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航线
父亲对子女的冷漠是惊人的，即便我是他最小、最疼爱的儿子。他几乎不说话，卖掉那艘海轮后，他的情况就是如此。五年来，他跟我总共说了十几句话。其余的时候他板着面孔，不理人。
我和母亲到了家后门，那艘小船已经被拖起来，平置在空地上，帮忙的人正慢慢地散去，父亲给他们发烟。
是要修船？母亲问。
父亲从鼻子里回答了一声。
漏水了？母亲又问。
父亲给最后一个离去的人发了两支烟，自己也叼上了一支。
母亲的迷惑暴露在直扑扑的阳光下，让人感伤。
父亲不再回答她，顾自进屋去了。母亲看到大儿子也在场，手上捏着两支烟——是父亲刚刚发给他的。母亲说，怎么突然要修船？大哥说，不知道。母亲想弄个清楚，父亲没给她答案——我们家的事向来如此，我哥——她的大儿子也没有答案，是他叫来几个人帮忙，一起把小船拉了上来。为什么把船拖上来，是否叫了修船师傅，怎么修，他统统不知道。
确实是要修船，父亲已经回答了。他并没叫来修船师傅帮忙，连他大儿子也没有叫上。运来一堆木料，他自己准备了锯子、刨子、凿子，斧子磨得贼亮。他的五十岁的胸脯肌肉结实，臂膀上的肌肉也是块块凸起，抡起斧子，虎虎生风。他脸上的表情不再冷若冰霜，而是变得平静和愉悦，似乎要努力完成一桩多年未了的旧事。他做得有模有样，有条不紊，对锯、斧这类工具的熟悉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熟练的木匠，对船的熟悉程度，可以与任何一位造船师傅一比高低。他曾在海上度过了三十年，被迫回到了陆地。一切迹象都在表明，他丝毫没有忘记以前开过的船，没有忘记大海。
除了一日三餐喊他回来吃饭以外，母亲不去父亲的“工地”，她在楼上的窗口看他，看他刨木板，砍木料。我周末放学回家，她悄悄地告诉我说，这个礼拜父亲在不停地锯板子、刨干净，给船尾上加了一个篷。这个礼拜父亲不停地锯木板、刨干净，在船中央加了一个舱，又加了一扇门，看起来像一间小房子。这个礼拜他给整条小船涂上了一层油漆，这船大概就要修好啦……
母亲的话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像以前的样子，这让我有一种预感，父亲在从事一项惊人的事，有一天他会突然宣布出来，让我们猝不及防。整条小船上漆的阶段，母亲变得快活起来，她说小船再晒两天，就可以下水了——她像小姑娘一样快乐地说，她明天可去教堂做一次礼拜了。几个星期以来父亲都在修船，她脱不开身，只能在家做祷告，已有好久没去教堂做礼拜，母亲内心十分不安。好在这一切都快结束了，她能在周日下午从容地去教堂，弥补心中的愧疚，不去管父亲多么不乐意。
我仔细去看过父亲的船。正如母亲所言，小船确实已经修好了，十分结实而精致。船中的新舱，坡顶有檐，还开有一扇门，说它像一间房子并不夸张。船的旧漆被刮除，已经涂上了一层新漆，乌黑发亮。从任一角度看，它都像一条新船。但这条新船让我的内心不安，特别是船中的那间小舱房，我无法理解它有什么存在的必要。这类小船只在江南水系密布的小河道里运营，运载盖房的砖瓦、铺路的石子，船腹的这块空间是最能派上用场的，缺了这一块，运载量至少要减少一半，难道要把砖瓦和石子往小房子里装？或许这间小房子用来装运贵重的物品？对于第一种预想，我马上否定了。父亲是个聪明人，开这条船也有四五年的历史，更别说在海上的三十年，他懂得怎么利用有效空间装载最多的货物。对后一种预想，我将信将疑，不管怎么看，它都像一间住人的房屋，而不是一个装东西的货舱。站在梯子上，我很想爬到船上去看个究竟。父亲说油漆未干，这样爬进去会把一切弄得乱糟糟。
