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由派遣大学生为主转向研究生
邓小平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决策疾风迅雷，教育部大楼里一时群情振奋。可是究竟怎样才能落实邓小平提出的“今年三千，明年一万”的派遣指标，从教育部长刘西尧到外事局的干部，未免都出现了忙乱。只因历经了10年“文革”动乱，教育部官员早已荒疏了派遣留学生的操作流程。
回首“文革”发起之时，停止派遣留学生和废止高考招生制度几乎是同步的。
新的考虑，怎样才能派出留学生
1966年6月30日，“文化大革命”的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高等教育部向全国发出的《关于推迟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为使拟出国留学人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提高，经请示中央批准，今年选拔、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决定推迟半年进行”。其实，这一推就是10年。
“文革”中的1973年和1974年，外交部和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先后向中央呈递了《关于1973年接收来华留学生计划与留学生工作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以及《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生选派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但是没有听到承接的声音。“文革”10年中，拥有10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国大陆仅向21个国家派出了337名留学生，大部分进修语言。中国成为世界上按照人口比例派遣留学生最少的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幸的记录。
现在，“文革”梦魇结束了，要派留学生了。副部长李琦找来杨蕴玉、李琼等外事局干部，和他们商议怎么办才能落实邓小平的指示和教育部已经提出的报告。他们主要商议了两点，一是要确定公派留学生向哪里派？向哪些学校派？因为此前惯例，我国教育部应对外国政府的教育部门，是和政府机构打交道的，和大学很少直接交往。现在要把留学生送出去，和谁联系？怎么联系？还都在云里雾里。
既然如此，引出了第二点，这件事要请驻外使馆协助才能完成，因为他们和驻在国大学多少有些联系。重要的是，他们才知道怎么办才能向外国的大学派遣留学生。要速请驻外使馆、主要是驻发达国家的使馆派员回国，一起开会商讨，把办法定下来。
他们还商议，教育部外事局负责派遣留学生事务的人员不足，那就先从各大学特别是从有派遣留学生经验的大学中抽调一些人员来集体办公，办好这件事。
刘西尧肯定了外事局的设想，在7月里作出三项决定：一、将邓小平关于派遣出国留学生的讲话精神向驻外使馆通报，请他们提出意见，帮助协调落实。第二，当年即组织外语水平考试，从中选拔留学人员。三是从高校抽调一批人员（主要是语言培训方面人才）到教育部协助留学事务。
派遣大学本科生还是研究生
7月以后，国家将大量派遣留学生的事渐渐传开，一时间社会议论如潮。人们在总体上赞同这个决策，不同意见也出现了，主要集中在具体实施办法和人员选拔方面。
1978年8月6日，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处干部黄新民和李春晖，致信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并请他转致邓小平副主席，表达他们对派遣留学生的意见。
他们的看法是：要根据各部门的当前需要和长远规划，作出一个全面派出计划，派出工作方式要多样，收效要快。国外哪些学校、哪些科技部门、哪些科技领域最为先进，要事先做好调查，凡在国内能学到的，以在国内学习为宜。
他们的具体意见包括：
选派研究生，要具有大学毕业水平，年龄在35岁以下（当前可适当放宽），直接进入国外大学的研究院学习。
选派进修生，可选择具有较深厚基础、能顺利地阅读外文专业书刊，年龄在50岁以下的科学工作者、大学教师、工程师等到外国专业对口的单位，进修半年至一年后回国。这样能把最新的科技成果学到手，能较快地解决科研、教学或生产中的迫切问题。
派本科生数量不宜过多。原因是：本科学习时间长，又只能学到专业基础，回国后不能解决多大问题。高中毕业生年龄小，思想意识未定型，易受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蚀；要从节省外汇考虑。据解放初期调查，派一名留苏学生的费用相当于在国内培养30名大学生。
派实习生，可选拔有一定文化科学基础与工作经验的技术员和工人去有关国家的对口单位或工厂实习，以尽快地掌握使用进口的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
写信人建议，在国务院、国家科委或教育部主管下，设立一个“留学预备学校”，进行出国前的语言、政治思想培训，驻外使馆也要设置专人或机构管理留学生事务。
邓小平很快看到了这封信。
