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参加革命

4.参加革命

经过几年的解放战争,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决定民族命运的大决战,到1948年底和1949年初已可见分晓。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进步与反动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黑暗即将过去,新中国的曙光已经显现。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仍然盘踞在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准备做最后的顽抗。

冯其庸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到家乡的。在回家乡之前,他曾经到了常州,找到几位同学,准备一起到苏北解放区去,那边原先就跟他们有联系。他们接到对方来信,说你们不要跑来跑去了,我们马上要过来了,你们就在苏南做工作,否则过去了,马上又要跑回来。所以他们没有走。

冯其庸的老家无锡前洲镇有个树德小学,里头有几个地下共产党员,其中一位叫孙默军。可能他们与无锡国专的地下党有联系,了解了冯其庸在无锡国专的情况,就主动聘请他去做教师。他去教书不久,孙默军就告诉了自己的身份,安排他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搞宣传,刻蜡版,还让他刻了一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图章。这枚图章一直保存到今天,作为革命文物存放在镇上。

1949年2月,堰桥胶南中学一位老师暴露了地下党身份,敌人要抓他。胶南中学校长孙荆楚是进步人士,马上让那位老师连夜走了,对外声称他父亲病危。但那位老师的课要有人接替,于是想到了冯其庸。冯其庸那时虽然还没有入党,但已经被当作地下工作人员使用了,对外可以说他刚从无锡国专毕业回来,没找到工作,人家想不到他是地下组织派过来的。就这样,冯其庸当天就从树德小学转到了胶南中学,接手了两门课:语文和历史。那时学生对解放战争的形势,对共产党、国民党都比较了解,喜欢有进步思想的老师来教课。冯其庸的课讲得很精彩,特别受学生欢迎。他还常常在讲课中间讲讲时局,讲讲国家的前途,学生们最爱听。当时国民党特务多,常偷偷溜进课堂。学生的警惕性很高,见到有不三不四的人进来,就给他递暗号。他好几次遇到这种情况。

从4月十几号开始,江阴一带的炮声就连绵不断。到22日下午,就见国民党军队仓皇地往南撤退,边跑边拉伕。冯其庸告诉学生准备迎接解放。堰桥离江阴很近,胶南中学就在锡澄公路边,为了防止抓伕,学生大部分离开了,少数不怕,躲在桑树地里观察。从下午两三点到傍晚,一片寂静,国民党的兵都跑光了,解放军还没有到,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到了天黑,远远听见跑步声,学生一看,部队服装都不一样了,非常整齐,一路跑,一路问无锡还有多远,知道是解放军过来了。冯其庸指挥学生打出“迎接解放军”的横幅,将早已经准备好的茶水桶放到路边,隔一段放一桶。解放军跑得很急,气喘吁吁,喝了水,接着跑。从天黑到天亮,马路上一直有部队急行军,始终不停。第二天早饭时,有三位年龄大一些的解放军来到胶南中学,打听去无锡的路。吃过早饭,冯其庸就陪同他们一起到了刚刚解放的无锡。他到苏南行署找到政治教育处处长陶白,声明是无锡国专的老师冯励青介绍来的。陶白同志说冯励青同志早已打过招呼,正等你们来呢,还说革命队伍需要一支文化大军,既能打仗,也能做宣传工作。回胶南中学一讲,校长很开通,支持冯其庸的选择,于是他从学校正式转入到部队,穿上了解放军军装。

参军以后的第一件事是学习,学习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到暑假,政治教育处举办了暑期学习班,经常上大课,由有关领导介绍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国家的前途,然后组成小组讨论。冯其庸一面学习,一面工作,小组讨论时兼作辅导,因为他比一般人读的进步书多一点,解放以前就已经读了一些,参加解放军后又加紧读了很多。

1949年4月23日,冯其庸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暑假一过,冯其庸参加的那支部队马上要南进,解放大西南。他和几位同学已经做好准备向西南前线开拔。这时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他们留下来,因为新的解放区需要政治教员。于是他被分配到无锡女中,担任了教导处副主任。从此之后,一直到1954年8月,他在无锡女中整整生活了五年。

这五年中,冯其庸和无锡女中的师生一起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一起参加了支援抗美援朝、“肃反”、“三反五反”等等火热的运动和新中国最初的建设。他的工作繁重极了,作为教导处副主任,他要管理学生,要做宣传,也要讲政治课和语文课。即便如此,冯其庸仍不放弃读书,自己规定每天读多少页书,不读完不睡觉,《联共党史》、杜甫诗就是这时期读完的,所以经常是夜里两三点才能睡。他的课讲得精彩,宣传工作也做得很出色,有时是在几千人的大会上作报告,他根据政府文件和新闻时事编写了许多通俗的演讲材料,从不照本宣科,分析问题,讲解政策,朴朴实实,入情入理,不像有些新派人物那样装腔作势,咄咄逼人,听者觉得亲切,容易接受。他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写的讽刺诗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他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和崇拜,觉得他样样都拿得起来,讲课行,宣传也行,管理也行。老教师们也喜欢这位思想进步、气质不凡、待人亲切的年轻人。1950年,冯其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被选为无锡市人民代表。后来他曾深情地回忆这一段岁月,说自己得到了实际锻炼,得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会,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学会了如何将千头万绪的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对他以后的人生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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