近的拥挤嘈杂的巡捕房外停车处。印度巡捕走了，回到他的岗位去。我挤在人群中，等待付罚款，过了十几分钟，没人来理，我就骑上车溜出来。与那印度巡捕的交接，很具喜剧性，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不禁发笑。
被高大魁梧的印度巡捕抓去巡捕房后，我突然起了一阵对自己瘦弱身子的自卑感，决意加入一位赵先生（名字忘了，当时很有名）所开的健身学院去锻炼身体，主要方法是用铁器举重。每次去了健身学院，回家筋疲力尽，但是约三个月后，我在大镜子前顾影自怜，果然发现我的胸部肩部与手臂的肌肉已在逐渐发达。我的努力起劲，使我成为那些新来学习举重的瘦削少年们的领头者。锻炼一年半后，我在大学校园中傲然阔步行走，热天所穿的汗衫更显出我胸部肌肉的发达、手臂肌肉的健壮，自觉地感到一些女同学投来的眼光。（就是在此时期，我听戏剧界的朋友之言，没有自知之明地前往明星电影公司应试演员的招考，被那公司老板同乡人张石川一句话打断了做电影明星的美梦。）
中学时期的女朋友我已逐一隔离，进入大学后，女友也并不多。那时我的课外兴趣多半集中于写作与发表。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波兰裔的外国女朋友（约大因是用英语授课，颇有几个外籍学生），满头红发，满脸雀斑，又傻又可爱。某次一同散步时，她见到我在草地上一株大树旁一举手就迅速升上树枝坐下来，敏捷犹如电影中的人猿泰山，此后她就经常跟住我，随着我在校园散步。大战结束后听说她以难民身份到了美国。
那个夏天，我偕朋友去静安寺路上一个游泳池（一九四九年以后一度曾改为杂技剧场），蛮想在公共场所展露自己的强壮肌肉，朋友见我换了游泳裤，禁不住大笑，原来我的健身术虽发达了我的上身肌肉，但下身的双腿看来瘦削犹如鸡腿。
此后我再也不敢炫耀自己的身体了。
二〇一〇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