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家范：家庭是个人走向辉煌的后盾
曾国藩的齐家理论以“和”字为中心，总结出了“八本”格言、八字家规。他反对奢侈，主张勤俭持家，反对给子女留下资产，而是要培养子女自力更生的能力，及不慕权贵的品性。
八字家规和八本格言
【原文】
家中兄弟子侄，唯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
【译文】
家中的兄弟子侄，对祖父的八字训诫要牢记在心，即“考、宝、早、扫、书、蔬、鱼、猪”。除此之外，祖父的三不信——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也要谨记在心。我的日记中又有八本的说法，即“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八个方面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总结，都是行之有效的论断，弟弟应当教导各位子侄，让他们谨记教诲。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家境贫寒还是富裕，只要能守住祖父的八字和我的八本，都不失为受人尊敬的上等人家。
【解读】
家族，在中国人的心里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自己犯了错误都希望自己一个人来承担，不希望牵连到家族。人常说，治国同治家，治家同治国。确实，治家与治国有着很多相通之处。在广大百姓的心目中，家的概念要比国的概念来的直接而重要，因此，家教、家规、家风成为了人们成长和发展的保险箱，这个保险箱的保险水平高了，其子孙就成长和发展的好，反之则不然。
曾氏家族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名门望族了，其影响至今不绝，且有呈扩大之势。这与其严谨、科学的治家理念是分不开的。曾氏家族的治家理念以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的八字家规和曾国藩的八本格言为主，主张勤俭持家，反对奢侈浪费；追求和睦的家族关系。
八字家规
八字家规是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提出来的，曾国藩将其进行了精心的整理，总结为了八个字，即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具体一点，即读好书、种好菜、养好鱼、喂好猪、早起床、勤打扫、做祭祀、善待人。这八个字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即读书、耕作、孝友、睦邻。蔬、鱼、猪、早、扫，指的是耕作，乃农家人本应有的素质，其核心是勤俭。
书：就是读书。古人讲求读圣贤书，并把读书当做功成名就的一个契机。所谓十年寒窗，只为一朝衣锦还乡，即是此意。曾氏家训中读书，除此意之外，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读书来明智、开阔心胸。
蔬：就是蔬菜。这一点体现了曾氏家族节俭的一面，即饮食上不贪奢侈，崇尚节俭，亦是养生健体的一面。
鱼：即养鱼。按曾国藩的话说，“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鱼”是“蔬”理念的一种动态延伸。
猪：即养猪。是“蔬”和“鱼”的延伸，亦是“耕作”的范畴。猪多是因为粮多，强调的是自给自足。
早：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家之计在于和，一身之计在于勤。曾国藩在给自己所列的“十二课”中有一条就是早起。曾国藩深知早起有利于做出有成效的事情，所以在这一点上，力荐家人遵循。
扫：就是扫除。家不扫，何以扫天下？也就是说为人行事要实在，凡事从我做起，才能心忧天下。这一点更多的是从思想来说的，即扫除贪富贵、慕权势、仗势凌人的念头。
考：就是祭祀。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孝悌是中华美德之一，因此祭祀自古就同孝悌紧密相连。为尊者祭、为贤者祭；为长辈祭，为晚祭，在封建的三纲五常中，虽名义上讲的是礼节、规范，实际上也包含有祭祀的成分，亦是一种礼节和尊严的象征。
宝：就是善待亲族邻里。这一点充分体现了曾氏家族以“和”为贵的思想。作为封建伦理的一个方面，与人为善、行善积德亦是应大力提倡的一个方面。
在这八个方面，曾国藩最看重“书”和“耕（蔬、鱼、猪、扫、早）”。在教育家人子侄的时候，他常常以“耕读”或“半耕半读”来教导。
他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夫人率儿辈在家，须事事立一个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不要小看这“耕读”二字，表面看来简单，实际上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耕，更使人丰衣足食，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培养高尚的品行。书，能够让人增长见识，明白道理，懂得如何做人。耕和书两者结合，可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两个方面对富贵之家来说，看似简单，可要真正做起来却就没那么容易了。
曾国藩对历史有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家国的兴衰、世事的变迁，他都能感知并明察。他认为一个家庭的兴衰，重点不在于一两个人做了大官，而在于其子弟的贤良与否。家族子弟的贤肖，有六分时取自于天性，四分在于家教。他分析认为，官宦士家子孙骄奢淫逸的，基本上都是富贵一代便终结了，能够延续两代的很少；商人的家庭，勤俭的能够延续三四代，耕读的家庭谨慎小心，能够延续五六代，孝友的家庭能够绵延十代、八代。
本着使曾氏子孙能够节俭度日，形成贤良的品性以保持家族兴旺的目的，曾国藩不仅总结了祖父的治家方法，而且将其发扬光大。他一生都把“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奉为至宝，身体力行地去遵循，严守不怠，并且谆谆教导曾家子弟要恪遵家教，谨守家风，所以才有曾家人才辈出的局面出现。
八本格言
基于对八字家规的补充，曾国藩通过自身的一些经历和感受认识，又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而全面的治家规范。这个家规由八句话构成，所以被称为“八本格言”。即
读古书以训诂为本；
作诗文以声调为本；
事亲以得欢心为本；
养生以少恼怒为本；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
居家以不晚起为本；
居官以不要钱为本；
