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勇敢者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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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一锤定音:大规模派遣留学生

向国外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决定和恢复高考的决定一样突如其来,在1978年上半年几乎谁也不会想到。即便是后来作为改革开放年代第一批52个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也没有一个人在这年8月以前想到自己马上会得到去美国留学的机会。

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是邓小平的决定,1978年上半年是这个决定的酝酿期。

东山再起,要抓教育和科技

要认识这个决策的产生,还需前溯到1977年的7月。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蹉跎,邓小平又一次崛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

这年的邓小平73岁,尽管恢复的职位并没有超越他曾有的最高点,但此番东山再起,邓小平所得到的党内外人心之拥戴,却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他在未来岁月中纵横捭阖的民心基础。

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提出,他要抓科技和教育,做教育和科研的“后勤部长”,他认定这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如果再向前追溯,早在20世纪20年代,邓小平本人就是留学法国的学生。赴法留学,使邓小平第一次见到了大海,认识了周恩来,在那里决心改变中国。

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复出仅一个星期,他与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谈话时说,我主动提出协助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管教育、管科学。

邓小平对张文峰和高勇说,你们可以花钱把外国技术资料买来,编到教材中去,也可以派留学生去学,还可以请外国技术专家来教。只有学到手了才能发展,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是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次谈及“派遣出国留学生”。

几天以后的8月1日,邓小平把副总理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请来,专谈教育问题。他特意谈到,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他接着提出,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要派留学生出去,请人来讲学。

这是邓小平在一周之内,两次谈话提及派遣留学生,但只是一带而过。邓小平还在等待一个机会,要在解决清华大学具体问题的时候乘势而行,把派遣出国留学生正式提出来。

说来也巧,1966年“文革”的全局性动乱正是从邓小平特别关心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掀起的。当时邓小平的“罪状”,首先就是决定向这两个大学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压不住“文革”之火,邓小平也就下台了。

经过几年蹉跎,邓小平回到中央工作,在周恩来支持下,于1975年上半年起,在全国范围大规模推行“整顿”。他在当时就有恢复高校正常招生的设想,以遏制在清华和北大鼓吹极左思想且嚣张一时的迟群、谢静宜一伙。但是邓小平的设想很快被“反击右倾翻案风”扑灭了。

“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再度强调抓科技和教育,提出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突破口。他曾在这里跌倒,如今非但要在这里重新站起来,还要站得更高更稳,由此一举荡涤“文革”泼来的污泥浊水,拨乱反正。此处有邓小平的政治大智慧。他刚刚恢复工作,一来要夯实基础,亦需减少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某种思想顾虑。因为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去,教育和科技是国力的基础,需要一个较长时期才有成效,产生深远的影响。

重新出山不到一个月,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长刘西尧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邓小平恢复职务后第一次参加有关教育的会议,而且在8月4日亲自主持第一次座谈会。

恢复高考:抓好教育第一招

会议从如何在科技上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这个议题开始,逐渐触及恢复高考这个大题目。

8月6日,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勇敢地站出来,在会上痛陈“文革”那一套埋没人才的做法,强烈呼吁马上进行招生改革。查全性的讲话得到与会者广泛赞同,纷纷发言说,对现行高校招生制度必须有一个大改革,宁可今年晚两个月招生也要改。否则,又招生20万,好多人是不合格的,浪费和损失极大。

听了与会者的发言后,邓小平改变了“恢复高考可能还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的想法,他表示:“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他问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高校招生的报告送出去没有?

刘西尧回答,今天上午刚刚送出去。

刚刚送出的报告延续了“文革”做法,仍然遵循“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方针。

邓小平要刘西尧回答,今年就恢复高考来得及吗?

刘西尧回答: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

邓小平马上对刘西尧说:“来得及就(把报告)追回来。”

他向大家宣布,这件事现在就要办,今年就恢复高考制度,哪怕推迟高考时间几个月也要把这件大事办成。邓小平当场拍板了。

谁知道教育部拖延落实邓小平的指示,1977年第二次全国招生会议从8月13日开始,开了整整一个多月没有落实改革措施,反而大有再一次延续过去的势头。

9月19日,邓小平召见刘西尧等教育部主要负责人,严厉批评他们迟迟不动,拖延了恢复高考的时间。他在讲话中推翻了对新中国成立之后17年教育情况的“两个估计”,责成教育部必须在当年恢复高考。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新的招生文件。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形成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确定当年恢复高考。

邓小平成功了。1977年12月,中国大陆举行了570万多人参加的高考,录取了27.8万大学生,录取率4.7%。这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方向。

