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宋代的歌楼

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宋代的歌楼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柳永《定风波》

这首词描写一位歌伎与恋人分别之后的相思之情。春回大地、万紫千红之时,这位妓女却见“绿”而心情惨淡,见“红”而频添忧愁。一直到红日高照、燕舞莺歌之际,她依然拥衾高卧。如此的面黄肌瘦,懒于妆扮,都是因为“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下片写歌伎内心的悔恨之情和对自我构筑的美好生活。与两人的相亲相爱相聚比较,利禄功名都不在话下。堕入情网的歌伎又有什么更多的愿望或幻想呢?难道还能真的盼望“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吗?现实一点,只求“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也就足够了。柳永对歌伎内心的这种理解比较独特,它与“丈夫志四方”的男子或具有“停机德”的闺中贤妇截然不同。在古代社会,一个妓女为了情爱,幻想能把所喜欢的人锁在家里,这无疑也是带有叛逆色彩的。这里所抒写的应该是柳永因仕途失意所发的牢骚。

翻开宋词,描写歌伎的篇章比比皆是。“词为艳科”,唐宋词的题材集中在男欢女爱、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艳词”的内容取向是由其流传的场所和所发挥的娱乐功能决定的。隋唐之际,人们在歌舞酒宴娱乐之时,厌倦了旧的音乐,对新传入中原的各种新鲜活泼的外来音乐发生浓厚兴趣,于是纷纷带着一种娱情、享乐的心理期待转向这些新的音乐,听“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曼声细唱,莺娇燕柔。这种新的音乐,被称之为“燕乐”。“燕”,通假“宴”,即“宴乐”。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专门流行于酒宴之间的音乐。词就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歌词。那么,在这样灯红酒绿、歌舞寻欢的娱乐场所,让歌伎舞女们演唱一些什么样内容的歌曲呢?是否可以让这些歌儿舞女板着面孔唱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或者让她们扯开喉咙唱道:“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一切显然都是与眼前寻欢作乐的歌舞场面不谐调的,是大煞风景的。于是,歌唱一些男女相恋相思的“艳词”,歌伎们装做出娇媚慵懒的情态,那是最吻合眼前情景的。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宋代歌楼的兴盛,带来了宋词创作的繁荣;宋词所抒写的绝大多数恋情,都与歌伎舞女相关。如“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花柳上,斗尖新。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晏殊《山亭柳·赠歌者》)“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欧阳修《诉衷情》)“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遥知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问甚时说与,佳音密耗,寄将秦镜,偷换韩香。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周邦彦《风流子》)脍炙人口的诗篇,举不胜举。

歌伎或娼妓的出现,要追溯到先秦时期。自从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到男权时代,女子依附于人,娼妓职业随之出现。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与祭祀鬼神相关的“巫娼”,《尚书》中有一定的文献记载(详见王书奴《中国娼妓史》,岳麓书社1998年9月版)。西周以来,关于娼妓的文献记载逐渐增多;战国以后,娼妓行业的发展走向兴盛。代代相传,一代胜过一代。到了唐宋时期,与流行于酒宴间的新兴音乐“燕乐”相结合,歌儿舞女大量涌现。或者说,能歌善舞成为当时娼妓谋生的必要手段。

宋代享乐之风盛行。宋王朝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吸取唐代藩镇割据、臣僚结党、君权旁落的经验教训,努力加强君主集权,削弱臣下势力。宋太祖赵匡胤拒绝通过杀戮功臣、激化矛盾的残暴手段来达到集权的目的,而是通过一种类似于金帛赎买的缓和手段,换取臣下手中的权力。宋太祖曾与石守信等军中重要将帅夜宴,劝他们自动解除兵权,“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所以,赵宋统治者不但不压制反而鼓励臣下追逐声色、宴饮寻乐的奢靡生活;鼓励他们家庭多养“歌儿舞女”,纵情享受。对待文臣,皇帝也采取类似手段,待遇格外优厚。仅就官俸而言,据考证,宋代比汉代增加近十倍,比清代仍高出二到六倍(详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生活环境的优越,就使得这些文人士大夫有了足够的追逐声色享受的经济实力。

