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小山

对我来说，波士顿小山是灯塔山。波士顿还有其他小山，比如邦克山（Bunker Hill）和考普山（Copp’s Hill）。在灯塔山上小住一段时光之后，我才了解它，而且也许比波士顿其他去处了解得更多。在永恒的时间中，个人生命非常短暂。既然有如此多的大事要去关注，比如会使用原子弹氢弹的下一次世界大战之威胁，或是数千生命被无辜杀戮的报纸和电台报道，我们为何要去关注自己生活的周边细节呢？这个问题鲜有清晰的答案，我当然也不能解答。这便是我们作为凡人的局限。灯塔山在得名之前便已经存在，而即便在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件中被改变，它依然会继续存在。它是我所有旅行中相遇的最适合生活的地方之一。

建议我在灯塔山上找个地方住的是我的友人格莱蒂丝和范怀克·布鲁克斯^[1]。我在剑桥的杨家住了几天之后，联陞^[2]带我到了波士顿。平克尼大街（Pinckney Street）六十九号是我们敲门的第三幢住宅，转眼我就在此安顿下来。我不了解这幢住宅的历史，但出奇地喜欢它宁静的空气和周边。我当了很多年自命的旅行家，从未觉得居住是个问题，只要满足我的意愿就行了。豪华宾馆没法让我放松，因为我没法让侍者们放松。一些高级住宅区从未接待过短住的旅行者，而我也不知如何把自己介绍给它们。我住过的一些地方和城镇中心有一段距离，但是灯塔山有直通波士顿各处的街道。最重要的是，它是一座小山，不太高也不太矮，给我一种缓慢攀爬和下坡的新鲜感觉，而不是乏味的平坦大道，前后没有风景。几天后，我发现灯塔山的每条街都有自己的性格，虽然所有房屋都由红砖砌就。

在哈佛大学威德纳纪念图书馆（Widener Memorial Library）的前厅里，有四幅模型地图，展示了从1636年哈佛建校至今的剑桥风貌。第一幅清晰标注了灯塔山曾经是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对岸有着三个山头的显眼土堆，这也是最初的定居者在1630年做最后一次短距离迁徙之后看见的景象。当时那三个山头被称为三山（Trimountaine），后来垂蒙特大街（Tremont Street）的名字便源于此。为了和华盛顿街上老的州立议会大厦有所区分，拥有镀金圆顶的新州立议会大厦于1795年建在了山腰下。19世纪伊始，在蓬勃发展的制造业推动下，波士顿迅速向外扩张，三山也发生了巨变。在1799年，西侧被称为维农山（Mount Vernon）的一大片区域被铲平，土壤被填河，把查尔斯大街（Charles Street）抬到了如今的高度。后来，中央的山头，灯塔山，也被削低，挖下来的土填满了山脚的磨坊池塘^[3]。最后，在1835年，东侧占显著位置的棉花山（Cotton Hill）被夷为平地，建起了潘姆伯顿广场（Pemberton Square），如今法院的所在地。从此地看，在我的一侧是查尔斯河在平克尼大街的尽头流淌，另一侧是山脚下的华盛顿大街。灯塔山曾是半岛之首，也是整个波士顿曾经坐落的位置。美国历史的书写始于波士顿，灯塔山也扮演了它的角色。

带我到威德纳纪念图书馆，并给我机会研究那些地图的，是我的友人大卫 · T. W. 麦克柯德博士，哈佛基金议会的执行秘书。我了解到，夷平棉花山需要一百九十名劳力和六十辆牛车干几个月。每人每日可挣一块钱，但有经验的牛车夫挣得更多。那是短短一百多年前的事。在我们当今的机器时代，需要的人力和时间肯定会少得多。但我倾向于相信，早期定居者移山的精神会继续让美国人认为没有什么是他们办不到的。在曼哈顿被铲平的巨大岩基上建造的摩天大楼，它们的根来自灯塔山。

