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走上学术之路

1954年，冯其庸30岁那一年，其人生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挂牌成立才三年多的中国人民大学需要国文教员，经人推荐，一纸调令，他从无锡来到北京，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教师。

冯其庸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才。在无锡女中，他主要做的是行政管理和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他做得很出色，还当选为无锡市人民代表，前程美好。但是他的人生志趣其实是在学术上，无锡国专三年的学术洗礼，他的心已经皈依了学术。现在有了到北京著名大学任教的机会，他当然要抓住了。他明白，从这一刻起，他才走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之路，从而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理想。

他是在1954年8月到达北京的，最初住在西郊校区，当时那里周围都是农村，很荒凉。此前他从没有离开过无锡、苏州、上海三个城市组成的三角形地带，而今乍到京城，人生地疏，不大习惯。不久秋风起，凉意生，更加思念母亲和亲友，他作了一首《远别》诗，云：“一别故乡三万里，归心常逐白云飞。酒酣始觉旧朋少，梦冷正怜骨肉微。月上高城添瘦影，风来塞北薄寒衣。茫茫南国秋风起，日暮高堂望子归。”诗中流露出一丝淡淡的乡愁。

但冯其庸很快熟悉了环境，超负荷的工作也使得他心里再装不下别的，只想着如何讲好课。他来到人民大学不足一个月，就走上了讲台，担任了法律系、经济系等几个专业的“大一国文”课。头一回给大学生讲课，他有些担心讲不好，备课特别认真。当年无锡国专名师们授课的奕奕风采，成为他心向往之的境界。像老师们那样，他也一定要把每一篇作品化解透了，有把握了，才拿上讲台。比如讲《离骚》，他把几种注本都借来，对照着读，从字，到词，到句，到段，到篇，一层一层，直到完全理解贯通，了无窒碍，直到有了自己新的、深一层的理解，他还把全诗翻译成白话，多数能背诵了，才去讲。他还有个习惯，讲课之前一定沉思默想，仔细斟酌这节课要讲多少内容，什么地方要让学生受到感动、感染，就好比看戏，有过场，也有高潮，不能平平淡淡。特别有新鲜见解的地方，要讲透，让学生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由于备课格外认真，花费的时间也就特别多，后来课程渐次加重，又开了“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最多的时候一周要上五天课，很多重点课程都由他承担着，紧张得不得了。那个时期，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白天和晚上不断开会学习，学习开会，读书备课多数只能用晚上开会以后。为了讲好课，他不敢稍有松懈，每天总要备课到夜里两三点，才敢放心睡觉，自己规定了一天必须读多少页书，雷打不动，白天耽误了，晚上一定补回来。学校值夜班的工人说，他宿舍里的灯光差不多总是全校最后一个熄灭。连续很长时间这样拼命，他牙齿上火起脓包，年纪轻轻，就拔掉了好几颗牙。医生说睡眠太少，才会这样，以后再不能这样拼命了。可是任务压着，他无法轻松，照旧加倍努力读书。

后来冯其庸回忆说，当时重担压在身上，苦是苦，但好处不少，不是这样逼着，可能不会像那样拼命读书。当时年轻，记忆力好，读了就记住了。因为上课要给学生讲明白，这就要求自己首先彻底搞清楚，要求对作家作品有深入的理解，因此书也就读得特别细，常有新发现、新见解。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不少有心得的文章。例如《释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一文，针对大多数人将“不求甚解”误解为略知其意，浅尝辄止，列举证据辨析了陶渊明所以说“不求甚解”其实是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的，那就是两汉经学繁琐训诂之风盛行，注释动辄两三万言，却往往离题万里，陶渊明厌恶此风，故此提出“不求甚解”，意思是说不钻牛角尖，并非马马虎虎之谓也。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反响强烈。还有像《论北宋前期两种不同的词风》一文，针对当时学术界流行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北宋前期的词坛是小令和慢词“分庭抗礼，双峰并峙”的局面，另一种认为是民间歌词和文人制作两条线索发展——冯其庸根据大量文献资料辨析了这两种观点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实际情况应当是以晏殊、欧阳修、晏几道为代表的词风和以柳永为代表的词风并存。文中还深入探索了形成这两种不同词风的社会原因和它们矛盾斗争的情况。这一见解后来为学术界普遍接受。词学泰斗夏承焘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后，曾题一诗以示赞赏：“百年驹隙暗精魂，夜半兵权语吐吞。说与玉田应不解，陈桥驿下有词源。”诗末特别注明：“用冯其庸君‘北宋前期两种不同词风’文意。”另外像《司马迁的人物特写》、《关于伯夷叔齐的评论》以及关于《项羽本纪》、《醉翁亭记》、《张中丞传后叙》、《岳阳楼记》等等名篇的赏析文章也都是这样写出来的。

正是由于冯其庸对讲授的内容做了独立思考与研究，所以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有内容，有见解，清晰而生动，从一开始就受到学生欢迎，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他教过的学生如今多数已经退休，但是回忆起当年听课的情景，他们仍然很激动，感到受益匪浅：“当年，冯老在给我们讲中国古典文学，从先秦时期一直讲到明清小说，纵横五千年，可谓洋洋大观。给我教益最深的：一是，从中国文学史上，从当时的政治、经济的现状和文化的渊源上，深刻剖析了历代文学的继承与发展，为我们清晰地勾画了一个轮廓，也为我们今后的学习、研究架设了一台‘望远镜’，这有助于把握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趋势。二是，从文化的底蕴上，结合讲解了文学与戏剧、绘画、金石、书法诸方面的艺术融汇与渊源，给我的印象是：如入胜境，别有洞天。三是，他避免了繁琐的考证，做了许多纵横交错的对比、阐述，也概述了一些当时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把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奉献给学生，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人物》2001年第12期俞乃蕴文章《人生得一良师足矣》)

讲课的副产品是教材。当时几门课都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只好自己动手编写。为“大一国文”课编的是一本《古代散文作品选》，国文教研室的几位老师都参与了，不过灵魂人物却是冯其庸，选目基本上是按照他的方案而定的，他还提出了全书的体例：第一要有作者小传；第二要有题解，把文章写作背景提纲挈领地加以说明，便于读者去理解文章的内容；第三是注释，逐字逐句，把所有疑难字词、典故详加解释。审稿、统稿工作也是他完成的。最后油印成讲义，发给学生。好长一段时间都用这个讲义，反映很好。

不知怎么，这本校内用的油印教材传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被老编辑周振甫看到，一眼相中，觉得选目精当，注释质量高，尤其是其体例让人耳目一新，而解放以后像这样的从先秦到清末的古代散文选本还没有见过，挺适合当时社会需要，于是就来商量可否由他们正式出版。教研室请示学校，学校说出版社能够出版我们自己编的教材当然是好事，马上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