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也是武器
吴门杂诗之十
碧城烟树小彤楼，杨柳东风系客舟。
故国已随春日尽，鹧鸪声急使人愁。
经过数日的海上漂流，苏曼殊终于踏上了故国的领土。此刻，他的心情极为复杂。按常理，他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唯一的亲人河合仙也羁留日本，在情感上，他应该是倾向于日本才对，但是在自己的国籍问题上，他却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划进了中国人的范畴。就是说，在他的潜意识里，在他放荡不羁的外表下，其实隐藏着很深的伦理观念。他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极端疯癫，无法无天，在他身上极好地体现着人性的复杂和多面。
身为中国人，苏曼殊对当时的国运是十分痛心的。尤其当他在回国的渡轮上写下那两首诀别诗的时候。当时，他的确是抱着为国牺牲的豪情壮志归来的。但是，当他一踏上炙热的国土，看到眼前那种萧瑟沉闷的景象，原本火热的心逐渐变得冰冷。国事甚危，国人迷茫，他不得不开始考虑眼下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我到哪里去？
他肯定不会再回苏家，当苏家弃他如蔽履的时候，那个家在他心里就已经消亡了。经过在日本的革命活动的刺激，他也不可能再回归佛门继续过清心寡欲的日子了。现在，他心里装了一团火，他想燃烧，他想爆裂，他想彻底释放心里那团激烈碰撞的能量与激情。
然而他也清楚地知道，革命不是一件太简单的事，不是只有热情就可以，还需要太多的条件与投入，比如革命的形式问题，比如组织筹划的问题……这或许是他平生第一次如此严肃地正视、思考这个问题。革命原本就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一人之力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然而眼下，曼殊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却是生计问题——他不知该去何处栖身。
同行的吴绾章看出了曼殊的窘迫，于是他邀请苏曼殊与自己一起回苏州，并告诉曼殊，自己在苏州有些根基，可以暂时找到落脚的地方。苏曼殊很爽快地接受了吴绾章的邀请，于是苏州成为曼殊驻足的第一站。
对于回国求职的留学生而言，做教师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一来是这不需要太专业的从业训练，二来这个职业说起来很高尚，多少与文化知识沾边，不管你是否真的具备真才实学，只要往讲台上一站，自然就有了一分威仪。所以，吴绾章给苏曼殊安排的差事就是在吴中公学任英文、体操教员。
据说，那段日子，苏曼殊做得还很不错，至少维持生计不再是问题。但是这种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生活，对于生性不安分的曼殊来说，有点太过刻板了，没多久，他便有些倦怠了，这时，他恰好收到了陈独秀的书信。
陈独秀比曼殊回国要早些，一回国，他便与章士钊等人在上海组建了《国民日日报》。报纸一创刊就受到了当时很多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由于此时的报社需要吸纳更多的人才来声援。于是陈独秀就想到了苏曼殊。
在日本的时候，两个人就十分投缘，情意深厚，对于苏曼殊的革命热情，陈独秀是非常赞赏的。他觉得报社需要苏曼殊这样思想进步的有志青年，于是，他很热情地对苏曼殊发出了邀请，这个消息对于苏曼殊来说也是很振奋的，他毫不犹豫地奔赴上海，去投奔了陈独秀。
这个选择，从苏曼殊一生的走向、发展来看，无疑是相当正确的，因为它直接影响了苏曼殊的整个人生，为他今后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绝佳的外部条件与机遇。
记得柏拉图曾经说过：人生就是一棵长满无数可能的树。所以，你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件事，在当时看来可能平淡无奇，但后来带给你的影响却往往无法估量。特别是当你经历千回百转，再回头追溯最初的根源时你会恍然大悟：原来最初那个不起眼的事件却是日后一切结局的伏笔，只是当时的自己浑然不觉，无法预计罢了。所以，智慧的佛祖总是说，万事皆有因果，只要你尽心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曼殊当时也是这样。他不知道上海之行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怎样的转折与影响，他只是觉得自己在苏州倦了，想换个地方新鲜下。却不想上海之行让他就此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奇迹，往往萌芽于平凡的偶然事件中。曼殊进行文学创作就是他人生的一个偶然。但是如果把他的经历放到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你就会发现他进行文学创作似乎也是一种必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说起。
对中国历史有过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血泪史，列强入侵，官僚腐败，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的很多爱国青年不愿臣服于国外列强的剥削统治，他们在黑暗之中寻索着救国救民之路，当思想家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之道时，很多有志青年便抱着这种强国富民的理想纷纷出国留学。
