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给CCTV的第一个故事

一场莫名的失声，似乎是一个奇妙的隐喻。命运是否要让我暂时闭上嘴，稍稍停顿，然后开始一段新的路途？

这真是一段需要沉住气的日子。每天西药和中药轮流服下，然后是又一轮自我心理治疗，只为鼓励自己配合缓慢的疗程。偏方说青橄榄可以护嗓，母亲就几乎天天买给我吃，经过长达半年的煎熬式治疗，我的声音才慢慢恢复。

曾经踩在脚下的舞台，现在只能在导播间的电视屏幕上观望。台前幕后的距离，咫尺天涯。幕后的工作依旧忙碌。运营一个频道的压力，从经费筹措、节目制作、人员管理等各个细杂的角落里席卷而来，让紧张的大脑一刻不得停歇。作为《缤纷周末夜》这档台里唯一的大型综艺节目的制片人，从广告赞助、策划录制到最后的剪辑播出，栏目运作如同陀螺旋转一般停不下来，而我，就是带动四周共同转动的轴心。这样的轴心运动还不止一个，另外一档益智节目《智力挑战》同样牵扯着我的大量心力。

这两档节目风风火火进行着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也在每天反复播放着一则大奖赛的消息--CCTV“荣事达杯”主持人大赛。它宣传得如火如荼，但和我似乎无甚关联。厦门的工作顺风顺水，北京的遥远舞台，并非我的梦想所在。听闻福州是央视十个初赛考点之一的消息时，我正在厦门电视台的1000平方米演播大厅里布置现场。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鼓励有加：“伟鸿哥你一定要去试试！”虽然后来决定参赛，但其实没有太大的期待。最终仔细看比赛细则的时候，距离初试开始只剩下不到一周，看着手中事务冗积的日程表，我随即做出决定，若是周末节目能够顺利做完，就去参加。

那个星期的工作正好提前收工，我次日清晨直奔福州，现场报名交费，脚步匆忙地踏入了笔试考场。笔试考核内容是文史哲，大多来自高中知识，我自然顺利过关。进入面试环节，我依然步履匆忙，厦门的节目刚刚完成剪辑，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一件套头衫就成为了我的面试装。

就在踏进面试现场的那一瞬间，心头忽然掠过一丝紧张，我知道，是担忧在作怪，担忧自己的嗓音忽然再生变故。定了定神，我的目光迎向两位评委，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过来：“你好，我是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张政。这位是央视社教中心副主任，王进有。”

张政，这位中央电视台学历最高的主持人，是我曾经在《新闻联播》《春节联欢晚会》《正大综艺》中熟悉的央视大腕，表情严肃地坐在我面前，西装笔挺，浆洗过的白色衬衣平整熨帖。四目相对，我立刻明白了“秒杀”的内涵，身上的套头衫一下子犹如芒刺在背。

“抽一个题目吧。”王主任面色还比较和善，把桌上的一个大信封推到了我面前。我伸手进去抽了一个纸条，打开一看：“请讲一个故事。”

讲故事？这考的是什么主持能力？人一紧张，脑子都转不过弯来，只浮现出两本书的名字：《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这可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大赛，我总不能给两个央视大腕讲丑小鸭如何变成了白天鹅吧？搜肠刮肚大半天，表面上还要装作镇定自若，估计张政早就从我发直的眼神里看出我心中的忐忑，可他一言不发，无比淡定地盯着我。忽然想起前两天做节目，看到《参考消息》报道了一对生怪病的印度姐妹，最后得到国际组织救助的事情。于是我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编故事，却讲得自己都兴致索然。这实在不算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更像一篇蹩脚的新闻报道。

这是我与央视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但我给央视讲的第一个故事并不够好。走出面试点，心中有些许的沮丧，折返厦门的我，觉得此事已然告一段落，于是专心回归自己的轨道。这一年，我已是而立两年有余，有一个成功的职业和一个和美的家庭，我在鹭岛的生活就好似一首安逸的小夜曲。

