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圣诞
“在所有古老的节日中，圣诞唤醒了最强烈和深切的人际联系。”华盛顿·欧文[1]在《圣诞旅行》（Travelling at Christmas）中写道。在严格的儒家家庭中成长的我，直到1933年在英国首次体验圣诞之前，对它完全没有了解。那时我到伦敦只有五个月。一位新结识的友人邀请我到他离伦敦不远的家中，和他全家共度圣诞。出发前，我想做些关于圣诞的阅读。我回忆起在中国还是个学英语的小学童时阅读狄更斯的《圣诞颂歌》的困难。我们的老师不是基督徒，无法给我们太多讲解，而要学的难词又太多。我不想重蹈覆辙。虽然好奇，我并没有找到英国作家关于这一话题的其他文字，却发现了华盛顿·欧文的《圣诞旅行》《古厅圣诞》（Christmas in an Old Hall）和《圣诞乐趣》（Christmas Merriment）。读完它们之后，我满怀期盼地出发了。如今再回忆，最鲜明的画面是我的女主人，一位体态丰满的六十岁太太，站在餐桌尽头，袖子卷起，手中拿着剔肉刀叉，准备肢解身前摆放的壮硕如山的火鸡和坎伯兰火腿。她切肉时面带欢愉的微笑，我也和其他七位客人一同微笑着，思绪却已回到了中国的生地。在我的旧式儒家家庭中，刀是不允许离开厨房的，而根据孔夫子的观点，“君子远庖厨”[2]。我们将餐盘传了两遍之后，火鸡和火腿就所剩不多了。我在“二战”食品定额配给的年代，常常会回忆起那一餐。
晚饭后，我们围坐在中厅里一个巨大的壁炉边，旁边不远是一棵大圣诞树，树上精细地点缀了很多封装得很美丽的包裹。在我们打开圣诞礼物前，家中最小的两个成员必须去睡觉。根据习俗，他们的礼物要等晚上才能从烟囱里送下来。女主人开始向我讲述圣诞故事和习俗，而男主人笑着与其他客人碰杯。每人都要出个娱乐节目。轮到我时，我说了个关于中国春节的故事。突然，女主人起身邀请所有人拉起手来歌唱。我只能保持沉默，但手臂和他们的手臂一起欢快舞动。屋子中央的灯下挂着一大丛槲寄生。我们离它越来越近，随即，在欢笑声中，有人被亲吻，有人忙于躲闪。我了解到，根据习俗，所有站在槲寄生下的女士都必须被亲吻。如今想来，这类常识我了解得太晚了。
关于波士顿圣诞，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3]在1911年写道：“在那时（1845年）还没有圣诞礼物的习俗，到新年才会送礼。不过，我以参加看手势猜字谜和跳舞的方式庆祝了那个圣诞夜，最后，和列维·萨克斯特（Levi Thaxter）——后来成为了赛利娅·萨科斯特（Celia Thaxter）的丈夫——一起给某位剑桥名媛唱了一首小夜曲。”这至少证明，在一个世纪前的波士顿，对圣诞的庆祝还不算普遍。
在新英格兰，感恩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我有幸被约翰·尼古拉斯先生和太太邀请到位于灯塔山杨柳街（Willow Street）的柯布斯太太府上过感恩节。这纯粹是一场家庭聚会，因为尼古拉斯一家和柯布斯一家是亲戚。我感觉有点见外，但也第一次品尝了南瓜派。南瓜派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是日常食品，但对我来说它是新鲜事物。我怀疑很多英国人是否知道它。在英国的几年中，我从未见过南瓜派。到西方生活以来，我一直对“派”这个词感兴趣。在中式烹饪中没有派，但在英国有很多种。伦敦考文垂花园著名的布莱斯坦餐馆老板、法式餐饮专家M.布莱斯坦（M. Boulestin）有言：“一个英国厨师一周丢弃的食物比一个法国厨师一个月丢弃的还多。”我并不赞同他的说法，因为我不认为一个英国厨师会丢弃那么多食物，否则不可能会有如此多种派。我相信南瓜派在美国感恩节晚餐中是必需的食品，因为南瓜是朝圣者们种植和收获的最早几种蔬菜之一。
