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北宋与西夏的战争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渔家傲》
这首词作于北宋与西夏军事对峙时期。宋仁宗年间，范仲淹被朝廷派往西北前线，承担起北宋西北边疆防卫的重任。词是范仲淹关于守边愿望的复杂心态的真实袒露。词作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和词人巩固边防的决心，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的心情。在思乡心切的将士们的眼中，塞外之景失去了宽广的气魄、欢愉的气氛，画面上笼罩着一种旷远雄浑，苍凉悲壮的氛围。在边塞熬白黑发、滴尽思乡泪，却又不能抛开国事不顾，将士们的心理是矛盾且复杂的。范仲淹虽然守边颇见成效，但从北宋与西夏的军事力量的对比上看，北宋处于下风，只能保持守势。范仲淹守边的全部功绩都体现在“能够维持住守势”这样一个局面上，时而还有疲于奔命之感。这对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范仲淹来说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但又是十分无奈的。所以，体现在词中的格调就不会是慷慨激昂的。在此之前，很少有人用词来写边塞生活。唐代韦应物的《调笑》虽有“边草无穷日暮”，但没有展开，且缺少真实的生活基础。所以，这首词实际上是边塞词的首创。
夏国崛起于宋朝的西北边境，史称“西夏”，这是由党项拓跋部在北宋时期建立的国家。党项羌自唐朝以来，一直散居于今天的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区，而居住在夏州（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的一个党项部落尤为强大，称平夏部。其首领拓跋思恭率部参加平定黄巢起义的战争，因功被唐朝授予夏州节度使，赐姓李，封夏国公，统辖夏、绥、银、宥四州（相当于今陕西北部与内蒙古伊克昭盟南部）。从唐末到北宋初年，拓跋氏世代相传，一直是该行政辖区的统治者。北宋太祖、太宗时期，拓跋氏与中原政权时而战争，时而结盟，对宋朝没有构成太大的威胁。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夏州节度使李继捧因继位的合法性问题遭受宗室其他成员质疑，无法在当地立足，遂将所辖四州献给宋朝，率部分族人入朝并留居京师。宋太宗乘机派遣官员直接管理夏州，削弱当地党项势力，夺取拓跋贵族的兵权，强迫党项族人内迁。宋代朝廷的这些措施引起当地拓跋贵族和党项百姓的不满，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等率众逃往夏州东北三百里的一处叫地斤泽的地方，打出复兴宗族部落的旗号，获得一些部落的支持，势力逐渐扩张。此后过了二十余年，其与宋朝之间经过了一系列的战争，慢慢站稳脚跟。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李继迁攻陷灵州，改灵州为西平府，以此作为夏国都城。
李继迁最终在一次战争败退时身中流矢，伤重不治去世，其子李德明继位。李继迁临终之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战争给党项羌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于是嘱咐德明与宋廷议和。因此，李德明继位后，很快上表归顺宋朝。宋廷也急于从西北边疆的战争中摆脱出来，欣然接受李德明的归顺。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宋、夏订立和约，宋朝承认李德明占有银、夏、灵诸州的既成事实，封其为西平王，授定难军节度使。并且，每年赐给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李德明同时接受辽国的册封，为大夏国王，在宋辽之间寻求生存发展的空间。西夏，在与宋朝议和的同时，私下兼并土地，扩张势力。