但这份安逸的生活说停就停，中央电视台给予了我第二次讲故事的机会。“速来北京，参加复赛。”收到主持人大赛复赛通知单后，我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告诉太太自己的担心：已过而立之年，已经享有“厦门一哥”的荣誉，万一北上一败涂地，还有何颜面回来“混”？太太的鼓励一如既往的坚定：3000人的比赛，不是谁都可以杀进50人的复赛，我看好你！一场意外之旅，就此展开。近十年话筒前积累的经验，在一场失声的停顿后，把我推向了更大的舞台。北京，北京。歌里唱的那座让无数人欢笑、无数人哭泣的城市，又会为我开启一片怎样的天地？

2000年之前，我对北京几无概念。当我和其他复赛选手集结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所住的田村宾馆紧邻五棵松的影视之家。大名鼎鼎的影视之家几乎是央视所有大型综艺活动的办公大本营，比如春晚。本届主持人大赛的导演组也驻扎在这里。而在我的印象中，彼时的五棵松像郊区一样荒凉，宾馆的设施陈旧，床头柜和桌椅咣当响，从沿海特区北上的我，仿佛走进了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宿舍。但住在“工人宿舍”里的选手却并不一般，就是在这个简陋的宾馆里，我与来自各个赛区的优秀选手，也是今天的同事刘芳菲、撒贝宁、沈冰、杨春、谢颖颖、王筱磊等初相识。

50名选手抽签分为五组，开始准备包含三个环节的复赛。第一个环节是专业考核，要求选手在限定时间内，结合视频片段现场采访嘉宾并做出总结。我抽到的题目是“古街道保护”，分配到的访谈嘉宾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胡小伟。导演组允许选手提前和访谈嘉宾接触，可胡老师却是个大忙人，打电话过去他总是在开会，见面的事还没约好，电话就得匆匆挂掉。我的心里暗自焦虑，因为专业素质考核是针对某一事件的评述、访谈与总结，如果最具分量的访谈准备不充分，势必会影响到整个的分数。还好，天助我也，经过几番电话沟通之后，我终于在录影之前见到了他。虽然我无法像别的选手那样与嘉宾充分沟通，但这样的状态对双方来说都有几分新鲜感，主持过多次现场晚会的经验告诉我，认真准备之后需要即兴发挥，悬念放到现场去解开，效果会更好。

我的第一个悬念，是服装。胡老师出场会穿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一开始心里也没谱。复赛之前连比赛的内容都不清楚，服装准备只能保守选择，一套西装、一套中山装就是我的全部装备。我这一组以男选手居多，为了同其他男选手有所区分，我选择了浅白色的对襟中山装，希望能在这北方的舞台上，带给评委一缕清爽的海风。一出场，我就发现对面的胡小伟也穿了件对襟布衫。巧合的撞衫事件让我灵机一动，临时加词：“咱们两人今天的服装都很传统。”即兴的一句话，让访谈有了亲切自然的切入口，使得我们之间的对话顺流而下。

第二个悬念，是提问。因为没有提前“对词”，掌控时间成为了现场难题。三个提问，胡小伟的第二个问题还没答完，现场乐队就开始演奏，这就意味着倒计时一分钟开始了。我提醒自己要冷静，一边继续认真倾听，一边重新调整访谈思路。若是接着问第三个问题，嘉宾回答完后肯定来不及总结陈词。超时，就意味着出局；可提前结束，必须临时编词。

50秒，胡小伟回答完毕，我果断放弃第三个提问，转过身走到舞台中央，把第三个问题用陈述的方式讲出：“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拆与不拆的问题是我们大家共同关注的，但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机会呼吁，请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传统文化留下一席之地……”

10秒，我还在面对镜头讲着最后一句话：“对于未来而言，今天也将是传统。亡羊补牢不一定代表着你的觉醒，未雨绸缪才真正显示你的决心。”话音刚落，主持人宣布：“时间到！”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一刻，除了父母家人，没有人知道我的另一番焦虑：失声的阴影在我的心中徘徊不去，以至于每次上场前，我都会请求音响师把话筒音量调高一些，最害怕说到下一秒，嗓子再次沙哑，一切戛然而止。复赛结束，我以总分小组第一的成绩，成功晋级总决赛，最终获得主持人大赛铜奖和观众推荐奖。这一刻，我也终于将这个阴影抛到了身后！