与历代相比,宋人是最公开讲究生活享受的。文武大臣家养声伎,婢妾成群,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据王莹《群书类编故事》卷九记载:宋真宗认为天下太平,时常劝大臣养歌伎来自我娱乐。当时的宰相王曾生活比较简朴,家里不养歌儿舞女,真宗就责令内廷宦官限期为王曾购买女人,甚至在官场中、在上下级之间,也并不避讳。《邵氏闻见录》卷八载:“西昆派”著名诗人钱惟演任洛阳地方长官,欧阳修等都是他的下属。一天,欧阳修等游嵩山,傍晚的时候才回到龙门香山,天已经开始下雪。钱惟演特地送来厨师与歌伎,并传话说:“游山玩水非常辛苦,你们就留在龙门赏雪吧。官府里公务比较简单,你们不用急忙赶回来办公。”注意,这里长官送来的不仅仅是酒菜,还有歌伎。这就是宋代的官场作风和社会风气。

因为这样的官场作风和社会风气,宋代的歌伎行业异常繁荣昌盛。

宋代歌伎,从身份上来说可以分为官妓、家妓、私妓三类,大致是对唐代歌伎制度的承袭。官妓从属于官府设置的相关部门,由宫廷教坊的歌伎、军队中的“营妓”、州郡歌伎构成。北宋初年,宫廷教坊分为东、西两个部门,共有歌伎及其他乐工460人,大都是平定境内各诸侯小国时搜罗来的。其中,歌儿舞女153人组成女弟子队,分成《菩萨蛮》、《抛球乐》、《采莲》等10队,负责专门的歌舞,供朝廷宴会娱乐。宋太宗后来又增设钧容班,隶属中央禁军,规模与教坊相似。这几种中央歌舞乐团,到了南宋绍兴年间才有所减少并且开始合并。

从属地方州郡管辖的歌伎数量非常庞大,她们在官府举行的各种宴会上唱歌跳舞,娱乐宾客。宋人贪图享受,送往迎来的宴会从不间断,官妓们也就忙碌异常。仪真的一位歌伎曾经说:“仪真过客如云,无时不开宴,望顷刻之适不可得。”(洪迈《夷坚志·丁志》卷十二)客人多,宴会多,官妓想得到片刻休息都不可能。虽然多少有点夸张,大致还是能感受到宋代官妓的日常生活状态的。管理官妓的是“乐营将”,或称“乐将”。调派官妓应酬各种宴会,都是“乐将”的职责。

宋代文人士大夫,与地方官妓的交往特别频繁,宋代文献资料中有太多关于“风流韵事”的记载,且大部分与宋词创作有关。举欧阳修的一个例子。钱愐《钱氏私志》载:欧阳修任职河南推官施,与当地的一位官妓交往密切。当时,地方长官是钱惟演,当代著名诗人梅尧臣、尹洙等与欧阳修为同僚。他们认为欧阳修与这位官妓的过度亲密,有碍名声,多次禀告长官钱惟演,劝讽欧阳修,但欧阳修依然我行我素。一天,大家参加官府后园的宴会,客人都齐集了,只有欧阳修和那位歌伎迟到了许久才来。坐下来以后,还互相眉目传情。钱惟演责备歌伎说:“为什么迟到?”歌伎回答说:“我在凉堂睡觉,醒来时发现丢失了金钗,一直没找到。”钱惟演说:“如果欧阳修为你这件事写一首词,我就赔偿你。”欧阳修当场填写《临江仙》一阕,说:“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升。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旁有堕钗横。”满座宾客皆为之叹服。接着钱惟演便让歌伎当宴歌唱,下令官府赔偿歌伎的金钗。