宋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德明去世，元昊继承西夏国王位。继迁、德明两代东征西讨，其目的是为了自立。在自立的同时，他们仍然愿意臣属于宋廷。元昊则有更多的野心，他不愿意继续臣属宋廷，而是想要谋求与宋朝分庭抗礼的对等国家地位。继位之后，他开始有步骤地实施其立国称帝的宏伟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元昊特意突出党项羌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元为立国之本。除了模仿中原王朝政治体制、逐步完善国家机制之外，元昊还亲自主持了党项羌的文字创制工作，创西夏民族文字“蕃书”，后人称其为“西夏文”。经过数年的周密准备，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十月十一日，元昊正式立国称帝，国号大夏，自称“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在这期间，西夏国力迅速强大起来，开始了一系列扩张领土、弘扬国威的对外战争，西夏与北宋之间大规模的战争由此爆发。
北宋立国，鉴于唐代藩镇割据、军人跋扈的史实，多年来奉行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所以，北宋中央集权的统治得到了有效的强化。但是，这一系列基本国策实施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北宋军事力量的薄弱和边塞防卫的松弛。以北宋与西夏的接壤边境为例，宋朝军队的军事训练荒废已久，将军与士兵安享朝廷的奉养，“饱于衣食”，却连基本的军事素养都不具备。有的将士，甚至不能披戴盔甲、策马而行。有些将士虽然能够骑上战马、拉开弯弓、做出射箭动作，但只能望空发箭、射出一二十步的距离。而且，边塞“城池不修，资粮无备”（详见《长编》卷一二八、一三二）。面对精心准备、来势凶猛的西夏军队，两军的优劣、战争的胜负，都是一目了然、可以预见的。
然而北宋朝廷却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所反映出的一系列问题。一方面，真宗以来，对西夏的扩张一直采取姑息妥协的政策，美其名曰：“姑务羁縻，以缓征战。”即姑且同意西夏表面称臣的做法，以求避免战争。直到元昊南面称帝，宋廷才开始不知所措。另一方面，面对西夏，宋廷仍然有中央大国的心态。认为党项羌是小族，实力有限，不可能真正与朝廷对抗。所以，宋廷也就不能接受西夏的“独立”，其强硬的态度渐渐被朝野所认可。元昊称帝的第二个月，宋廷就诏令沿边禁止与西夏互市，第二年二月又废除了保安军榷场。这一年的六月，宋仁宗下诏削夺元昊的一切官爵，撤销所赐国姓，并且对西夏实施经济制裁。朝廷明诏边疆有能捕捉元昊派遣的刺探者的，赏钱十万。同时，宋廷也加紧边塞军事力量的部署，企图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十二月，朝廷调任环庆路副部署、殿前都虞侯、邕州观察使刘平为鄜延路副部署，三司使、户部尚书夏竦为奉宁节度使、知永兴军，资政殿学士、吏部侍郎、知河南府范雍为振武节度使、知延州。由夏竦和范雍主持陕西方面的军事防卫事宜。朝廷又颁布命令，让陕西军队中了解西夏国情的“勇敢智谋之士”，赴京师向朝廷陈述攻取战略方针。招募全国各地的精兵分隶禁军，以增强西北防线的军事力量。宋、夏双方秣马厉兵，战争一触即发。
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元昊尝试在宋、夏边境发动小规模的军事进攻，以了解北宋的军事部署和军队实力，寻求大规模军事活动的战机。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正月，元昊经过精心的策划和准备，终于发起了对鄜延帅府地延州方面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知延州范雍并无军事韬略，得知元昊军事行动的消息后，赶紧上报朝廷，请求增兵援助。同时，元昊派部属向范雍诈降，传递虚假军事情报，范雍居然深信不疑，延州方面遂不再做军事防备。元昊于是率大军发起猛烈进攻，首先攻占延州西北面的金明寨，活捉素有“铁壁相公”之称的李士彬父子。而后，连续攻破安远、塞门、永平诸寨，西夏大军直抵延州城下。范雍紧闭城门，坚守延州，且急调刘平、石元孙、黄德和三将领率部众万余人增援延州。刘平轻敌冒进，被夏人引入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今延安市西北）预设埋伏圈，陷入了西夏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宋军力战之后无法突围，黄德和率后军首先溃逃，宋军全线崩溃，刘平和石元孙都被俘获。这一战，震惊了北宋朝野，史称“三川口之战”。西夏军队围困延州七日七夜，因大雪才撤军，延州得以幸存。
