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喧嚣的90年代，我失声了
收工之后，走出央视的演播室，上车后我的第一个动作，往往是打开Music Radio。不论是Hip-Hop还是经典老情歌，我都能跟着节奏哼上几句。纳斯达克的股票数据、布隆伯格的财经分析，随着广播里的音乐烟消云散。松一松领带，会想起很久之前，我也曾经是个音乐DJ，而且是厦广音乐台听众票选出的“我最喜爱的DJ”。那个飘出歌声的小黑匣子，曾经驻扎过我的美丽新世界。
1993年的流行乐坛，中文歌曲出现了井喷式的创作大爆发。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周华健的《风雨无阻》、张学友的《吻别》、陈明的《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全都出品于当年，至今仍然在《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等电视栏目中被新老歌手们争相传唱，历久弥新。
流行音乐的风生水起，同样带来了音乐广播的黄金岁月。同一年，厦广音乐台的出现让整个厦门的听众耳目一新，包括我在内的新来的一批主持人，都是以一种聊家常般的说话方式与观众交流，与生硬刻板的传统宣教模式截然不同，强烈的交流互动感让音乐电台在媒体中脱颖而出，小收音机在厦门一夜之间几乎脱销，每个新推出的节目也都迅速蹿红。这其中，就有我主持的《厦广音乐排行榜》。
作为一名非科班出身的“专业”电台DJ，如何做好音乐节目？广播对于主持人的个人能力要求极高，大脑的储备就是节目的所有内容，声音的表达即节目的全部水准。我的教科书来自大学时代收听的台湾广播，制作经验累积于外语系的电台实践，这些功底远远不够。20世纪90年代流行音乐兴起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音乐电视的出现。MTV以音画兼具的独特魅力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眼球，一时间卡拉OK、音乐电视都成了大街小巷里市民们的娱乐焦点。如何与电视台争抢受众？边学边练，不断求新，成了我的制作关键词。
“金曲抢唱”时段是我的第一个创新。卡拉OK人人都爱唱，大大小小的麦霸们，是否敢来电台公开亮嗓？每天我都会挑选一首KTV金曲让人抢唱，比如对听众说：“今天的抢唱曲目，是戴军的《阿莲》，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电话，通过我们的伴奏带来演唱这首歌曲。”电话铃声顿时此起彼伏。
其他的创新更加酷。今天Club里经常出现的DJ音乐Mix（混搭），20多年前，就被我搬到了电台的录音间。音乐排行榜上“千年不下榜”的热播歌曲，都是我的革新对象。林依轮《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上榜三周后，舒缓的旋律能让人倒唱如流。再次播放，我把快节奏的迪斯科Mix进来，两台播放机各放一首歌，调节声音，控制播出点，甚至高潮时候加入二重奏，一首陈伟鸿二度创作的混搭版《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新鲜出炉。
后来在央视主持晚会，见到那些20世纪90年代走红的乐坛歌手们，我都有一种行内人的似曾相识之感。《我是歌手》热播期间，齐秦、黄贯中再度掀起怀旧热潮，我向同事们如数家珍般讲述歌曲背后的故事，令他们大为惊讶：你一个财经主持人，居然还那么八卦！他们哪里知道，聊八卦，才是我原来的本职工作。
专业的音乐DJ，其实并不随便八卦，所有的八卦话题，都与歌曲有关。我在节目里开辟的另外一个小环节，叫作“窗外有蓝天”，专门介绍歌曲的不同版本，以及音乐背后的故事。比如张学友的《李香兰》翻唱的是日本歌手玉置浩二的原创版本，或者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源自中岛美雪的歌曲。在互联网并不发达的年代，找到并播出中外不同版本的音乐，成为了我这个电台DJ的专业资本。20世纪90年代初，由周润发主演的香港经典电影《阿郎的故事》在内地风靡一时，罗大佑创作的影片插曲《恋曲1990》成为我的重点推荐曲目，普通话、粤语、英文版本全都搜罗而来，与听众一起细细品味。多年之后我主持电影《孔子》的首映礼，看着曾经浪子回头的“阿郎”发哥，在台上坚持用普通话讲述孔子的儒家风范，脑海里突然闪出《恋曲1990》的粤语版歌词：