复赛结束之后，在电视上看到我临场表现的朋友同事都说：“场上都紧张成那样了，你可真能沉得住气。”只有我知道，这“沉得住气”来自大大小小舞台的摸爬滚打。儿时稚嫩的登台演出，中学到大学执着的主持实践，再到电台和电视台的工作体验，现场主持需要的是认真准备之后的即兴发挥，需要的是起承转合之后的随机应变。漫长的磨炼才成就了2000年主持人大赛上的凌波微步，举重若轻；“应变自如，才气天成，深谙主持之道，兼修才艺文章”，此句评语是《中国电视报》的赠予，来自那次大赛的导演组。

复赛结束回到厦门，还未等我真正喘一口气，刚下飞机就接到了一个电话。中央电视台一档叫作“对话”的栏目，邀请我去试镜。

《对话》是什么？忙于主持人大赛的我并不知道，2000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几乎和“荣事达杯”主持人大赛同时开始，原央视《新闻调查》记者王利芬也在为一个新栏目的成立而战斗。王利芬曾在一篇名为“有形的与无形的”的文章中回顾，决定创办《对话》栏目最关键的几分钟，是在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的办公室里。看过王利芬节目的赵台长给予了她充分的信任，创办《对话》的恳求还没阐述完就得到了首肯，只要求她尽快投入工作，让《对话》真正“对”起来，找到自己的观众。言语中的信任之心与恳切之情，让她颇受感动。1999年，财富年会首次在中国上海举行。许多世界500强的掌门人莅临上海。当时经济频道抓住这一契机，制作了系列节目《财富对话》，也成为了后来《对话》节目的雏形。在脱口秀栏目成风的2000年，《对话》诞生没多久，就被《新周刊》誉为“中国电视界最大的惊艳”。人们形容这档节目的嘉宾前脚走进中南海，后脚跨入演播室。请重要人物，谈重要话题的定位迅速吸引了大量原来远离电视的精英阶层，“曲高和寡”的创新打破了电视节目档次向下走收视率才高的“金科玉律”。

带着好奇，我开始关注这档新栏目的相关资讯，首期节目就请来了互联网先生、思科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世界级的财经名流更是纷纷亮相：“石油王子”BP集团首席执行官布朗爵士、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贝瑞特博士、世界首富孙正义等等；柳传志、潘石屹、张艺谋等本土大人物也相继隆重登场。初期没有固定的主持人，王利芬就直接担纲，王与王们的思想碰撞过瘾至极，真正是一档颇具“王者”风范的栏目。

当我出现在央视的东门，等待《对话》的召唤，才发现这档高端栏目搜罗的试镜者也相当高端，几乎涵盖了本次主持人大赛各个小组的第一名。我和沈冰、撒贝宁等拿着《对话》工作人员开好的条子，第一次踏入了CCTV的心脏，走进了那座矗立于军博旁边，熟悉而又陌生的央视大楼。600平方米演播大厅里一片忙碌景象，现场观众人数众多，但录制工作却有条不紊地进行。那期对话嘉宾是少年作家韩寒。我和其他试镜者坐在观众席的后面，对话现场很热闹，但并未全部吸引我，我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她，才是我今天的对话者。

三小时的节目录制结束，我在试镜现场终于见到了她，《对话》制片人王利芬。一头利落的齐耳短发，深色系的装束，领间一抹亮色的丝巾。她坐在所有员工中间最靠里的位子上，开始了试镜流程。