在波士顿度过的第一个十一月里，我突然间发现，圣诞大潮已经席卷了波士顿公园和华盛顿大街。如今，还没等人们想起圣诞节，它便已经出现在了人们面前。除了百货商店的彩色装饰和抱着一堆盒子穿梭来往的盛装妇女，我还能听到来自华盛顿大街的一种声音。那是大批救世军装扮的圣诞老人们摇响的铃铛。我想这声音是波士顿独有的，因为我从未在大西洋对岸听到过它。如今我知道纽约也有一样的摇铃人，但声音并不如波士顿的清晰。在英国，我总是试图告诫小朋友要有耐性，因为只有一位圣诞老人，而他要爬所有的烟囱。假若我把同样的话说给波士顿的孩子们听，他们想必会认为我是个永远不可理喻的中国人，因为他们会告诉我，他们曾在华盛顿大街的百货商店内外遇见了多少位圣诞老人。
在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中，白鹿象征着长寿。在我们祖先的信仰中，当它活到一千五百岁时，皮毛会变白。它被视为珍稀动物，只存在于道家的天界中。我虽在一幅绢本中国古画中见过白鹿，在中国国内却从未见过一只活的。不过，在波士顿公园里却有养在铁丝笼中的八只白鹿，成了圣诞季节和圣诞故事的独特装饰。波士顿市长或是他的某位下属一定拥有神力，才能搞到那些白鹿——至少是和中国道家仙人一样的神力。我曾多次去过波士顿公园，就是为了看看它们和给它们画像。但我从未听到有孩童问起，白鹿是否会为圣诞老人拉雪橇。
白鹿
波士顿公园里有很多刻画耶稣降生的大型塑像和模型。他们周围总围着一些游人，年轻的和年长的都有。有一个下午，我看见两个小孩在喂鸽子：其中一个让所有鸽子都绕着他的头、肩和双脚转圈，而另一个则一次只喂一只，把其他鸽子赶开。观察他们的不同做法是件趣事，所有艺术家都会生出愉悦之情。我很遗憾当时没有带着画纸。突然，一位白发老妇走过来，用坚定的口气告诫我不要鼓励孩子们喂鸽子。我还没来得及对这令人吃惊的谴责做出反应，她就打开了话匣子：波士顿曾经几乎没有鸽子，但如今它们生了又生，已经遍布波士顿；它们扰乱交通，它们损毁公园，它们弄脏长椅和小径；终有一天它们会把所有人从波士顿赶跑。片刻停顿后，她又补充说，她的意思是它们会把所有波士顿人赶跑。我依旧哑口无言。令人意外的是，她问我是否是基督徒，如果是的话，属于哪个教派。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警告我不要相信那些在波士顿公园搭建耶稣降生场景的人的任何言论。这更让我大吃一惊。她很快就和我道别离开。这是一次令人尴尬的奇遇。
远在圣诞夜到来之前许久，灯塔山上住宅群的几乎每扇窗户里就已经燃上了红烛。我上山的路循着查尔斯大街和维农山大街，穿过路易斯堡广场到平克尼大街，或是通过栗子街走到平克尼大街。虽然街灯非常明亮，但两侧的烛光似乎在用一种仙境般的光晕照亮着街道，令街灯变得无足轻重。因为所有住宅都建在坡道上，窗里的光亮彼此并不会混淆，反而各自显示着独有的重要。我很少会遇见在夜晚上山的人。我在安静温和的气氛中款款而行，感觉自己就像化成了一只飘游着的没有方向的蝴蝶，在落日赠给夜晚的最后一丝余晖中悬浮，寻找着夜晚的栖息之处。住宅的红砖墙强化了这个场景，帮它远离了山下公园那边的喧嚣。在圣诞时节，灯塔山点着蜡烛的所有窗户是独特的一景。
也许我不应该破坏大家的情绪，说那些蜡烛不是真的。但每个美国人都知道，使用电能的自然结果之一便是制造电烛。我立刻就能想象家家户户放置一排排真蜡烛的场景：沿着窗台，沿着窗棂，排成直线、曲线或是三角形。它们不是圣诞树上的小蜡烛，而是教堂祭坛上的大蜡烛。为了这个特殊时节，很多家庭拿出了古老稀有的银烛台。我能想象在早年的圣诞期间，当街灯还只是昏暗的煤油灯时，灯塔山会是如何壮观。它一定像一个释放着暖意的巨型壁炉。真烛光的自然摇曳一定会创造出黄色、红色和橙色的醉人光波，让场景更鲜活，情感更深刻。况且，烛光的自然黯淡会强化时间流逝的感觉，令人平添思绪。毕竟，人类是情感的生灵，而不是在实验室用原件组装的机器。