三川口之战后，宋廷对中央政府和西北边防都做了新的调整和部署。中书和枢密院二府对战争的失败负全责，最高长官被集体罢免。西北主帅范雍被降职，另调韩琦等人主持前线防务。韩琦上任后，立即向朝廷推荐长自己19岁的范仲淹。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三月，知越州范仲淹被调往西北前线，与韩琦共同承担起军事防护的重任。这一年的五月，宋廷任命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缘边招讨使，作为西北前线的主帅；任命韩琦和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作为夏竦的副手。韩琦负责泾源路防务（泾源路治所在渭州，即今甘肃平凉），范仲淹负责鄜延路防务（鄜延路治所在延州，即今延安），夏竦驻扎在永兴军（今西安市）。三人互为犄角，组成西北前沿新的防线。
范仲淹临危受命，到达延州后，发现当地“戎马之后，原野萧条”，处处破败凄凉。此时，知延州张存不堪重任，以母亲年迈为理由，请求调回内地。范仲淹在国家危难之际，显示出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心胸，主动要求兼知延州，朝廷欣然同意。
北宋派文臣作为军队的统帅，文臣多数不通军务，所以，一旦遭遇战争，北宋军队便屡战屡败。北宋文臣中也有个别才干过人、兼通军事的杰出人才，范仲淹就是一个典型人物。
首先，范仲淹对宋、夏双方的形势有非常切合实际且深入透彻的了解，可以称得上知己知彼。面对北宋社会“积贫积弱”和军队士气低落的现实，范仲淹提出了积极防御的应对策略。他反对宋廷妄自尊大，盲目地对西夏发动反攻战役。宋朝军队在数量上虽然远远超过西夏军队，但是缺乏“宿将精兵”，缺乏训练且军心涣散，战斗实力反而远远不如对方。而且宋朝军队如果想讨伐西夏，还要穿越长距离的沙漠等荒凉地带，粮草军需供应都非常困难。既然如此，范仲淹便放弃了深入西夏境内攻击的想法，主张训练边塞军队，打一场持久的防御战。
其次，针对沿边军队编制和作战方式不合理、缺乏起码的军事训练等问题，范仲淹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和变革。宋朝军队官制有总管、钤辖、都监等级别，总管领兵一万人，钤辖领兵五千人，都监领兵三千人。一旦发生战争，官小的先领兵出战。范仲淹说：“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宋史·范仲淹传》）如果打仗不根据具体需要选择将领，而只是以官阶的高低作为依据，是必然要失败的。于是范仲淹全面检阅延州军队，淘汰老弱军人，选取了一万八千名精兵，分作六队，每队各三千人，分派六位都监统率。范仲淹对这些选出来的精兵，又进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如果有敌军入侵，就根据敌情的不同，各队轮番出战，相互照应。经过范仲淹的整顿训练，军队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应变能力和作战能力得到了大大提高。范仲淹这些做法，很快就在西北前线其他军事防区得以推广。
最后，范仲淹贯彻的是积极的防御战略，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应战。因此，范仲淹派遣整顿良好训练有素的军队，在延州周边主动出战。延州军队一方面修复了金明寨、万安城，一方面收复了塞门寨等军事据点，延州的外围军事防范能力整体上得到加强。范仲淹又听取部将种世衡的建议，派遣种世衡率兵在离延州二百里的故垒上修筑城池，取名为“青涧城”，成为延州的有力屏障。范仲淹再派任福率兵深入西夏境内四十余里地，攻破西夏城池，俘获甚多。他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出击，由屡战屡败转为初战告捷，延州前线的紧张危险形势在他的部署下得到了充分的缓解。传言西夏人都有这样的说法：“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长编》卷一二八）就是说，再也不能打延州的主意了，范仲淹胸中就有数万大军。大范，指范雍；小范，指范仲淹。可见西夏人对范仲淹的敬畏之心。
韩琦的战略思想，却与范仲淹不同，他主张积极进攻，寻找西夏主力进行决战，速战速决，彻底歼灭西夏主要军事力量。随着西北军事力量的加强，宋仁宗求胜之心变得日益迫切。他召集两府大臣集体商议西北军务，宰相吕夷简等主张进攻，认为长期防御耗费太大。于是，朝廷决定采用韩琦、尹洙所上的攻策，诏令鄜延、泾源两路共同发兵，全国其他地方调发五万头驴为陕西前线运送军需给养。发动进攻的时间定在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春天。
