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旧带来的遗憾
——八八回忆之五
六十余年后的今日，我常惊叹在青年时期精神的充沛、时间的充裕，不信在短短二十四小时内能做这么多事、见这么多朋友。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两年中的所谓我的“最愉快时期”内，我也读了许多书，特别欣赏的是何其芳、李广田、丽尼等的散文，卞之琳的诗。（一九八〇年卞之琳与冯亦代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来纽约访问时，经常来我家，他爱与我妻蓓琪闲谈，也与我谈论他几十年前所翻译的《维多利亚女王传》，一本我在少年时最欣赏的译作。）
抗战胜利后，著名文化人纷纷回到上海。记得我当时所最心服的是巴人（也是宁波人）的杂文，今日提到他，因我多年来一直好奇他后来的遭遇。当时文坛著名的，也有诗人袁水拍，以及写得一手漂亮散文的话剧女演员凤子。通过剧评家麦耶（弟弟乐山），我也结识了影剧界男女影星名演员，如刘琼、乔奇、小凤、石挥、白文、叶明、沈浩，以及导演，如黄佐临、谢晋、胡导、姚克等。一九七八年我初回上海时才发现在“文革”时期受折磨的石挥（我认为当年中国第一号演剧天才）跳海自尽，沈浩（知友叶明之妻）跳楼自尽，心痛不已，惭愧自己偷生在国外。
著名的《世界晨报》移来上海复刊，我认识了名编辑姚苏凤、名记者田钟洛（袁鹰），以及以翻译海明威著名的冯亦代。由于我们兴趣相近，亦代与我兄弟俩情如手足，多年不忘。亦代夫人郑安娜在美国新闻处工作，于我来美后介绍乐山进美新处，后来就成为乐山受斗争、吃苦头的原因之一。我们经常在社交生活上一起的另一朋友是李君维，他是张爱玲崇拜者，模仿张的作风，以古怪的东方蝃笔名写小说。他家客室很大，那晚为我告别的舞会就是在他家举行。他的两个妹妹都精于绘画，姚苏凤夫妇是社交舞能手，至今印象犹在。
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幻想的地土》（使用笔名令狐彗）刚出版，我就趁那时机送朋友留纪念，我带往美国的几本竟送给了不懂中文的新闻学院老师，现在还感自愧。一九九〇年代某次我回国时，四弟名山的朋友在社会科学院图书室中找到原本，影印送我，给老友沈寂要去，交上海百家出版社于二〇〇一年再版，书名改为《最后的罗曼史》，加了一篇老年在美所写的。听说今日青年读者对五六十年前的男女大学生社交情况很感好奇。
沈寂也是宁波人，与我同年，仍健在。青年时他帮我在他所编的《幸福》杂志发表小说，老年时期他又帮我在上海找出版社出书，我当然非常感激。遗憾的是，有好几次我应约把数本书稿寄他后，迟迟未出，理由是“出版社上级换了人，取稿政策改变”。可惜这些没有留底的书稿都因此遗失了。我不能怪他，他老了，他已替我干过许多好事了。
沈寂后来进电影界编写剧本，他很会讲故事，当年他的第一个短篇《盗马贼》在柯灵所编的《万象》杂志发表时惊动文坛（另一位经柯灵捧场而出名的是张爱玲）。沈寂对上海十里洋场与黑社会情况非常熟识，后期他所写影射上海大流氓，如黄金荣、杜月笙等生活的小说甚畅销。
某年，谢晋的儿子谢衍来美学习，特别叫沈寂写封介绍信（我与谢晋已失去联系）来纽约见我。我很喜欢年轻有为的谢衍，他也会些英语，要入私立纽约大学电影系学习。来到数星期后，恰好有一电影界名人集会讨论亚洲电影，邀请我去讲讲中国电影。我所熟悉的只不过是一九三〇、四〇年代的电影，正好带了谢衍前去助我。他在演讲中也谈了父亲谢晋的作品。我把他的演讲费一百美元交给他时，他惊喜万分。谢衍年前患癌症壮年早毙，我闻讯后很震惊。不久消息传来，老友谢晋也去世，我想他比我还小了一两岁，更心痛了。（我与谢晋在国内与纽约数次相会，情况将在以后再述）。