一位曾经被我问过波士顿鳕鱼和豆子问题的友人说，在州立议会大厦里有一条我必须拜访的圣鳕鱼。我到了州立议会大厦，立刻被前厅里密集的战旗所震惊，然后被指引上楼。在楼上，我经过了几个正弯腰观看布拉福德（Bradford）手稿的人——布拉福德州长本人亲自书写的关于普利茅斯朝圣者的故事，被放在玻璃展柜中。我第三次找到一位穿制服的卫兵问路，他说：“什么？木鳕鱼？在众议院大厅里。”从他的说话方式判断，我猜想来看鳕鱼的人不是很多。我对进入大厅有点踌躇，因为有几位穿着正式、貌似众议员的男士正在专注讨论。看起来一次会议刚刚结束。他们中的一位善意地招呼我进去，然后边讨论边指给我看鳕鱼。我发现那是一块巨大的木头，雕成了鳕鱼的形状，鱼鳞是红色和黑色的曲线，眼睛是白色圆点。它吊在大厅里抬高的平台上方，四下里没有任何介绍文字。那几位众议员已经离开了大厅，但招呼我的那一位又进来了。他向我解释说，这条木鳕鱼始于1784年的一条法令，“在议会机构所在的室内悬挂鳕鱼，以提醒鳕鱼捕捞业对本联邦社会福利的重要性”。为实施1784年法令，它最初被悬挂在华盛顿大街旧州立议会大厦的屋子里。但一个多世纪后的1895年，另一条法令把这个古老的鳕鱼标志从旧大厦运到了新大厦—一个十五人的委员会抵达旧议会大厦，将标志性的木鳕鱼用国旗包裹，由两人肩扛着，充满荣耀地从华盛顿街行进至灯塔山上的新址。应该是一场盛大的游行。我想这应该是这个木头标志被称为圣鳕鱼的原因。既然它是神圣的，我猜想在每次开会前或是特定的日子里会有一些祭祀仪式。答案是“没有”。很显然，当众议员们步入大厅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去看它一眼。“我在美国其他任何州的议会都没见过类似这条鳕鱼的物件。”我说。“波士顿是独特的。”这是我得到的回答。我感谢了这位友善的信息提供者，向他询问是否可以登上圆顶观景，因为我以前曾读到过，英国伦敦的英诺奇·万恩斯^[4]在从波士顿州立议会大厦圆顶上观景后，留下了如下文字：“我曾访问过欧、亚、非、美四大洲的很多制高点；我宣布，和波士顿州立议会大厦上看见的景象相比，它们没有一个能够胜出，连能相提并论的都寥寥无几。”那天上午我没有机会登顶，但被告知也许可以给我安排。我想我最好把英诺奇·万恩斯看到的美景留在想象中。我不知道英诺奇·万恩斯是何时登上的圆顶。他应该是在洛克菲勒中心或是帝国大厦建成前就已经到了美国。我乐意想象他是在棉花山甚至是维农山被摧毁前来观的景。无论如何，他所看到的肯定和我在约翰·汉考克大厦^[5]顶上看到的很不相同。波士顿和绝大多数城市一样，都在扩张。

我没有爬上查尔斯·布芬奇（Charles Bulfinch）设计的州立议会大厦圆顶，因为我已经被带领着去看过布芬奇为波士顿设计的另一幢重要建筑——麻省总医院。不提波士顿州立议会大厦作为政府办公楼的重要性，我也感觉它是一座能够让一位建筑师名垂青史的伟大纪念碑。我不止一次听说过布芬奇立面和布芬奇内部。他不仅设计了一个原创而且成功的模型，被美国几乎每个州立议会大厦效仿，而且据我所知，还被选定来完成如今在华盛顿特区人人景仰的国会大厦的设计施工。提出带我参观医院大楼的是约翰·康斯特博医生，波士顿美术馆馆长W. G.康斯特博教授之子。他认为楼顶的风光是波士顿最好的。我在约定时间前早早到达，因为医生们总是很珍惜时间。约翰花了一点时间带我参观了首次使用麻醉的牙科手术发生的手术室。它离楼顶不算远。一分钟后，我们便上了楼顶。我赞同约翰的看法，从麻省总医院的楼顶望去，波士顿州立议会大厦稳如泰山地站在灯塔山的半山腰上，变成了奥利弗·文德尔·霍姆斯^[6]所说的“太阳系的中心”，而查尔斯河水则一再伸展，流入无垠的大海。旧与新令人难忘地融合了。这可不是从飞机上拍摄的任何一座大城市的鸟瞰图。我见过很多城市的航拍照片，但它们都毫无特点。波士顿的特点在麻省总医院的楼顶上便可感受。

