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砺志：伟大的目标是成功者的灯塔
治学之道，重在立下坚卓不俗的大志。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远，他的功业也就会越大。君子的志向是明道德、新民众、做善事，曾国藩认为治学当以此为志，力求成为学识渊博、治国、治民、治学之才。
君子澄清天下的志向
【原文】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译文】
君子的志向，是希望自己有为民请命的气量，有圣人一般的德行，有称霸天下的大功，这样才不至于辜负自己的父母生育了自己，不愧身为天地间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是为自己比不上尧舜和周公而忧虑，为自身的德行没有修养完备而忧虑，为学问没有大的成就而忧虑。所以，因为顽固的刁民难以感化而忧虑，因为野蛮的少数民族不能被征服而忧虑，因为小人当道而贤德的人只能远远地逃避而忧虑，因为普通的平民百姓没有得到自己的恩泽而忧虑，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悲天命而怜悯百姓穷苦，也就是君子怀有的忧虑。如果只是个人的顺意与贫困，家人的温饱和贫寒，常人所说的荣誉与耻辱、所得和所失、富贵与贫贱、诽谤与赞美，君子一般是没有时间为这些事而忧虑费神的。
【解读】
君子的志向是什么？他们都在追求些什么呢？曾国藩认为，为民请命、进修圣人的德行及建功立业是为君子者追求的目标。君子不为财，不为利，只为心中的追求而奋斗，他们的一切言行都是奔着济世，扶助苍生而行的。
可能会有人说，君子不可能那么伟大的。确实，君子不可能那么伟大，因为他们也是人，但重点也正是在这里。他们做到了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包容和追逐着一般人难以包容和不敢想的事情，所以相对于常人而言，他们是伟大的。
曾国藩崇尚君子所为，也始终有志于在君子之行上有所建树。在他的理解中，他认为为民请命、具备圣人之德，有称霸天下的志向，是真正地缝君子应当具备的品德。他把这三方面视为“大志”，且终生研习。
君子当有为民请命的使命感
为民请命，是古代官吏必须履行的责任之一，换做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父母官，父母官，就是要以百姓的所思所想所需为要点，帮助百姓解决疾苦和烦恼。
为民请命，出自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淮阴侯列传》，里面这样写道：“因民之欲，西向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其意主要指，为人民请求保全性命或解除苦恼。
纵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官员无数，但真正做到为民请命的不多，时常被人们提起的不外乎包拯、狄仁杰、海瑞等。海瑞在这些官员中，算是经历相对特殊的一个。
海瑞是明朝著名的清官。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
海瑞年轻的时候，就对社会问题甚是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的决心毅然上疏。他呈上的奏疏便是著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去后没多久，海瑞就被关进了大牢。幸好嘉靖帝不久之后便病逝了，新皇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海瑞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在当职的时候，他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为人铁面无私，刚正不阿，即便是对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
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
海瑞一生居官清廉，刚直不阿。他和所有的违法违纪过不去，和腐败的大环境过不去，甚至和皇帝过不去，强硬的态度令所有官员侧目。但他却赢得了百姓的爱戴，成为百姓心目中的好官，真正意义上的“父母官”。据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当地的百姓如失亲人，悲痛万分。当他的灵柩从南京水路运回故乡时，长江两岸站满了送行的人群。很多百姓还自发为他做了遗像，供在家里。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对海瑞的评价是: “先生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充栋梁”，可谓入骨三分。
