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祖父建观音阁谈起
——八八回忆之七
在网上偶然看到一篇题名“百年董宅”的博客，大为好奇。文章是述兄弟作家董鼎山、董乐山的家族历史的。许多有关我的上代祖先事迹，连我自己也毫无头绪。我不知那位化名的作家是从哪里挖掘题材的。据他说，“坐落在宁波江北白沙街道的董宅是一座望族的宅第”，董家家世可以回溯到四百年前，历代“诗书传家，人才辈出”，有文字记载的“可追溯到明朝的董世登”。
我不知董世登是谁，据说他的儿子董守瑜做过高官，下几代因时代的变迁而成为赤贫，“书香门第”的董家读书人中终于出现了商人，而这位商人董振甫是“近代宁波帮的代表人物”，是“宁波历史上一位有名的商人”。
此文所说的董振甫就是我的父亲。我一向并不认我父亲是个特殊人物，只知道他后来又成为赤贫，于“文革”时期因病而逝世。其时我的女儿碧亚刚在纽约出生不久，我听弟弟说，他持着这个混血婴儿的照片，在里弄中向邻居骄傲地介绍他的外国孙女。
给我印象较父亲更深的是祖父董顺来。振甫经商发迹应该自顺来的发财叙起。祖父去世时我仅十一岁。他的故事就一向令我神往。据说他是屠夫出身，后来替一个德国颜料商看管仓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此德商仓皇逃回德国，把仓库中的颜料全部给了他。他赚了钱，在江北岸购了地皮，造了两进两层楼的房子。我就是在那座房子中生长的。
我记忆中的祖父是位严正、难露笑容的老人。他对孙儿们，除了长孙（我的兄长南山）之外，好似并不宠爱，难得与我们逗玩。不过我对他的一生成就却着了迷。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相信他的财运乃是观音菩萨福施。他不但吃了素，而且将大部分财富花在慈善施舍上。他的最大成就是在宁波三十里外的乡下购了一座小山，在山坡上建了一座拥有四十个房间的大庙宇，名之为观音阁，向外公开，欢迎乡下人前来烧香拜佛，远途的可以在庙中过夜。
替祖父经理观音阁事务的是一位身材瘦长、非常能干的女远亲，我们称呼她“长长妈妈”。孙儿们有时坐了船爬上山去观音阁度暑时，我们的安全就成为她的责任，因乡下土匪众多。长长妈妈雇有数个忠心的佣工，都是祖父的徒弟，粗壮而虔信观音菩萨，拜我祖父为师，期望来日可以升天。我还记得某个晚上，警犬（我们叫它黄狗，经常与它奔玩）大吠。长长妈妈起身把我们叫醒，一面吩咐佣工做准备，把几个孩子领到一个可以移动墙板而不露痕迹的密室内隐藏。那个时期，宁波经常有土匪绑架富家子弟索巨款的新闻，长长妈妈早已有了准备。孩子们又惧怕，又兴奋。结果反而因为那只是一场虚惊而失了望。我曾用“长长妈妈与黄狗”为题写了篇故事，在美国一个儿童刊物发表。
这件我所难忘的儿童时期的故事，后来常常令我联想起《安妮日记》）（The Diary ofAnne Frank）的故事。安妮是个荷兰犹太女孩，纳粹侵占荷兰时期，好心邻居把她全家隐藏在一个密室中（正如观音阁隐藏了我们的密室），以免被纳粹恶徒抓去送往集中营。但是结果秘密被败露，安妮终于在集中营煤气室丧生。战后有人在阿姆斯特丹住宅区残垣中找到了安妮在那个被关闭的密室中所写的日记，叙述出少女在发育期间对长大后未来生活的想望与憧憬，读来断人心肠。此日记出版后畅销，也曾数度上过舞台，摄过电影，是暴露纳粹毫无人性的恶毒思想与行径的最好明证。
另一件有关观音阁经验的事件特别令我震惊。在我离国赴美几个月前，长长妈妈告诉我们，一个名叫阿齐，曾在那个惊恐的深夜保护过我们的佣工，自己焚火造化，升了天做菩萨去了。我们听了吃了一惊，即连信佛的长长妈妈也对阿齐之举不以为然。我当时觉得乡下愚民，听信道听途说，被神话所迷，自以为在世间已做了不少功德，可以焚身升天，去天堂过另一种快乐生活。我也不免责怪祖父（他每个早晨盘坐在床上，闭眼念念有词，自以为在与观音菩萨通话）。他的过度虔诚招致了一个无知愚民迷信丧生。