地方官妓想脱离歌伎生涯、改变自己身份,就是所说的“从良”,必须得到地方长官的批准。关于这方面的故事记载,最著名的是“台妓严蕊”。据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天台歌伎严蕊,字幼芳,擅长琴棋书画,歌舞出众,色艺冠绝一时。而且,博学多才,诗词创作新颖别致,又善于与人交往。所以,远近闻名,宾客众多,纷纷不远千里登门求见。地方长官唐仲友与严蕊交往也非常密切。朱熹为了陷害唐仲友,便指唐与严有私情,严刑拷打严蕊,严蕊最终也不肯屈招。朱熹离任后,岳霖到天台任长官。岳霖同情严蕊无辜,命严蕊作词自证清白。严蕊立即口占《卜算子》,歌词说:“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严蕊看透了男人世界的虚情假意,如果从良,只要求去过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岳霖因此判严蕊出狱,脱籍从良。

州郡地方需要色艺出众的歌伎服务于官府宴会,地方长官不会随意让歌伎从良,他们的决定是有选择性的。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十载: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杭州太守职位空缺,苏轼暂时代理。一位号“九尾狐”姓陈的歌伎因年老而企求脱籍从良,苏轼立即同意,批示说:“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五日京兆”是指自己暂时代理杭州太守的职权。苏轼说:“我虽然是暂时代理太守权职,做出这样的批准还是不难的。这位歌伎既然年龄大了,就任由她从良。”另外一位姓周的歌伎,色艺堪称杭州城第一,听说姓陈的歌伎从良请求得到批准,也向苏轼提出从良嫁人的申请,苏轼这次的批复则与上次完全不同:“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周南》是《诗经》中十五“国风”之一,代指儒家经典。“冀北”据说盛产千里马,这里代指出色的歌伎。苏轼说:“这位歌伎受到儒家伦理道德的教化,愿意从良,其志可嘉。但是,如果这位歌伎从良,杭州的官妓就没有出色的人物了,所以,不能够批准她的请求。”苏轼以戏谑的口吻、调笑的语气,对两位歌伎的申请做了不同的批复,既显示出苏轼处处幽默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宋代官员处理此类问题的基本态度。苏轼某次路过镇江时,酒宴间填写《减字木兰花》一首,代当地太守批复官妓郑容和高莹落籍从良的申请,也是一种诗词风雅、文字游戏的态度。词说:“郑庄好客,容我尊前时堕帻。落笔生风,籍甚声名独我公。高山白早,莹雪肌肤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见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九)将这首词的上阕每句开头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郑容落籍”,下阕则时“高莹从良”。苏轼才思敏捷,善于驾驭文字,于此可见一斑。

宋代官员与官妓的交往,只限于宴席间的逢场作戏与调笑应酬,而实质性的相亲相爱或两性关系是不被允许的,中央对此有明确规定。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一记载:“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熙宁中,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为王安石所执。希涛榜笞至死,不肯承伏。”杭州太守祖无择触犯这一条,就被王安石严厉处罚,歌伎薛希涛也被牵累,几乎被拷打致死。仁宗年间触犯这条规定而遭贬官的可不只这几位。《宋史》卷二百九十八载:蒋堂知益州,在任时间久了之后,据说与官妓私通,结果就被调离当地。《宋史》卷三百二十四载:刘涣在并州做官的时候,与营妓有染,受到了降职处分。上文提到的“严蕊事件”,就是南宋年间的一则例证。

