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钻石矿的开采
1867年，一名叫苏尔克·范·涅科克（Schalk van Nierkerk）的荷兰农场主去了他朋友雅各布斯（Jacobs）在奥兰治河（Orange River）附近的家中。雅各布斯的孩子正在玩弹珠，他们手中一块特别闪亮的石头吸引了范涅科克。雅各布斯说，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拿去吧。范涅科克就把这块石头当作一件奇特的玩意带走了。不久之后，范涅科克遇见一个叫约翰·奥雷利（John O'Reilly）的商人，他把那块石头拿出来给奥雷利看。奥雷利认为这块石头可能挺值钱，于是就把它带给一些钻石商人看，他们告诉他这块石头根本不值钱。但是，当这块石头到了科莱斯堡（Colesberg）地方法官洛伦佐·博耶斯（Lorenzo Boyes）手中时，他确信这块石头有价值并把它送给开普的矿物学家阿特斯顿博士（Dr.Atherstone）鉴定。博士说，这是一块值500镑的钻石。于是，地方行政长官菲利普·沃德豪斯（Philip Wodehouse）就按这一价格买下了这块“石头”。下一个重大发现发生在两年后，当时一名土著巫医将他在奥兰治河附近找到的一块大而亮的石头带到范涅科克那儿，这块石头是这位巫师行巫时用的。范涅科克这时已经明白这种“石头”的价值，他立即将所有的财产——500只绵羊、10头牛和1匹马——交给巫医，换下了他的“魔法石”。这是一桩不错的交易，范涅科克以11000镑的价格将这块石头——这是一块83克拉的品质极佳的钻石——卖给了霍普敦（Hopetown）的一名商人，而这名商人又转手以25000镑的价格将钻石卖给了达德利勋爵（Lord Dudley）。这块钻石就是著名的“南非之星”。
起初，很多人都认为这些发现只是偶然。实际上，一位伦敦宝石商专业代理人就说过，在南非没有含钻石的土壤。但是很多喜欢冒险和向往横财的殖民者却很少怀疑，他们开始在奥兰治河河岸、瓦尔河（Vaal River）、哈特河（Hart River）一带搜寻。1869年下半年，在瓦尔河靠近赫布隆（Hebron）传教站的河床上发现了钻石，于是一群采掘者蜂拥而往。在第一批采掘者中，有J.B.罗宾逊（J.B.Robinson）和斯塔福德·帕克（Stafford Parker），他们的大名在钻石矿区流传下来。此外，还有一队由罗勒斯顿上尉（Captain Rolleston）带领的来自纳塔尔的采掘者。在很短的时间里，从赫布隆到瓦尔河、哈特河交汇地带的长达80英里的范围内布满了采掘者的营地，这些营地有着贡贡（Gong Gong）、福尔隆·霍普（Forlon Hope）、蓝夹克（Blue Jacket）、拉尔金平地（Larkin's Flat）等听起来很奇怪的名字，但在卡尔格尔列（Kalgoorlie）的红沙壤和白蚁土带、育空山（Yukon）的雪地、非洲大草原的灌木和沙暴区，或者任何勘探者和采掘者可能聚集并形成粗野的人际关系的地方，这种奇怪的称谓却是耳熟能详。在河南岸的普尼尔（Pniel）和对岸的克里普德里弗特（Klipdrift）即现在的西巴克利（Barkly West），逐渐形成了较大的定居点，到1870年时已经有砖造的建筑和商店，甚至还有了一份自己的报纸。采掘者将从河床挖来的土用粗糙的手摇篮进行筛选，即便是这种方法也能获得很大的成功。就这样，这个一直以来只有极少传教士和游荡土著出没的地区，在几个月内就吸引了约10000名勘探采掘者。
然而，不久之后，在河带采掘的热潮降温，因为在一处开阔的草原地带又有了新的发现。1870年9月，在离克里普德里弗特仅20英里的杜托伊特斯潘（Dutoitspan）农场发现了钻石。嗅到暴利机会的投机者很快出现，他们以极诱人的价格从当地的农场主手中获得土地。杜托伊特斯潘农场卖了2600镑，附近的布尔特方丹（Bultfontein）农场卖了2000镑，沃鲁伊兹苏特（Voruitzicht）农场则卖了6000镑。最后这处农场的买主是D.A.德比尔斯和N.J.德比尔斯（D.A．＆N.J．de Beers）的伊丽莎白港公司（Port Elizabeth firm）。这些农场被圈进一个方圆15英里的环形篱笆内。但是，这些农场的新主人却无法阻止蜂拥的探矿者进入，他们所能采取的最佳对策就是向每个要求获得30平方英尺地块的人每月收取7先令6便士到10先令不等的费用。