差不多同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康万寿也向国家领导人写信，表示赞同选送研究生出国学习，但不同意选送大批大学生出国留学。这封信由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室编入《人民来信摘登》分送领导人，邓小平看到了，他在8月8日批示：“方毅、南翔、西尧同志：同样的反映有好几起，值得重视，我派人到外国大学事，请你们好好研究一下，征求多方面意见，再作决定。”
蒋南翔主张多派研究生出国
蒋南翔对此问题已考虑了一段时间，正在着手研究。看到邓小平的批示，他立即找来部下，在几天之内起草了一个报告，提交邓小平。他为此附便笺写道：“小平同志：关于派遣留学生的问题，我和有关同志研究了一下，写了一个汇报，是否合适，请核阅。”
向邓小平呈送的专题报告，确实说明了蒋南翔对留学生事务的关切，也体现了邓小平在这个方面对蒋南翔的倚重。8月17日，蒋南翔还将报告抄送刘西尧。
蒋南翔的报告说，得知邓小平于8月8日对派遣留学生作了新的指示后，他找来几位长期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反复商讨，又借来教育部7月11日就增派留学生的请示报告进行了研究。在此前后还听到不少美籍学者、科学家对大学教育的议论。通过研究形成了这个报告。
报告首先对“要不要派遣留学生到外国读大学本科”的问题持肯定态度，但认为目前不具备大批派遣本科生到欧美留学的条件。报告说：
对于派遣本科生出国留学，最近各方面反应很强烈，许多著名科学家、大学教师和一些外籍学者纷纷表示反对。他们提出的主要理由可以归纳为三：外国大学本科的教学水平并不比国内学校高，本科的内容在国内可以学到，花钱太多，培养一个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国内培养二三十个大学生的费用；大学生年纪轻，对资本主义影响的抵抗力较低。他们指出的这些情况是存在的，我们的历史经验也说明这一点。
1978年8月12日，蒋南翔就派遣留学生问题向邓小平、方毅送交的报告及附页
1950年、1956年，我们向苏联、东欧国家派遣的几乎都是本科学生，1957年以后主要派出研究生，本科生就基本不派了。所以，今后在一般情况下，派遣留学生以研究生和进修人员（包括教师、工程师、科研人员）为主是应该的。这样做，费用省，见效快，更为有利。
但是，在目前条件下，派出一定数量的本科生仍有必要。因为高等学校还在整顿和恢复的过程中，学科有缺门，招生的容量也有限，目前每年招二十几万人已很吃力。我国大学生的质量和数量都远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如果能在最近三五年内利用外国的大学，为我国多培养一批大学毕业生（主要学习国内的缺门、空白、薄弱的学科），有利于我们争取时间，较迅速地充实和壮大我国科技和教师的队伍，较快地扭转目前青黄不接的局面，虽然费用贵一些，也是值得的。不过，规定本科生占70%的比重是太高了，原则上应该降下来。这点和西尧同志交换意见，他也同意。
今后随着我国高等学校的恢复和发展，本科生派遣数量还可以逐步减少。当然，我国高等学校要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教育和科学中心，决不能闭关自守。今后还必须坚持有计划地派遣一定数量的本科留学生，以资借鉴和比较，使我们能够博采各国之长。这对于不断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水平是很有益的。另外，如果能安排一些人在国外从大学本科一直学到研究生毕业，可以为国家培养出一些更加深入地了解外国情况的各种专家，以服务于我们今后将大大扩展的国际斗争，这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
1978年8月17日，蒋南翔向刘西尧转呈邓小平的报告时所附短笺
报告向邓小平提出，研究生、进修人员与本科生所学各类专业的比例应有所区别：
我们派遣留学生应当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适当安排一些人学习外国语言、科技管理、经济管理和社会科学，也是必要的，但规定15%的比例似乎高了，可以考虑降到10%以下，每年1万留学生中有1000人学语文和社会科学就很不少。在自然科学方面，本科生学习理科的比重应该加大，研究生则应以学习技术科学为主，特别要注意新的科学技术边缘的发展学科，如空间科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等等。进修人员更应以技术科学和应用技术为主。这一点，西尧同志也同意。
对于自然科学的各个重点学科，确定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时也不宜平均分配，需要作过细的研究，尽可能预计到每批留学生学成回国时，国家当时的条件和需要。除了各学科的相关专业之间和每个专业内部派遣留学生都要注意配套外，学习同一专业的人也可以分别派往几个国家，以便取各国之长。这样才能迅速形成各个学科成龙配套的作战队伍。
蒋南翔报告中对留学生学习人文科学进行限制的思路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局限。报告将发达国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割裂看待，不仅轻视社会科学，而且认为发达国家的人文科学不值得集中大批留学生去学习。这种看法显然是狭窄而肤浅的。这种对社会科学认识上的明显缺失，对社会整体知识结构肯定会带来损害。
然后，蒋南翔提出了留学生选拔方案，即第三条：留学生的选拔应当统一考核。报告说：
