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教育部急拟留学方案
邓小平关于派遣留学生的讲话，很快就传开了。
就在第二天，6月24日，方毅副总理会见旅美科学家黄云朝，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周林、校长周培源陪同会见。会见之前，方毅向周林、周培源传达了昨日邓小平关于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谈话精神，并征询周林和周培源的意见，他特别关心的是，要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去，今年派三千人，明年派一万人，行不行？
几天后的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周培源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原本就是留美学生，对留学事务非常热心和积极，即将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留学事务中大显身手。
教育部长刘西尧受震撼，决心尽快派遣留学生
在邓小平面前听取关于派遣留学生的一席话，最受震撼的人当属教育部长刘西尧。
自1977年1月25日就任教育部部长之后，他发现自己在两件大事上都慢了一拍，跟不上邓小平的思想。第一桩事就是恢复高考，刘西尧当年有顾虑，觉得这件事和“两个估计”有抵触，因此拖着缓办，要看看还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受到邓小平的严厉批评。
派遣出国留学生，本该由教育部顺理成章地迅速提出，才能赶上新学年开学。但是教育部的步伐又一次明显拖沓，按兵不动，至少是没有把分内的事情办好，才要邓小平出来讲话，把问题挑明，摆到桌面上来。
刘西尧明白，事不过三，不会有第三次机会了。他决心不再拖延，要迅速贯彻指示，尽快把留学生派出去。
刘西尧，原名刘锡尧，祖籍湖南长沙，1916年生于成都，在北京和南京就读小学和中学，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1936年夏，刘西尧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任武大青年救国团总干事。
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西尧于10月加入中共，随即担任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参加武装斗争。抗日战争中，刘西尧属于新四军序列，坚持在鄂东和鄂皖地区战斗。解放战争中，他担任鲁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刘西尧任湖北省委秘书长、副书记。1963年调任二机部第一副部长，被授予少将军衔，参与组织领导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和试验，是首次原子弹试验的副总指挥（总指挥是张爱萍）。
“文革”开始后，刘西尧于1966年8月任周恩来总理联络员，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组长，1975年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1月任教育部部长。
对于教育问题，刘西尧心中有一个“症结”，就是1971年4月，他是当时“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筹备组副组长，这个会议延续百余日，结果通过了一个有名的“两个估计”决议，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17年教育是被“修正主义黑线”统治的。
邓小平于“文革”后复出，恢复高考，从根本上颠覆了“17年黑线论”，对刘西尧震动很大。他要扭过这个弯子，思想亦不平静。刘西尧知道，为“文革”前的17年定性，是毛泽东定案的。“文革”结束后没有立即恢复高考，和“文革”的持续性影响有关，当时曾有“两个凡是”之说。后来刘西尧承认，“文革”使自己的胆子变得小了，遇事非常怕出错，在当时竟看不准这回复出的邓小平是不是还会被打倒。后来在离休生活中，刘西尧本人对这一点深感愧悔，引为深刻教训。
93岁的刘西尧于2009年3月在武汉家中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明确地说：“‘文革’后实行改革开放证明，邓小平是了不起的人。没有邓小平，要在1977年当年恢复高考是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要在第二年实现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没有邓小平也不行。我第一件事没有做好，拖了；第二件事是贯彻坚决的，尽快选拔、尽快派遣。”刘西尧还说，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要，他为留学生取得的成绩而高兴。
20世纪80年代的刘西尧
教育部外事局拟制留学方案
待到邓小平发出“6·23”指示，刘西尧已有明确判断，这回再也不能落后了。他向教育部党组迅速传达邓小平指示，要求加快工作予以落实，并责成外事局具体负责此事，起草选拔和选派出国留学生的方案。此事本应由教育部专司留学生的部门负责，但在“文革”中此类部门被撤销，“文革”后一时没有恢复，只好由外事局代劳。
当时的教育部外事局局长杨蕴玉，是一位老资格革命家。她于1919年出生在河南邓县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上完中学以后，年仅17岁的杨蕴玉于1936年秋天参加革命，1937年4月在山西太原加入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她先后担任中共山西和顺县、昔阳县、左权县县委委员和县委书记，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是中共华北局妇委第一副书记。新中国成立以后，她担任过北京市妇联副主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文革”爆发后她到国务院科教组；改革开放以后任教育部副部长。
晚年的杨蕴玉
本书作者2009年3月11日在北京采访杨蕴玉的时候，她已经90岁了，身体还相当不错，但记忆力难以触及派遣留学生种种细节。她记忆清楚的是，传达了邓小平要加大派遣留学生的指示后，教育部上下群情振奋，她也很受鼓舞，认为应该推动这件好事。教育部外事局承担着繁重的对外事务，组织和派遣留学生的事务，主要由副局长李琼主抓。