杜托伊特斯潘到1870年底时已挤满了人，布尔特方丹几个月后也是如此。德比尔斯的部分地区则早在1870年5月就人满为患，到了7月，一位来自开普殖民地科莱斯堡的名叫劳斯托纳（Rawstorne）的探矿者在一座布满荆棘的山丘上发现了第一颗钻石。沃鲁伊兹苏特的产权随后被授给老德比尔斯公司（Old De Beers），而约10英亩的山丘地带、科莱斯堡丘（Colesberg Kopje）以及后来的金伯利则交由殖民大臣管辖。河带的采掘不久就让位于这些干地上的采掘，这里的钻石更丰富，也更易获得。瓦尔河上的矿坑很快被沙砾和卵石掩盖，因为在干地上的浅表层就能获得钻石，就像“从蛋糕上取小果子”那么简单。随着瓦尔河附近新钻石矿区消息的传播，来自南非各地以及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探矿者持续进入，一座巨大的帐篷城在一块半径5英里的地区出现，那里已不再是一片荒芜的草原，这种短时间内发生的奇迹般的转变比不久前发生在瓦尔河河曲地带的转变更让人瞩目。
钻石的发现开启了南非历史的新篇章，而乌姆科曼兹河谷的18岁的棉花种植者注定将在这场浪潮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直到这时，南非——包括开普和纳塔尔两个殖民地以及以奥兰治河和瓦尔河命名的两个布尔人共和国——仍然是一块贫穷而少快乐的土地，它们为白人内部的冲突和持续存在的土著威胁而困扰。1871年，开普殖民地的边界东至大凯河（Great Kei River），北达奥兰治河。在其东部边界地区，来自广大的卡菲拉里亚（Kaffraria）的土著威胁持续不断，英国政府对从大凯河延伸至纳塔尔边界的地区仅能实行一种微弱的控制。1871年，开普殖民地从帝国政府手中得到巴苏陀兰（Basutoland）的行政管辖权，这带来了更多的困难。殖民地政府的组成也有一些问题，它有一个由高级专员直接任命人员组成的行政机构与一个负责立法和财政但却无权控制行政机构的议会，这种体系内部的冲突由于西部地区老荷兰殖民者和东部英国移民之间的分裂而更显严重。除了商人、港口及城镇的运输商和店主外，南非大部分的人从事农业和牧业，其中荷兰人在这方面的人口尤其多。确实，有人可以吹嘘说南非拥有唯一一条完整的铁路——那是一条从开普敦到威灵顿（Wellington）的长60英里的线路。但是从财政的角度来说，这条铁路并不值得自豪，它预期能获得的收入为543583英镑，而投入却高达604926英镑。纳塔尔因为人口集约度较高而情况稍好些，那里的大部分居民本来是布尔人移民，他们承担了抗击祖鲁人的重任，但当1843年英国宣布纳塔尔为其所有时，这些人不得不满怀愤恨地去往德兰士瓦。在南非，最主要的困难仍然是土著黑人相对于白人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特别是好战的祖鲁人就在近旁。但是，这里的英格兰和苏格兰移民是喜欢独立而能自给的一群人，他们并不太在意与南非其他地区的隔绝。除了开普和纳塔尔这两个殖民地外，还有两个布尔人共和国。自由邦在1828年开始建立定居点，1848年被哈里·史密斯（Harry Smith）吞并，布尔人领袖比勒陀利乌斯（Pretorius）在布姆普拉斯（Boomplaats）被击败。六年后，独立又得到恢复，因为英国政府改变了主意，它决定不对奥兰治河以北的地区承担责任。从那时起，自由邦的人们就在总统约翰·布兰德（John Brand）明智而有效的统治下生活，尽管偶尔也会与邻居巴苏陀人发生战争。自由邦北面的德兰士瓦的情况自1835年布尔人第一次进入以来就一直不怎么样，英国直到1852年才承认其独立，并且在八年的时间里它实际上包含着四个分立的共和国。1860年，这四个分立的共和国达成统一，但形势也没什么大的改善，与北部和西部土著部落的斗争一直在进行，整个国家始终处于濒临破产的边缘。