王利芬把试镜现场还原成当天节目录制的样子，让栏目组其他人扮演节目嘉宾，她自己则扮演韩寒。“你是主持人，开始提问吧。”王利芬将考试题立马抛了过来。

我却完全没有入戏。一群假角色，打算抛给我一堆杜撰的答案，我还要在这个虚构的基础之上做出假设式的回应。主持人的真本事，如何展示？

“一个聚焦财经领域的节目，您作为制片人，为什么要请少年作家韩寒来做节目？”我直问王利芬。

瞬间我没有多想，直奔那个“真”而去。她显然愣了那么一下，但很快转换角色，开始以真实的身份，回答我的问题。

后来王利芬告诉我，这个出乎意料的问题，成为她选择我的重要原因。“你是真的在对话。”她说，在这个以人为本的舞台上，对话，是所有智慧、思想的输出管道。

试镜结束刚飞回厦门，一打开手机就收到了节目组的短信：“请回电话。”电话那头，时任《对话》的主编陈红兵对我说，节目组一致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新的一期节目马上就要录制，需要我三天以后再回北京。一个不容反驳的邀请，搭建起我的双城生活。“厦门一哥”的经验即将直面《对话》的“惊艳”，在CCTV的舞台上，我将要面对什么样的人，又需要发出怎样的声音？北方的朔风，将我而立之年原本平静的生活，吹起一层又一层未知的涟漪。

“惊艳”的节目首先带给我的，是“夜总会”的惊讶。每次赶到北京，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梅地亚的办公室开策划会，从白天到深夜，昏天黑地。习惯了厦门规律生活的我，却要在“夜夜总开会”的栏目组磨炼熬夜的功力，经常是从晚上11点钟就开始昏昏沉沉，然后被云山雾罩的烟味呛醒，呷一口已经冷掉的咖啡，继续和策划以及编导们红着眼睛打磨文案。一个个策划案提出，推翻，再从头来过，反复数遍而未果。《对话》栏目组有一个很长的玻璃条桌，王利芬坐在长桌的一头，仿若永动机一样，甄选着每一个策划提供的创意，毫不留情，干净利落。大策划石述思每次都胆战心惊地说“要不我再抛一块砖”，很不幸，又被桌尽头的“王”否了。由此他享有了“砖厂厂长”的花名。

初来乍到的我觉得饱受折磨：做一个节目需要这么费劲吗？在厦门，我和两三个人讨论过思路以后，节目基本上就定了，质量把控更多是依靠个人的判断力。可是这里不同，标准的制度比人为的判断更重要，流程严格、分工细致，每一个人都力求专业，节目制作不再是我一个人在认真，而是所有人都在认真，毫不吝啬地认真。曾经把节目从头至尾一手包办的我，在这里居然有了专门搜集、整理资料的助理。“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是《对话》团队的核心口号，栏目所有人员都是团队的一分子，每一分子的工作都是构成节目链条中的一环，环环相扣，无缝对接是整个栏目的操作心态。“不要在自己的工作未完成时帮助别人，干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再提及其他。”这是王利芬对团队成员的告诫。正是仰仗这样的细分精神，《对话》的专业度有了最大程度的保障。

专业化的舞台，聚焦的是更加复合型的强人。王利芬曾坦言，她对《对话》情有独钟，正是因为这档栏目关注的是人，在全球经济浪潮裹挟之下，在前沿阵地拼杀的那些兴衰沉浮、浴血奋战、焦虑惶恐、创新求异的中国人，即使节目所选取的采访对象是国外经济巨子，出发点也永远是为了那些浴血奋战着的中国人。面对这样一群历经风云变幻的弄潮儿，要怎样对话才能洞见他们的内心？虽然自己有多年的主持经验，但更多的是活跃于综艺节目。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堪称王者，与他们比肩对话，除了细致的观察与缜密的思考，凭借什么可以引导自己通向他们的专业领域？陌生的未知横亘在面前，我是否依旧可以沉得住气？

我的第一个对话者，是“一个著名的失败者”，他的名字，叫史玉柱。做节目之前，我对他的直观认知，来自厦门铺天盖地的脑黄金广告，内容简单直白，却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对于这位中国企业家来说，比脑黄金更加声势浩大的，是他所经历的那一场著名的失败。少年得志，从电脑软件起家，5年的时间位列中国内地富豪榜第8名。1996年自筹资金，决意打造中国第一高楼“巨人大厦”，最后高楼未起，却造成投资者1.5亿元的损失，一夜之间沦为“中国首负”。2000年首次做客《对话》，史玉柱庄严承诺：一定要偿还世纪之债。半年多过去，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负商”再次亮相，他是否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对他的过往了解得越多，我的压力也越大，对话这样一位引人关注的著名失败者，我究竟需要有多深厚的储备，才不会成为这期节目的失败者？