我从梯子上下来，他破天荒地和我并肩回到家。在海上的那三十年，他已经养成了沉默寡言的习惯，回到岸上五年，他也没能改变过来。谁也无法改变这一点，大家都习惯了，母亲、已经出嫁的姐姐、大哥和我。他是家中的大王，他的沉默寡言、冷漠使我们觉得孤独，但谁也不曾想过改变这一切，剩下的只是习惯，而且还会习惯下去。然后是，姐姐出嫁了，这里变成娘家。哥哥结了婚，住到了属于自己的一间房子里去。我考上了高中，到镇上读书，住在学校里。从心底里，我们都希望从家里逃出来，偶尔回来一趟，然后又逃出去。我们的理由都是光明正大的，也因为不得不这样。五年前父亲在海上时，我们还能忍受，他在家的日子毕竟很少，无论他怎样严肃和沉默，都是短暂的，出海的日子多，等待他出海的希望总不落空。只有台风来临，他的出海计划才被搁置起来，但每年只限于夏秋之交的一段时间，此外，任何小风小浪都不能阻挡他的行程。他在家的时候，我们像见到猫的老鼠，吃饭不敢抬头，大气不敢喘，提任何要求要有十足的勇气，低下头，声音比蚊子的嗡嗡声还轻——我们的确不曾叫过他几声“爸爸”。
五年前，父亲从海上回到了陆地，再也用不着出海了，这种间断的父与子之间的局促关系发生了改变，不是变得缓和，而是成为全天候的冷漠。我们在屋子里进进出出，无处躲避。我们姐弟三人闷闷不乐。姐姐熬到头急急地嫁出去，面对母亲红肿的眼睛，姐姐内心窃喜。我哥等不及到结婚的实足年龄，在一个夜晚迎娶了新娘，婚后他们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过起了小日子。我考上了镇上的高中，拿到录取通知单，看到“学校提供住宿”这样的字眼，心里怦怦跳得厉害，背起行囊急忙往镇上赶。我们把父亲扔在了身后，像长出翅膀的小鸟飞走，一劳永逸地找到了办法，在父子之间打上很长的破折号。这似乎就是我们在等待的。
父亲这次和我一路并肩走到家，使我十分局促。他大口喝完一碗水，问：“你妈呢？”
我说：“做礼拜去了。”
这消息惹怒了他。“做什么礼拜！”他的声音很响，他重重地坐在竹椅里。屋外明晃晃的阳光渐渐暗了下来，云层正从东往西拉动。
以前父亲出海回来，也这样问，你母亲哪儿去了。如果是周日，不用回答也知道她干什么去了。大姐织布的手停了下来，哥哥切猪草的手冒出殷红的一抹血，我两脚发抖，跑到门前，看见母亲从田埂上回来。她急匆匆的脚步加速了我的心跳。母亲看到我，就明白了，走进家门，手里的《赞美诗》不知往哪儿放，急忙用手帕包了往角落里一塞，然后给父亲做热气腾腾的鸡蛋面，烧水让他洗澡，把该洗的洗干净。父亲一声不吭，表情冷漠，屋内总是沉寂。
现在屋内也是沉寂，姐姐和哥哥都离开了，只有我一人。我到门前看了看，田埂上没有一路小跑的母亲。
我打算独自承受这让人憋闷的漫长时光。父亲说，你看书去吧！他的语气缓和下来，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了。
父亲和母亲在信仰的两条道上已走得太远。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别扭地过着日子，神和佛常常吵闹到屋里。父亲信奉佛教，常在节日时给菩萨奉上一个猪头。而母亲则信奉基督教，常常乞求上帝保佑在大海中颠簸的父亲平安。两种信仰水火不容，这场默默的争斗进行了二十多年，母亲饱受委屈，父亲也开始厌倦。这依然不能改变他们什么。母亲有一段时间变得越来越虚弱，只有在祷告的时候才能勉强起身。父亲终于答应她可以去做礼拜，不再干涉了。母亲身体逐渐好了起来，开始要求父亲跟她一起做祷告，哪怕闭一闭眼睛也好。以后母亲的态度更坚定了，要求父亲一起去做礼拜，因为只有这样，她的身体才能完全好转起来。