大量新到来者——主要是英国人——涌入钻石矿区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南非荷兰人与英国人之间的平衡。移民涌入潮也第一次将工业化元素带到这个国家，钻石采掘不仅本身不久就发展为规范性的工业，而且还促进了其他供应采掘者需求的产业的工业化，整个南非的农业也受到大规模新进人口需求的刺激而不断增长。这种繁荣影响了南非各邦的公共和私人财政状况，不仅开普殖民地是这样，其他地方也是如此。黑人受到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在那之前，他们仍大部分居住在孤立隔离的部落村庄里，受欧洲人的影响仍相对较小，有一些人为附近的农场主做工，还有不少人则受雇为家庭仆人。但是，钻石采掘很快就产生了对黑人劳动力几乎源源不断的需求，采掘者们需要黑人劳动力为他们完成一些苦累的活，而临近地区的劳工供应已变得极其有限。采掘者们向黑人提供高工资，而这种高工资、优质食物供应、有机会从欧洲人手中买枪支弹药的信息很快就传遍了南非的各个黑人村庄。黑人从卡菲拉里亚、祖鲁兰（Zululand）、德兰士瓦的北部边远地区、远方的赞比西河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长途跋涉来到钻石矿区工作。他们不作长期停留，只求赚一笔优厚的报酬，买好枪支弹药后就长途跋涉回他们遥远的家乡，同时将关于他们遇到的其他黑人和白人等方面的各种消息带给部落里的其他人。就这样，部落体系的稳定和孤立逐渐受到冲击，那些获得了新知识和新生活的黑人开始更加愿意与欧洲人加强联系。总而言之，钻石矿区所带来的影响意味着欧洲人在向广大黑人地区渗透方面迈出了最重要、最坚实的一步——在那之前，白人要么几乎不为大多数黑人所知，要么被视作可怕的危险。
不幸的是，钻石的发现还带来了另一个后果，那就是再一次增加了荷兰人对英国人的愤恨，同时也使英国政府在南非的政策更加复杂。自1806年获得开普殖民地以来，英国在南非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和花费，边境政策随着政府领导人和开普殖民地高级专员的变化而不断改变，有时候采取进取型姿态，有时候又退回来。到1871年，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南非事务搞得筋疲力尽：麻烦的巴苏陀兰被扔给开普殖民地照管，英国政府明确指出奥兰治河将是其责任区域的北部界限。然而，却有人在西格里夸兰的河带和干地上进行采掘，而这实际上是位于奥兰治河以北、自由邦以西和德兰士瓦西南方的一块人烟极度稀少的地区。有一个小的格里夸人部落在这里游荡，他们由一个叫沃特布尔（Waterboer）的酋长统治。显然，不能让大批新涌入的无法无天、脾气暴躁的冒险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也不能任由他们像野蛮人那样行事。但由谁来管却是一个问题。德兰士瓦的布尔人未得到辖制这些游荡人群的授权，而他们又垂涎沿瓦尔河和哈特河一带的格里夸人以及更往北靠近贝专纳兰的特拉平人（Batlapins）和洛朗人（Barolongs）的牧场。
当在河带采掘钻石的活动开始时，比勒陀利乌斯总统（President Pretorius）声称其有权通过德兰士瓦警察和治安官维持那里的秩序，甚至考虑将钻石开采的垄断权授予三个德兰士瓦人。采掘者自己选举组成了采掘者委员会（Diggers Committee），回应称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尽管总统撤回了他那不得人心的垄断权提议，并对采掘区进行了一次个人访问，但采掘者们毫不让步。接着，自由邦也要求对干地采掘区拥有司法权——必须承认这一要求似乎有其合理之处。有据可查的是，沃特布尔的区域一直被当作是奥兰治河主权国（Orange River Sovereignty）的一部分，直到1854年交给自由邦的布尔人。尽管沃特布尔一直力陈自己的权利，但布尔人也从未放弃自己的要求。于是，布兰德总统向普尼尔和干地采掘带派出了警察和治安官。但他并不能遏制人群涌向布尔特方丹，因为那些采掘者们把派来维持秩序的布尔人不当回事，只是邀请他们下马和自己喝一杯。但总体上，布兰德总统仍设法在一个难以管控的社区建立了某种秩序性的东西：一所学校、一座法院和一个监狱，自由邦的治安官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和尊重。