下楼时，我想读读首次使用麻醉的那间手术室墙上铭刻的文字，而约翰还要照看病人，便把我留下细读。我感谢了他，满怀思绪地回到了平克尼大街。M. A.德沃尔夫·豪（M. A. DeWolfe Howe）博士的以下文字引起了我的兴趣：

波士顿公立花园中的威廉·托马斯·格林·莫顿（William Thomas Green Morton）纪念碑，可以体现两位主要原告所争夺的发现之荣誉留给后世的福泽……来波士顿之后，莫顿一生师从杰克逊医生，在认真考虑牙科应用麻醉的可能性之后，他寻求杰克逊的指导，得到了使用转化乙醚的建议。这并不是杰克逊自己的发现。七年前，在汉弗里·戴维（Humphry Davy）爵士的建议下，他吸入了乙醚，结果失去知觉。他做这个尝试并不是为了防止疼痛。莫顿立刻开始了实验，最初是在自己身上，然后，1846年9月30日，为一个自愿在拔牙时放弃知觉的病人施行了麻醉。次日，莫顿把成功的消息告诉了杰克逊。这一次，杰克逊建议牙医把情况向麻省总医院的外科医生们通告。他照办了。1846年10月16日，约翰· C. 瓦伦^[7]医生实施手术时被许可使用乙醚，成就了一次无痛的肿瘤切除和腿部截肢，这一切都是在瓦伦医生^[8]最初尝试的三周之内，他无可置疑地建立了这一新成就不可估量的价值。

我于1938—1940年负责伦敦尤斯顿（Euston）的威尔康姆历史医学博物馆（Wellcome Historical Medical Museum）中国部的时候，经常听说麻醉是最先在波士顿发现的。所以，既不是柏林，也不是伦敦或巴黎，而是波士顿，成为了减轻人类痛苦的先驱。

灯塔山上的灯塔街，其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它是条美丽的街道，一头通向波士顿公园和公立花园，就像爱丁堡的王子街（Princes Street）对着花园和城堡岩（Castle Rock）一样。与爱丁堡的王子街不同，灯塔街两侧不是商业建筑而是高级住宅。霍姆斯称之为“一条只留住筛选过的极少数的阳光明媚的街道”。“被筛选过的极少数”并不都是霍姆斯家族或是卡波特家族^[9]。有人为我指点了灯塔街五十五号的威廉·希克林·普莱斯考特^[10]的住宅，在那儿，萨克莱^[11]享用了他在美国的第一顿晚餐，并且将他的《艾斯蒙德》^[12]交给了那位著名的历史学家。

索玛赛特俱乐部

让我发生最大兴趣的，是索玛赛特俱乐部外墙上带有黄铜狮子头门环的英式大门。我本以为这就是正门，但因为来俱乐部参加午餐或晚餐聚会时从未走过，我很快便发现它在早年间是通向厨房的，而如今哪儿都不通。沃尔特·白山告诉我，在一些年前，索玛赛特俱乐部厨房里有一个装满油脂的平底锅突然起火，门房指点消防队员从这个服务用门进去救火。这件事激怒了一些记者，他们谴责俱乐部的排他性。其实，如果让消防员从会员入口进去，反而不够快。当我发现这扇服务用门是最英国风格的门时，不禁笑了。我没有感受到灯塔山人们的“排他性”。事实上，我发现他们经常说些自损的段子和传说，虽然我不认为他们已经出格到建立一个玩笑工厂，就像传说中阿伯丁人所做的那样，编造关于自己的笑话，以吸引人们去访问洁净的阿伯丁城。

灯塔街是一条充满阳光的街道。面向波士顿公园和公立花园的住宅收获了最多的阳光。我见过它们的窗户在阳光下闪着神秘魅人的光芒，主要是紫色光。我最初以为那是日落或是红砖墙反射的温润色泽，但如今我发现窗玻璃本身就是紫色的。有人曾告诉我一个讹传，说“五月花”的后代拥有在自家住宅使用紫色窗户的特权。另有人说那些有紫色窗户的房主并不都是“五月花”的后代，有一处住宅的紫色玻璃是没多久前才安装的。最后我确认，1816—1824年间灯塔山上修建的新居使用了一定数量的从英国订购的玻璃。一些年后，玻璃在波士顿的炎日下暴晒已久，因为自然化学反应，从无色变成了紫色。这种始料未及的改变并没有让居民们困扰，他们很高兴看见自家的窗帘、天花板和房间蒙上一层温暖的光和紫色的华贵情调。紫色玻璃成了一种时尚。但我不确定这是否算新时尚，因为一位叫袁枚的18世纪中国诗人就喜欢在他著名的南京随园中使用紫色玻璃。当时中国并不出产玻璃。它们来自国外，很可能是英国。换言之，英国早在1816年前便已开始制造紫色玻璃了。