副局长李琼在抗日战争烽火中投笔从戎，奔赴延安抗大学习。她和杨蕴玉都是有文化的领导干部，内心早就期望把留学这件事办好，听刘西尧传达了邓小平指示后，深感这回教育部领导是下决心迅速落实的，因此把起草方案的事抓得很紧。当时，外事局出国处参与这项工作的有处长张寅安，还有王仪英、解其纲、郭懿清等干部。
传达了邓小平“6·23”指示之后，副部长李琦征询张寅安的意见：“你怎么考虑这件事？”
张寅安回答，小平总的精神是，要“思想开阔，开大门，走大路”。像我们过去那样每年派200个语言生，派10个20个交换学者，对中国来说，太杯水车薪了。
张寅安认为，应该先打开思路再说。
根据教育部负责人安排，张寅安着手起草《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
方毅副总理先一步和美方达成意向
没有想到，没等这个报告呈报上去，方毅已经和美国方面就年底前先接收500名中国留学生达成了意向性协议。
事情赶得凑巧，就在邓小平6月23日与方毅等谈话，拍板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后不到两周，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兼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弗克兰·普雷斯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于7月6日来到北京，7月7日上午就在人民大会堂与方毅会见。
普雷斯率领的是美国科技界最高规格的出访代表团，他本人曾是麻省理工学院地震科学专业教授，1975年至1977年担任美国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对促进中美学术交流抱有热情。他首先告诉方毅，美国愿意接收中国留学生。方毅当下静听，说好下午答复。
下午双方会面，方毅即向普雷斯提出，中国希望在本年内向美国派出500名留学生，你看此事能在这次谈妥吗？
1978年7月10日，邓小平会见以普雷斯为团长的美国科技代表团
前排左4周培源，左6方毅，左7普雷斯，左8邓小平，左9伍德科克；右1章文晋，右2柴泽民，右4蒋南翔
普雷斯大吃一惊，扭头询问自己的随员，有这方面的预算吗？
他马上得到回答说，美国还没有这个预算。当天，普雷斯亲自向卡特总统请示，得到卡特的明确指示：予以积极的回应。
邓小平随即亲自出面，在7月10日会见普雷斯一行，为派遣留学生事务加温。
在这次高规格会见中，邓小平对普雷斯说，我是自告奋勇管科学、教育的。不过，我是一个外行，只能当个后勤部长。
邓小平说，中美两国进行科学技术交流具有重大意义。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一些，我们愿意吸收你们的技术。“四人帮”时期不可能谈这些问题，也不可能欢迎你们这样的代表团来访。他们把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成果，说成是“崇洋媚外”，他们吹嘘自己长得很漂亮，怕丢丑。我们这么落后，面孔本来就不漂亮，你吹嘘干什么？我们现在需要向发达国家包括向你们学习。
普雷斯谈到美国愿意接收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近期就能够接收500人，希望中国方面就此进行具体接洽和安排。
邓小平说，你们关于留学生问题的建议是很积极的，我们非常赞成。你们提出近期内接收500人，我们提出的人数可能更多一些。用你们现成的条件，为我们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为什么不干呢？
会见中，美方代表团成员——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理查德·阿特金森问邓小平，您是否担心中国留学生会叛逃？
邓小平回答，他不担心这种事。他说，中国学生不同于苏联学生，他们忠于自己的国家，即使去国外留学以后没有马上回国的人，从长远来看仍是中国的一笔财富。
接下来，方毅和普雷斯继续会谈，商议如何落实互换留学生。美方提出，美国欢迎中国代表团到美国实地考察大学条件，为确定派遣留学生具体接洽。
教育部送交选派留学生报告
就在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敲定大盘的时候，教育部于1978年7月11日向方毅和邓小平报送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
报告开门见山地说：
遵照邓副主席的指示，今年至少选派留学生3000名，考虑到明年派出的任务今年就需要有所准备，因此，今年拟选拔留学生5000至6000人，派出3000人，办2000至3000人的留学预备班，为明年派出1万人做一些准备。
报告初步考虑，留学生分为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后来改称“访问学者”）三个层次。“最初派遣的大学生占60%~70%，进修生占15%~20%，研究生占15%~20%。今后应逐步提高进修生和研究生的比例。大学生要从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应届高中生、在校生和数理化学科竞赛中的优胜者，以及大学一年级在校生中选拔。进修生由各部门按要求条件，从在职干部、教师和科技人员中选拔。研究生从今年已录取的研究生中选拔。”其中大学生需学完本科课程。但是报告对研究生和进修生的留学时间只有粗略设想：“学习时间至少为一两年。”
报告中的一个重要表述是，出国留学生的60%~70%是在校大学生，被大学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去国外就读。
1978年7月11日，教育部《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局部）
依照往例，报告仍然提出，选拔留学生“政治上按出国人员条件”。但报告中仅此一句。
对选拔留学生的要求，报告提出，大学生根据高考成绩，提出总分和单科成绩及外语水平要求。进修生、研究生要有“真才实学”，有理论基础、掌握一两门外语，能独立从事科研。在年龄上，大学生年龄“一般在18岁以内，最大不超过20岁。进修生年龄可以大一些，不要限制得太死；研究生一般在30岁左右，最大不超过35岁”。
当时没有自费留学的概念，所有留学生都是公派生，国家对具有大学学历以上者的就业实行统一分配，因此这个报告设想：“对于留学生回国后的工作分配：大学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进修生和研究生原则上回原选派单位工作。”