范仲淹作为鄜延路主帅，向朝廷连上三表，坚决反对进攻决策。范仲淹认为初春塞外雨雪酷寒，宋军深入险阻之地，行动不便，战争没有胜算。如果遭受夏军突袭，两路大军溃败，西北边防就完全空虚了。在反对朝廷重大决策无效的情况下，范仲淹要求鄜延路按兵不动，一方面用来牵制西夏东面的军力，一方面也为两国和谈留一点余地。宋朝军队对外战争失败的教训太多了，宋太宗以后的历代皇帝从内心深处对战争都有一种恐惧感，没有取胜的信心，宋仁宗也不例外。所以，范仲淹留有后路的请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韩琦和尹洙，从私交角度来说，是范仲淹的知己朋友；从政见角度来说，是范仲淹坚定的政治盟友。他们依然希望范仲淹能与他们共同出兵，以增强宋军的进攻实力。主帅夏竦特派尹洙到延州，当面说服范仲淹。尹洙在延州逗留二十天，最终也不能劝说范仲淹出兵，叹息认为：范仲淹这点不如韩琦，韩琦能够将胜负置之度外，果断决策，范仲淹则过于谨慎。范仲淹回答说：“大军出动，关系到千百万人的性命，怎么可以将胜负置之度外？”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二月，元昊率十万大军进攻渭州，逼近怀远城（今宁夏吉县偏城乡）。韩琦认为决战的时机到了，立即赶往前线作军事部署。韩琦命令环庆副总管任福率一万八千士兵绕道敌后，截断夏军归路，等西夏军队回头时再予以截击。而在此之前，不可轻易与敌军交战。韩琦甚至叮嘱说：“如果违背命令，就算取得战功也要斩首。”
任福率兵在张家堡（今宁夏隆德境内）南遭遇敌军，短兵相接，斩首数百，西夏军队丢弃装备、财物，仓皇逃窜。其实，这是元昊设下的诱敌深入的计谋，前方已经设好埋伏圈，等待宋军自投罗网。任福果然贪功轻敌，完全不顾韩琦的战略部署，也完全忘记了韩琦的一再叮嘱，率部急追。宋军因此脱离了原来的行军路线，粮草不继，将士疲乏，到达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城北）时，钻进了西夏军队设置的包围圈。元昊事先在路边放置了一些银白色的泥盒子，进入包围圈的宋军打开盒子，一百多只哨鸽腾空飞起，埋伏在四周山峦之间的西夏十万大军见哨鸽飞出，便将宋军分割成三部分，团团围住。好水川一战，宋军阵亡一万余人，主将任福战死疆场。西夏军队趁势大肆抢掠北宋沿边州县，西北边防再度全面吃紧。西夏人因此嘲笑宋朝将帅和士兵的无能，说：“夏竦何时耸，韩琦未是奇。满川龙虎辇，尤自说兵机。”
任福违背命令、轻敌冒进，要对这次战败负直接责任。韩琦作为主帅，用人不当，贸然出兵，更应该负主要责任。韩琦回军路上，遇到这次阵亡将士的家属数千人，捧着死者旧衣、提着纸钱，拦路哭泣招魂，他们哭道：“你们过去随韩招讨使出征，今天诏讨使回来而你们却战死了，你们的灵魂还能跟随诏讨使回来吗？”哭声震天动地，韩琦内疚悲泣，驻马不前。范仲淹听说此事后，叹息说：“此时此刻，更不能将胜负置之度外了。”这一战，史称“好水川之战”。
“好水川之战”的结果证明了范仲淹有关西北军事决策的正确性。范仲淹与西夏交往方面始终坚持军事、外交并重的方针，军事上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外交上寻求两国和解的途径。在“好水川之战”前，元昊就曾派被俘的塞门寨寨主高延德到延州向范仲淹请和。此时，元昊正在积极准备发动新一轮战争，请和不过是一种掩饰其真实目的的手段。范仲淹思维敏锐缜密，看穿了元昊玩的诡计。他认为这次请和没有诚意，西夏也没有提供请和的正式表章，所以决定不向朝廷报告。自己起草，给元昊回复一信，对之晓以大义，劝说元昊与宋朝议和。“好水川之战”后，元昊态度转而强横，回信中语气傲慢，且有许多不恭的言语。范仲淹从顾全大国体面和皇帝尊严的角度出发，录下副本后，当使者面焚烧来信，仅将信末求和的一些言辞，上报朝廷。范仲淹勇于承担责任的做法，违背了封建专制时代“人臣无外交”的原则，在朝廷引发相当大的争议。副宰相宋庠甚至请求将范仲淹斩首。军政副长官杜衍则认为范仲淹忠心耿耿，本意是为朝廷分忧，不可以过重责罚。宰相吕夷简和宋仁宗都同意这样的处理意见，范仲淹被降职，改知耀州（今陕西耀州）。韩琦也因败战自请处分，降职改知秦州（今甘肃天水）。
韩琦、范仲淹虽然遭降职处分，但这仅仅是朝廷的表面做法，私下里朝廷依然将西北前线的军务交给韩琦、范仲淹的。同年十月，朝廷重新起用韩琦和范仲淹。朝廷将西北防线重新划分为秦凤、泾源、环庆、鄜延四路，分别以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负责四路军务，重新组织起西北新的防线。为了统一军政指挥权，同年十二月，朝廷诏令取消其他诸路都部署、副部署所带的经略使、诏讨使名号，一致归并四路诏讨使司节制。朝廷还授予韩琦、范仲淹方便处事的权限，凡军情紧急来不及奏报者，韩琦和范仲淹可随机处理。