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这八本格言的形成其实与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事亲至孝；曾国藩的母亲，个性倔强，善事舅姑，嘉惠亲族，敦睦邻里。这种家风美德，在有形无形之中，对曾国藩的学问事功、立身行已，都有很大的影响。
仔细地对这“八本格言”进行一番分析，会发现其不仅涵盖的面比较广，而且所涉及的点都是切中要害的，是立身处世中最需要注意的地方。研习这“八本格言”，对于治家、修身、立世皆有不菲的益处。
读书以训诂为本。指的是读书要以古代先贤的言论为准，学习圣贤人士的思想、观念及行事作风。陶渊明曾说过：“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所得则欣然忘焉。”不过自明清以来，由于“文字狱”的关系，文人墨客们都不敢再提什么实质性的学问，只是躲在文字背后做些表面文章。这样一来，势必对读书、做人、处事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因为受时代局限，曾国藩自然不会反对训诂，反而提倡。不过，正因为这样曾国藩才能博览全书，贯通诸子百家的学说。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这是文天祥《自赞语》中的一句。归纳起来，无非“读书明理”四个大字。明什么理呢？一是要明白做人的道理，一是要明白事物的道理。
读圣贤书，可以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圣贤书中存留的是我们五千年文化的积淀，充分体现了古人的思想与智慧。它像一座宝山，让人流连。
曾国藩素有清朝“中兴重臣”之称，而他酷爱读书、善于读书，众人皆知，且其那种读书的劲头很少有人可以企及。
曾国藩爱书爱到了什么程度呢？他不惜负债贷款也要买到自己心仪的书，他认为“买书不可不多”。清道光十六年，他从京师（今北京）“贷百金，南归过金陵（今南京），尽以购书”。自古而今，爱读书的人，可不胜枚举，但贷款负债买书的又有几个人呀？
书买回家后，他总是手不释卷，爱的不忍放下，如饥似渴地阅读。于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庭户者几一年”，简直到了“世间百事，唯有读书”的地步。单曾国藩并不觉得有什么干扰，反而以此为乐，认为“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
曾国藩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一方面那些诗词歌赋读起来，抑扬顿挫，富有节奏韵味，可在品味其意的过程中获得乐趣;一方面能增强记忆，出口成章，一些名篇名句即使到老了也还会记得。据史载，曾国藩五岁即“受学于庭，诵读颖悟”，十五岁能成篇背诵《周礼·仪礼》、《史记》、《昭明文选》等名著篇章。即使到了花甲之年，成篇地背诵《离骚》，《上林赋》等名篇亦不是问题。
关于怎么读书、读什么书，曾国藩有其真知灼见。他觉得，“看书不可不知所择”，首先要有目标，懂得选择，重点是要读经典名著，这样才能学到圣理明言。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司马迁的《史记》，道家名著《庄子》，司马光的《汉书》，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翰愈的文章等，是曾国藩生平最爱读的书。
他读书从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是认真严谨，坚持不懈，直到把书中所讲的道理都弄明白了才肯放下。比如“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一书不看完，断不看他书”，对于经典之作，经典之处，更是细嚼精思，“先认其貌，后观其神”。曾国藩尽管军务政事缠身，但每个时期他都制订了不同的读书课程，其中尤重历史，“每日读史十页”，终其一生。
他博览全书，且孜孜以求，从不满足。曾说“余平生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矣。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知有涯而学无涯，知识是学不完的，漏掉其中的一部分，本无可厚非，但他却深以为憾。这种可贵的精神连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很佩服:“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曾国藩自己读书不仅孜孜不倦，在教导后代子侄、家人读书的时候亦是勤教不倦。他留下的一千余封家书多数为教子读书的内容。里面有不少直接而明确的指导性要求:“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也有研读篇目:如《尚书》、《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名著;更有对读书好处的评论:“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有读书则可变化气质。”读书，已不仅仅是曾国藩的个人爱好，更是他治家传世的重要法宝。
作诗文以声调为本。指写作文章要注意节奏韵律等方面的协调、和谐。诗词创作对于艺术性的追求是重中之重，其中之一就是“韵律”，即讲究字词的搭配，音调的和谐。
关于诗词的韵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平仄，由南北朝时期的沈约等首先提出，在盛唐以后的格律诗中得到广泛应用，主要是讲究平声和仄声的协调。
二是对偶，在韵文特别是格律诗中，对对偶的技巧要求比较严格，诗词中一般是句对，在赋和八股文中还有多句对和段对。
三是押韵，指同韵的字在适当的地方有规律地重复出现。
这三个方面都是由汉语语音的特点决定的，就是单音节语素占优势，有声调。在诗词写作特别是格律诗写作时平仄、对偶和押韵运用的好，运用的自然，可以使诗作增强音乐感，呈现韵律美；运用的不好，用得过多过滥，就会给人以生拼硬凑的感觉，最坏的结果是以文害义，六朝到初唐的骈体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事亲以得欢心为本。讲的是做事、对待亲人要真诚，方此才会欢心、雀跃。这一条着重从为人处世方面，说明亲善他人就是善待自己的道理。
孝敬双亲，仅提供衣食等物质方面的东西是不行的，老人需要的是一家人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因此，让父母在精神上获得愉悦、舒心，才是真正的孝道。曾国藩侍奉父母，注重的是让父母从心里感到开心、放松，所以一家人才融合有加，上下欢愉，养成一团和气。
