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文史不分家，文学创作是现实社会的形象表现。通过阅读某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我们能够从某个角度了解那个时代的诸多历史现象。这些道理是大家都知道的。然而，在中国古代，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宽窄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让我们拿诗与词做一个比较。在古人的创作观念中，“诗言志”，诗歌可以反映大量的社会现实等内容；“词言情”，词只能用来书写单一的男女感情。所以，就风格的角度来说便形成了“诗庄词媚”的说法。

词起源于燕乐，最初是配合燕乐歌唱的歌词。“燕乐”的“燕”字通“宴”，“燕乐”就是举行宴席时演奏或演唱的音乐。换句话说，大量的西域音乐传入中原，才最终形成了“燕乐”体系，这是大量中原音乐家、文人精心筛选过的艺术体系。隋唐之际，人们在歌舞酒宴娱乐之时，厌倦了旧的音乐，对新传入中原的各种新鲜活泼的外来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纷纷带着一种纵情、享乐的心理期待转向这些新的音乐，听“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曼声细唱，莺娇燕柔。那么，在这样灯红酒绿、歌舞寻欢的娱乐场所，应该让歌伎舞女们演唱一些什么内容的歌曲呢？是否可以让这些歌儿舞女板着面孔唱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或者让她们扯开喉咙唱“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一切显然都是与眼前寻欢作乐的歌舞场面不谐调的，是大煞风景的。于是，歌唱一些男女相恋相思的“艳词”，歌伎们装做出娇媚慵懒的姿态，才是最吻合眼前情景的。“艳词”的内容取向是由其流传的场所和所发挥的娱乐功能决定的。

“词为艳科”，宋词以善写男女私情著称。宋词描写最多的就是男欢女爱、春恨秋愁、离思别绪、风花雪月等题材内容，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宋人的创作观念中，树立起“词言情”、“诗言志”的传统是很重要的，二者可谓泾渭分明，各司其职。柳永写诗，就会去反映海滨盐民生活的艰辛劳苦，其诗作《盐民叹》的风格与白居易“惟歌生民病”的新乐府诗相似。柳永的词却几乎都在津津乐道地夸耀自己“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鹤冲天》）的艳冶生活经历，以及由此带来的别离苦思。李清照的《乌江》诗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而李清照的词几乎是清一色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般的缠绵悱恻的吟唱。委婉言情已经成为宋词的固定文体特征。宋词能够继唐诗而起，开辟出一片全新的天地，给后代读者以无穷的审美享受，就是因为其具备了与众不同的文体特征。宋词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便奠基于此，宋词的巨大艺术魅力也来源于此。

宋词发展到苏轼这一代，上述的创作局面才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苏轼变革歌词创作，“以诗为词”。苏轼的词扩大了反映生活的领域，做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在苏轼现存的三百余首词里，有咏史、游仙、悼亡、惜别、登临、宴赏等题材，无所不包。此外，山河风貌、田园风光、参禅悟道、哲理探讨等，也都一一纳入笔下。经过苏轼的创作，人们才真正知晓词有反映生活万象的力量。苏轼的做法，在北宋没有得到什么响应。金兵入侵，北宋覆亡。南宋小朝廷，始终笼罩在外族入侵的阴影之下。南宋所有的文学体裁，无不受这历史巨变的影响。概览南宋词坛，词亦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苏轼的豪放之词，在此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词创作的新倾向，逐渐汇集成巨大的创作流派，也就是以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词派。辛弃疾词数量众多，涉及面广泛，且辛弃疾一生都是矢志不移的抗金战士，北伐大业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因此，辛弃疾创作了大量的爱国词。

“词为艳科”的传统是强大的。宋词虽然经过苏轼、辛弃疾等人的变革，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得到了大大拓展，但是，抒写男女情爱始终是宋词的创作主流。即使是苏轼本人，流传至今的三百五十余首歌辞中，约三百一十余首作品仍然与“艳情”有关。若从这个角度观察宋词，那么其与宋史的关系就被我们看得有些狭义了。所以，阅读宋词，很难全方位地了解宋代的历史。这是阅读本书时，应该提醒读者朋友注意的问题。当然，作者仍然期待一种能够给读者朋友带来新的阅读体验的阅读视野的出现，来加深读者朋友对宋词与宋史的印象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