在栗子街（Chestnut Street）和灯塔山的其他街道两旁有更多的紫色窗户，但它们从外头看并不像灯塔街的那些一样显眼。“栗子”“云杉”“杨柳”“翠柏”“核桃”和“橡子”这样的街名吸引了我。是为建房铺街而拓荒的时候确实砍伐过这些树木？山上现在依旧长着很多树木，虽然非常有序，但很可能已不像它们在自由无羁时代的样子。维农山大街（Mount Vernon Street）两侧排列的高大美丽的榆树让它非常独特。街道宽阔，铺上了供游玩行走的路面。因为它直接和州议会后面的大道相通，来往的汽车也比其他街道多。如果说灯塔街与爱丁堡的王子街相似，那么维农山大街就像是爱丁堡的乔治街。乔治街两侧的大部分住宅都是乔治亚式建筑，以灰色大理石筑就，透着爱丁堡寒冷清新的气息。而维农山大街上的红砖房则呼吸着波士顿安详温馨的气息。橡子街（Acorn Street）是最窄的，也是所有街道中最安静的。

维农山大街上的每座房屋似乎都有一个故事要向我诉说。我发现七十八号和一百零八号两幢房子的大门并不像其他门一样正对大街，而是稍微偏向西南。这让我想起故乡的一些宅子也有着方向不寻常的大门。它们的朝向安排遵照中国古代风水—一种看不见也摸不着的理念。根据中国古老的风水系统，通过河流、树木和山川这类自然物体的位置，有可能确定坟墓、住宅或是城市位置的选取。通过选定的地点，则能够预知家庭、社区或是个人的前程。风水先生有可能用吉祥的影响力去对抗凶险的影响力，把笔直的和有害的外形转化为波浪形的有益的曲线，从大方向上校正那些如果置之不顾可能会导致毁坏的自然力量。作为规矩，不管住宅大小，动工前都会请一位有名的风水先生来仔细研究用于建房的土地，决定大门朝向哪个方向。若是没有其他选择，风水先生会将门的朝向稍微偏转以对抗主凶的影响。所有房主都期待好运，所以每个有钱盖房的中国人都会去请风水先生—一种直到三四十年前在中国依然特殊的专业人士。我不认为中国如今还能找到风水先生。当欧洲人和美国人开始在中国建造门可以朝任何方向开启的房屋时，中国的风水先生们声言说，这些房屋无法镇住邪恶，会扰乱中国住宅的经典传统，但已不再有人需要他们的学识。很多老一代中国人根据他们过去五十年的经验，倾向于同意风水先生们的观点。我依然诧异维农山大街七十八号和一百零八号为何会有与众不同的大门朝向。

橡子街

我有幸被邀请进入过路易斯堡广场上二十二座住宅中的两座。其中之一是十二号，房主查尔斯·米尔斯先生和夫人请我参加他们移居旧金山之前的鸡尾酒会。另一个是十六号，我曾数次在那儿拜谒过马克· A. 德沃尔夫·豪博士。范怀克·布鲁克斯先生曾希望我能尽早见他，因为他撰写过三十多本关于波士顿的著作，应该能告诉我关于波士顿的很多事。当我于1952年10月给豪博士打电话时，他已经过了八十九岁寿诞。他说他的视觉已经坏了，如今只能收听华盛顿最卓越的国会图书馆提供的书籍唱片录音。他接着告诉我，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已故的爱丽丝·巴赫·古尔德小姐（Miss Alice Bache Gould），一位花费数年时间去考证“与哥伦布同船的每位水手之姓名”的卓越女士。我关于广场花园中哥伦布雕像的问题由此引发，而他对此了如指掌。建设路易斯堡广场时，一位希腊富商请人从雅典运来一尊“正义的阿里斯提德”雕像。雕像运到后，他征询邻居们是否同意他将雕像安放在广场中央的树丛中。他们为此召开会议，并指派了一个三人委员会来决定这个问题。最终决定是，阿里斯提德，一个希腊人，应该被放在广场一端，而哥伦布，所有美国人的父亲，放在另一端。商人同意了，于是两座塑像就被安放在它们如今的位置，至今已在那儿立了将近一百年。如今我明白，并非每个路易斯堡广场的居民都是“五月花”的后代。