与人相处，重在以诚待人，只有真心付出才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与人相处，要多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想想。竭力体恤别人，帮助别人，服侍别人，甘心作别人的仆役。不要向比自己软弱或比自己地位低的人轻易发怒，叱喝他们，给他们难堪。这不只使他们受痛苦也会使自己受损害。
不要想站在别人的上面，叫别人尊重你；要甘心站在别人的下面，尊重别人。只有心甘情愿站在别人下面的人才配站在别人的上面；只有肯尊重别人的人才配得到他人的尊重。自己有了什么错失，应当坦白承认，千万不要刻意隐瞒；当别人劝导责备你的时候，要以感激和谦卑的心情接受，断然不能恼怒，更不可拒绝。这些都是获取欢心，赢得舒心的途径。
养生以少恼怒为本。气大伤身，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自古人们就把戒骄戒怒视为养生修身的关键。很多人都以为曾国藩文武兼备，肯定无暇再养生方面有所顾忌。而实际上，曾国藩也堪称一位养生大师，他的养生之道，重点就在于“惩忿窒欲”。所谓“惩忿”就是尽量避免恼怒。佛教所说的“降龙伏虎”中的“龙”指的是火气，“虎”指的是肝气，降龙就是“窒欲”，伏虎就是“惩忿”。佛家与儒家在很多方面虽然存在诸多不同，但在戒除恼怒以保身方面却相差无几。
曾国藩在日记家书中曾多次提到过要戒怒。他的九弟曾国荃脾气暴躁，曾国藩因此专门写信进行劝导过。例如“弟之内疾外症愈几分？凡郁怒最伤人。余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说。人之忌我者，唯愿兄做错事，唯愿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唯愿弟做错事，唯愿兄之不友。弟看破此等事情，则知世路之艰险，而心愈抑畏，气反愈平和矣。恼怒不但伤身劳神，而且会使人失去理智，伤及他人。做事时，如恼怒则不能心定神安，容易失去自信，恐怕就没有好的成绩。怒气就如脱缰野马，野性难驯，让人束手无策。故而，要控制怒火。”在修身养性方面，曾国藩有其深刻而广博的认识，他身体力行地进行着有关养生的实验，并将自己经过身体力行的经验告知家人、亲朋，希望他们也能够在养生方面获得益处。
历史上因为恼怒失掉胜利、断送生命、遗臭万年的人物不在少数，曹操中反间计怒杀蔡瑁张允，从而赤壁失利；周瑜气量狭小，易怒的个性终于断送了自己的生命，落得个可悲英雄的名誉；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按照传统的观念，他的降清无非加深了人们“红颜祸水”的观念，自己也只留下一个爱美人胜过爱江山的轻侮之名。
怒火不仅伤身，往往还会破坏一些既定的计划，让人做出一些有违意愿的事情，这样看来，怒火的弊处大于益处。因此，戒怒视必需的，也是必要的。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人与人相交，当以诚为根基。只有诚心以待，怀抱真诚地做人处事，才能将事情做好，并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夸大其词，言不由衷，虽能够获得他人一时的欣赏与接纳，但终究无以长久。曾国藩曾说：我们为人处事要心怀诚意，虚心待之。心诚了志向才可能专一，气量才有可能充足，经过长年累月的坚持，终有一天会有所成就和收获。谦虚待人，礼让与人，不存私念，迟早会与他人成为很好的朋友。对于“诚心”二字，曾国藩甚是强调，他认为凡是在此二字上经过认真修炼的人，很少有世事不通，树敌甚多的情况出现。为此，他还专门做了一副“谨言箴”，即“用花言巧语取悦于人，最终只能给自身带来灾祸。闲言碎语，也会搅乱你的心神。理解的人不夸耀，夸耀的人不理解。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让智者笑话，让愚者惊骇。那惊骇的人弄清原委以后，会说你欺骗他。笑话你的人会鄙视你，即使你很直率也会怀疑你。最终忧患悔恨丛集，便铭记下来一定改正。铭记以后仍然蹈其覆辙，可叹的是自己已经老了。”由此可见，妄言毁终身啊。
居家以不晚起为本。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肯于勤奋而作的人势必会成为居家、事业大有长进之。日高三丈，尚未起床，孔子斥责这种行为为朽木。朽木不可雕也，对于知识分子或尚有一丝尊严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伤人的，更令人难堪的了。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每天天一亮就起床，所以曾家兴旺顺达。在《治家八字诀》中，曾国藩也提到了“早起”。认为乡下的农民，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几乎与太阳同起同落。商人也不得不早起，工人士子，也不得不早起。许多外省人，初到湖南，吃不惯三餐干饭，后来早起惯了，才知道非吃三餐干饭不可。勤劳致富，这一句话永远都脱离不开“早起”这个概念，天地万物共享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差别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彼此真正利用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充分地利用了更多时间的人相应地也就会获得更多的报酬，反之则不然。因此，治家、兴家，早起操作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自古而今，很多人都把做官当做发财的一个途径，很少有官吏不贪财，不抱有此种想法的。尽管如此，历史上亦有真正为民请命，不贪财，清廉正直的人。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曾这样说道：带兵打仗的人，心存贪念的话，整个军队就会充斥一种松懈、废弛之气；不存私念，一心保家卫国的，整个军队则会被激昂的士气所萦绕。再者，贪婪的官吏，往往会激起其部下对其的仇恨与鄙夷；而清正廉洁的官吏，则更多地赢得部下的敬佩。钱财无论如何总是有一定量的，上面的人拿的越多，下面的人分到的就越少；上面的人不苟取，不中饱私囊，下面的人就能够分到多一些的钱财，同时，亦会得到下面人的爱戴和敬仰。我平时教人，总是把“廉”字当做立身安命的根本。
古人读书，多是为了升官司发财。曾国藩却立志救国济民，耻于官场腐败习气，发誓做官不为钱，终生俭朴修身治家。他反对留钱财给子孙，以廉洁奉公为做官之本。
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行军打仗，最无辜的当属黎民百姓了。战争永远都是当权者与当权者的斗争，说到底其实与普通老百姓并无多大关联。因此，历来打仗顾及百姓的人也就很少。曾国藩为什么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呢？他的功绩自然是不用说的，但他一心为民，凡事以民众的利益为先的作风才是他深入寻常百姓心中的根本原因。曾国藩在率军打仗的时候，曾这样教导其部下：“凡为将帅者，以不骚扰百姓第一要义。”所谓民为邦本，唐太宗曾以船和水的关系比喻君与民。孟子在远古时代变已经深知“得民民者得天下”的道理，后世人没有理由不明白的。因此，行军打仗不扰民，就会受民拥护，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这“八本”是曾国藩从经历学识各方面总结而来的真谛，亦是曾国藩家庭教育的主要标准。曾国藩终身行之不懈，亦愿其子弟终身行之不懈。