宋人家庭蓄养歌舞姬妾之风甚盛,这批歌伎被称之为“家妓”。官员每逢加官晋级,都要增购家妓,家妓的数量越来越多。豪门权贵,文人墨客,乃至各级大小官员,闲暇时间都沉湎于歌舞声色享乐之中。宋人喜欢邀请朋友、同僚到家中聚饮,这时,在宴席之间表演歌舞的就是主人家的“家妓”。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记载:晏殊富贵以后,每天都要在家中宴请宾客,每次的宴会都一定有家妓歌舞助兴,所谓“歌乐相佐,谈笑杂出”。喝酒、欣赏歌舞表演等告一段落,晏殊就让家妓退下,说:“汝曹呈艺已毕,吾当呈艺。”就是说:“你们表演完了,该我们表演了。”于是,撤掉桌上酒菜,摆好纸笔,晏殊与众宾客开始赋诗填词。晏殊儿子晏几道,家境已经败落,家中没有多少歌伎,却照样到朋友家寻欢作乐。晏几道为自己的词所作的序跋中就说,当年常到友人沈廉叔、陈君龙家饮酒作乐,看友人家歌伎表演,其中有莲、鸿、苹、云四位歌伎最为出色。他们也当场填词,将草稿交给这些歌女,由家妓当宴演唱新创作的歌曲。晏几道许多脍炙人口的词篇,都是回忆当年的这一段生活,如《临江仙》下阕说:“记得小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记载的张镃家的歌舞场景,便能充分说明宋代达官贵人蓄养歌伎数量之多、歌舞之盛。南宋朝廷重臣张镃富甲一方,家中歌舞场面盛大。每年牡丹花开时,便要举行“牡丹会”。宾客集齐之后,主人便问左右:“香点了吗?”左右回答说:“点了。”主人命人卷帘,就有异香从内到外弥漫开来,满室馥郁。众多歌伎捧着酒菜和乐器,丝竹,依次进场。另外有特别出众的歌伎十人,都穿着白衣,头上和衣领上的装饰都是牡丹花。她们头戴一朵“照殿红”,拿着歌板唱歌劝酒。唱完歌、演奏完音乐,整队退场,帘幕垂挂如旧。过了许久,香气再度传出,又像刚才那样卷帘。另外十位美丽的歌伎换了服装和所佩戴的牡丹花再次出场,戴白牡丹花的穿紫色衣服,戴紫牡丹花的穿鹅黄色衣服,戴黄牡丹花的穿红色衣服。前后十队,服装和佩戴的牡丹花也换了十次,歌伎从不重复。歌伎演唱的都是前辈写牡丹花的名篇。酒宴结束后,歌伎和乐工数百人列队送客。而人们的感受是“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从这次演出的场景来看,张镃家的歌伎有数百人之多。

宋代私妓的数量也非常可观。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宋代都市里妓馆比比皆是。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都城汴京,御街宣德楼向西去都是妓女馆舍,当时被称为“院街”;御街朱雀门以东,大抵也都是妓馆;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妓馆更是林立。其他如东鸡儿巷、西鸡儿巷等处,也是妓馆密集的处所。根据这段记载可以知道,北宋汴京最繁华的御街上生意最兴隆的就是妓院。而京城的各家酒店,到夜晚时灯烛辉煌,上下辉映,数百位浓妆艳丽的歌伎聚集在主廊,凭靠在楼窗,招揽顾客,“望之宛如神仙”。酒宴间,歌伎要为客人斟酒,唱歌助兴,送水果香药,等等。这些歌伎俗称“厮波”。还有下等一些的歌伎,不呼自来,在酒宴间献唱,得一点小钱物的馈赠,这些被称为“札客”,或称“打酒坐”。韦庄的《菩萨蛮》就写了五代时酒楼歌伎招客的情景,说:“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北宋汴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宋也是如此,凭栏招客的歌伎称“卖客”,不请自来而在一边强行演唱的称“擦坐”。在酒楼与歌伎喝第一杯酒,也要赏钱数贯,称“支酒”。有时,也可以从其他酒楼招歌伎前来,称“过街轿”。周密《武林旧事》专设“歌馆”一条,写南宋都城临安歌楼盛况。如“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

宋代歌伎每日与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联系在一起,仿佛生活在花团锦簇之中。个别色艺冠绝一时的名妓,生活确实非常奢侈。如北宋名妓李师师,每次所得的嫖资可以千万计算。《武林旧事》提到的南宋名妓赛观音、孟家蝉、吴怜儿、唐安安等,家里使用的所有器皿用具都是金银制作。南宋淳祐年间名妓徐兰,居住处所是厅堂别馆,曲折华丽;亭台池榭,无不具备。家中“金银宝玩,名人书画,饮食受用之类,莫不精妙”。(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然而,大多数歌伎的一生是辛酸苦辣的。许多良家女孩或因家贫、或有其他原因,自幼沦落妓院,被强行教习歌舞,在鞭子的抽打下长大,出来歌舞应酬客人,稍不如主人或客人意,便要遭受严厉的处罚。如北宋吕士隆任宣州知州时,特别喜欢鞭打官妓;南宋张渊高价购买美貌歌伎,平日肆意鞭打,家妓时刻战战兢兢。翻开宋人笔记,骂妓、殴妓、侮妓之事随处可见,这在当时是十分正常的,与歌伎卑贱的身份地位相吻合。