这次的防线调整，使泾源路成为战争中薄弱的一环。泾源路主帅王沿，不懂边防军务，无识人之才。而且，泾源路沿线一马平川，“略无险阻”，易攻难守。元昊敏锐地捕捉到战机，再度发动战争。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闰九月，西夏十万大军兵分两路向南入侵，王沿派遣副都部署葛怀敏率兵出战。葛怀敏刚愎自用，不通军事，对此范仲淹等早有警告，连王沿的儿子王豫，也认为“怀敏非将才”，劝告父亲换帅，王沿也置之不理。葛怀敏重蹈宋军骄横轻敌的覆辙，再度中了元昊诱敌深入的计谋，在定川砦（今宁夏固原县中和乡）陷入西夏军队的重重包围。这一战，葛怀敏等16位将领战死，宋军被俘9400余人。西夏军队长驱直入，兵抵渭州城下。沿途六七百里地，被烧杀抢掠，几成废墟。范仲淹听说元昊南侵的消息后，主动派兵六千驰援。西夏军队同时遭到沿途宋朝守军的极力抗击，疲惫困顿，最终无功而返。这一战，史称“定川砦之战”。
“定川砦之战”后，西北战事更加依赖范仲淹和韩琦。朝廷完全接受范仲淹的军事部署，让范仲淹和韩琦共同经略泾源。范仲淹积极防御的思想在西北前线得到贯彻落实。范仲淹和韩琦齐心协力，共同构筑了西北相对稳固的防线。此后，西夏军队很难能够捕捉到入侵的战机。西北军情，渐趋稳定。西北沿线的百姓因此编出了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四月，范仲淹和韩琦内调中央，被朝廷委以更多的重任。
西夏国小民穷，历年战争给本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虽然与北宋的战争中，西夏多次取得胜利，但是，西夏并没有因为战争占据到宋朝太多的土地，获得太多的实际利益。相反，西夏有限的兵力和物力都被不断消耗在战场上，国力日益衰微。北宋的经济制裁也使西夏的国家经济逐渐陷入困境，西夏国内“饮无茶，衣帛贵”，百姓怨言增多。议和也成为西夏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最好出路。几次战争期间，元昊派人与宋朝议和，也都是有一定诚意的。只是双方议和条件相去甚远，无法达成一致。宋朝边防稳固之后，西夏求和之心变得迫切。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以来，双方史者往返频繁，相互磋商议和条件，观点渐渐靠拢。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五月，宋、夏双方终于达成和平协议。协议规定：元昊削去帝号，向北宋称臣，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双方恢复贸易，但不开放盐禁；宋朝赐西夏“岁币”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其他节日和元昊生日再赐银二万两、银器二千两、绢帛等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共计二十五万五千。
“庆历和议”签署之后，宋夏之间大致能够维持和平共处的局面。零星战役则接连不断，如宋神宗登基初，宋、夏围绕绥州展开一系列争夺战。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北宋边将种谔夺取西夏绥州。绥州位于宋、夏边界之交通要道，是两国必争的军事要塞。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1年）四月，西夏出兵二万来争夺绥德城，沿线修筑了八个城堡。边将郭逵严令宋将士坚守城池，不与西夏军队发生直接冲突。西夏人修筑城堡完毕，留少量部队守卫。郭逵认为出击时机已经成熟，命令宋军四路出击，一举收回失地，夏军败逃。同时，宋军又在庆州沿线取得防守反击战的胜利。受这一系列小胜利的鼓励，宋廷决定由参知政事韩绛挂帅，率军征讨西夏，沿绥州攻取横山。这一次，双方互有胜败，宋军最终无功而返。
此后，宋、夏之间还有几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如宋神宗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发生的灵州之战。宋神宗年间，宋朝经历了新法变革，国力稍强，于是有了吞并西夏的野心。这一年七月，宋朝三十多万大军从三个方向兵分五路进讨西夏。宋朝各路大军一开始捷报频传，攻城拔寨，高歌猛进。后来，遇到恶劣的天气，粮草不继，将士困乏，宋朝军队最终溃散败退。宋神宗并不甘心这次失败，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八月，再度派遣徐禧等率兵出战。宋军将帅不和，意见分歧，主帅徐禧贪功，宋朝大军在永乐城被西夏军队团团包围。徐禧等最后战死，永乐城被攻破，宋军再度损兵折将。