1978年初春,27万多名经过高考选拔的大学生走进大学。这批“77级”大学生的群体优质,为全社会认同,得到普遍赞誉。由此更加充分地证明,摒弃“文革”的荒谬教育思想,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对奠定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第二步,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

随着恢复高考,邓小平决策,继续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重要改革,在1978年全面恢复研究生制度。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决定全国统一考试招收研究生。这项工作于1978年上半年着手落实。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历史并不长。从1935年到1949年,旧中国举行了九届学位考试,总共授予硕士学位者232人。新中国成立后,研究生教育开始发展,从1950年到1965年,共招收研究生2.3万人。但从1966年“文革”爆发后,研究生教育中断。

1978年春天,63500多人报名参加在5月举行的全国研究生统考,其中10708人被录取。

至此,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和研究生考试都恢复了,举国认同,亿万人称赞。这就为邓小平再迈进一步,大规模派遣出国留学生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认为,对中国的高级人才培养和选拔,恢复高考和研究生制度是第一步,下一步是大规模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首先是向美国派遣,而且也像高考那样实行公开招考。

这个决策大约酝酿于1978年春天。在邓小平主持下筹办的全国科学大会于3月18日开幕。这次大会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知识就是力量”的呼声一时间响彻中华大地。

优秀人才怎样培养?当然离不开办好大学。还有一点,就是要有一大批青年学子赴海外留学,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这样,就把国外大学的积极因素也用上了。

由蒋南翔搞调查,酝酿派遣留学生

怎样推进科技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邓小平特别倚重“文革”前担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兼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

经受了“文革”十年磨难,蒋南翔于1977年1月恢复工作,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半年后回北京,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

1978年初筹备全国科学大会期间,65岁的蒋南翔是大会秘书长,直接领导起草《全国科学技术规划(草案)》。

抓好了科学大会,邓小平转手垂顾教育,马上交给蒋南翔一个任务,要他调查研究高等学校如何深入进行“拨乱反正”。值得回味的是,他并没有将这件事交给教育部长刘西尧。

蒋南翔率领几名助手,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调研,历时两个多月,写成了《北京大学调查报告》和《清华大学调查报告》。

关于北大的报告以较大篇幅言及如何消除“文革”在这座校园里造成的思想混乱和人心涣散。

《清华大学调查报告》于1978年5月30日上报邓小平。报告肯定了清华大学现状,认为“四人帮”及“黑干将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帮派体系已基本摧毁”。报告提出:要重新建立学校的政治工作队伍;要整顿和提高教师队伍,其中特别要加强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业务上要发挥他们的专长,创造条件给他们以进修、提高的机会,对一些优秀人才采取出国进修等措施进行重点培养。”看来,这一点引发了邓小平的决策。

对办好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重点大学,邓小平怀有紧迫感。在1977年下决心恢复高考的7月至9月间,邓小平多次讲:“要抓一批重点大学”,“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给他们最好的学生。”

关于清华大学,邓小平有话要说

看了蒋南翔送来的报告,邓小平于1978年6月23日召见副总理方毅、教育部长刘西尧、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和蒋南翔,他有一番话要说。

谈话从下午3:30开始,持续到5:30,总共谈了两小时。

邓小平开门见山,对面前的四人说:“清华的调查报告看过了,你们也商量过了吧?”

刘达说:“我们的意见一致。”刘达于1977年5月担任清华大学校长,迎来“文革”后入校的第一届77级大学生,清华园中百废待兴,一片欢腾景象。但也面临师资不足,设施、设备不足和老化等问题。

邓小平的谈话从清华大学基本建设开始,说:“清华建筑系很有名,建筑怎么搞得省、搞得快,很值得研究。要大办建材工厂,不是一座两座,要作为重要工业部门来抓。”

邓小平进一步地说:“清华梁思成提倡的民族式大屋顶,太费钱,但给梁思成扣‘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是不对的,应改正过来。对人的评价,要说得恰当,实事求是,不要说过分了。”

邓小平说,最近,我找谷牧、余秋里、康世恩谈话,谈到搞建筑,要算大账。建筑不走现代化道路,就要造成数百亿元浪费,而且还耽误时间。真正搞四个现代化,工业、科学、教育都要大发展,建筑的数量很大。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对我有利的形势,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我们的技术太落后了,科学、教育需要引进什么,要开一个大单子。我讲得已经够多了,情况也很清楚了,现在需要行动,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教育要抓重点。普及要搞,但限于国家财力,钱要首先花在重点上。先办好重点学校,才能早出人才。学校引进先进设备,也要抓重点。重点学校的规模应该逐步扩大。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有三五百万大学生也不算多。将来清华大学应发展到两万学生,研究生至少二三千。不搞好大学,无法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邓小平说:“国外发展得很快,我们还很落后,怎样才能搞得快一些?国家科委、科学院、教育部,需要什么东西,开单子,要花一些钱。”