海瑞的个性决定了他的生平不会平坦，注定要与权贵不断斗争，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曾国藩在个性上与海瑞相似，同样刚直不阿，不视权贵。所以在为民请命上，他甚为欣赏海瑞的作风。
不过说到为民请命，重在解决人民的烦恼和困顿。像海瑞那样敢于冒生命危险与权势做斗争的官员毕竟只是少数，能够事无巨细，不分大小地替百姓解决就不愧当“父母官了”。
刘隆，与海瑞一样，是明代的官员。他没有海瑞那样的胆识，也没有海瑞那样名声在外。但在为民请命，履行父母官职责上，却可与海瑞比肩。
刘隆，生于世代务农的家庭。永乐二年，刘隆赴京应试，登甲申科曾启榜进士，被任命为江西南昌府推官，不久调广西太平府。在任期间，他为官清正，政事简明、刑法清正，干练断狱，深得百姓爱戴和上级赏识。后来晋升为河南道监察御史，专事考核吏治。刘隆到浙江巡视的时候，朝廷正好命太监黄金到青田县催缴捐赋。黄金凭借着天威圣命，横征暴敛，欺压百姓。青田百姓不堪其苦，在潘孟吉带领下，群起反抗，杀死贪官黄金。地方官将案情上奏，朝廷为之震惊。明成主朱棣大发雷庭，说青田刁民犯上作乱，下令屠城，血洗青田。刘隆接旨后，不忍青田无辜百姓惨遭屠戮，毅然上疏，说明黄金暴虐的真相，要求“诛首恶，宥其余”。在刘隆的劝说下，明成主朱棣收回了命令，从而避免了一场不应该发生的屠戮事件，青田百姓也躲过了一场浩劫。青田百姓对刘隆感恩戴德，立碑镌石歌颂了刘隆为民请命的仁爱与政绩。
宣宗年间，刘隆被提升为山西安按察司佥事，分领各道。当时山西因灾荒连年，所以边粮不足，刘隆根据丰歉贫富适时劝征，充实边粮。正统年间，明英宗朱祈镇即位，刘隆晋升为廉政大夫。不久，刘隆又升为大理寺卿，总督边储，他设法劝征，使边粮充足，时称“丰棱慈……绩著芝田”。晚年回到家乡居住，拿出了自己的钱财设置议仓，优待和抚恤族人，全乡的人都称他有圣人的德行。
为民请命，准确来说，是居官者必须履行的一项责任；从道德上来说，则是人品高洁的体现。曾国藩甚是看重这一点，所以在他居官期间，凡是贪赃枉法、目无法纪，扰民乱民的事情，一概不会容忍，即便后期他志于明哲保身，但在这一点上却从不含糊。
培养圣人之德
何谓圣人？圣人当属无知、无欲、无己、无求、无悲、无喜、超然于世，但又事事洞达、通幽习变、知微几著的一类人。
细数华夏五千年历史，堪称“圣人”的寥寥无几。教育界有文圣孔丘，军事界有武圣关羽，诗学界有诗圣杜甫，书法界有书圣王羲之，茗茶界有茶圣陆羽……但若从全面衡量，没有真正的圣人。
人们在提到圣人的时候，往往忘记了一个前提——圣人也是人。是人，就会有缺陷，不会是完美的。曾国藩自然是知道这个道理的。所以他所说的“圣人之德”主要指的是孔孟思想中的仁德、善念与礼节。他强调的君子之德，即指这个。
君子与小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君子愿意舍己为人，乐善好施，小人取利于己，心胸狭隘。毫无条件地要求他人提供帮助，是很没有礼貌和道德的事情，所以有人主动不计报酬，用自己的钱财、精力、时间去为大众做善事，就很容易得到民众的钦佩和赞赏。一般能够做到这一程度的，就被尊奉为君子。
称霸天下的决心
项羽、曹操、孙权、李世民、多尔衮，这些名字无论哪一个都有着称霸天下，成就一番伟业的雄心。有心才会有动力，有功绩。
思想能想多远，路就能走多远。如果南北朝时期的宋武帝刘裕当初只知道在街上叫卖，没有自我追求的思想和目标，那么历史就不会出现宋武帝这个优秀帝王了。其实，人的一生能有多少成就，从立志就开始决定了他未来的道路和前途。刘裕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说明。
有一次卖鞋的时候，刘裕看到班师回京的谢玄大将军。当时谢玄骑着高头大马，银盔亮甲，十分威风地从他身边经过，刘裕见了这个情景，心里便心潮澎湃，发出了一句类似刘邦见秦始皇的立志豪言：“大丈夫当如此也！”刘裕肯定没有想到，自己这一感叹是要花费毕生的努力和奋斗的。也许对一个普通孩子来说，这只不过是一时的感叹，但对刘裕却不一样，他把这个榜样当成了自己人生追求、奋斗的目标和动力。最终开辟了南朝四国之一的宋国。
志向对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不仅仅只是对君子而言。一般人可能只会确立一个浅显易于实现的目标，比如今年收成要达到多少，要读完史记，今科一定要中举等。英雄豪杰、大丈夫，通常则会树立远大而高远的志向。上文中的宋武帝刘裕，唐太宗李世民、范仲淹、康熙皇帝等，都是心怀大志的有力证明。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在马背、刀枪下走过来的君王。虽然历史对于他的评价，针对“贞观之治”多为褒奖，对于夺帝位杀手足，则多为贬斥，但这些评价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李世民是一个胸有大志之人，且历史证明他也是一个能够实现和拓展大志之人。