心怀忐忑的我，与王利芬一起站在楼梯口迎接史玉柱，人一到就被我直接带到楼上。刚一落座，史玉柱比我还忐忑，悄悄问道：“今天你们是不是要来批判我？”我佯装轻松地解释：“不是我们，批判你的人一会儿会先到台上，而且他们完全不知道你在现场。”于是这个安徽男人“听话”地坐在演播室一个导播指定的位置。在进入演播室的一瞬间，我再次望了一眼那个历经大起大落、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男人，他面对屏幕的背影有些落寞，一个人安静地坐着，等待可以登台的下半场。此时此刻，他是否能够真正沉得住气呢？

出现在台上的点评者堪称阵容豪华，他们是柳传志、华贻芳、段永基，撇开三位各自的身份不说，他们同属于一个共同的组织--泰山峰会。一年一度的泰山峰会从1993年开始举行，一直延续至今，十几家中国顶尖民营企业的领军人物像武林高手一般，定期聚首论道。关上门，敞开心扉，不录音、不录像、不邀请当地领导、不对外宣传，却留下了中国民营企业最深刻的发展足迹。

谈及1996年前后的史玉柱：“您是否也看到了他非常窘迫的现状？”面对我的提问，老成持重的柳传志发表了极为坦率的言论：“我以前直说不喜欢史玉柱，1993、1994年泰山峰会上我基本上不太跟史玉柱打招呼，原因就是我感觉他要出大娄子，而且我觉得他浮躁，对企业的发展、目标追求和自身能力，都没有想清楚。”

华贻芳老先生更是直言不讳：“一直憋到1997年，史玉柱正式地说自己很难再坚持了，就是请吃一顿饭，都要掂量掂量有没有可能，囊中羞涩了。这个时候，我脑海中就蹦出来几个字，32个字的打油诗：‘不顾血本，渴求虚荣；恶性膨胀，人财两空。大事不精，小事不细。如此寨主，岂能成功？’我写好后没敢给他，因为非常尖刻。”

虽然言语犀利，但最终帮助“巨人”重新站起来的，同样是坐在台上批判他的这些来自泰山系的巨头们。史玉柱在最落魄的时候依然坚持参加泰山峰会，并主动提出把巨人集团的案例拿出来讨论，企业家们齐齐伸出拯救之手，细致的专业分析、深夜的电话沟通、管理经验的馈赠、迸发于市场之外的“救死扶伤”的能量、在精神层面上强力支撑“巨人”再度站立，偿还了自己的“世纪之债”。

下半场，史玉柱终于被我请出。真正的主角登台，高潮反而没有到来。如果将他的创业故事写成剧本，上半场的成功与光鲜没有浓墨重彩，倒是失败时的尴尬与痛处被细细描摹。面对点评人和拯救者，曾经高调的成功者有些失语，史玉柱终于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失败者。但在我的眼中，普通的失败者很快就会被潮流所淘汰，只有著名的失败者才能存活下来，而且真正著名的失败者会让别人看到他再度著名的东山再起。史玉柱，无疑就是这样一位高手。

巨头和高手联袂，在《对话》的舞台上模拟展现了一台原本对外界封闭的“泰山峰会”。融通背景，细数心路，本期节目又堪称一堂经典的案例分析课。初接触这个圈层，对于我这个小学生来说，聆听这堂高阶课却并未感觉吃力，是他们讲得精彩，还是自己听得认真？

“我想知道那样的重压之下，你到底如何熬过来？”“不过我觉得苦了挺好，应该感谢那段苦。”再次云淡风轻地挡掉我打出的“苦情牌”，史玉柱的下巴微沉，话音刚落，又把头抬起。一个人只要能对得起自己所承受的苦难，成败皆可付笑谈。正如尼克松回顾自己处理过的美国六次重大危机时所言，失败并不可怕，一生之中，成功次数只要超过失败一次，就了无遗憾。但中国式的成功与失败来得突然，也走得离奇。恰似“巨人”大厦的坍塌，成功无法在一夕之间实现，失败却可以在一夜之后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