选拔出来的留学生派往哪些国家？报告指出，目前有20个国家有可能接收中国留学生，它们是：英国、法国、西德（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丹麦、挪威、奥地利、荷兰、瑞士、澳大利亚、瑞典、墨西哥、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加拿大、美国、新西兰、芬兰、比利时。
派出的首批留学生选学什么专业？报告仍然遵循传统思路提出：
今年派出3000名学生，主要是学习自然科学（包括理、工、农、医），同时继续派出一些学语言的，并适当安排一些学习科技管理、经济管理和社会科学（主要是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的，以适应国家经济、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高等学校新建专业以及长远规划的需要。
这基本上以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的8个综合性科技领域，以新兴技术、带头学科和108个国家重点科学技术项目为选派留学生的重点。
报告说：“基于上述考虑，今年派出的留学生所学各科比例，初步设想如下：派出留学自然科学的占总数（3000人）的80%，其中理科占30%（900人），工科占35%（1050人），农科占10%（300人），医科占10%（300人）。派出学社会科学的占总数的15%，其中语言占7%（210人），科技及经济组织管理的占4%（120人）。其他（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占4%（120人）。”
报告提出，从今后长期大批派遣留学生的现实出发，要在国内建造一批留学生短期培训基地，比如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大连新建五所留学生预备学校，主要进行外语培训。每处规模1500~2000人，初步计算每校需基建投资340万~440万元。同时在广西和青岛，分别在原越南学校和山东海洋学院的基础上扩建预备学校，两处可容纳3000~3500人。这些项目需要国家计委来安排。
报告最后提出，要很快在教育部设立留学生管理机构：
“文化大革命”以前，教育部曾设过留学生管理司。根据今后选派留学生的任务，拟在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的基础上，再增调一部分干部，筹建留学生管理司，负责留学生选拔、派出、管理、分配等工作。至于在我驻外使馆是否设留学生管理处，待听取使馆的意见后再定。
这个设想的提出，预示着派遣留学生事务将很快走上常态化、正规化轨道。
报告由教育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李琦审阅，常务副部长雍文涛签发。
7月15日，方毅副总理在这份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总理、各副总理审批。”这个报告很快获得了几乎一致的批准。
华国锋和胡耀邦谈派遣留学生
教育部的报告逐级上送。7月12日上午，邓小平还没有见到教育部的报告，他按约定时间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客人抵达之前，邓小平与陪同会见的刘西尧再次说起，要派留学生出去。
邓小平说，不要再患“神经衰弱症”了，不要怕出去的人受到外国的影响。出去100人，如果有10个人受了影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要怕我们派出的人中有跑了的。中国人这么多，跑几个没什么了不起。当然要加强思想教育。我们的留学生制度要改革，不要把我们的学生都集中住在一起，要让他们和外国人接触，这样可以学习外语。要让外国人来中国考察，不要人家一看我们落后，我们就认为丢了丑。
1978年7月12日，刘西尧为落实邓小平督促派遣留学生一事致雍文涛、李琦的短信
对邓小平的这番吩咐，刘西尧当场记录后送杨蕴玉整理，要求传达。他还在当天写了一张便条给雍文涛和李琦两位副部长：“今天会见恩布（即姆博——本书作者注）前后，邓副主席有些指示，很重要，我已要杨蕴玉同志整理好送党组研究贯彻。邓副主席嘱留学生管理办法要快点搞出来，要破掉过去一些框框，不要患神经衰弱症。我已告杨蕴玉及外事局有关同志。”
实际上，要加快人才培养，填补十年“文革”造成的人才断裂带，已经是中国领导人的共识。邓小平要向外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决策，得到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赞同和支持。邓小平6月23日讲话后不久的7月4日，华国锋与胡耀邦作了一次长谈，讨论怎样加快国民经济建设。
华国锋向胡耀邦谈到了管理人才问题，他说，现在有几个“不适应”：领导不适应，工程技术人员不适应，大学生不适应，我们的工人也不适应。
那怎么办呢？华国锋的看法是要和外国交流，领导人要出国考察。他由此谈到了派遣留学生。华国锋对胡耀邦说，在教育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有很大魄力，留学生今年出国一千，明年出国三千。小平同志特别讲，审查不要那么严，跑掉几个不要紧。
按华国锋这个说法，原先的“今年三千，明年一万”计划已经明显缩小，但是一定要派出去。
华国锋同意邓小平的看法，赞成大规模派遣留学生，他对胡耀邦说，我今天对组织部的人讲，跑人，最早是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怕什么啊，过去审查留学生一年多，结果一些人还是不合格。
有了华国锋、邓小平的共同支持，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势不可挡。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8页。
2009年3月在武汉采访刘西尧的记录。
2009年3月11日在北京采访杨蕴玉的记录。
2009年5月11日在北京采访张寅安的记录。
2012年4月11日在北京采访唐占晞（John Charles Thomson，约翰·查尔斯·汤姆逊）的记录。他当时担任美国科技代表团的翻译。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9~340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1~342页。
沈宝祥：《胡耀邦与华国锋》，《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