为了有效地贯彻不拘一格、确保质量的原则，选拔留学生应当采取多种来源、统一招考的办法。如果由各部门、各地区分别推荐选拔，恐不合适。一则容易走后门，二则标准不一，都不利于择优录取，确保质量。西尧同志同意这个看法。
看来，派出留学的研究生和进修人员可以从国内正在学习的研究生、大学毕业生和在职的科技人员、大学教师中选拔，各种用非所学或下放劳动的大学毕业生当中的优异人才也应吸收。本科生可以从在校的大学生、高中毕业生和参加全国数学、物理、化学竞赛的优秀青年中选拔。从目前的实际条件出发，今明两年选拔研究生，年龄限制不宜过严，要考虑到1966年以前读过三年以上大学、现在35岁左右的人。
今年国内招考研究生的结果，说明现在还是这一批人业务基础好。对各种来源都应实行内部公布招考专业，由本人自愿报名、统一考试，经过政治审查，择优录取。
今后派出的研究生、一般进修人员和本科生的选拔考试，可以同国内研究生与大学本科的招生考试一并举行。进修人员中副教授、副研究员和相当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做出过一定科技成果的，不必经过统一考试，可由选派单位提出学术鉴定、评语和进修计划，报经教育部审定。
报告最后认为：“研究生毕业回国后应由国家统一分配。”
报告认为，派遣留学生是根据国家当前和长远的需要，按照统一规划进行的。他们学成回国后的分配和使用，也必须根据国家的需要通盘考虑，重点配备，全面安排。出国进修人员原则上回原选派单位工作。研究生和本科生回国后都应当由国家统一分配。对留学回国研究生不宜于采取哪里来哪里去的分配原则。
邓小平批阅了报告，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至此，首先多派研究生出国留学成为主导性意见。
蒋南翔的报告十分重要，此后一段时期派遣留学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报告框架下进行的。这个报告亦说明了蒋南翔对留学事务的熟悉，也为他在不久后接替刘西尧出任教育部长做了某种铺垫。
改变了最初的派遣设想
对派遣留学生，按照邓小平6月23日谈话本意，主要是要“从外语基础好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一批到外国进大学，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到了8月，由于不同意见，再加上蒋南翔和刘西尧这两位主管科技和教育的部长都认为目前不宜大批派遣本科学生出国留学，邓小平改变了最初的想法。可是，派遣高中生去欧美国家上大学，仍然是他深藏于心的一个情结。
8月18日上午，邓小平和方毅会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华裔美国教授杨振宁，讨论了科技问题，涉及派遣留学生事务。邓小平说，派留学生完全不派高中生也不行，因为我们自己（的大学）容纳不了那么多，出去开开眼界有好处。
送走了杨振宁之后，邓小平又和方毅谈到派遣留学生，他说，因我们自己容纳能力有限，派高中生留学，至少可以学习外语，花些钱值得。当然要增加研究生和实习生的名额。
派遣大学本科生留学的设想持续受到质疑。9月19日，有一封致邓小平副主席的信寄自北京车道沟，署名“贾生”。这封信由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室编入《人民来信摘报》，写信人“建议中央考虑优先派原研究生出国”。因为他们是“选拔过的，政治上、业务上都是好的。他们学习基础较好，学习能力强，动手能力也较强，派他们出去可收速效、收好效”。
写信人还特意写明：“署名借李白诗意。”
看来写信者熟悉唐诗，他借用李白谈及贾生的诗，当指李白的七绝《巴陵赠贾舍人》：“贾生西望忆京华，湘浦南迁莫怨嗟。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寓意所在，可能是将收信人比作与民休息的汉文帝，希望他留心听取民间声音。
邓小平看到了这封来信，将此信批转方毅副总理考虑。
对哪些人应该首批出国留学出现争论，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外语程度。
中国大陆在1977年12月才迎来中断10年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77级大学生27.8万人实际上到1978年初春才入学上课。1978年恢复的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于5月刚刚举行，录取的1万多名研究生此时还没有入校报到。不管是77级大学生，还是刚刚录取的78级研究生，由于“文革”长期荒废，他们的英语水平普遍很低，实际上不能适应立即到欧美留学。
进入1978年8月中旬，派遣留学生的基本方针已经转变，确定为：首批派出的留学生为“进修生”，即达到了相当水平的高等院校在职教师和工程师，此后再视条件许可派出研究生和大学本科生。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课题组编撰：《教育大国的崛起1978—2008》，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引自教育部档案处保存档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358~359页。
见教育部档案处保存的信件，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