西雪松巷

我不知道我们是如何就谈到了普莱斯考特的盲人写作框。我在麻省历史学会的一个展柜里见过它。豪博士曾在早年间的一本著作中讲过它的故事。在一场学生斗殴中，一个学生投掷的面包击中了普莱斯考特的一只眼睛。他失明之后发明了盲人写作框。我补充说我曾经读到关于牛津的故事，中世纪的时候学生们也曾有打斗。在我鞠躬辞别之前，豪博士善意邀请我到酒馆俱乐部和几位友人见面，共进午餐。他接着告诉我，在“一战”期间，劳伦斯主教在这个俱乐部款待了约克总主教。当时俱乐部前面有个叫“黑猫”的小饭馆，两位主教便坐进了这家小饭馆，而不是俱乐部，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被领走。我记得在伦敦时，曾和已故的约翰·威特利（John Wheatley）教授前往常常坐满主教的雅典娜俱乐部，听说主教们很少知晓他们身处何地，总以为自己身处主教宫殿。

路易斯堡广场的一侧是平克尼大街，我无论何时下山走向河畔或是波士顿公园，总会在广场流连片刻。那儿平和的气氛从来不曾催促过我。广场上车不少，我能看见它们停放在花园围栏边，但从未见过一辆行进中的车。住户们似乎都非常满足，以至于不想去别处。这让我在一座现代城市的生活中找到一缕清新的寂静心情。我画了大量以住户门庭和不同角度的广场为主题的作品。我还尝试过在维农山大街上绘制整个广场的全景。从那儿观察，广场似乎是东高西低，所以在冬日早晨，平克尼大街上的住宅都能呈现出全貌。比起伦敦很多难见全貌的广场，这样的地势安排使得整个广场能很容易地收入眼底。这些住宅让我想起南肯辛顿地区靠近阿尔伯特大厅的那些住宅。无论如何，我感觉路易斯堡广场的独特之处是它的全貌、它的乐观的宁静，以及二十二个房主每年开会内部抽税来维护物业的独立体系——这一做法我在伦敦从未听说过。

广场中心的小花园以它自己的独特吸引着我。在一个温热的夜晚，我失眠良久后决定起身出门转转。多年前在家乡时，我在夏夜里也曾这么做。英格兰的八千个夜晚中，我却不曾得到过一个这样的机会。在中国，当夏夜炎热时，我们会到宅子后面的花园里乘凉，到岩石上坐坐，或是在树下躺倒，或是沿着小池塘绕行，直到凌晨的一丝凉意飘来。我在平克尼大街居住的宅子没有花园，所以我溜进了路易斯堡广场。天上的月亮更喜欢把她的目光投向波士顿公园，而不是我站立的地方。她为所有住宅勾出了清晰的屋顶轨迹，她也为树上的每片叶子做了同样的事。所有叶子都纹丝不动。寂静是可以感觉到的。冬夜里的影子大都是找食的饥饿动物，春夜充满了轻快活力，秋夜则闪现着生命的微妙魔力，而这样一个漫长的夏夜，给我带来的却是只在年少时经历过的陶醉。几锋草叶在月光下竖立，但更多的是树干间的大团黑影。我盯着小花园里俯拾皆是的黑影，能侦测到明灭闪亮的微光。它们是萤火虫。同时，我耳中充满了一种令人陶醉的柔和音乐，和在遥远的九江听过的旧曲一样。那是蟋蟀的歌唱。萤火虫和蟋蟀的存在让我生出一种无法叙说的强烈情感。这是一种我的英国朋友无法体会的情感，因为他们之中没有几个人知道萤火虫和蟋蟀；一种我的美国朋友可能会轻易忽视的情感，因为他们自小就了解萤火虫和蟋蟀。但于我而言，它们唤起了二十四年前的记忆。这种情感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也是陌生的，特别是最近三十年间出生的人，因为自从“一战”以来，中国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许多自然的和不自然的改变。我接受生活进程中的改变，很少期待看到改变被推翻，旧事物被重建。但路易斯堡广场的一个夏夜将我带回了童年的旧居花园，表兄弟姐妹们追逐萤火虫和斗蟋蟀时的欢笑、追逐和争吵。一种甜蜜的情感！返回寓所之后，我写下了一首小诗：