历史走到今天，已经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人的成功与成长都不能脱离其生长的环境——家。家教充实、丰富、有礼有志的人家，其子孙往往在为人处事方面深得人心，且亦做出一番大的成就。反过来，家教松弛，无章可循的家庭，其子孙多半沦为市井小人，或者德行举止上难以让人接受，至于功业文章有大成就的则更少。曾氏的“八字家规”和“八本格言”像两个双保险，保障着曾氏子孙能够有礼、有节、有志、有序地成长和发展。
古代士大夫家族衰败的原因
【原文】
士大夫之家不旋踵而败，往往不如乡里耕读人家之耐久。所以致败之由大约不出数端。家败之道有四：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身败之道有四，曰：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未有八者全无一失而无故倾覆者也。
【译文】
官宦士人之家通常会很快败落，往往比不上乡村耕读人家的家运持久。官宦士人之家衰败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家业衰败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不讲礼仪的人家会衰败；兄弟之间相互欺诈的人家会衰败；女子淫荡秽乱的人家会衰败；家族子弟傲慢横行的人家会衰败。自己身败名裂的主要原因：骄横傲慢、恃才傲物的人必败；是非不明、放纵下属的人必败；贪婪苛刻、求全责备的人必败；反复无常、没有信誉的人必败。从没听说过在以上这八个方面都没有过失而无故家败身亡的人。
【解读】
在祭祀或祈祷的时候，人们常常会说“千秋万代”、“永保平安”这样的话，其实这些愿望只能是一个愿望而已，不可能期望什么就会是什么。世上没有永久、永恒的东西，所谓的永久、永恒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或者说是一种期望罢了。任何朝代、王朝、君王、家族、名士，都会灭亡，只是持续的时间上存在差异而已。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成功有成功的原因，失败自然也是有失败的原因的。对于官宦士家衰败的缘由，曾国藩列出了四个方面，分别如下。
不讲礼仪的人家会衰败
不讲礼仪的人家是什么人家呢？先来看看什么是礼仪之家吧！
礼仪之家在古代就是遵孔孟之道，学孔孟之理的人家。礼仪之家，顾名思义，是指父辈们，父辈们的祖先，以及前面好几代都是很讲礼仪的；也可以说是非常有学识、有教养的人家。
礼仪即礼节与仪式。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形成于三皇五帝时代。“五礼”即，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换句话说，就是各个方面均有其应当遵守的原则，通常所说的礼仪、教养，具体指的是以下几点：
·敬人的原则。尊敬他人，是与人相交的基本原则，也是礼仪的核心。敬人，就是要对相交的对象抱以恭敬和重视的态度，切勿轻浮、出言狂妄，伤害对方的自尊心。
·自律的原则。自律，就是要自我控制，言行谨慎深虑；与人相处、做事时，要积极主动，有自觉自愿的意识，且表里如一，勤于自我反省，不妄自菲薄，自轻自贱。
·适度的原则。无论是对人对事，该有的礼节、气度都应当有，但要有一个适度的标准，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过犹不及，这一点要牢记在心。凡是做过了头，等同于没有做，情况严重的，可能还会起反作用。
·真诚的原则。做事认真，待人以诚，这样才会办事顺利，交友通达。只有待人友好，心存敬意，才能与他人建立起友好的关系。逢场作戏，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投机取巧，做假骗人，都是与真诚背道而驰的。
没有做到以上原则的人家即是不讲礼仪的人家，它衰败是必然的。对人不敬、不真诚，做事狂妄，没有节制，这样的人家一般人都不屑于与其为伍，结果自然只能走向衰败。
兄弟之间相互欺诈的人家会衰败
在治家方面，曾国藩提出了一个“孝友”的主张，其中含有爱护兄弟子侄的意思。他认为爱护兄弟是保持家族和睦的一个关键因素。内讧之家就如蚂蚁捣穴，只会越捣越散，直至轰塌。因此，兄弟之间和则家兴，分在家衰。
王祥卧冰，是二十四孝友中一篇。自古而今，都是人们治家教子的典范之一。从中可以看出兄弟间和睦，是家族兴旺绵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
王祥生母不幸病故，父亲遂娶了继母朱氏。不久后，王祥便有了一个弟弟王览。为了让亲生儿子继承全部家产，继母三番五次地说王祥的坏话，父亲受其影响，渐渐对王祥产生了成见。失去了父爱的王祥，日子过得战战兢兢。有一天天降暴雨，继母叫王祥到李子树下守护，如果他守护不好，有李子从树上掉下来，就把他的腿打断。无奈之下，王祥只好站在树下死守，任由暴雨侵袭着自己。不过，风吹雨打再大、再猛烈，却一颗李子都没有掉下来。
尽管继母总是虐待王祥，可王祥却从不怨恨，一如既往地孝敬继母。一天，患病的继母突然想吃鱼。当时正值隆冬腊月，河流早就结了冰，到哪里去弄鱼啊？王祥知道后，来到河边，脱去外衣躺倒在冰上，用身体的温暖去融化坚硬厚实的冰层。待到冰融化时，他浑身早已冻得麻木了。就这样，王祥找到了鱼。王祥孝敬继母的事迹传开后，受到了皇帝的重视，宣他入朝为官。
尽管继母百般刁难，谋害王祥，但其弟弟却百般爱护哥哥。一次，母亲在酒里下了毒药，王览觉得有些怪异，便把毒酒夺过来自己要喝，母亲慌忙把酒打翻在地，这才救了哥哥的性命。随着王祥的出名，王览也出名了，也被举荐为官。不仅他做了官，而且福荫后世，他的子孙九代都是公卿。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书法大家王羲之。
试想一下，若王览与母亲一同陷害王祥，历史上哪还会有声名显赫的王氏家族啊！由此可见，兄弟、亲族之间和睦的人家才可长久地兴旺，反之则不然。
女子淫荡秽乱的人家会衰败
女子淫荡秽乱，在古代是一件特别辱没家族、败坏门风的事情。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其中很大一部分指的即是这种有辱家风的事情。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观念要求女人要有妇德，何谓妇德？