到了宋哲宗亲政、宋徽宗执政等年间，两帝以继承父志为己任，继续发动对西夏的战争，双方互有胜负。绍圣、元符年间，宋哲宗锐意开拓边境，北宋军队屯兵熙河、泾源、鄜延、环庆、河东五路，做出进攻态势。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章楶出任泾源帅。征得朝廷同意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在石门峡之口、好水河之北修筑了平夏城和灵平寨。此地乃宋、夏必争的战略要地，西夏多次出兵争夺这两座城寨。宋哲宗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七月，西夏征集大军前来争夺平夏城，号称一百五十万，据说夏人是“空国入争”。宋军坚守城池14日，陕西诸路所策应的声援军队也逐渐云集，西夏只得无功而返。平夏城保卫战对北宋军队来说，是久违的胜利。
宋徽宗在位期间发生的统安城之战，是北宋与西夏的最后一次正面会战。宋徽宗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西夏入侵北宋，朝廷命宦官童贯为陕西、河东、河西经略使，率兵攻讨西夏，两国再起战争。童贯分两路出兵，重点是从熙河路攻击西夏右厢。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春，熙河经略使刘法率宋军主力15万出湟州，受阻后筑城屯守。秦凤路经略使刘仲武率另一路5万大军，略有斩获。这一年秋八月，童贯再命刘仲武、王厚合四路大军攻打西夏藏地河城。宋军溃败，损失近半，童贯隐瞒不报。而后，双方攻打对方城池的小规模战役时有发生，都以屠城作为报复手段。如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春，刘法、刘仲武攻占了西夏仁多泉城，屠城；这一年冬，西夏攻占北宋泾源靖夏城，屠城。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宋军在钟师道的统率下终于攻占了西夏藏地河城。在双方的拉锯战中，宋方略占上风。童贯认为直取河陇的时机已经成熟，强命刘法出兵。宋军深入敌境，在统安城下与西夏军队遭遇，最终全面溃败，损兵10万，刘法阵亡。这也是北宋对西夏战争的最后一次溃败。
哲宗、徽宗年间，北宋和西夏的国力都已经衰弱，战争持续时间也相对短暂。宋、夏战争的高峰期已经过去。
纵观北宋与西夏的一系列战争，北宋在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整体实力都远远超过西夏，西夏确实只是北宋西北边疆的蕞尔小国。然而，一方面北宋积贫积弱，军政腐败，将帅无能；另一方面，西夏军队凶悍善战，战略战术得当，善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所以，在北宋与西夏近百年的战争过程中，北宋败多胜少。北宋在西北前线最辉煌的时候，就是宋仁宗年间韩琦、范仲淹守边的时期，那时候也不过是维持住“守势”而已。不过，双方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差过大，因此，西夏始终无法将某一次战役的胜利转化为领土的扩张或实力的增长。反而，西夏在不断的战争中被拖得筋疲力尽。北宋虽然屡遭败战，但凭借大国的实力，总是能重新聚集起力量，与西夏进行下一轮的争夺。两国在和平休战时期，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国家与百姓都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历史告诉后人：民族之间要和睦相处，决不要战争！
宋词中描写到西夏入侵、西北战事的作品还有许多首。脍炙人口的，如苏轼知密州（今山东诸城）时所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西北望，射天狼”的表态，就是期望自己能够效仿范仲淹等前贤，到西北前线发挥自己的才能，为保家卫国做出贡献。徽宗年间，贺铸作《六州歌头》，自叙身世，其中有句子说：“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所表达的正是为国平定西北边患的心愿，与苏轼相同。
蔡挺在宋神宗熙宁年间镇守西北前线，填写《喜迁莺》一阕，词中说：“岁华向晚愁思，谁念玉关人老？”歌曲传唱到神宗那里，神宗就说：“玉关人老，朕甚念之。枢管有阙，留以待汝。”意思是，你镇守边疆，年龄大了，我会考虑这件事的。中央枢密院（中央军政最高机构）有空缺的位置，留着给你。果然，蔡挺不久就调回京城，出任枢密院副使（枢密院副长官）。这是宋词创作与西北军事有关的一段佳话。
本篇参阅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