轻飘飘的旧时日悄悄地飞逝，
数载如梦烟般消，回首哪堪计。
岁月，总是会将歌曲和人生，都改编成不同的版本。《Sometimes When We Touch》，这首20世纪70年代末出品的北美流行歌曲，曾经是我在大学英语课上最爱听的旋律。之后由资深音乐人黄小茂填词改编为中文版本《无言》，词意隽美深沉，被歌手们数度翻唱，亦成为我的电台主打歌。而这首歌再度流行时，却已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不知从哪天起
不知从哪年止
你总是无言等待
无言地等待
……
偶然打开电视的我，听到张赫宣与卓义峰这样的80后，再度唱响这首自己青春年代最爱的歌曲，突然心头一颤。岁月留声，每个时代的版本，都会留下光阴的痕迹。我的广播时代已成过往，所幸，音乐还在。
与音乐的缘分持续了三年，兼职的范围也越来越宽。我参与制作了另外一档叫作“红红工作室”的栏目，在观众有奖竞猜和音乐广播剧等新兴环节里探索自己的主持多元化。探索的脚步还不止于此，电台声音的单纯影响力，与音画同步的电视媒体相比，后者显然引起了我更大的好奇。
进入厦门电视台做兼职的时间，其实和进广播电台一样早。看到《厦门广播电视报》上的兼职主持招聘启事，我就心血来潮地报了名。层层筛选过后，最终被电视台录取。总编室是我进入电视台的第一个工作部门，得以参与录制各种不同类型的节目。有时候去做节目预告，有时候又去播体育节目，最奇特的是还录制了一档叫“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栏目。如同初到学校广播台做播音员一样，刚进入电视圈的我，也是向来都按规矩办事，一字不差地录完编导事先写好的文案，就算大功告成。对于电视行业的第一印象，仅仅是对着提词器念稿而已。何谓“专业”的电视人？我其实并不明了。
1993年，在中国电视历史上是个关键的年份。《东方时空》的创办回顾了电视语态嬗变的曲折历程。中央电视台原副台长孙玉胜对“语态”的阐述充满了激情--要尝试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拆除媒介和观众之间的界限和戒备，使新闻的传播与接受能有角色认同和情感互动的愉悦。同一年，我的电视语态，也从“念稿主持人”风格，彻底地完成了一次转变。这次转变，与一个台湾制作人有着密切的关联。他，就是我的电视师傅--宗政桓。
作为资深的电视综艺制作人，宗先生率领自己的团队与厦门电视台开始了合作，大型综艺节目《彩虹假期》于1993年正式启动，首开当时中国电视界综艺游戏节目之先河。精美绚烂的舞台、新颖有趣的环节，令人耳目一新，直到今天，节目中的许多游戏仍被同类节目翻版使用。在试过多名主持人都不甚满意之后，有人向他推荐了我。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我们聊得很投机。我惊诧于他在电视节目制作方面的专业，短短几句就让我似有茅塞顿开的感觉。但真正领会他的专业意图，却不是那么容易。在90分钟的《彩虹假期》中，宗先生希望给予主持人更大的发挥空间，对于我来说，却是一次次勇气加实力的综合考量。放弃既成的台本，放弃白开水一样的套话，主持人要让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包含信息，每一段主持词抛出来，都要形成一个精彩的包袱。
那时我的搭档是丁红，为了达到上述要求，每期节目临录制前，我们都要经受一番宗先生的“魔鬼训练”--在他的面前，我和丁红从开场白开始，把节目从头到尾主持一遍。刚说完开头他就问，这么讲有意思吗？你们俩说的有人听吗？两个人的自信心，被他一遍又一遍地打击、锤炼。然后，才慢慢开窍：不应该去讲大而空泛的话，比如“欢迎收看××节目，今天是国庆节，我们举国欢庆，祝愿祖国更美好”。而是要说“人话”，有信息量的人话。既然是两个人主持，就需要在台上进行实质性的交流。他还告诉我们，节目其实是可以设计的，在你做节目之前，就应当成竹在胸，把握整个节目的“梗”。梗，这个很“台湾”的说法，是我对于电视节目预设环节最早的概念，再也不是机械地上台报幕，台词说完了就离开舞台，问题提出后就可以交差。被提问的人，会怎么答？你又需要做出怎样的反应？要尽一切的可能去准备，把未知都预设好，再反过来思考，才能实现更具针对性的有效交流。如此观点今日看来已不那么生猛，但在当时绝对领风气之先。