所以，那时候国内的留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很神圣。当然，中间也不排除某些浑水摸鱼的，像《围城》中的方鸿渐之流，但当时留学生的思想主流还是比较积极、值得称道的。他们的初衷没有错，可是当他们从海外归来，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政局时，才发现自己所学在国内其实是行不通的。
政局不安定，国民不开化，再好的科学技术也用不上。就像你头脑里装满了制造火箭的技术，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片断壁残垣，就算你是科技精英，就算你是能工巧匠，可是没有良好的创业环境，一切都是虚设。于是这些热血青年，又都纷纷投身革命，而当时的民主革命还没有自己的武装军队，加之发起参与者多半是书生，于是多数人便选择了以笔为武器，从宣传革命思想入手。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转型最成功的当属鲁迅先生。鲁迅早年留学日本学医，起先他以为回国后便可以救死扶伤，强健国民体魄，这样中国人就能摆脱“东亚病夫”的帽子，就可以改变国家弱势的状态。可是当他回国后，看到黑暗的社会现实，醉生梦死的国民，他忽然意识到：给国民一个强健的身体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唤醒他们麻木沉沦的灵魂。于是，他毅然弃医从文，以拯救国民灵魂为己任，以笔做武器，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战斗。
显然，曼殊的思想觉悟远没有鲁迅先生那样先进与开悟，他不能从宏大的历史背景上预设自己的人生走向，也不能凭借自己的智慧自由筹划自己的人生，他只是像个懵懂的孩子那样，任由历史的洪流把他推向一种特定的命途之中。
苏曼殊最终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有客观的历史条件，有他自身的兴趣爱好，尤其与身边朋友的大力支持、鼓励是分不开的，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陈独秀。苏曼殊与陈独秀，类似千里马与伯乐。
苏曼殊初到《国民日日报》时，还不会作文。但在报社工作，不接触文字也不太可能，偌大的报社不可能养一群闲人，于是曼殊不得不开始拿起笔来学写文章。这样看来，曼殊的从文，怎么着都有点逼上梁山的味道。
据说，曼殊当时的文字水平不是一般的差，连写汉字有时候还会缺横少捺的，因为曼殊从小就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文化教育。但是，苏曼殊很好学，勤能补拙是定律，无论做什么事都是。
起初，当苏曼殊心血来潮地请陈独秀教他作古诗时，陈独秀很是不屑。“他（苏曼殊）从小没好好儿读过中国书，初到上海时候，汉文程度实在不甚高明。他忽然要学做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但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连押韵和平仄都不懂的曼殊，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揣摩，竟成为了轰动一时的著名诗人。
虽说学诗是心血来潮，但真能坚持下来，并获得如此高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这都得益于曼殊过人的禀赋，也得益于他的刻苦勤奋。在搜集曼殊轶事的过程中，我特地留意了一些关于他学诗的记载，据说曼殊学诗时，曾把自己单独关在屋子里一个月之久，除了吃饭、喝水、上厕所，几乎足不出户地研读古诗词，写诗。等他出关后，把自己写的诗拿给章太炎与陈独秀看，两人大感意外，对曼殊的进步神速目瞪口呆。
实际上，曼殊的学习能力是相当惊人的。他不单是学诗神速，学起外文来也令人刮目相看。据有关记载：曼殊在十三岁那年在上海跟庄湘学习过一段时间的英文，具体时间无法考证，但从他漂泊的时间来看，那段学习的日子应该不会太久。但仅仅那一段时间，就足已让他翻译多部英文作品。还有他的梵文、法文，更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的，但他已经能用梵语写作，翻译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这种超强的学习能力，从古至今，放眼望去，几人能及？
现在的孩子学英语，学了十几年，到了大学毕业才混到四六级，遇上老外照样卡壳，对话都成问题，更别说翻译文学作品了。我想，曼殊若活到今天，把他的学习方法写成《曼殊疯狂英语》，肯定会大卖，李阳说不定也就此偃旗息鼓了。曼殊，真真是学习外语的行家哩。
扯远了，回头再说苏曼殊，苏曼殊学习作诗后，自己努力，再加上得到了陈独秀以及章太炎的悉心指导，他的诗句、诗意渐至佳境，不久，他的《呜呼广东人》和《女杰郭耳缦》等诗作便开始在《国民日日报》上陆续发表了。
文章一经发表，便得到了众多读者的认可与喜爱，这也进一步坚定了曼殊继续写作的决心。很多人做事都需要一种动力，对于写作来说，也不例外。特别是对于一个写作的初学者来说，犹为重要。那时，曼殊虽然还没有意识到文字也可以革命，笔也可以是武器，但他的这两篇《呜呼广东人》和《女杰郭耳缦》，却都带着强烈的革命色彩。
这两篇文的发表及读者的肯定，让曼殊逐渐意识到了文字的力量。他的革命思想在这时开始转变，而且是一种质的飞跃。
现在，我们有必要停下当下的叙述，系统地梳理一下曼殊革命思想的转变过程了：
起先，他只是一个活在自己悲剧世界里的小沙弥，漂泊的旅程，浮游似的生命，他完全不由自主。在参加民主革命之前，他的整个精神世界是空虚的，无处可依。我们知道，人活着，都需要一个寄托，一种归属感。曼殊曾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寄托给家庭、佛祖、恋人、母亲……但，无论是谁，无论怎样的理由，结果都是，他不得不一再地出走，离开自己触手可及的每一个寄托。尽管这种失去让他惶恐，但他又不得不漂流。
