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艾思奇、邹韬奋影响

——八八回忆之三

我想，在叙述一九四五年夏至一九四七年夏两年间的“生活最愉快一段”之前，先要倒溯我的思想道路。小小的年纪，我在初中时由巴金先生著作开蒙后，对旧礼教社会十分不满，每在街上看到警察唬吓饥饿瘦弱的人力车夫便觉愤愤不平。那次眼见抗日爱国分子烧毁做小生意店主的日本货，便一阵心酸……这些日常生活所引起的疑问就迫使我对人生哲学（一个当时对我尚朦胧的名词）起了好奇。读了巴金之后，其次被我爱上的是鲁迅讽刺丑恶世态的杂文。我的好奇终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中找到解答。这一本薄薄的、讲解得十分简明的小册子，介绍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初度认识。在我小小世界中所看到的强弱、贫富不平等的现象，好像《大众哲学》中都有解释。

另一个对我少年思想有影响的人物是邹韬奋。我把在上海的哥哥所积集的《生活》周刊（后来改名为《新生》）看得津津有味，甚至对杜重远与盛世才在新疆的一段纠葛也发生了兴趣。（试问今日读者中有多少还记得这些名字呢？）

初中时期的求知欲渐渐因我年龄成长而转变了方向。我的第一个女友是我堂姊的密友，她那奇特美丽的名字——曼黛，我至今没有忘记。她于早年去世，可我还记得初次尝到亲吻的滋味。任何人当都会有深刻的初恋印象。

在此同时，纳粹进军波兰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闻，成为我们读书小组（中共“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领导下）的讨论主题，引发了我对时事新闻的兴趣，一生没有改变。

到了上海进复旦附中，与宁波的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我深知，比我小两岁的三弟早在活跃于地下工作，但他避免与我谈论组织关系，而我踏进了上海新环境后，兴趣范围扩大，白天上学之外晚上进了孔另境（茅盾妻弟）主持的华光戏剧夜校，选了剧作课，接触了当时剧艺界名人，如许幸之、赵景深、唐若青、鲁思等。某天乐山的朋友胡导对乐山说，你哥哥高身材，卖相不错，明星公司正在招考演员，何不前往一试？他叫我寄张照片给明星公司应征，不久果然收到回信，请我前往面试。主持面试的是明星公司的老板张石川。我答了几个问题后，张老板对我说：“不行，你面相身材都好，不过你的宁波官话行不通。我也是宁波人，只是学不准标准国语。”

我的明星梦一下子就被打破。数十年后我每回国探亲访友，还是腼腆地被人戏笑我的宁波腔普通话，而我的侄儿们年轻一代，早已在学校中学了标准普通话。

我在圣约翰大学的四年中并未参加地下活动，除了读书之外，最大的兴趣是在写文发表，其次是交女朋友。约大学生以“课外活动”（交友、舞会、骑脚踏车出游）著称。我暗中可感到那些思想进步、参与地下抗日的同学们在旁啧啧闲言，把我当作只知白相、不问政事的纨绔子弟。到了后来，他们多成为我以“令狐彗”笔名所发表的短篇小说（述大学生社交、恋情故事）的读者。

大战结束、抗日胜利的那个夏季，正是我在约大毕业典礼中戴方帽子的时候。日军占领期间曾准许美国教会所办的学校存在，不过美国教授逐一被关入拘留营，最后，校长、教授都是清一色中国人，但是在敌伪压力之下，学校不得不雇请一位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英文教授。此人讲英语口齿不清咬字不准，常被一些同学们暗中取笑，在职一个学期后即回了日本。一般说来，在“珍珠港事件”发生至二战结束的数年内，日军与傀儡政府在上海前租界中的行为尚不十分暴虐；我只记得行人自外滩（前英租界）过外白渡桥前往虹口（前日租界）时，必须向立在桥口的日军警卫脱帽鞠躬。我有几位相识曾被日军宪兵队抓去质问，其中一位是宁死不屈的柯灵先生！

一九四五年八九月间，于战时前往重庆与内地的政府机关人员以及其他社团人士大批返回上海，他们所带来的法币市价大涨，在使用伪币的上海，其身价一如一九七九年中美复交后华侨回国所携带的美金。上海市面一时由冷清变为繁华，夜总会、跳舞场、酒吧林立（一部分是供应突然大批来沪的美军士兵的需要），国民政府官员们花天酒地，其行为好似打败了敌人的胜利军。在短短时期内，法币不但回归原值，而且因通货膨胀而大跌。妇女们外出购物，必须雇用三轮车携带大捆的法币。

我在大学毕业后，并不急急找寻职业，因那时乐山与我在新闻文化界已有一些小名气，认识了不少在出版界任职的年轻编辑，我当时一心一意要在报界任职，恰好一位朋友杨复冬（笔名钟子芒，后以儿童文学家著称，不幸于早年逝世），将我介绍给报界名编陆小洛。小洛正在创办一份名叫《辛报》的小报，他要杨复冬编文艺版，请他找一个能读英文的国际版编辑，恰好我刚自大学毕业。那份报纸乃是国民党党委潘公展出资做后台。《辛报》虽是小报，但与当时充斥市上的风花雪月，专载舞女、歌星、影星韵事的一般小报不同。我们的阵容是：封面要闻版，沈毓刚；里面的国际译写版，董鼎山；文艺版，杨复冬；体育新闻版，陈福愉（笔名桑榆，是当时最享盛名的体育新闻记者）。

二〇一〇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