妇德就是守节操，“从一而终”，“一女不嫁二夫”。 要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具体一点来说，即一要纯洁。女子在心理与行为上要清白无污。“妇女不要求特别有才智，但要谦恭、腼腆、殷勤快活 、纯洁坚贞、整洁干净，有无可指责的品行和完美无缺的举止。” 二是要幽闲。这是一种安详、宁静的美德。它是和轻浮、急躁、粗俗等举止是对立的。理学大师朱熹说：“幽闲贞静，最好女子家，只是精神不露，意态深沉，第一美德也。” 三是贞固。贞固是一种操守，主要指妇女的节操。儒家的两性观念既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纵欲主义，而是主张用礼制去节制、引导情欲。先秦以前的贞操观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尚未形成一种公认的社会心理。但宋以后，理学家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贞操观念发展到了绝对化阶段，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也成为衡量一个女性是否纯洁的重要标志。
正是基于传统伦理对女人的这种约束，淫荡秽乱的女子才会被当做辱没家风的败类。名门望族，重视的就是一个名声，名声坏了，所谓的财富、地位相应地都会渐渐消失。这是非常残酷的事情。因此，女子败家历来也被当做最不可赦的罪名。
家族子弟傲慢横行的人家会衰败
仗势欺人、恃财傲物，历来都是官宦士家子弟的作风。不过历代官宦之家的盛衰之势也证明，傲慢横行的结果只有一种，即是败。所以曾国藩不断训导子侄兄弟切勿仗势欺人，摆官架子，要以平常人家自居、生活。
人一旦有了地位、财富，就很容易自满，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对比自己弱小的人不屑一顾，甚至拳脚相向。这样很容易就丢掉了为人处世当遵循的礼仪，前文也以提到，不懂礼仪的人家会衰败，因此，家族子弟傲慢横行的人家亦逃不过家败的命运。
家败有家败的理由，其实一个人失败也是有原因的，曾国藩对个人失败原因也提出了四点。
恃才傲物的人必败
人满则败，这句话甚是经典与透彻。才华出众之人，易受人侧目，受人欣赏与艳羡，但自身若不懂得谦虚，不懂得审时度势，出众的才华及傲慢的态度只会将自己引入失败的道路。
唐代有两个文章一流，却嫉世傲物的人，其中一个是罗隐，另一个即是萧颖士。
罗隐的诗文以讥讽见长，虽一心向往功名，却久试不第，一生穷困潦倒。他一共考了十几次次，自称“十二三年就试期”，最终都铩羽而归，史称“十上不第”。罗隐仕途不幸，与古代大多数文人的命运相似，但造成不幸的原因却各有不同。罗隐的不幸与其讥讽的诗文有着莫大的关联。罗隐直到55岁才得了个一官半职，但终生性情直傲，结果为权贵们所不容。
萧颖士的诗文也堪称一流，且声名远播。当时大唐有很多日本的差使有一个使者说：“我国的民众，希望请萧先生到日本去当国师。”但是，在国外也有声望的萧颖士却仕途不顺，一直得不到重用，跟罗隐一样的落魄。但与罗隐不同的是，萧颖士19岁就中了进士，可他一生却同样坎坷不济。
据历史记载，天宝初年，萧颖士补秘书正字，奉命要到赵卫间搜求遗书，但他却久久不去复命，最后被免了官职。搜求遗书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萧颖士就是不去干，落了个丢官的命运。后来，萧颖士又做了集贤校理，仍然办事不力被贬官，现在的解释是：“不肯谄事宰相李林甫，受其排斥。”后来，萧颖士作了一首《伐樱桃树赋》讥刺权贵，结果亦是一样，被免了官职。
萧颖士之所以被贬官，很大一部分原因由其傲慢所致。有一个故事，萧颖士考中进士后，自恃才华，非常傲慢，经常携着一壶酒到野外去喝，自己喝酒吟诗，十分散漫。一日遇上暴雨狂风，萧颖士看到一个穿紫衣的老人领着一个小孩在避雨，萧颖士见老人很尊贵的样子，便讥讽起来。雨停后，却来了许多马车，迎老人上了车，萧颖士急忙打听，有人告诉他这是吏部王尚书。萧颖士大惊，去求见了好几次，尚书没有接见。第二天他写了很长的信，到王尚书家里去谢罪。王尚书让人把萧颖士领到偏房的廊下，责备他：“遗憾你不是我的亲属，不然我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你。”萧颖士受了尚书的批评，本当悔过。但萧颖士仍然我行我素，自恃才名，对人傲慢无比。最后死在扬州功曹（州牧的属官）的任上。
萧颖士不视权贵，姑且可以看作正直的表现，但其与人相交，不敬、不尊、以已才高八斗四处张扬，却不是君子之风。不得权贵欣赏就算了，连一般人都得罪，实属愚蠢之极。
是非不明，放纵下属的人必败
是非不明、放纵下属，等同于没有原则。很多事情都是在一定的原则下才进展顺利的，无规则无以成方圆，即是这个道理。
不明是非，就会将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对的说成错的，错的说成对的。颠倒黑白和是非是一个人最要不得的品质，要改正这一点，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法唯有多读书。书中有对有错，有黑有白，有是非、黑白的辨别之道，亦有开始思维的名家言论，唯有读书才可辨明是非。
放纵下属的人，迟早自己会被这种放纵推翻。人的社会总体来说还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过于放纵下属，一是有损于自身的威信，二是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古往今来，那么多的起义、兵变，追究一番，哪个与放纵下属，从而导致民不聊生，百姓不堪忍受盘剥有关。有制度、无论是法制，还是德制，只要遵循，就会各尽其职，徇私枉法之事就可减少。当权者在管理下属方面，要宽严并举，不可过于宽松，亦不可过于严苛，这样彼此的互动才会结出最好的果实。
贪婪苛刻、求全责备的人必败
人性中有贪婪的一面，这一点毋庸置疑。对待贪婪，一味地嗤之以鼻没有多大意义，关键是如何应对贪婪。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读来不禁让人感慨，钱财的魔力竟如此之大。在贪财、贪官、贪势、贪色上，遭遇滑铁卢的人，简直无以统计。求富有道即合德，这应该才是常人该有的态度。
《大学》中有这样一句：“为富不仁，为仁不富”。钱财与仁义之间总是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世人都以为多积攒些钱财买房产地契，便能够是子孙有饭吃，活得轻松一些，所以都拼命地想发财。但纵观历史上的富豪之家，积攒钱财多的，反而使子孙没有饭吃，潦倒败家的居多，甚至有子孙都断绝了的。而不肯投机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有饭吃，且发展地很好，有兴旺的气象。其实，子孙后代如何发展，都得交由他们自身去奋斗，前人积攒的钱财太多，反而会助长子孙后代懒惰懈怠的心理，致使他们不想再奋斗了，只是抱着一种坐山吃空的心态。所以，不要贪那么多的钱财，人过去贪钱了，会被钱夺走生命的。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所以对人求全责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现。既会伤害他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不利于自身的成长。完美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没有，抱着一种八分美的心态即可。