隋大业十一年，隋炀帝被突厥十万骑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李世民跟随屯卫将军云定兴前往救援，提出了虚张军容，昼引旌旗数十里的疑兵计。当时正好东都及各郡救援的士兵都到了忻口（今忻县北），迫使突厥始毕可汗解围而去。十三年六月，李世民与兄长李建成率兵攻西河（今汾阳），首战获胜，促使李渊决意西向关中。时任右领军大都督，统右三军，封敦煌郡公。七月随李渊自太原（今太原西南）南下，途中李渊曾一度动摇，欲还师更图后举。李世民坚决主张继续进军，提出先入咸阳，号令天下的方略。十一月，攻克长安，李渊立代王杨侑为帝，即隋恭帝，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以光禄大夫、大将军、太尉唐公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公。同年五月，隋恭帝禅位于唐，唐王即皇帝位，国号大唐，改元武德。武德元年，李世民被进封秦王。
唐朝建立以后，为统一全国，先后进行了六次大的战役。这六个战役李世民就指挥了四个，全部取得了胜利，为唐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
第一次是对陇右薛举父子集团的战役。唐武德元年，薛举率军进攻关中，双方在现陕西长武县发生激战，在这里，李世民打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大败仗，退回长安。但不久，他便在浅水原之战彻底打败薛军，消灭了陇东集团。
第二次，刘武周依附突厥，南下进攻唐朝，攻占了晋阳，李世民不畏艰险，终于击溃了敌人主力，并乘胜追击，两天不吃饭，三天不解甲，彻底消灭了敌军，收复了丢失的土地。
第三次是对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战役。这次战役规模为唐统一战争中最大的。在这次战役中，李世民先将王世充击败，围困在洛阳，令其无粮草供应，待其自毙。就在洛阳将下未下之时，河北的窦建德军十余万众号称三十万为救援王世充，突然出现在唐军背后，李世民力排众议，在虎牢之战中大败窦建德军，生擒窦建德。洛阳的王世充也只得投降，这次李世民一举两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第四次是平定刘黑闼的战役。刘黑闼是窦建德的部下，他打着为窦建德复仇的旗号，在河北起兵反唐。李世民指挥了平定其第一次起兵的战役，仅仅两个月就取得了胜利。（其他两个战役是由李孝恭指挥的平定杜伏威的江淮军和平定以江陵为根据地的萧铣的梁政权）。
李世民自此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进入长安时，受到部分军民以皇帝的礼仪招待。武德四年冬十月，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陜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食邑增至二万户。高祖又下诏特许天策府自置官属，俨然形成一个小政府机构。
李世民在战斗中注重战前侦察，虽屡次遇险，但每次战斗都能做到知己知彼，善于制造战机，当敌强我弱时，他经常用“坚壁挫锐”的战法拖垮敌人，战斗中身先士卒，亲自率领骑兵突击敌阵，胜利后勇追穷寇，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因此获得了每次战役的胜利。在统一边疆的战争中，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明于知将，选拔良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李世民用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大唐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愧为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
纵观历史上有名的帝王，皆是毁誉参半。李世民将大唐帝国治理的繁荣昌盛，可在治家上，他却无缘德行。这皆因“玄武门之变”。弑兄夺权的例子在历朝历代的皇位争夺中屡见不鲜，但能够狠下心肠来剜除手足，且做出卓越战绩的屈指可数。