路易士堡方场^[13]

竹枝子

四面红墙高树掩，

暑气渐消减，

飞萤点点争前。

似曾相识忆窕年，

何幸重逢海外天。

万千意、如电闪。

莫记欢和歉，

人事几时全。

夜静风清欲破禅，

信步归兮好自眠。

虽然我未能发现路易斯堡广场和罗素广场（Russell Square）有多少外在上的相似，但我感觉住宅内部应该非常相似，因为我被多次告知，路易斯堡广场二十号被选作了萨克莱《名利场》的拍摄外景地。萨克莱首次品尝美国生蚝后的评语和他的波士顿演讲，在今日仍被人提及。狄更斯在查尔斯大街友人宅邸的逗留也是一个话题，虽然他对美国的描述方式被很多美国人憎恶。自狄更斯和萨克莱以降，肯定有很多著名英国作家拜访过波士顿。为何没有关于他们的趣闻轶事？我斗胆揣测，这是因为波士顿在“改变”。这个改变，就像地球上其他地方发生的改变一样，因为人口不断增长而变得不可避免。在小城市里，人们的言行举止会被注意，但当人口更加密集，一些人名刚被提及就会被遗忘。幸运的是，在波士顿人口还不算多的时候，曾经有过那么多闪耀的名字！

平克尼大街风景

在平克尼大街居留的整段时光中，我享受了住在山上但地势又不算太高的生活。清晨下山时，我会想象那层薄雾将我从地面浮起，当它消散时我便能不费吹灰之力下到山脚。我从平克尼大街下到河堤路（Embankment Road）时，不止一次感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巨大建筑群似乎在和我做游戏。它们像是摆放在查尔斯河对岸的、一座希腊神庙的白色塑料小模型，我似乎可以很容易地摆弄它们。在一些夜晚，它们在绝美的日落天空下变成了红色或紫色。它们在头一天清亮可见，第二天就可能杳无踪迹。如果不是赵国均博士带我游览过学院，还有我对它巨大的科研声望的了解，我也许会把它当作海市蜃楼。

在白天，我偶尔能听见汽车声，但一直能听到的是脚步声。它们未曾打扰山上的寂静，反而加强了这种寂静感。我步行时很少能遇见行人，晚归时更是一个人也看不见。上山时我从来都不需要步履急促。在有月光的夜晚，总有人伴随我的归家之路。一个我走她也走的同伴，那便是波士顿的月亮。这便是我住在灯塔山的快乐。

[1] 格莱蒂丝为布鲁克斯之妻。

[2] 杨联陞，华裔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

[3] Mill Pond，1775年在北湾（North Cove）筑坝形成，水坝为磨坊提供了动力，但至19世纪早期时，该池塘已经发臭。

[4] Enoch Wines，此人实为美国人，正文接下来引用的文字出自其著作Trip to Boston, In a Series of Letters to the Editor of the United States Gazette, Boston, C. C. Little and J. Brown, 1838，第25页。

[5] John Hancock Building，波士顿有三幢不同年代修建的以此为名的建筑物，其名来自美国独立战争重要人物兼麻省第一任州长约翰·汉考克。作者所指应该是1947年完工的二十六层大楼，在1947—1964年间，它是波士顿第二高的建筑，只比最高的海关塔楼低一英尺。

[6] Oliver Wendell Holmes，美国医生、著名作家，被誉为美国19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7] John C. Warren，麻省总医院第一位外科医生，哈佛医学院首位院长，《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创始成员之一。

[8] 此处似为原著谬误，应为莫顿医生。

[9] 皆为波士顿上层名门，后者被称为波士顿第一家族。

[10] William Hickling Prescott，被称为美国第一位科学历史学家。

[11] Thackeray，英国著名小说家。

[12] 该书全名为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

[13] 即Louisburg Square，现译为路易斯堡广场。——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