但是开普殖民地当局的殖民事务官员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将钻石矿区纳入英国控制。罗伯特·索西（Robert Southey）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他在很年轻时就从1820年的那批吃苦耐劳的移民中脱颖而出，当时他已成为开普殖民地政府中最具办事效率和最有权威的部长。他的一些观点与后来激发罗得斯的想法有相似之处。除了对开普在财政上有利外，索西认为，像德兰士瓦这样的破产国家和自由邦这样的小规模畜牧集团是无法控制钻石矿区的狂暴人群的；他还可能是当时第一个意识到获取奥兰治河以北和两个布尔人共和国以西地区对保证大英帝国进入非洲内陆的重要性的人。索西认为，如果西格里夸兰被交给自由邦、沃特布尔领地的其他部分以及贝专纳兰的特拉平人和洛朗人的土地被交给德兰士瓦，那么“通向非洲内陆的苏伊士运河”——罗得斯后来这样描述——就彻底对英国关闭了。
为了实行自己的设想，索西与沃特布尔以及其代理人大卫·阿诺特（David Arnot）进行了沟通。无论是作为格里夸人酋长的沃特布尔还是洛朗人和特拉平人的酋邦，都意识到没有外来帮助就不可能处理好与布尔人的边界争端，因此他们委派了代理人处理相关的事务。阿诺特和洛朗人以及特拉平人的代理人西奥多·多姆斯（Theodor Doms）和约瑟夫·鲁多尔夫（Joseph Ludorf）在与开普殖民地的沟通方面有一些不顺，他们被怀疑有讨好自己委托人欢心以获取土地之嫌。阿诺特是一个很有能耐的商人，与他的布尔人对手相比绝不逊色。在索西的鼓动下，阿诺特说服酋邦去讨论将它们的土地纳入大英帝国管辖，从而使英国政府可以有出面的理由。金伯利勋爵力主实施合并，但必须有沃特布尔的认可，并以开普同意并入相关地区为条件。开普派出了一名治安官，受命掌管河流采掘区的司法事务，而新任高级专员亨利·巴克利爵士（Sir Henry Barkly）也在与比勒陀利乌斯总统在克里普德里弗特——后改名为西巴克利——的会谈中说服后者将与沃特布尔之间的所有边界纠纷提交仲裁。德兰士瓦政府不像阿诺特和鲁多尔夫那样考虑土著利益，他们以非常不好的态度将纠纷提了出来。纳塔尔的高级专员基特（Governor Keate）在1871年10月作出判定，将德兰士瓦的诉求排除不予考虑。这样，河流采掘区就被判给了沃特布尔，换句话说就是判给了英国政府，而特拉平人和洛朗人的土地也被划在德兰士瓦边界之外。比勒陀利乌斯和他的顾问们要为此负主责，因此他们被迫辞职。然而，基特的裁决从长远来看无疑又使布尔人对英国人增加了新的愤恨。十多年后，罗得斯发现他们仍试图规避这一裁决。
基特作出的对德兰士瓦不利的裁决实际上也可以说有理有据，但巴克利和索西在处理自由邦与沃特布尔领地西部之间的边界争端时却显得霸道而缺乏根据。不久后，基特通报高级专员，宣称整个西格里夸兰为大英帝国领地的一部分，并派遣治安官和官员去接管干地采掘区的行政，这样实际上并没有满足金伯利勋爵提出的经开普殖民地政府同意方能兼并这一条件。但荷兰殖民者对索西和英国政府的愤恨如此激烈，以致没人敢冒险提出相关法案。无疑，如果没有钻石，英国政府1854年确立并得到重申的不越过奥兰治河实施扩张的政策将得到贯彻，沃特布尔与自由邦之间的纠纷也将由他们自己去解决。英国政府和索西的唯一理由是，在新的皇家殖民地而不是小小的布尔人共和国的框架之下，英国的权威才更有可能获得四到五万狂暴移民——主要是英国人——的尊重。
布兰德确实被要求将他与沃特布尔的边界争端提交仲裁，但所附的条件是他无法接受的。然而，当意识到自己的抵抗没有意义时，他撤回了派出的治安官，并努力平息了民众中一批急于求战者的狂热。但是，当索西做出自己认为能做的最好安排时，布兰德始终未停止抗议并向英国寻求公正对待。最终在1876年时，保守党的国务大臣卡纳冯勋爵（Lord Carnavon）出于弥合南非白人感情裂痕的考虑，向自由邦支付了逾90000英镑的款项，作为其失去西格里夸兰的补偿，从而委婉地承认了之前的失误。索西在与德兰士瓦和自由邦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保证了对钻石矿区的控制，并在控制通往北方的道路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但是，这一成功代价不菲。不仅两个布尔人共和国满腔仇恨——德兰士瓦尤其耿耿于怀，而且开普殖民地的布尔人也进一步与英国政府和英国殖民者疏远，与两个共和国的同胞进一步靠近。在随后的几年里，卡纳冯试图实行他的南非诸邦联合计划，以抵制布尔人的顽强对抗；在他之后，罗得斯也在努力沿着索西的路线向内陆推进的过程中发现面临同样的困难，而且这种困难随着英国政府对布尔人的进一步打压而更加艰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