父亲不愿意，像有人拿着刀子架在脖子上那么可怕，他一次次拖延时间。母亲说，只要他有真心，任何时候都不会迟。有一次她甚至提议，如果他不好意思去教堂，她可以请一些弟兄姊妹到家里来做祷告，这是无比愉快的聚会，能使他以后获得永生。直到父亲脸上有了阴沉的表情，她才住口。
这个下午父亲重新表现出来的怒气，会不会在母亲从教堂回来的时候爆发，我不得而知。我从心底里不愿他们再起什么纠纷，不愿再待下去看结果如何。我背了十斤大米到学校去了。
又一个周末回家，母亲没有到大路旁接我。我预感到也许他们真的发生了什么事。父亲也许彻底忍受不住了，他已经发现母亲越来越弱的身体迹象只是个圈套，逼迫他在信仰上和她走到一起，母亲又一步的紧逼让他无路可走。
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糟，母亲正在洗衣服，看到我回来了，她停下了手中的活，忧心忡忡地说，你父亲买了一大块帆布，并且把帆布拉上了桅杆，看样子是想把这条巴掌大的船开到海里去。
母亲的话让我恍然大悟，看到他在船上造房子，就知道会有什么事，现在准备了风帆和桅杆，肯定是打算出海了。
我说，赶快叫姐姐回来，把哥也叫回来，不能让他驾船到海里去。
母亲惊慌失措地跑出门，脚下一块石子差点使她摔倒。她歪歪扭扭跑步的样子让我差点哭出声来，觉得我们快要大难临头了。
我赶到那片空地上，修葺一新的小船静置着。父亲正在整理桅杆，我不假思索喊道： 爸爸，你要驾着它出海？
我的声音把自己也吓了一跳，几乎没怎么叫过他“爸爸”，更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声地叫过。
他抬起头来，惊奇地看了我一眼，用鼻音给了肯定的回答。
这么小的船，能行吗？我说。
为什么不能？我在你这个岁数，就开着这样的小船在海里滚。
我再也说不出什么话，内心是无边的恐惧。我们一家谁也无法忘记那个恐怖的夜晚，我那年六岁，父亲驾着这样的一叶扁舟，带着两个同伴出海去了，船里载的是棉纱。几天后，算日子船该回来了，海上却刮起了暴风雨。那个晚上，海上大风长驱直入，到达我们在海边的村庄时仍然掀起了屋顶的瓦片。在呼呼的风声间隔里，能听到狂涛的咆哮。母亲吓坏了，一直局促不安地做着祷告。在世的祖父喊出我哥哥，两个人抬着一个面鼓到屋前敲打起来，驱赶可怕的风魔……天未亮，我们一家哭累了，吓累了，昏昏欲睡之时，家门突然被什么推开，这让人毛骨悚然。母亲怯怯地问，是谁？听到一个沉闷的声音说，我回来了。我们都无比高兴起来，父亲没事了。我们顾不上穿衣服，跑下楼去看父亲，父亲扑倒在地上，浑身湿漉漉的，仔细看时，他的身上都是血。我们一家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
那场暴风雨把父亲的船打烂了，两个同伴失踪，后来，尸体被冲上了海滩。父亲因为幸运地抱住了一块木板，才游上岸来。
父亲并没有离开大海，他说，你们的爷爷奶奶，我和你们，都是靠海养大的，海不可怕。这是父亲这些年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几个月后，他与人合伙购买了一艘铁板轮，相比第一条船，要大得多，也结实得多。为此我们家借了很大一笔钱，我们都期望能依靠这艘铁板轮把钱赚回来，此外还有生活费，包括衣食住行、学费、给姐姐办嫁妆、盖一间新房子给哥哥结婚，等等。