祖父确信自己神通广大。我某次剧烈肚痛，祖父谓不必去看医生，由他在我肚腹上按摩一百次，即可痊愈。按摩完了后，他问我觉得如何，小孩为要取悦老人，只好点点头。母亲终于瞒了祖父送我去看医。不过母亲到了中年后也开始吃素，烧香拜佛，后来是患了胃癌逝世。她谢世时我到美国已有十二年，哀伤不已，写了一篇《十二年游子的悲痛》在一本英文国际学生刊物View发表。我最痛心的是说起离国时与她最后告别的情景：我兴高采烈地与乐山跳入朋友的汽车到轮船码头去，也不回头一望。多年后妹妹木兰告诉我，我走了后，母亲大哭怪我“没有良心”，也不转头向她挥手。当时我满以为在两年后读完硕士学位便可回国，而两年后恰是一九四九年，要再等待三十一年才首次返国探亲，父母都已不在了。
我对父母的印象可用四个字解释，一般人的说法是“严父慈母”，我家却是“慈父严母”。母亲在年轻时火气甚大，孩子们一有错处，就要受她责打。我们不敢爬树或者奔跑过快。她怕我们受伤，却束缚了孩童的活力，成为我长大后参加学校运动犹豫不决的原因。她督促我们的功课。她的识字知礼引起邻居与亲戚的尊重。我也听到某次她向邻居夸言：“我在桌上放了作为零用的数百铜元，我的孩子们绝不敢偷用。”她说得绝对准确。我们如偷取一两个铜元，我就可以想象一个满脸怒气、手持鸡毛掸子的母亲了。
妇女识字在当时乃是很罕有的。母亲出生在上海富家，曾在法国教会学堂上学。我记得在小学五年级时，一个同学向我借小说，我说我母亲正在看，尚未看完。同学满脸怀疑、轻蔑地对我说：“别瞎说了，你母亲怎会识字？”
我称父亲是“慈父”，可用一件小事表明：我大概是五岁时，因顽皮触怒母亲，打我的屁股。我大哭，父亲把我从母亲那里一把抱过去，那一刹那我可看到他的泪痕，那一刹那我永远不能忘。又有一次，我们孩子们已整备了行李，等待一位亲戚带我们前往观音阁。因为天色阴沉，我们兴致大减，不愿成行。父亲严声说，什么都已准备好，亲戚也已来了，不能临行改变主意。果然，那天风雨交加，我们要坐船还要爬山才能到达观音阁。后来母亲告诉我们，那个晚上，父亲躺在床上，一面流泪一面叹气，不能入睡。而我们其实风雨无阻，玩得很好。
抗战初期，宁波曾被日本轰炸几次，学校暂停课，我们全家搬往乡下汪董村避难。所谓“汪董”，因村民都是汪姓或者董姓。在那期间我读了许多书，小说与马克思理论都有，思想开始萌芽，对社会上不平等情事深感烦恼，等不及回学校与朋友相聚。那时我已参加学生抗日地下活动（后来发现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我还记得我们小组织的领导人是位极为精明、讲话井井有条犹如作文章的青年人，后来他做过驻丹麦大使。八十年代我有一次回国，到北京他的寓所去见他。他早已退休，满头白发，我们谈起青年时期的作为，不免唏嘘。
一九八八年我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应邀偕妻前往宁波大学讲学，居住了两个月，并邀乐山夫妇自北京前来共聚，其他参加我们的还有四弟名山与侄儿森林。少年时在宁波的一些“战友”都来看我，他们有的白发，有的缺牙，有的受了积年的委屈要我来帮他申冤（好似从国外回来的人一定有办法似的）。最使我痛心的是有一位心直口快、性格爽朗、聪明而受大家尊敬的“战友”在“文革”中“牺牲”了。
这么多年在国外，这样的信息总令我非常难以接受……
二〇一〇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