谈到国外设备,邓小平表示了对德国产品的好感。

这时,刘达向邓小平提出,清华大学的基建现在跟不上需要,在急切需办的单子上还排不上队。

邓小平回答说,要专门搞一个为科学、教育服务的基建工程队。但是有队伍没有材料还不行,建筑慢是很大的浪费。现在国外有很多人等着回来工作,早回来就可以早发挥作用,就是没有房子回不来。建筑行业必须现代化。

邓小平谈到了自己对清华大学这座著名学府的看法,他说:“教育就是要抓重点。”“先办好重点学校,才能早出人才。”而学校的设备建设(包括引进一些先进设备),也要抓重点。

初始的话题集中在清华大学。邓小平谈到了现在突出的学生问题、教师问题、房子问题,等等。由于“文革”,尽管已经恢复高考,招收了第一批学生,但现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已从“文革”前的1.2万人下降到了7000人,教职员工却从过去的6000人上升到了9000人。邓小平明确地说:“我的意见就是这样,学校就要办成学校,学校要按学校的要求办。”对不适合在清华大学工作的人员,要和北京市委商量,进行安排,可以考虑先列入“编外”。

邓小平说,北京大学也有同样的问题,教育部要注意。

邓小平宣布:今年就派大批留学生出国

到此话头一转,邓小平谈起了留学,这才是他今番讲话最重要的部分。在进行这次谈话之前,他已经有了底数,而且是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沟通的结果。

原来,为了商量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卡特总统的代表、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20日来到北京。邓小平次日下午和他会谈。这次会谈不但商定了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进程的大格局,而且认真商讨了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事务,给卡特总统留下了深刻印象。

人民日报记者温宪于2013年11月10日在美国亚特兰大访问了卡特,听这位前总统回忆说:1978年5月20日华盛顿时间凌晨3时许,他被叫醒接听电话。除了遇到危机,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电话是布热津斯基从北京打来的,卡特问:为什么这么早打电话?

布热津斯基向他报告说,此时正和邓小平在一起。

卡特问:是有什么坏消息吗?

对方回答,不是坏消息,是因为邓小平问你能否接受5000名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留学。

卡特回答:你就对邓小平说,我们可以接受10万中国学生。

由于早年留学法国,邓小平对留学生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有切身感受。他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留学生的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能那么死。现在规定每晚一定要回大使馆,怕同社会接触,这样不利于学好外文,也不利于了解社会。跟人家搞到一块,才能学到东西。”

邓小平说:“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

邓小平强调:“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我们要从外语基础好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一批到外国进大学,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请方毅同志主持,搞个规划。进些什么学校?学什么?教育部要研究。”

方毅在这时插话:“数学竞赛也是选拔人才的好办法。”

邓小平表示同意说,数学竞赛中考得好的可以选一些出去。物理、化学也可以搞竞赛,把考得好的派出去学习。数学是学好自然科学的基础。挑选竞赛中优秀的十五六岁青少年出国学五年,20岁回来就可起作用。出国前要以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先学好外语。

话题又回到派遣留学生规模上来。邓小平说:“现在我们(迈)的格格(即步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提高自己大学的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也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邓小平再次强调:“今年至少先派3000人出去,算一下要多少钱?当然出国要贵一点。假定每人按5000美金计算,3000人才1500万(美元)。派3000人出去,准备坏300人,五年后也可以收回2700人。”

这段话,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决心。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净值只有1.67亿美元。以这时9.6亿大陆人口计算,平均每人仅有0.17美元,在美国可能只够买一个鸡蛋。要成千上万地派遣留学生,要从非常有限的国家外汇中支出。邓小平认为,这笔钱是应该花的。

邓小平指示:“留学生管理也要改变一下,不要看得死死的。留学生可以住在学校,也可以住在外国朋友的家里。暑假还可以让他们回来一下,了解国内情况,两年一次。使馆有时开开会,也要注意不多占时间。教育部要有一个专管留学生的班子,可到留学生多的国家去看看,经常了解留学生的状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谈论大规模增派留学生的决策,语气坚定,一气呵成。和将近一年前他拍板恢复高考那样,也是一锤定音。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65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3. 方惠坚等编著:《蒋南翔传》,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

  4. 温宪:《美中合作既是机遇也是责任》,《环球时报》2013年11月12日《访谈实录》。

  5. 上引为原话。对“每人每年5000美元计算”是相当粗略的估计,大概只计算了留学生的最低月生活费,不包括学费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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