反复无常、没有信誉的人必败
人无信不立。诚信是一个人立于世的品牌。一诺千金，这样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赢得他人的赞誉和欣赏。反复无常，言而无信的人，难以让人对其产生信任，自然无法将事情办妥，交到知心的朋友。
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是民间传下来的一句谚语。说的是一个叫季布的人重承诺从而免遭祸殃的故事。
季布，秦末人，一向说话算数，信誉非常高，所以有很相交不错的朋友。后来，他得罪了汉高祖刘邦，被悬赏捉拿。其昔日的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惑，还冒着灭九族的危险来保护他，使他免遭祸殃。
一个人诚实有信，自然得道多助，能获得大家的尊重和友谊。反过来，如果贪图一时的安逸或小便宜，而失信于朋友，表面上是得到了“实惠”。但为了这点实惠毁了自己的声誉，实在不值。相比于一时的物质财富，声誉显得要更珍贵许多。
世人努力奋进，为的是过上好的生活，能够功成名就。官宦士家可谓名有了，财也有了，目标基本都实现了，所以松懈之气不免滋生。善于察觉的人家能够及时觉醒，教导家人要勤俭节约，礼让与人，比如曾国藩。不善于察觉的人家，渐渐地就会在狂妄、傲慢中衰败，而且衰败的速度远远要快于兴旺的速度。
崇俭可保家业长久
【原文】
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享用一代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理，则我钦佩之至。
【译文】
官宦人家，家业大多只能享用一代，便终结了。他们的子孙一开始还骄横傲慢，接着就会飘荡流浪，最终会困死在沟壑旁。有幸能将家业再维持上个一二代的，实在很少见。商贾巨富之家，勤俭持家者能够延续家业三四代；耕读人家，谨慎俭朴者则能持续五六代；孝敬长辈、友善和睦的人家，则能延续十代八代。我现在依靠祖先累积的功德，能够少年得志、家业发达，但非常担心我一个人就将其用尽了，所以教导各位弟弟和子侄们，希望大家都立志发奋，使我们家成为耕读、孝悌、友善和睦的家庭，而不想它成为一般的官宦人家。如果不能明白这一层道理，即使科举高中，官位显赫，也不能算是祖父贤能孝义的子孙、我们家族的功臣。如果能看透、深明这番道理，那我将钦佩至极。
【解读】
勤俭节约，这样一个美德已经被传诵了上千年，至今依旧在传诵。为什么“勤俭节约”的生命力如此顽强？或许“成由勤俭败由奢”这句话可以给予我们一些启示。
成功与失败，有一种分法，即以勤俭作为标杆。既勤又俭的就成功，既惰又奢的就失败。其实道理都很简单，可做起来却非易事。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整个人类，要想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勤俭这两个字。换句话说，就是修身、齐家、治国都离不开勤俭。
纵览古今智士贤臣，将勤俭当做修身治家治国策略的不在少数。比如诸葛亮，“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是他的修身之道；再比如朱子，“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是其齐家的训言；走到近代，比如毛泽东，以“厉行节约，勤俭建国”作为治国的方略。若论以“俭”训诫子孙，教导亲朋的，当属司马光和曾国藩。
司马光不仅在史学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教育下一代方面亦是功勋卓著，为后世人家教导子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他那篇《训俭示康》言辞恳切，道理通透，堪称古今论“俭”的经典之作。他在此文种写道：“俭能立名成业，侈必随落自败。”强调了俭约的重要性。这是写给儿子司马康的一篇文章，重在教导儿子明白节俭的价值与意义。司马光真不愧为是史学家出身，文中以事实说话，很有说服力。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朴素为美”。他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饥”而已。至于为何要“俭约”，司马光亦以丰富的史实做了论证。例如，晋代的何曾，当了太傅，喜欢奢侈，“日食万钱”，还说“无下箸处”。到了孙子这一代便因骄奢而家业败落。又如“石崇以奢靡夸人”，便引来了杀身之祸。从这些历史上鲜活的事例中，司马光得出了一个结论：奢侈无度的人，当官必然会收受贿赂，在家必然起盗心，最后的结局不出败家葬身的下场。
曾国藩国学功底深厚，四书五经，史学政地无有不通，或许正是前人的经验让他明白了勤俭持家，才是延续兴旺的根本之法这一道理。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是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但他的教子之道却是无可非议的，受到了很多人的欣赏和借鉴。他教育子女：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在要求子女做到勤这一点上俭，曾国藩的做法近乎苛刻：不许穿华丽的衣服，不许吃得太奢侈，不许住在繁华的城市。一切都要归于平淡、简单，不能张扬与跋扈。曾国藩纵观历史深知“富不过三代”的道理，因此不仅在穿着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而且在日常饮食上也有严格的要求。他给家人制定了一项原则：出门不许坐轿，不许使唤轿夫，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去做。在一封写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他这样要求到：每天早晨天未明就要起，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扫庭院，然后坐下来练字一千，而第一个字一定要写“俭”。他曾经说过：“凡世家子弟，饮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几可以成大器。”因此，他才以勤俭入手教育子女不要骄淫，不要奢侈。
人在贫困时，容易做到节俭，而在富贵时，往往容易忘记曾经的贫困，甚至抱着一种现在富裕了要好好弥补一下贫困时期的损失，好好享受一番才是。其实，人在贫困时，活得最有价值和意义。因为生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中国历史已经走过了五千多年，这五千多年里，更新换代了多少王朝，又经历多少王侯贵族的起伏兴衰，想来难免感慨万千。有些人注重生前的享乐，不太注重死后的声誉；有些人活得清醒，前思后虑，想着亲族生活，身后往往留下清名。或许节俭公正的人家不曾享受过奢侈骄横人家的洒脱与张扬，但却保存了家业，绵延了香火。中国人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奢侈无度的人家实际上就是在做断绝子孙后路的事情，可耻，可悲。
