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大雪

在不同的乡间，我遇见过很多次大雪，但在城里还从未有过。伦敦和巴黎在我逗留期间都不曾下过如此多的雪；他们冬天的雪只是不易察觉的薄薄一层，很快便消失了。古都北京在干冷的冬日阳光下常常被雪覆盖，但因为它是个大城市，有着宽敞的街道和开阔的空地，所以积雪从来也不算很深。居民们对雪习以为常，乐于见到它为中华古都增添一份额外的美感。在我1946年2月第一次访问纽约期间确实遇见了大雪，但次日便被大批工人和很多推土机消灭了。纽约人很少赞美雪，无论它是深是浅。我也怀疑波士顿的大部分居民是否喜欢雪。对于那些必须步行和必须给车上雪链的人来说，它是烦扰。但在波士顿，雪有留驻的机会，我喜欢留驻的波士顿之雪。一天清晨，我5点前便醒来，发现窗外的光亮映白了整间屋子。空气中弥漫着不同寻常的寂静感。我从床上跳起来，直奔窗户向外望去：

障目的风暴拥集旋舞

造就黑白的夜幕

雪片展翅交错而行

飘摇往复

惠蒂尔^[1]的诗行似乎是专为那一刻的我而作的。我随意披件衣服，偷偷下楼张望平克尼大街。风积的白色雪堆已经在台阶上堆得高高的，一阵雪片把我向后推。但我并未被吓倒，而将双脚踩进白色的厚毯，一步步前行，直至雪深过膝。有些住宅前面已经堆了几个小雪山，每座山下应该都藏着一辆汽车。我设法走回房间，坐在床头读惠蒂尔的诗。

我手中的这本小集子《雪围》（Snow-Bound），由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故居董事会出版，是沃尔特·白山带我去参观惠蒂尔出生地哈维希尔（Haverhill）时赠我的。那也是这首诗所描述的地方。我们顺路拜访了住在附近的一位董事会成员威拉德 · G. 考格斯维尔（Willard G. Cogswell），一位著名律师。考格斯维尔除了精通法律，还酷爱园艺。我愉快地发现他使用天然岩石装饰自己的花园，就像我们在中国所做的一样。让心智与自然达成和谐，是防止疯狂的良方。被办公室的四面裸墙所困，或是生活在试管林立的实验室中，都离精神病院不远。一个可爱的家是让人能够保持清醒的地方。惠蒂尔表达了对自己生长和难忘的家园的感情。虽然这个家的外景和他的时代相比已经变了不少，但屋里一切如故。他的诗作在长度和韵律上与中文很不相同，但内在的意味和感情却能够像感动我一样感动任何中国人。

惠蒂尔曾这样谈到大雪：“我们的父辈来自气候温和的英国，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是传统的英国式慢性子。”我由此生出好奇，灯塔山上的第一批居民是如何面对他们必须经受的大雪的。

在波士顿这个初雪的早晨，我11点有个约会。为了感受雪，我8点便出了门。平克尼大街已不是前夜的平克尼大街。在我到达路易斯堡广场前，对宽广的街道望了又望：“上无云，下无地——一个天空与雪的宇宙！”惠蒂尔如是说。但“下无地”这句应该改为“下无查尔斯河”。我似乎在注视着一条长长的丝绸般雪白的地毯，准备接待帝王级人物的庄严检阅，走向永远。两侧是彻底的寂静，街道看起来不同寻常地宽阔。我知道我不该在这条地毯上踩踏，于是迅速左转进入路易斯堡广场。

广场上的气氛柔软醇和，与我出门前读到的气温大相径庭。红砖泛着光泽，在雪的盛大洁白对比之下越发红了，像是壁炉里那种内置电灯泡的人造火炭。被白丝绒披风包裹的哥伦布石雕像身形被拉长，他的双腿和基座都被雪埋没。广场中央被铁栅栏围起的卵形区域成了盛雪的容器，看不见任何访客——鸟儿，松鼠或是猫。鸟儿应该已经飞走了；猫也许蜷缩在某些住家的温暖中；但是松鼠们会去哪儿？我的视线扫描着树梢。啊，在那个时刻，那几棵高大的、几乎是笔直的榆树前所未有地美丽。恍然中，它们化为一座两百年前在北京临时搭建的中式牌坊，一座向康熙皇帝七十大寿贺喜的拱顶或是大门。但区别还是有的，因为每棵树的每根枝条都裹着一层光洁雅致的雪，冻住了，或是变成了晶体，有如牙雕般精细。我仰起脸，发现在蒙蒙天光中，象牙枝条显出了半透明的质地。面对如此简单的美丽，我心中生出一种威仪。对平克尼大街那条漫长的雪白地毯的检阅，也许就始于此地。一扇门吱呀响起，我走上维农山大街停伫片刻。一切照旧。彻底的寂静又统治了广场。