在宗先生的带领下，在过去人称“只有几只小白鹭栖息，没有条件办综艺”的小岛上，终于诞生了一档90分钟的大型王牌综艺栏目，给厦门百姓带来一个属于自己的“假期”：没有大腕儿，却不乏本土的明星；没有相声小品，却同样有欢声笑语。因为家家能参与，人人能上镜，一时间，在小小的鹭岛，“彩虹假期，大奖给你”的呼声盖过了《正大综艺》“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的口号。《彩虹假期》成为当时厦门最受欢迎的综艺节目。
曾经看到有网友在微博上说：“如今打开电视，不是《××勿扰》就是《××约会吧》，可还有谁记得20年前，厦门最火的一档节目--《彩虹假期》呢？一句开场白：欢迎主持人丁红、伟鸿--那收视率可是相当地高啊！”在我自己都几乎快忘记那档节目有多火的时候，网友的回忆又把更多的细节推进了我的脑海。只不过，那群打造“大奖给你”的人们如今也已各奔东西。
随着《彩虹假期》的蒸蒸日上，我从一个隔着玻璃看电视的门外汉，变成了半个行内人。起步的时候全凭一腔热爱，不管不顾地闯将进来，才发现原来有如此多的专业要求。但是经过慢慢磨炼，又渐渐意识到，其实自己拥有成为专业选手的可能。电视以它独特的魅力，逐步超越电台的直播间，成为我生活的主线。我加入了电视这场人生的华丽冒险。
成为一名地方电视台的专业工作人员，就意味着你要学会全能。1995年至1999年，是我在厦门电视台文艺部全面淬炼的一段岁月。无论是周播的综艺栏目，还是大型的庆典晚会，从策划、导演、主持到最后的制作包装，全部要自己完成。往往是下了主持台，捧着录像带，一头就钻进了剪辑机房。所有的心思全都放在画面上，一帧一帧地往下走，一定要剪得干净流畅。连轴运转、完美强迫症，这些职场人的“恶习”，成为我的职业标签。当时厦门电视台还没有非线编的电脑，我在两台对编机上不断地去试剪辑点，找到以后又衔接起来反复回放，直到过得了自己的质量关。陪伴我加班加点的，是窗外的星光点点，经常一出机房，就已经接近凌晨时分。
全能电视工种的历练，帮助我养成了强烈的后期意识，这种意识甚至成为了我的“职业病”。站在台上主持的时候，经常脑子里全在想后期剪辑所需要的画面，琢磨着这个画面能不能和前一个接上？我的这句话如果留下来，下一句需要怎么说，才能很好地实现过渡？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对话》的同事往往会在录制现场提醒我：“伟鸿，你不要有那么强烈的后期意识，你就随便说，别想那么多。”但“随便”两个字从来没有可能，也绝对不会出现在我的电视操作手册中。艺术的创作没有恒定标准，但是创作的态度，却经常体现于细微。
这是一段与专业较劲的日子，电视王国的奥秘似乎永远潜伏在主持台和机房的某个角落。即使我成为厦门电视台生活频道的副总监之后，台前和幕后的大系统也从未在我的职业链条上断裂开来，因为，在电视屏幕上“说话”带给我的永远是无与伦比的职业快感。
这又是一段异常忙碌的日子。但值得欣慰的是，漫长的异地恋情终于有了美好的结局，与心爱的她缔结今生，我们在厦门有了一个可以看见大海的小家。没多久女儿降生，三口之家似乎就在生活的急转弯处陡然生成。一个原本生活中只有主持、音乐和电影的大男生，在岁月的推动下，倏然间，双肩被压上了诸多结结实实的责任、担当与辛苦。好在有太太的理解与体谅，我依然可以沉醉在自己的职业空间里，凡事亲力亲为，以冲刺姿态维持着一个频道的安全运行。
世事果真难料。正当我为自己的电视梦想全力以赴的时候，一场疾病好像一条毒蛇，正在悄悄靠近我。1999年，我遭遇到了职业生涯里最为恐怖的袭击--失声。
这一年，厦门市八一庆典晚会由我主持，开场没多久，嗓子突然间感觉很哑，但我还是坚持主持完了全场。第二天，我几乎完全说不出话来。起初还以为是感冒咳嗽引起，休息几天就会好。可是养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还是未见好转。只要说上三分钟话，嗓子就彻底没了声音。经过医生诊断，是由工作劳累和用嗓过度所致，只有慢慢休养，方能慢慢恢复。面对模糊的康复时间表，顷刻间，我的情绪变得无比灰暗：我真的不能再走上主持台了吗，我真的不能再以说话为职业了吗？
从小听话和胆小的我，这一次却完全不管医生的建议，不顾一切地乱投医：吃胶囊，喝中药，扎针灸，四处求医问药，甚至连电视上骗人的民营小诊所广告，都心存侥幸地跑过去试试。只是，所有的努力都做了，依然收效甚微。
失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唤醒了我内心深切的恐惧感，也不加掩饰地暴露出我的心声：原来话筒前的表达，才是我的最爱，而不是其他。
这份最爱，陪我至今。
我已足够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