季文子是春秋时代鲁国的贵族、著名的外交家，生于一个三代为相的人家。他一生俭朴，以节俭为立身的根本，并且要求家人也过俭朴的生活。在穿衣着装上，素来只求朴素整洁，除每次外出，所乘坐的车马都极其简单。
有个叫仲孙它的人看到季文子如此节俭，便劝季文子说：“你身为上卿，德高望重，但听说你在家里不准妻妾穿丝绸衣服，也不用粮食喂马。你自己也不注重容貌服饰，这样不是显得太寒酸，让别国的人笑话您吗？这样做也有损于我们国家的体面，人家会说鲁国的上卿过的是乞丐的日子啊。您为什么不稍微奢侈一下，这对自己或对国家来说，都是有好处的，何乐而不为呢？”
季文子听后，神情有些严肃地对那人说：“我也希望把家里布置得豪华典雅，但是每当看到我们的百姓，吃着粗糙得难以下咽的食物，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还有人正在受冻挨饿我就没有心思，也不忍心去为自己添置家产。如果平民百姓都粗茶布衣，而我却装扮妻妾，精养粮马，这算哪门子的父母官啊!况且，我听说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光荣，只有通过臣民的高洁品行才能表现出来，并不是以他们拥有美艳的妻妾和良骥骏马来评定的。既然是这样，我又怎能接受你的建议呢？
季文子这番话，说得仲孙它满脸羞愧之色，同时也使他更加敬重季文子。之后，仲孙它也效仿季文子，在生活方面以俭约、俭朴为主，妻妾也只穿用普通布做成的衣服，家里的马匹也只是用谷糠、杂草来喂养。
崇俭以养家，勤俭节约的品性不只是利于治家而已，对于修身亦是有很大的益处。譬如上文中的季文子和仲孙它。季文子节俭治家，心系黎民的高尚品性感化和教导了仲孙它，使之像季文子看齐。这是一种无比高尚的行为，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一件事情。重要的是，季文子的节俭意识与仲孙它的反省意识让我们看到了节俭的力量。
历史上因为奢侈而丧国败家的例子有很多，像商纣王造肉林、建酒池，奢华无度，结果民不聊生，纷纷揭竿而起，殷商终被周武王取而代之。秦始皇统一六国，武功盖世，功业足以名垂千古，但天下太平之后，却筑长城、修建阿房宫，建兵马俑，劳民伤财，结果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威震八方的秦帝国只经历了两世便沉入了历史的灰迹。《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位高权重，富可敌国，可惜奢侈无度，家族不睦，终于财去人空，落个衰败的下场。
可见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无论是官家还是农家，无论手工之家，还是商贾之家，如果勤劳俭约，就一定能够兴旺；如果骄奢懈怠，那结果只有一个，就是衰败而终。
所以，曾国藩在家书、家训中不断地强调一个“俭”字。为了落到实处，曾国藩都做了具体的规定。例如在写给弟弟的心中，他这样写道：每用一钱，都需要三思。后辈子侄，要不断教导其守礼。出门宜常常走路，不可出门即动用马车，这是不好的，容易养成骄奢懒惰的习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一旦养成了骄傲奢靡的习惯，改起来可就难了。所以一定要谨慎，在这一点上。四人抬的轿子，家中人太多，听说纪泽也做了，这是万万不可的。即便是你也只能偶尔坐坐，常坐是不行的。
珍奇的东西要加倍珍惜，即便是普通的东西也要汇集起来，摆放要有条有理。像竹头木屑这样的东西，都有用处，收集起来，要用的时候便可随手拿来。
“俭”，第一是不要穿华服，第二是不要雇佣过多的仆役。衣服不要备至的太多，尤其不要装点的过于绚烂。
同治六年，在修葺旧屋上花了7000串钱，对此曾国藩深是不安，他这样写道：“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居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凡居官不可无清明，若明清而实不表，尤为造物所怒。”因此，他要求叫家人在用钱上要做一个计划，断不可贸然、无计划地花钱。“凡吃药、染布及在省、县托买货物，若不分开，则彼此以多为贵，以奢为尚，漫无节制，此败家之气象也。”
曾国藩的小女曾回忆说，在江南总督署时，李鸿章曾请曾夫人和小姐吃饭，两个姐妹，仅一件绸裤，互相争夺而哭了起来。曾国藩得知后安慰道：“明年若继续任总署，必为尔添绸裤一条。”堂堂一区总署，其家眷竟不能多有一条绸裤，真是有些可怜。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曾国藩节俭治家的品性。
勤俭是治家之本，不仅能够使家业持久，更能使一个人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为其终生的生活树立一个良好的家庭榜样。富贵不会永恒，总会有低谷出现，平时若没有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潦倒时就无法渡过难关，甚者可能就此贫困下午，永无翻身之日。可见，养成勤俭的品性，是多么重要而有意义。
弃官归田也要能自力更生
【原文】
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此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舄奕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服劳，可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
【译文】
澄弟一直认为升官得志，便是孝子贤孙，殊不知这并不是贤德孝义啊！如果将这看作贤孝子孙的标准，那么李林甫、卢怀慎等人，何尝不是位极人臣、显赫一时的人物，岂不可以说他们也是贤孝之人？我自己知道自己学识浅薄，侥幸获得了高位显爵，所以事事留心，时时在意。这个时候我虽身在仕途宦海之中，却时刻做着弃官上岸的打算。希望能在弃官回家的时候，自己可以淡泊名利，妻子也可以担任劳作，这样才对得起祖父和各位兄弟，也对得起宗族乡亲。仅此而已。
【解读】
自力更生，不是红军的专利，古时很多辞官归隐的人都是在自力更生中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层价值。曾国藩居官一生，但其晚年却渐渐远离官场，逃遁到居家和乡野生活中，很多人将曾国藩此举看作明哲保身，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选择呢？当看惯了官场的尔虞我诈，权力争斗之后，回归乡野也是一个不错的出路。这里涉及到一个回归后如何自立的问题。曾国藩认为归隐后若能够自力更生，生计不出问题，就可以选择归隐。