我走在杨柳街上，注意到住宅墙上还保留了一些铁制扶手。过去，灯塔山的居民们在路滑的天气里可以抓着它们行走。它们的另一个功能是供人们拴马。在那个年代，一场大雪可能会让灯塔山的生活彻底瘫痪。但生活毕竟延续至今，并且还将继续走下去，无论大雪还是其他，都不可能阻止它的脚步。真正重要的，还是大自然赠予人类的礼物——能够思考的大脑和可以运动的肢体。这个关于生活不息的快乐想法刺激了我的头脑，移动着我的肢体向山下走去，直到我在灯塔街停下脚步。

我必须停下脚步，是因为车流正沿着没有积雪的街道中央行进。接着，我过街来到了波士顿公园边上。它比平日显得更大，每棵树孤独挺立，树干则比平日显细。片刻后，我感觉到了公园另一侧垂蒙特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我在园中看见很多足迹，观察它们，能知道雪深大致是十至十二英寸。我孩子气地把脚放进其他人足迹的模子里，它们总是更大些。我常常发现没有模子与自己的脚吻合，于是灵机一动，装作就要跌倒的样子，一脚踩进厚雪之中。雪的轻盈质感和清脆声响令我兴趣盎然，虽然我已不像二十多年前刚开始在西方旅行时那么年轻了。

大部分公共长椅已经堆满了雪，比板条椅面高出了两三倍。长椅后方树上那些强健而舒展的枝条也盖满了雪，偶尔撒下一小部分积蓄，落地时发出柔和的噗哧声。我的头和肩膀被击中了，似乎是高高躲在树上的巫婆或是小妖精想拿我开玩笑。我环顾四周，整个公园里只有我一人。在几乎可以触摸的寂静中，雪块坠地那种低沉单调的声响清晰可闻，但又不扰人。这或许是生活和自然创造完全寂静的最便利的方式。突然，一辆救护车的警报声刺进我的耳朵，让我意识到已经快走到公园边上。

此时我站在矗立着陆海军纪念碑^[2]的小丘上。平日里，围着小丘的葱茏树木为纪念碑隔出一方自在的空间，如今它在开阔地中一目了然。我在旅行中路过太多的纪念碑和塑像，它们从不会让我凝神瞻仰——我并非对被纪念的人物和创造纪念碑的艺术家不敬，而是经常分不清它们。小丘下方那些树木枝冠上的积雪满足了我的视觉。不再是线条流畅的象牙枝，而是排列整齐或是散乱摆放的白面团，做好了进烤箱的准备。我注意到两棵树干间有一个小黑影。原来是一位老人，他已经清除了一张长椅上的积雪，坐在那儿给数不清的鸟儿喂食。有麻雀和椋鸟，但多数还是鸽子和黑鹂。此刻，波士顿公园的所有鸟儿应该都集中于此了。从远处看，老人满足而愉悦；但我靠近后却发觉他身处困境。他不停地晃动双臂，摇摆脑袋，因为它们都是鸟儿落脚的目标。在它们眼中，树上和地上的积雪都太深，在老人身上歇脚更容易。在对位置的争抢中，椋鸟显得比鸽子更强健凶猛。为了能够飞起来争夺鸟食，一些鸟儿丢掉了位置，但很快又找到了。与我刚才体验的彻底寂静全然不同，这儿的空气中有一种不息的骚动。很显然，老人执意要给鸟喂食。他给了我一个寻求同情的表情，开口笑道，他只有足够喂小鸟的面包，但防不住在四周聚集的大鸟。晃动胳膊想把它们赶跑是无济于事的。不幸的是，椋鸟以胆大知名，黑鹂更是无畏而直率的饕餮之徒，而鸽子在羽毛一族的竞争中是最执着、强硬和无耻的。每只鸟儿都向人类表达腼腆，但一旦饥饿便会忘记。这令人无奈。喂鸟人在行善事，但善事令他深陷其间。这便是生活，生活的一个侧面。

片刻之后，我穿过了查尔斯大街。公共花园的空气中洋溢着欢笑声。事物常常会有好的一面，波士顿大雪给了波士顿居民一个健康活泼老幼皆宜的户外锻炼机会。雪球飞来飞去，在蛙池（frog pond）上滑冰的人也不少。这应该是个不错的冰场，因为桥两侧不大的水面已经凝成一块无法打破的坚冰。^[3]滑冰者们转着圈，不时会有人跌倒，伴着叫喊和大笑。令我诧异的是，为何在一个周五的早晨会有这么多人在此。此时离约会时间已经不远，我决定把观看池塘娱乐的兴致留给第二天。