帝王都是有野心的，无论其野心是治国、倾权，还是好财好色，都有一个目标始终牵引着他们。称霸天下的大志，常人不敢想，即便想也多半只是梦想。所以，立志称霸天下，除了可以激励自我奋进之外，就只是敢于向霸业挑战的人的专利了。
君子要有志，作为普通人也当拥有志。或许一般人不会做出英雄豪杰那样的壮举，但在自己的人生和生活中活出品质和志气，却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没有志向的生活就像没有航向的船，会在生活的海洋里迷失了方向。
曾国藩提出的君子志向，是自己需要奋斗的目标。仅是目标而已，他是希望借助树立目标来激发自我和亲族，不至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澄清天下的大志，是少数人的专利，尽管很多人有投身其中的意愿，但终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是记住一点即可：立志很重要，立下自己的志向则更重要。
读书三用：明德、新民、止至善
【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
【译文】
明道德、新民众、做善事，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如果读了书而不能将书中的道理应用到自己身上，认为这些与自己毫不相干，那读书有什么用呢？虽说读了书后能写文章能做诗，也能卖弄自己学识广博，但这也只能算是一个识字的牧童而已，怎么能够称得上是个明白事理而且懂得应用的人呢？朝廷以科举文章来录取人才，也是认为这样的人能坚持圣贤的言论，一定也明白圣贤的道理，做出圣贤的行为，因此能为官管理民众，以身作则来引导和带领其他的人。如果一个人把宣扬德化、教导百姓看成是分外的事，那么他虽然能写文章能做诗，却对修身治人的道理茫然不懂，朝廷任用这样的人做官，和任用牧童置疑又有什么区别呢？
【解读】
读书能干什么呢？曾国藩认为，读书有三用：明德、新民众、止至善。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有志于向圣人靠拢的人。
读书是一种品位，一种境界，读书更是一种精神的跋涉，一个人的心灵若能得到知识的洗礼，就会产生灵气和色彩，荣誉和廉耻。读书若水，川流不息，潜移默化，洇心无声。一本好书，如同品尝醇厚的清泉，泉水流经的地方，风景生机盎然，令人心旷神怡。
读书可以明德
仁义礼智信，常说的这“五常”，后人都是通过书本来了解、体悟的。古人常说，做事先做人，人做好了，事情就好办了。这其中蕴含着一个为人之道的意思。人是群居的，存在于一个社会之中，与人相处打交道，就要遵守一定的礼节和道德。礼节和道德有不同的级别，一般人只要做到对人谦恭有礼，心存善念即可，要达到圣人，甚至君子的境界，则要不断地研习和修炼才行。读书是明大义、晓礼节的有效途径。
古今中外有很多仁人志士重气节、轻私利；重品格、轻富贵；重情操、轻生死，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借住书本的记载经过历史的传承渐渐成为后世训教百姓的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道德。
书为普通百姓提供了道德规范。一个优秀民族世代积累的人生追求和道德理想，大都以精练、光彩的语言表达出来，留在了书里，感召和滋养后人。历史上有许多人以此为营养，改造和完善自我，最终成长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先祖典籍中记载的闪光语言，常常能够令人发思，获得心灵上的成长。
道德不是孤立的，人的道德追求，体现着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文天祥高唱正气歌千古流传，是因为有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指引；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为人民献出生命，是因为有建立新中国伟大理想的激励。古人曾用金子比喻品德，金子的纯度越提炼越高，人的品德越锤炼越好。
俗话说：智是进德之基。一个愚昧无知的人，在复杂的道德选择上常常难分荣辱；一个缺乏学识修养的人，难免会在各种非道德的诱惑面前失去自我。因此，读书是进德必须的条件。生有涯，学无涯。不断地进取获得更多的知识，继而促进德行的发展。
法国大文豪雨果曾说过：书籍是改造灵魂的工具，是滋补光明的养料。只要孜孜不倦地苦读，就能找到取之不尽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源泉，成长为一个明事理，知礼节的有德之人。
桃李满天下的孔子
新民众，历来似乎都是为政者，为师者的责任。但民间亦不乏普度众生，开启民智之人。在这一点上，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孔子。