我之所以喜爱写散文，可以说是起于何其芳的《画梦录》影响。当时，绮丽、含有哲理意味的散文在青年作家间甚风行。巴金主持的生活出版社所出版的李广田、丽尼、陆蠡等的散文集我都熟读，我后来甚至对解放后何其芳的随军文章失了望。一九七〇年代，《画梦录》曾由澳大利亚一位作家译为英文，但我不信外国读者能欣赏。我自己后来对绮丽散文也转了念，不再学写空洞的所谓“哲理”散文，单是堆砌美丽词句而言之无物的文章没有意思。我想，今日的散文作风已大有改变。在柯灵去世前我曾与他谈论，他完全同意，当年他也欣赏何其芳的散文。
由柯灵选拔出来的作家之中，以张爱玲最出风头。她的名字近年来在台湾、香港又大为响亮，夏志清教授等的捧场似是原因之一。但我不能否认，我们在青年时都是张爱玲迷。她的小说令人神往，而她生活的神秘更引人好奇。她自己设计衣服，服装奇异，但很少公开露面，拒绝报纸访问。李君维等与我当时（仍在日伪时期）很想与她一会，总遭拒绝。她也会写一手漂亮英文，经常在一份德商所办的英文杂志发表。她的神秘，半个多世纪后仍在引人好奇。
我在《申报》辞退后，空闲时间更多，晚上去《辛报》至多三小时即可完成一个版面的编写。当时桑榆恰好应邀去《东南日报》（国民党主办的杭州名报，于抗战胜利后在胡健中主持下移来上海）充任主持地方新闻与体育版的副总编辑，见我闲来无事，邀我去《东南日报》帮他编辑本市新闻版。所以，有一个时期，我任两个报纸编辑，都是晚上工作，就有赶不及之感，而且《东南日报》社址是在远远的虹口，晚上交通不便，要搭乘送报货车回到静安寺路（现在是南京西路）的家。我听了桑榆邀请，细细一想，《东南日报》毕竟是大报，有益我的新闻职业前途，而《辛报》虽态度严正，只是一份被人目为消遣读品的小报，于是，我乃向我所心爱的几位朋友告辞。（当然，仍经常在新雅茶室聚会。）
我在《东南日报》的时间不长（其时正在办理赴美留学手续），却与当初经常相争的桑榆成了好友，在他的指导下，曾做了两件难忘的事：一是采访中国航空公司空中小姐（当时还是罕事），一是开辟了一个模仿纽约报纸“百老汇”专栏的“南京路”，专门写些有关舞女、歌星、富人的软性新闻，因我消息来源很多。
但是“南京路”并非我的意之所在，而桑榆某次侵犯了我的新闻版，又起了争执。详情我记不起来，好像是两个不同的军警部队，在街上起了武斗，枪声惊吓到了附近居民，闭门不敢出外。桑榆与我商量新闻标题，结果他用了“昨晚共党暴动”六个大字而不管新闻正确。我当时反对也无用，我认为新闻职业道德应该竭力禁止这类不顾新闻真相的编辑方针。我们没有吵架，不过我对前辈的尊崇减了几分。
我赴美前向他告别，他送了我一件贵重礼物，乃是明代瓷器花瓶，上面画了男女春宫图。临我上轮船前（当时尚无喷气客机），一位朋友告我，美国海关调查严正，此类物品不但不准进口，而且携带者恐犯有走私淫物之嫌。我不敢带，留给弟弟保存，现在不知在何人手中，真可惜。
桑榆请弟弟乐山继我职务，同时请我当《东南日报》的驻美记者（没有薪水，仅有稿费）。有两篇通讯我还记得，一是采访一九四八年美国进步党总统竞选人华莱士的报道。那位竞选的民主党是总统杜鲁门，共和党是杜威（纽约州长）。华莱士曾任杜鲁门的农业部长，但思想开明，认为正统民主党太保守，乃自组进步党。他来密苏里大学发表演说，甚受学生欢迎，学生中很多是刚退伍的军人。我用了《东南日报》名片，借同学介绍，与他谈了二十分钟。但他没有取胜，因很多民主党人唯恐票数分散有利共和党。
另一篇通讯有关当时中华民国政府驻美大使董显光。我在密大的莎士比亚老教授看到我的姓，问我是不是与董显光有亲戚关系，他说他与董显光年轻时乃是同班同学。我将此项报道在《东南日报》发表后，引起董显光注意，他乃写信给我，谢谢我帮他恢复了他大学时代的友谊。（按：董显光也是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毕业的。）
桑榆于一九四九年后去了香港。一九六〇年代我曾找到他的地址，向他问候，没有回音。二十余年后，另一来美养老的前辈陆小洛告诉我，桑榆曾在香港向小洛提起我，要与我联系，可惜他把我的地址丢失了。
二〇一〇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