约会是几天前在小酒馆俱乐部与M. A. 德沃尔夫·豪博士共进午餐时安排的。当时，俱乐部里的气氛立刻将我带回了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附近舰队街上的老柴郡奶酪小酒馆（Ye Olde Cheshire Cheese）。塞缪尔·约翰逊博士^[4]曾在那儿和友人相聚，对着店主的鹦鹉说话。老柴郡奶酪小酒馆至今依然是家小酒馆，和约翰逊那个年代一样，餐馆生意只是兼营，但小酒馆俱乐部在波士顿算得上历史久远，内有读写室、吸烟室、台球室，等等。那天我们七个人坐一张圆桌：波士顿著名的肖像画家查尔斯·霍普金森（Charles Hopkinson），著名的新英格兰摄影师和法式意式烹调权威塞缪尔·张伯伦（Samuel Chamberlain），我曾经通过共同的朋友沃尔特·贝克（Walter Beck）交流多次但素未谋面的远东艺术专家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以及他的一位我没能记下名字但也是俱乐部成员的朋友。最后一位是欧文· D. 坎汉姆（Erwin D. Canham），一位罗德奖学金获得者兼《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编辑。我提起自己读过几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因为我在加州萨克拉门托的友人罗伯特和塞尔玛·莫里斯夫妇（Robert and Thelma Morris）曾把它寄给在牛津的我。兰登·华尔纳严肃地说：“我强烈推荐您在这儿也阅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它是我阅读的唯一有分寸的报纸。它是真正的新闻报纸，不像其他报纸，充斥着广告，记录着那些无足轻重、令人不悦的社会琐事。”大家都点头赞同。我必须在此做个记录：第一次午餐后，我又来过这个俱乐部两次。有一天早晨，我站在街对面，试图把俱乐部大门入口画下来。突然，我的左臂被一个高个白发的男人抓住，他停下脚步问我：“告诉我，那幢小房子是干什么的？过去三十六年里，我上班时都会从它前面经过。我见过很多白胡子驼背老头来来往往，可能是波士顿全城的学问家。这是我的猜想。很多欧洲的大块头也来过。英国大人物温斯顿·丘吉尔来的时候，这条街上便塞满了人，我都挤不过去。告诉我，那幢小房子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那是小酒馆俱乐部，我去过，里面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他笑道：“你一定是去过那里的唯一黑头发的人。你喜欢待在里面吗？”“当然”^[5]一下子就从我嘴里漏出来。询问者可能被这个伦敦佬的表达迷惑了。“当然”，但他高兴地对我摆摆手，继续赶路。

蛙池滑冰场

我曾在牛津住过的经历似乎让坎汉姆先生发生了兴趣。他安排我参观他位于挪威街的出版大楼。我俩都没能预见到再会前会有这么一场大雪。中国人在西方有约会不守时的名声。我总是希望能去除那种名声。我按时到了目的地，但不幸在巨大的基督教箴言出版大楼内部迷了路。在我迷路两次之后，一位年轻的女职员友善地领我走过一道长长的走廊，最后到达了《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区域，晚了一刻钟。

在“全球室”里

坎汉姆先生带我参观了他的编辑部和排版部，两者都很大，有大批职员在办公。“您走之前，”他说，“我必须带您看看我们的‘全球室’。”我们随即进入了一个有着不同寻常尺寸和结构的房间，天花板和墙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球形。当我们走上一个玻璃平台，我看见四周是一幅绘制在玻璃上的巨大的世界地图，用背光照明。我说自己习惯从外侧阅读巨幅世界地图，但还未从内侧读过。主人微笑着解释说，建造这个被称为“地图馆”的房间的建筑师认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是国际报纸，所以顺手安装了这样一个地球。我还被告知，这位建筑师常常对世界活动有所预知，并能提前实现一些可能的变化。坎汉姆先生接着又指出，地图上有大量地点需要更新，但还找不到时间来做。后来，我们提起了土地的稀缺和世界人口的持续增长。我从未意识到地球上有这么多水。

离开之前，我才意识到来时走错了入口。这也算是塞翁失马，否则我不会看到出版艾迪夫人^[6]作品的部门，进而感受整幢大楼的规模。从外观看，这幢建筑是雄伟的，虽然积雪让我无法从各个角度去观赏它。按坎汉姆先生指点的方向，我走过雪地，来到了基督教科学派第一教堂，或称“母亲教堂”。这儿没有在其他教堂常见的那种拥有雕塑、鲜花和十字架的祭坛。所有座椅都用涂了清漆的棕黄色梨木制成。窗户的色彩只使用了淡蓝、绿色、黄色和很少的红色，而不是传统窄窗彩色玻璃常用的深红、紫色和皇室蓝的主色调，倒也和座椅很相配。传统色调是为了增强朝拜者的敬畏，但母亲教堂弃用深红和紫色，使用清淡色调，以一种温和的暖意创造了令人惬意的宁静。有人向我展示了最初的老教堂^[7]。它还保持着艾迪夫人时代的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