翻开中国历史，辞官归隐、贬官自救的例子有很多，陶渊明、苏轼、白居易、王维、谢灵运、阮籍……这些名字一下子在我们眼前勾勒出了一副农耕田园的景象。谁说只有官场才是美的，华服才是好的，田野风光，粗茶淡饭亦别有一番滋味。
说道归隐，陶渊明、庄子、谢灵运等人是绕不开的一个圈子。虽然他们都是在仕途不济的时候选择了归隐，但人之于世，首要的还是生存，其次才是理想。他们归隐后的那种恬淡生活其实非常值得今人思考和借鉴。
东晋时期，盛行士族制度。士族子弟只要出身士族家庭，就可做官，能力学识这些并不作为居官的标准。至于庶族地主，虽然可能钱财充裕，却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地位。再往下就是像陶渊明这样的贫农了，地位的卑微便可想而知了。
虽然知道自己地位卑微，但对于满腹经纶的陶渊明来说，出世做官亦是其梦想，更何况他上有老母，下有妻儿，也要为生计考虑。虽然当时的世事污浊，他还是决定奋力一搏。后来，陶渊明在江州担任了“祭酒”的官职，以后又调任彭泽县令。在任十几年，胸怀大志的陶渊明的确没做出大的成就。晋末的黑暗现实像无形的绳索紧紧捆住了陶渊明的手脚，他心目中的真、善、美被污浊的社会风气浸染的也不再通透。身在官场的陶渊明不时地怀念起家乡的山清水秀，对于官场中的腐败之气也越发难以忍受。有一次他要去拜见督邮，服侍他的下官建议他换一套新衣服去接见，陶渊明听后，内心憋了多年的火一下子蹿了上来，索性把官帽丢在了一边儿，大声说，你去告诉督邮，这个彭泽县令我不当了，我不能为了区区五斗米的俸禄向这个乡里小儿低头！陶渊明脱了官袍，把官印向桌上一丢，便扬长而去。
陶渊明离开了彭泽县，回到家乡不久后便写下了《归去来辞》。因为写出了归家的愉快心情，抛弃重负，回归自然的乐趣，所以很多人都很仰慕他，但他拒绝接待官场的人，亲自下田劳动，只与农民为友。
在《归园田居》一诗中，有这样几句：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经过十几年的官场生活，陶渊明终于明白官场不是他那样志向高洁、远大的人可以施展才华的地方，“但使愿无违”说出了他的心愿，即希望不要违背居田耕作，不事权贵的愿望。从此，陶渊明终生居住在家乡务农。
古代读书人读书的目的多半是本着出将入相的念头，但科举就像一座独木桥，万人都涌向这座独木桥，通过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逃脱不了落榜的命运，或者来年继续奋斗，一直奋斗到花甲，就像范进中举一样；或者回归故里，过着布衣的生活。得不到的永远是好的，心里始终念念不忘的。但实际的居官生活远非官外人所向往的那般雍容华贵，气派十足。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弃官归隐，回乡的人了。
居官有居官的生活，归隐回乡有归隐回乡的生活。无论哪一种生活，都有其特定的生存方式。陶渊明归家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庄周辞官归家则怡想天然，悟天地万物，终于形成道庄哲学，亦收养了一批思想的传承者。
庄周辞官回家后，开始了他真正悠然自在的生活。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时而弹弹琴，时而读读书，时而边与弟子讨论问题边教诲他们。钓鱼，是庄子非常喜爱的一种休闲活动，遇到好天气，他便到河边钓一会儿鱼。有时也与弟子们到周围的山林里进行一些长途的散步。当庄周的思想日渐成熟时，他的名声也随之渐渐大了起来。当时各诸侯国都知道宋国有一个不事王侯，甘于清贫的庄周。他的学说，与墨家、儒家鼎足而立。天下三士，或宗于老庄，或宗于墨，或宗于孔。庄周的思想，人们一开始并不是很理解，后来，随着诸侯国之间战争规模的日益升级，愈加频繁，随着朝为卿相，暮为布衣现象的逐渐普遍，读书人开始厌倦政治，转向去学习养生之道的人遂逐渐增多。读书人越来越认识到，在这样一个充满着权谋狡诈与兵戈枪矛的时代里，要想凭自己的能力而有所作为，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他们纷纷都跑去学习养生之道。在他们的心里，认为既然不能在政绩上有所作为，还不如继续学习以加强自身的修养。许多王侯贵相，在权力的钩心斗角中，起起伏伏，他们也往往将庄周的学说作为平时为消愁解闷的研究。所以，从不同地方来拜访求道的人，不断增加，同时，也有一些人慕名前来，要拜庄周为师。庄周在辞官后，在自己的乐趣中寻找到了仕途以外的生存之道，也是一种人生的成功。虽然古人的思想可能无法认识到这一点，但却并不妨碍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追寻。
官宦之路，不是每个人都能走的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有人适合做官，有人适合从商、有人适合务农、有人适合做手工、有人善于女红，有人善于诗文，有人善于武功……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状元。尽管如此，仕途还是深受大众的喜爱，即便挤得头破血流，满身伤痕，亦是不移不屈。为什么人们这么钟情仕途呢？说到底，还是名与利的双重诱惑在吸引人们的眼球。
曾国藩从官几十年，有起有落，曾经威震八方，权倾朝野，也曾经心惊胆战，面临着抄家丧命的危险。正是经历了官场的巨大起伏，他才悟出了一套官场哲学：刚柔并济，忍字先行。所以才一再强调勤俭治家，希望家道衰落的时候，也能够习惯俭朴的生活，且有生存的本领和心态。曾国藩晚年主动辞官归家，一是出于对官场生活的厌倦，一是为了躲避不必要的纠缠，希望安安稳稳地度过晚年。有人说曾国藩是一个世故圆滑的人，他将中国官场中的游戏规则玩转的甚至熟稔，到了一种可以自由掌控伸缩的程度。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对还是错，它起码说明了一个事实：曾国藩是一个很会生活，也很懂得如何自保的人。懂得盛时当做衰时想的人，这样的人，不会有绝路，即便到了绝路，他也会绝处逢生的。只因他时时在思考，处处在做着未来的打算。
弃官归田也要能自力更生。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要为自己准备第二支、第三支、甚至第四支可以维持生计的刷子（即本领）。曾国藩在一百年前就明白了这一点，且教导家人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作为今时的人，应该更能体会到这一点。今天这个时代，只走一条路，只有一项本领是难以维持终生的，为自己多备几把刷子，才能玩转生活，掌握命运。生存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至于理想、追求等都是在满足了生存之后才能够全力追寻的东西。不要把仕途当做唯一成功、幸福的途径，也不要只朝一个方向奋进，要多寻找几条通向幸福的道路，多朝不同的方向看看，这样才经常会有柳暗花明的奇景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