我寻找关于蜡烛发明的资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既然发现火的用法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开端，那么制造蜡烛也应该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帮助。这样的研究属于我的个人乐趣。哥伦比亚大学教授L.卡林顿·古德里奇（L. Carrington Goodrich），作为卡特（Carter）所著《印刷术在中国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一书的编者，以及若干古代中国科学发展专著及论文的作者，倾向于同意我关于蜡烛可能最早在中国使用的观点，虽然我们还没有为这一理论找到确凿的证据。过去四十年间，中国的考古成果显示，中华文明在公元前17世纪的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高度发展。很多精美的青铜器重见天日，其中一些可能是用失蜡法浇铸的。蜡是制造蜡烛的原料。大量中国古籍都描述了如何从蜂窝中采蜡，而中国早期的蜡烛被称为蜂蜡烛。其中一部书籍提到一种蛾类昆虫，翅上都是蜡质。这种昆虫在四川、贵州[4]和浙江三省已经广为人知，乡人用蜡树的小枝大量喂养它们，然后从翅上收集蜡来制烛。此蜡色白，在汉语中被称为白蜡，而蜂蜡是黄蜡。四川和浙江的蜡烛闻名于中国已有几个世纪。在中国，燃红蜡烛表示幸福，在所有喜庆节日都会看到。灯塔山那些窗台上的烛光自然令我感到愉悦。
活动丰富的圣诞夜最终到来了。我的房东麦克法兰先生告诉我，灯塔山的一个经典习俗是家庭在当夜保持开放，为可能来访的圣诞摇铃者和唱颂歌者准备好三明治和糖果。我说我在剑桥的朋友可能会来访问灯塔山。他友好地把前厅留给了我和我的友人们，还欢迎我们分享三明治和糖果。前厅窗台上欢快燃烧着的真蜡烛似乎是给拜访者们的信号。我等着友人们到来，随即便听到了脚步声，于是我上前开了门。一个欢快的声音喊着“圣诞快乐”，小铃铛的声响灌满了我的耳朵。来访者是一位中年女士，她大声笑着，抓住大衣用力一摇，大衣边缘挂着的一串铃铛便欢快做声。女士的脂粉妆很美丽，帽子流光溢彩，谈吐喜气洋洋。我还没来得及张口，她便径直走进屋里，看起来完全没有被我的呆板表情惊吓到。很快，五个一伙的年轻人也走了进来，他们无铃可摇，但看起来都对三明治食欲良好。我也应该赏脸吃饭，所以就叫上我的友人们，杨教授夫妇携女儿恕立和儿子德正，还有岳祖伟[5]夫妇，一起先去路易斯堡广场好好看看热闹。
铃声响起，颂歌唱起
当我到达路易斯堡广场时，已经几乎没有可以立足之处了。一群混杂了男女老幼的摇铃者，站在广场中离维农山大街不远的一幢住宅前，每个人都手持铃铛，随着他们的歌声摇晃。很多围观者手中都有一份颂歌单，倾心而崇敬地加入摇铃者的演唱。我听见有人说摇铃者是刚从维农山大街过来的，在山上还有另外几队人。越来越多的人汇入广场，气氛变得愈加温暖和欢快。一个男孩为了能更清楚地看到摇铃者而爬上了路灯杆，但被叫了下来。加入演唱的应该有不少哈佛学生，因为我看见很多年轻而面熟的脸庞。接着，四个打扮各异的年轻男子到来了——两个戴着丝质的高帽子，一个穿着苏格兰格子服，一个是牛仔打扮。他们的到来让所有人眼睛一亮。不过，人们虽然激动，气氛却依然是高度有礼有序的。这触动了我。
我在广场停留了一阵。当人群渐渐散去，我找到了一张颂歌单，读到了下面的诗句：
啊小镇伯利恒
我们见你坐落得如此宁静
在你深沉无梦的睡眠上空
走过了沉默的星辰
我发现这是麻省主教菲利普·布鲁克斯（Phillips Brooks）在大约九十年前写的。他也是科普利广场（Copley Square）三一教堂的教区长。每个圣诞夜，在灯塔山上，颂歌者都会以此来纪念他。
科普利广场三一教堂教区长的居所
在返回平克尼大街的路上，我遇见了几支还在沿路歌唱的小队。所有住宅的窗户依然明亮，空气中留驻着欢乐。没有什么能比华兹华斯的这些诗句更贴切了：
是谁在聆听？
且先满足每位住户的要求
道出恭祝奏过乐曲
再将每个家庭成员之名
适时朗声念出
附上给大家的“圣诞快乐”
[1] Washington Irving，美国作家、律师、外交官。
[2] 此说法实来自《孟子》。
[3] 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美国19世纪牧师、作家、废奴主义者和战士，生于麻省剑桥。
[4] 原文为kweiyang。
[5] Zuwain Yue，此名难以考证，唯有wain在粤语中可能作“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