孔子，作为中国人的精神祖师，已经有两千多岁了。树大招风，孔子也不例外。虽然孔子坐享“圣人”的宝座，但两千多年来，尊孔与批孔的斗争却从未停歇过。批孔者多是想将孔子从“圣人”的椅子上拉下来，还原他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抑或想以他种思想来代替孔子所代表儒家的理念。尊孔者则多半是维护孔子“圣人”的地位，维护他所代表的儒家传统。曾国藩是以儒家理念登科入士的，在他的血液里，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道德情操业已扎根发芽，因此，他是属于尊孔一派的，尤其崇尚儒家勤俭校友、尊师重教的思想。
孔子在政绩上无所收货，可谓怀才不遇。但在教书育人，普及学业上，他做到了极致，遂得世人尊奉。据《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有七十又二人。”
“六艺”是什么呢？即礼、乐、射、御、书、数。“礼”，指礼仪制度、道德规范；“乐”，指音乐、诗歌、舞蹈；“射”，指射箭；“御”，指驾车；“书”，指文字读写；“数”，则是算法。孔子的教学可谓涉猎甚广，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古代普及学识，泗洙书院可谓是滥觞。
泗洙书院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大杂烩，什么人都有。颜回“贫居陋巷，箪食瓢饮”，是个穷苦人；子路先后做过两家贵族的家臣；子贡则在曹、鲁之间做生意，而且富至千金，还当过鲁、卫的行政官员，是聘问各国、与诸侯分庭抗礼的重要人物。即便学生出身不一，经历各异，但都倾于向孔子求学，孔子担当“圣人”的名誉其实也不为过。
孔子当时门徒三千，上自六十老叟，下至四岁顽童，真可谓“天下桃李”了。在孔子的学生中，有七十二弟子，后有弟子中的“孔门十贤”，还有“道通里的三十弟子”，这样的学生阵势，真的是开启了民智的先河。后世有人评价孔子教书育人是为了逃避仕途上的失意，但是仔细一想，又有何不妥呢？人都有梦想，但不是都能实现。不能实现的情况下，转而向他处寻求人生的价值，又有什么错呢？更何况新民众、启民智是大举大善之事。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孔子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教育手段，但这并没有影响孔子教育的影响力。直到六十岁他还坐着马车周游列国。对老百姓这个大众群体而言，树立了良好的“亲民’形象，也应和了人民大众渴望知识，起码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学而优则仕”，成龙变凤，进而荣华富贵、飞黄腾达的期望和追求。
细究曾国藩的一系列学说和处事原则，皆是对传统圣贤书中所宣讲的道德、大义的继承和宣扬。他不仅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士大夫，更是一个积极推行古圣先贤理念的前锋。或许他新民众的影响力没有孔子那样大，但李鸿章、左宗棠这些晚清末期的知名人士无不受其教导，虔心跟随。这与他熟知和践行古人留下的理念又莫大的关系。
以善行走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三字经》的开篇之句。人性本善，是个尚待辩证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之初却并非性“恶”。善念是人生存下去的心灵基石，无善则无力，无善则不继。
善，有很多近义词，譬如仁、义、礼、谦等。孟子曾说：“仁就是人的心，义就是人生之路。丢掉了那条大道不走，丧失了善良的心而不知道寻找，实在可悲呀！人们有鸡犬走失，便知道去寻找它；可善良之心丧失却不知道找回。学问的道路没有别的，只不过把那丧失了的善良之心找回来就是了。”
读书能明德、启智、习礼，亦是开启善念的渠道。人生来都有善念，给之以适当的土壤，再辅之以阳光雨露，它也能处处开花，并开出灿烂的花。手不释卷，其义自见，说的是启智，但亦启心智。
古来有句俗话：“行善积德”。听来俗套，但却是最能让每个人心里舒坦的话。行善，首先要有善心，其次还应讲究方法。方法不当，善心会被淹没，甚至弄巧成拙。春秋时期晋国的赵简子“献鸠放生”的故事就是方法不当，导致善举变成了残害生灵的事情。
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个势力很大的大臣赵简子，他非常喜欢在大年初一这天放生以显示自己爱护生灵。所以一到过年时他就下令，希望百姓替他捕捉斑鸠并送到他的府中，这样他便可以在大年初一这天行善积德，放斑鸠回大自然。这个命令一颁布，邯郸地方的老百姓便开始捕捉并进献斑鸠，好让赵简子放生。在大年初一这天，凡是进献斑鸠的百姓都能够破例到赵简子的家里去，而且每个进献者都会得到相当优厚的赏赐。所以初一这天去赵府进献斑鸠的人络绎不绝。
