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前的报界轻松生活
——八八回忆之四
一九四五年八月，我于约大毕业后，与文化界新闻界朋友们厮混，如此开始了一段我自己以为一生“生活最愉快”的时期，直到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乘美国邮轮赴美留学。我的所谓“生活最愉快”有三个因素，一是发表欲的满足，写了文章，必有报刊登载；有的杂志编辑甚至上门来讨取短篇小说稿。二是与报界朋友经常相聚，一起过战后上海的繁华夜生活。三是女友众多，随意相交（虽然不一定是肉体关系），影星、歌星、舞女都有。（我真正所恋上的其实是一位约大同学年仅十七岁的妹妹。）
进了《辛报》后，我的生活程序是：上午十时起身，三时参加朋友们每天的非正式集会。我们在南京路著名的新雅茶室订了一个固定的大圆桌，记者、作家与编辑们随进随出，饮茶闲谈。有时编辑会向作家约稿，有时作家将作品传阅，找地方发表。偶尔，我们所交朋友中天资聪明的舞女或歌星也会参加，她们在娱乐界消息灵通，可以供给当时甚畅销的闲话小报一些专栏资料。入晚，我们用了饭后，分别去报馆工作，下了班后，已近午夜，兴致来时，又一同去虹口的夜总会消遣，上床时间是早晨二三时。
《辛报》态度较其他小报要严肃，除了主持国际特写版编务外，我在杨复冬的文艺版辟了一个名叫“世纪末小品”的专栏，用“令狐彗”笔名叙写当时中上阶级家庭大学生社交生活情况，读者反映良好，后来就继续用此笔名写短篇小说。
在《辛报》时，杨复冬成了我的至友，他的年纪虽轻，在小报界已有名气，帮我认识了不少老报人，如那位号称“江南第一支笔”的唐大郎。在那战后复兴期间，唐大郎之名在上海几乎无人不知。他会写讥刺国民党政府的泼辣杂文，也能写风花雪月，吹捧歌星、舞女、影星的俏皮小品，最令人欣赏的是他的打油诗。后来，从一九七八年开始，我因经常返国，数次途经香港，已以香港为家的他，每次都想与我相逢，终因时间关系而错过机会。于是他在一九七九年《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发表了一首打油诗：
怀鼎山
年间相望亦相闻，每抱深情读至文。
讶我老头还在世，怜渠健笔尚凌云。
归来旧燕何曾认，记得歪诗定要焚。
何日江干重聚晤，莫教终世叹离群。
唐大郎不久即逝世，后来北京黄苗子在乐山家中读了此诗，甚为感动，用他的大师书法写在一幅白纸上。我把此幅字画裱出，三十年来一直悬在我家客室壁炉墙上。
至友杨复冬已于早年去世，我至今遗憾来了美国后没与他多多写信，只在后来听到他在解放后转行，以“锺子芒”笔名写儿童文学著名。
在《辛报》的几位同事中，陆小洛进入老年，前来美国加州的儿子家养老，我曾飞旧金山去看望他。他整日与香港和台湾寄来的报纸相伴，不喜美国生活。在上海期间，他以好客著称，朋友们一起赴餐馆用饭，他总以老大哥身份拾起账单付账，你不能跟他相争。沈毓刚后来升为上海销路最大的《新民晚报》副总编辑，应他之邀，我曾于八十年代在“夜光杯”副刊撰稿。他猝然去世那日，正是我回上海数天后准备与老友们相聚的那个上午。消息传来，我觉得好似被人在胸上打了一下闷棍。
著名体育记者桑榆在足球界特别扬名，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老记者，在重庆时曾出版了一本《新闻背后》，详述新闻采访、编辑、印刷各种过程，其中插有他个人经历，诙谐有趣。不过由于他的态度傲然，与我们这些小伙子合不来。我们在他发脾气时，总敬而远之，不去理会。他虽傲慢无理，但其实是位软心肠者，后来我又有机会在《东南日报》（自杭州迁来上海）与他共事，对他的印象大有转变。
年轻时我精力充沛，除了写稿、编报、交游外，总感到有多余时间，在《辛报》好似是业余性的。我在约大毕业找职时，对四份大报最有兴趣：《大公报》、《文汇报》、《申报》、《新闻报》。那时思想进步、对写作有兴趣的青年都想加入《大公报》或《文汇报》。我对《文汇报》特别着意，因为柯灵所编的副刊就是在《文汇报》。朋友之中，只有何为得其所逞，当了该报记者，我艳羡不堪，恰蒙《申报》正在招考记者，我前往应征。记得考试是用中英文的，我的录取没有问题。
那时，由国民党政府主持的《申报》招兵买马，要恢复战前的名报身份。作为地方外勤记者，我的顶头上司，主持本市新闻的编辑，竟是美商主办的英文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的总编辑吴嘉棠。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后来成为我向密大申请的因素），不会写中文，但是对上海市情与地方新闻熟悉，每天上午来报馆指派我们去何处采访，晚上即去英文报馆，我们的采访稿乃交另一地方新闻编辑润色。当时，我的任务甚忙，因为大战胜后，常有美国朝野贵宾访华，第一站就是上海。我所采访过的有杜鲁门总统派来调停国共纠纷的马歇尔将军（他犹如一位极为善厚的长者），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身高六尺有余，在陪伴记者们巡视军营时昂首阔步，我们都跟不上。我还记得中央社记者陈香梅穿了旗袍、高跟鞋追跑的狼狈情况），《时代》杂志主人亨利·鲁斯（在上海国际饭店茶会）。
吴嘉棠当时在中美新闻界都甚吃香，后来听说迁往日本居住，终其余生。我所最不能忘记的，是那个在他家花园饮酒聚宴的晚上。酒过半巡，大门口驶进了一辆吉普车，一个制服笔挺的美国大兵扶持一位金发女士下车。吴把她介绍为他的妻子（即将离异）。我见他神情黯然，甚感同情。听说妻子是他在密苏里大学时的同学，来到中国后大概是患了思乡病，美国官兵大批来沪后，扩展了她的交际范围。
我与《文汇报》记者何为常在出差时相遇。某次，一艘停靠上海的英国兵舰上有英国劳工党首相阿特里（战后丘吉尔已败选）的儿子在服兵役，我们前往采访，发现他是一个腼腆的小伙子，没有什么话可说。我们在甲板上闲步，何为问我有没有香烟。当时我尚未开始吸烟，笑称何为是个烟鬼。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此事，他矢口否认。何为最终成为极出名的第一号散文家，我回上海时曾会过数面。
我在《申报》工作为期不长，沈毓刚与我同时考入《申报》，可是他成为文艺副刊助编（上司是卜少夫），没有政治压力，而我们采访时事者就受政治牵制，一位王姓副总编辑暗示要我加入国民党。不久我就发现我的凡有政治性的采访稿，都被弃而不用，由中央社所发新闻稿取代，我年轻气盛，向王副总编提出辞呈，他再三劝告也没用。我在《申报》的几个月中，只有一篇采访京剧演员马连良的文稿得到嘉许。
二〇一〇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