很多年过去了，父亲的船没有在海上出过任何事。船大了，识别天气的通讯工具发达起来，父亲作为船长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但这个阶段，父亲回到岸上最热衷的是去有关部门上访，强烈反对一条新建的公路从村中穿过。谁也不会同意他的意见，等几年后公路开通，那些载着货物的大卡车一辆一辆从村口驶过的时候，他眼中闪过了一抹忧伤。这条路四通八达。原来只靠港口与外界联系的城镇，车来车往，陷入繁忙之中，而港口却沉寂下来了。运载的布匹、啤酒被纷纷装到了卡车上，船舱里空了，父亲的心中也空荡起来。他找到那些老客户，靠几十年的交情还能航行一两趟，不久人们纷纷抱怨船运实在太慢，价格也不见得便宜。生意没了，船员只好散伙。父亲就这样回到了岸上，他从十六岁出海打鱼开始，到三十岁那年改行跑海上运输，再到四十六岁回到岸上，我无法猜想这三十年的生活，大海是怎么对他，他又是怎样看待大海的。总之，岸上的五年让他苍老了，身材开始萎缩，人也更加沉默寡言。
父亲到岸上的第二年买了这条小船。这条船实在太小，只在小河道里运载石子、砖瓦。
有小船那天起，父亲经常驾着它到海边去。海有什么好看，待了三十年还不够吗？我总是这样想。
哥哥、姐姐和姐夫都来了。母亲叫回父亲，一家人要开个会。从来审视家人的父亲，这回要受到家人的审视。大家都有理由审视他，因为他的做法太出格了。
真要出海？母亲问，这船不能出海。
能。父亲说。
船太小了。姐姐说。
不小，父亲说。
这船能载什么呢？姐姐说。
什么也不载，去海里看看。父亲说。
大家就不说话了。母亲看着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不说话。
父亲要出海了。
姐姐和姐夫给船里装了煤气灶，哥哥在舱里装了几十斤大米、一筐蔬菜、咸肉，母亲准备了生活用品，父亲给船配备了几大桶柴油。
船就这样驶到大海里去了。
我们站在海边，看着小船慢慢地开远，直到变成一个点，消失。
什么时候回来呀？！站在岸上的母亲对着大海说。
母亲突然想起，父亲并没说过什么时候回来。她慌张地问我们，他什么时候回来？
母亲开始轻轻啜泣。
几十斤米吃完他会回来的。哥哥安慰说。
一罐煤气烧完了，他会回来的。姐姐说。
那要多长时间呀，母亲说，还不得一两个月！
时间过去了两个月，父亲还是没有回来。我们四处打听他的消息，有人说看到了他，当时他正将桅杆升起，身手已没有年轻时能将风暴打折的桅杆接上的敏捷。有人在临近的琵琶山上看到他，正在烧烤一条大鱼，只一会儿工夫，地上就只剩下一堆鱼骨头了。姐夫跟着别人的渔船到海上转了一天一夜，但并未发现父亲的船。哥哥去了一趟琵琶山，在那里候了两天，不见一堆篝火，更不见一个人影。
父亲就此消失了踪影。
母亲一直为他祷告，周末准时做礼拜，一周两到三趟，与教友们结集在家中做晚祷。在有暴风雨的夜晚，她也不再顾忌，与我们一起点起香火，一起用力敲起面鼓，驱赶风魔。
等到姐姐和哥哥的孩子出世，我们抱着孩子一起到海边，希望能看到父亲，也希望父亲看到孩子，希望他幡然醒悟，回到家中团圆，他该疲倦了，回家歇一歇也好。我们甚至有最可怕的念头，希望大风暴把那条小船打烂了，只留给他一块木板，让他游回家中……
但父亲再也没有回来，直到今天。没有父亲的我们显得更加孤独了。
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