赵简子的门客中有一个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赵简子回答说：“大年初一放生，表示我对生灵的爱护，有仁慈之心嘛!”门客听后接着说：“您对生灵有如此的仁慈之心，这是难能可贵的。可大人您想过没有：如果全国的老百姓知道大人您要拿斑鸠去放生，便会争先恐后地大肆捕捉斑鸠，这样做势必造成死伤的斑鸠不计其数！像现在，您奖励老百姓捕捉许多的斑鸠送给您，然后您再把捕捉到的斑鸠放生，那么大人您认为这样做能起到保护斑鸠，放飞生灵的作用吗？是不是您对斑鸠的仁慈还不能抵偿人们对它们的破坏呢？在下人看来，您如果真的要放生，想救斑鸠一命，不如下道命令，禁止捕捉斑鸠。”
赵简子听了之后，仔细地思考了门客的话很久，最后默默地点了点头说：“是啊。应该下令禁捕斑鸠才对。”
一个人心存善念，行善举，往往会被称之为善人。其实善心善举与读书并没有必然的直接关联，但是读书能够启发民智，让民众对人世有更多、更深、更广的了解，继而产生的善念与善举才会显得更有意义和价值。曾国藩提出的读书三用中的“止至善”其实说的就是这个层面上的意思。
读书，古人有古人对其的认知和追求，今人有今人对其的认知和追求。明德、新民众，是读书最基本的功用，古今通用。至于“止至善”，而今更多的只是一个词而已，已经不是读书的目的，也不再被当成道德的重要指标。想来，有些悲哀，又有些不知所措。或许历史的进步总是以牺牲点东西为前提的。
世间事，重在持之以恒
【原文】
累月奔驰酬应，犹能不失常课，当可日进无已。人生唯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息力索，终无所成。今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蓄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熊快之气，则业进矣。
【译文】
长年累月在外奔波应酬，还能坚持日常的学习，当然能够日有所进，不会止息。人生只有做事持之以恒是第一美德。我早年对书法此道，也曾经艰苦探求，但始终无所成就。近日来，我每天摹写，坚持很久没有间断，就觉得我写的字每月都有长进。可见年龄不分老少，事情不分难易，只要持之以恒，就像种树和养牲畜一样，每天看见它长大却感觉不到。奋力前行，持之以恒，不过一两年的工夫，自然会有无形的精进。言语迟稳，举止端正，品德性情自然就会有所长进。文章有峥嵘雄峻之气，则学业有长进。
【解读】
水滴穿石，铁杵磨成针，是小学课文中就学到的东西。不知是不是时间过得太久，反而忽略了它们的核心意思，只是习惯性地将其当做典故成语来使用。事贵在恒。只要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难办的事情也会变得容易起来。水滴能穿石，铁杵能磨成针，都是持之以恒的结果。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这是毛泽东最欣赏的一句话。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是办不到，只是办事的人缺乏恒心而已。一曝十寒，再简单容易的事情也会变的复杂，远离完成的终点。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游说之风十分盛行。一般的游说之士，皆有高深的学问、丰富的知识，尤其能以深刻生动的比喻来讽劝执政者。孟子即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位辩士，在“孟子”的“告子”上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孟子对齐王的昏庸，做事没有坚持性、轻信奸佞谗言很不满，便不客气地对他说：“王也太不明智了，天下虽有生命力很强的生物，可是你把它在阳光下晒了一天，却放在阴寒的地方冻了它十天，它哪里还活得成呢！我跟王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短的，王即使有了一点从善的决心，可是我一离开你，那些奸臣又来哄骗你，你又会听信他们的话，叫我怎么办呢？”接着，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下棋看起来是件小事，但假使你不专心致志，也同样学不好，下不赢。奕秋是全国最善下棋的能手，他教了两个徒弟，其中一个专心致志，处处听奕秋的指导；另一个却总是担心有大天鹅飞来，准备用箭射鹅。两个徒弟是一个师傅教的，一起学的，然而后者的成绩却差得很远。这不是他们的智力有什么区别，而是专心的程度不一样啊!”
