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参加革命
经过几年的解放战争，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决定民族命运的大决战，到1948年底和1949年初已可见分晓。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进步与反动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黑暗即将过去，新中国的曙光已经显现。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仍然盘踞在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准备做最后的顽抗。
冯其庸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到家乡的。在回家乡之前，他曾经到了常州，找到几位同学，准备一起到苏北解放区去，那边原先就跟他们有联系。他们接到对方来信，说你们不要跑来跑去了，我们马上要过来了，你们就在苏南做工作，否则过去了，马上又要跑回来。所以他们没有走。
冯其庸的老家无锡前洲镇有个树德小学，里头有几个地下共产党员，其中一位叫孙默军。可能他们与无锡国专的地下党有联系，了解了冯其庸在无锡国专的情况，就主动聘请他去做教师。他去教书不久，孙默军就告诉了自己的身份，安排他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搞宣传，刻蜡版，还让他刻了一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图章。这枚图章一直保存到今天，作为革命文物存放在镇上。
1949年2月，堰桥胶南中学一位老师暴露了地下党身份，敌人要抓他。胶南中学校长孙荆楚是进步人士，马上让那位老师连夜走了，对外声称他父亲病危。但那位老师的课要有人接替，于是想到了冯其庸。冯其庸那时虽然还没有入党，但已经被当作地下工作人员使用了，对外可以说他刚从无锡国专毕业回来，没找到工作，人家想不到他是地下组织派过来的。就这样，冯其庸当天就从树德小学转到了胶南中学，接手了两门课：语文和历史。那时学生对解放战争的形势，对共产党、国民党都比较了解，喜欢有进步思想的老师来教课。冯其庸的课讲得很精彩，特别受学生欢迎。他还常常在讲课中间讲讲时局，讲讲国家的前途，学生们最爱听。当时国民党特务多，常偷偷溜进课堂。学生的警惕性很高，见到有不三不四的人进来，就给他递暗号。他好几次遇到这种情况。
从4月十几号开始，江阴一带的炮声就连绵不断。到22日下午，就见国民党军队仓皇地往南撤退，边跑边拉伕。冯其庸告诉学生准备迎接解放。堰桥离江阴很近，胶南中学就在锡澄公路边，为了防止抓伕，学生大部分离开了，少数不怕，躲在桑树地里观察。从下午两三点到傍晚，一片寂静，国民党的兵都跑光了，解放军还没有到，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到了天黑，远远听见跑步声，学生一看，部队服装都不一样了，非常整齐，一路跑，一路问无锡还有多远，知道是解放军过来了。冯其庸指挥学生打出“迎接解放军”的横幅，将早已经准备好的茶水桶放到路边，隔一段放一桶。解放军跑得很急，气喘吁吁，喝了水，接着跑。从天黑到天亮，马路上一直有部队急行军，始终不停。第二天早饭时，有三位年龄大一些的解放军来到胶南中学，打听去无锡的路。吃过早饭，冯其庸就陪同他们一起到了刚刚解放的无锡。他到苏南行署找到政治教育处处长陶白，声明是无锡国专的老师冯励青介绍来的。陶白同志说冯励青同志早已打过招呼，正等你们来呢，还说革命队伍需要一支文化大军，既能打仗，也能做宣传工作。回胶南中学一讲，校长很开通，支持冯其庸的选择，于是他从学校正式转入到部队，穿上了解放军军装。
参军以后的第一件事是学习，学习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到暑假，政治教育处举办了暑期学习班，经常上大课，由有关领导介绍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国家的前途，然后组成小组讨论。冯其庸一面学习，一面工作，小组讨论时兼作辅导，因为他比一般人读的进步书多一点，解放以前就已经读了一些，参加解放军后又加紧读了很多。
暑假一过，冯其庸参加的那支部队马上要南进，解放大西南。他和几位同学已经做好准备向西南前线开拔。这时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他们留下来，因为新的解放区需要政治教员。于是他被分配到无锡女中，担任了教导处副主任。从此之后，一直到1954年8月，他在无锡女中整整生活了五年。
这五年中，冯其庸和无锡女中的师生一起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一起参加了支援抗美援朝、“肃反”、“三反五反”等等火热的运动和新中国最初的建设。他的工作繁重极了，作为教导处副主任，他要管理学生，要做宣传，也要讲政治课和语文课。即便如此，冯其庸仍不放弃读书，自己规定每天读多少页书，不读完不睡觉，《联共党史》、杜甫诗就是这时期读完的，所以经常是夜里两三点才能睡。他的课讲得精彩，宣传工作也做得很出色，有时是在几千人的大会上作报告，他根据政府文件和新闻时事编写了许多通俗的演讲材料，从不照本宣科，分析问题，讲解政策，朴朴实实，入情入理，不像有些新派人物那样装腔作势，咄咄逼人，听者觉得亲切，容易接受。他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写的讽刺诗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他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和崇拜，觉得他样样都拿得起来，讲课行，宣传也行，管理也行。老教师们也喜欢这位思想进步、气质不凡、待人亲切的年轻人。1950年，冯其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被选为无锡市人民代表。后来他曾深情地回忆这一段岁月，说自己得到了实际锻炼，得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会，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学会了如何将千头万绪的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对他以后的人生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