在宋代男性心目中,歌伎不过是身外之物,供一时尽兴,可以随意抛弃或转赠他人。姜夔凭《暗香》、《疏影》二首词得范成大欢心,范成大就把家妓小红送给姜夔,姜夔因此有诗说:“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过垂虹》)辛弃疾请医生为妻子看病,妻子病愈后,辛弃疾就把家妓整整送给医生作为酬谢,并且当场填《好事近》一词说:“医者索酬劳,那得许多钱帛。只有一个整整,也合盘盛得。下官歌舞转凄凉,剩得几枝笛?觑著这般火色,告妈妈将息。”这些都是文坛佳话,为时人和后人所津津乐道,却从没有人关心过被当作物品递传的小红、整整的感受如何。换一个角度,小红、整整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有自己的个性与爱好,有自己的择偶标准与情感需求,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身不由己,被随意转送,对宋代歌伎来说是更深一层的痛苦。

与这种情景相对应,宋代痴情的歌伎多,负心的男子也多。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便记载了北宋这样一件令人发指的事:襄阳人杨孜,刚到京师应进士考试时,与一位私妓过往甚密。这位娼妓倾其所有资助杨孜。杨孜考取进士以后,就骗这位妓女说要娶她为妻,于是两人一起回襄阳。快到襄阳时,杨孜突然对娼妓说:“我很久以前就娶了妻子,她的脾气很凶悍。明天到家以后,恐怕你要时时受她的折磨。我思考了好多天了,我们不如一起殉情自杀,怎么样?”娼妓回答说:“你能为我而死,我又有什么可惜的!”这位妓女被骗先喝了毒酒,杨孜却又变卦了,说:“现在我们两人一起死了,我家人来了一定会埋葬我的尸体,你的尸体就要被扔到沟里喂猫头鹰了。不如我先葬了你,再死不迟。”妓女到这时也知道被骗,大声叫道:“你骗我到这里,就是为了用诡计谋杀我!”没过多久她就死了。

然而宋代还有许多妓女,已经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对男子的无情也有了清醒的认识,蜀地歌伎有《鹊桥仙》词,上阕说:“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所以,严蕊如果能够落籍,只要求去过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这才是歌伎从良后的真实生活诉求。

翻开宋词,绝大多数作品与歌伎相关。以浪子柳永为例,结束本文。柳永浪迹江湖,随处留情,视歌伎为消愁解闷的玩物。他向往“是处王孙,几多游妓,往往携素手”(《笛家弄》)的艳冶生活,期待“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迎新春》)的意外艳遇,总是以江湖浪子“邪狭”的目光炯炯地盯着众多女性。举他的《斗百花》词为例:“满搦宫腰纤细,年纪方当笄岁。刚被风流沾惹,与合垂杨双髻。初学严妆,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举措多娇媚。争耐心性,未会先怜佳婿。长是夜深,不肯便入鸳被。与解罗裳,盈盈背立银釭,却道你但先睡。”从上阕的叙述描写中就知道词人已酥了半身。下阕词人用似怨实怜的语气,所表达的仅仅是作者的欲望。偏偏这样一位可心佳人“不肯便入鸳被”,柳永无所顾忌地用俚言俗语将自己的“猴急”心态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种狎妓病态心理在当时的病态社会里,反而显得十分正常,被众人、乃至社会文化所认可。民间流传了众多柳永狎妓的故事,都是用津津乐道、羡慕不已的口吻叙述着的。“众名妓春风吊柳七”,故事里甚至将这种病态心理与幻觉延续到辞世之后。

回到当今社会,我们应该对宋代的歌伎制度、对宋词中表现出来的不正常的嫖妓心态,持批判的态度。

  1. 本篇参阅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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