当他来到日本，接触到革命后，他觉得自己心里有一股力量被催化了，而且被赋予了最神圣、最崇高的名义：爱国，救国。面对留学生们高涨的革命热情，曼殊的血液也沸腾了。
我觉得，人活在世上，都需要有一个闪光点在指引自己，也就是所谓的“人生意义”。著名作家毕淑敏曾经说过：“人生原本没有意义，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的人生找一个意义。”尽管，有时候这种寻找是无意识的。人，不可能不抱任何希望而生存。只是寻找的层次不一样，寻找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当曼殊投身革命后，才发现自己童年的不幸、母亲的离去，以及初恋静子的投河而死，都显得那么平淡而微不足道。这时的曼殊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能再漫无目的地漂泊了，一定要为国家，为人民，为后世留下些什么。而革命，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华灯四射的舞台，于是他在这个舞台上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才华。
在初次投稿得到广泛认可后，曼殊更加勤奋了，他在写诗之余，还开始涉猎外国文学，其中，他最喜爱法国文学，尤其对小仲马的《茶花女》情有独钟，百读不厌。虽然当时国内已有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且影响较广，但曼殊读后并不觉得满意，所以他计划重新翻译《茶花女》，并把这一想法告诉了陈独秀。
陈独秀想了想，诚恳地说道，与其翻译《茶花女》，还不如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因为《悲惨世界》是法国文学中最具时代特征和社会意义的作品，小说所揭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他们这批站在时代前沿的中国知识界精英所要探索的思想武器，是现在革命所需要的。曼殊听罢，欣然接受。
从这个事例不难看出，陈独秀对曼殊的影响是很直接的，几乎是曼殊的思想导师。曼殊想翻译的《茶花女》，无论从内容还是从思想性上来讲与《悲惨世界》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陈独秀的提议也是高屋建瓴的，因为他很好地将翻译工作与国内的革命形势联系在了一起，提升了作品的时代感与战斗力。
遗憾的是，《悲惨世界》以《惨社会》为题在《国民日日报》上连载了11回之后，报社因为内讧而停刊。在争斗中，苏曼殊因不屑于争名夺利，更不愿受人管束和制约，愤然离去，《悲惨世界》的翻译工作从此夭折。尽管那时陈独秀一再挽留曼殊，但曼殊执意要天马行空、游历四方。临行前，他给陈独秀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畅已似冰。”流露出对别离的极度伤感。
后来，上海镜今书局的老板陈兢全对陈独秀说：“你们的小说没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若你们愿意出单行本，我可以担任印行。”于是，陈独秀便担任起译著的整理和润色工作，并从第12回译至14回，书名改为《惨世界》，署名苏子谷（苏曼殊）、陈由己（陈独秀）合译。1918年曼殊去世后，上海泰东图书局在翻印此书时，为突出纪念曼殊，又将书名改为《悲惨世界》，并删去了陈由己的名字，使该译稿变为曼殊的遗著，以致后来不少人都一直以为《悲惨世界》的译者仅为苏曼殊一人。
《国民日日报》的停刊，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苏曼殊的革命热情，以他率性情真的很难理解同为革命同志为什么会那么看重利益的纠缠，他颓丧地离开。但是苏曼殊的文学创作生涯并没有因此而终结，相反，他创作的生命刚刚开始。
古诗有云：魑魅喜人过，文章憎命达。大意是说，人生运途很顺利的话，大多写不出传世华章的。从我们古时最有名气的大诗人屈原开始说起，到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宋朝的苏东坡、柳三变……这些个闻名的大文豪有哪一个是官场宠儿，哪一个是王公将相？清代出了个乾隆帝很喜欢作诗，而且似乎是历史上作诗最多的，但是没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佳作传世，尚不及一个以半阙残词留世的花蕊夫人来的荣光呢。
从这个层面上讲，苏曼殊颠沛流离的人生机遇是他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他记录历史提供了必要条件。当然，苏曼殊自己没有想到原来手中的笔也可以是战斗的武器，终其一生，他都没有这种开悟，他只是在如实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思想。苏曼殊的性情决定了他不是功利的，虚伪的，他是感性的，直率的，与其说他的文字是战斗的檄文，勿如说他本人就是一把利剑，一把与旧社会直接交锋的剑。
如果文人自身不是那么勇敢，那么富有战斗力，再腹有诗书也是枉然的。文人手里的笔，就如古时候剑客手里的武器一样，在好人手里是惩恶扬善的利器，在坏人手里则是助纣为虐的凶器。说到底，文人自身的气节决定了文字的思想高度与意义价值。
苏曼殊的文字，之所以后来被无数革命青年追捧，与他文字里流露的那种真实情感和隐忍的气节不无关系的。与其说，苏曼殊以笔做武器，不如说，苏曼殊就是以自己高调的不羁行为向黑暗的现实宣战，他以自己最反叛的行为，向残酷的现实发出了致命的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