学一样东西、做好一件事情，是非专心致志、下苦功夫不可的。若是今天做一些，把它丢下了，隔十天再去做，那么事情怎么做得好呢？求学、做事能否成功，坚持是个决定因素之一，故后来的人便将孟子所说的“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精简成“一暴十寒”，用来比喻修学、做事没有恒心，作辍无常的情况。
细究古今中外所有有成就的人，在前进的道路上，无不靠着“水滴穿石”的精神，将一块块“顽石”滴穿，而后走向成功。持之以恒，考验的是一个人的意志力和对目标的渴望程度。古今中外成就大业的人都有一些在常人眼中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却都体现着一个主题：专心致志、持之以恒。
司马光小时候，每当老师讲完课，一起读书的小朋友读了一会儿书就去玩了，他却一个人在屋子里一遍又一遍地高声朗读，直到读到滚瓜烂熟为止。长大以后，为了抓紧时间，他做了个“警枕”，睡觉的时候只要稍微一动，枕头就滚开，他醒来后便继续读书写作。正是这种“警枕饱学”的认真态度使司马光能够坚持用十九年的时间编成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还有著名的生物学家童第周，十七岁才进中学，他的学习成绩很差，但他毫不气馁，急起直追。每天天刚亮，他就在校园里读书，晚上睡觉前，他总是回顾一下当天的学习内容。经过半年的努力，他终于赶了上来。他远渡重洋，在比利时留学，完成了高难度的青蛙卵剥离手术。
持之以恒，不放弃，是成就事业永恒的方法，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它都是那些做出伟大事业的人共通的一个成功之处。
J·K·罗琳，这个名字如今全世界知名，可在《哈利·波特》真正变成铅字开始流通之前，它的主人——J·K·罗琳经历了人生最为艰难困苦的时刻，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有放弃梦想，所以才会有《哈利·波特》系列的问世。
和其他作家一样，罗琳很是喜欢写作，还是一个充满幻想的英语教师。幸福的家庭，称心的工作都足以让罗琳满足。可是甜蜜的家庭、美满的婚姻和理想的工作都在一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丈夫离她而去，工作没有了，居无定所，身无分文，再加上年幼的女儿，罗琳一下子变得生活困苦。可是，家庭和事业的失败却没有打消罗琳写作的积极性，用她自己的话说：“或许是为了完成多年的梦想，或许是为了排遣心中的不快，也或许是为了每晚能把自己编的故事讲给女儿听。”她成天不停地写，有时为了省钱省电，她甚至待在咖啡馆里写上一天。就这样，第一本《哈利·波特》诞生了。然而，罗琳向出版社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却遭到了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没有人对这本写给孩子的童话书感兴趣。可罗琳并不气馁，直到英国学者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哈利·波特》创下了出版界的奇迹，被翻成35种语言在115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
古今中外的鲜明事例都验证了，恒心是成事的最后一步，亦是最关键的一步。人都有惰性，意志不坚定的人往往被惰性夺走了恒心。曾国藩在习字上曾经懈怠了，为了戒除惰性他强迫自己早起，晚间坚持不出门，习字练习，日子经久，写字的水平果然大为提高。对于做事需要恒心，曾国藩可谓深有感触，所以他才教导子侄学习做事一定要有恒心，只要恒心够了，没有办不成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