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鼻子
幼年在家时，父亲曾告诫我，把一个有伟人资质的人培养为伟人很容易，但要把一个人教育成为人群中的普通人就很难。他只希望我成为一个普通人。如今，我的目标依旧是成为人群中的一个普通人。我不是史学家，所以避免去阅读我所到之处的历史，我没学过建筑，所以喜欢用外行眼光去观赏那些有趣的建筑。成为一个人，一个普通人，关键在于不要自命不凡。我怀着这种心态开始书写波士顿的故事。
在旅途中，我更乐意看到人们之间的相似性而不是区别。我极少做计划，随遇而安。但在波士顿，我突然有了想要去了解典型波士顿人的古怪念头。在两次观赏波士顿鼻子的经历中，这种念头都得到了增强。
抵达纽约一周之后，我首次去沃尔特·缪尔·白山博士[1]位于波士顿图书馆（The Athenaeum）四楼的办公室拜访了他。这是我们友谊的开端。他出色的胡须、稳重的脚步和平静的性格都给我留下了印象。他向我展示了每层楼上保存完美的书籍，其中混合了罕见典藏和最新书目。在二楼，他把我介绍给艺术部的大卫·麦克齐宾（David McKibbin），又带我参观了茶室，读者们每年十月到次年五月可以花三分钱在此处买杯茶。沃尔特说这虽是1913年后才有的创意，但人们一般都以为它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波士顿人喜欢保持老习惯。”
波士顿图书馆后视图
他补充说。我们在茶室外的阳台上伫立片刻，俯瞰后院的谷仓墓地（Granary Burying Ground）和右边帕克大街教堂（Park Street Church）的剪影。
回到四楼后，我被带去参观董事室里的乔治·华盛顿图书馆。馆里有斯图亚特[2]为图书馆创始人绘制的肖像，以及乌敦[3]的华盛顿半身像。展柜中有很多有趣的藏品，其中包括一本劫道者沃尔顿[4]的回忆录，据说封面是用他自己的皮制成的。我面对它时禁不住打了个冷战。沃尔特注意到了，开始对我说起一位访问者曾发表文章说图书馆拥有“乔治·华盛顿的日记，用他自己的皮做封面”，导致他收到一堆令人困扰的信件。
我不记得曾在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和巴黎的国立图书馆读过或见过任何用人皮做封面的书籍。我看着沃尔特，说中国人感觉会更安全，因为中国的书籍总是用纸或丝绸装订，还未使用更耐久的皮革，虽然中国是最先发明印刷术的国家。
走上五楼，我们来到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和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半身像的正前方。我立刻注意到了他们相似的鼻子。我凑近细细端详，决定以爱好的态度更仔细地研究他们。
在我们出门到灯塔街（Beacon Street）上的索玛赛特俱乐部（Somerset Club）午餐的路上，我说波士顿图书馆令我想起伦敦图书馆，不过与渗入伦敦图书馆的潮湿雾气相比，波士顿的阳光让排列整齐的书籍和一尘不染的桌椅更加明亮。沃尔特表示赞同，并说波士顿图书馆仍然是一个私营机构，是1807年由一群订阅者建立的。接着，我被介绍给几位也在那儿午餐的图书馆读者。我发现索玛赛特俱乐部的内部气氛——家具、地毯、墙上的画作，甚至侍者的步伐——都和伦敦的俱乐部很相似。吃饭过程中，我一有机会便左右窥视餐厅里其他人的鼻子。在联邦大道（Commonwealth Avenue）上的阿冈昆俱乐部（Algonquin Club）举行的麻省殖民学会年度晚宴上，我也做过同样的事，但那个场合人更多，太多的鼻子令我迷惑。
新年过后，W. G.康斯特博（W. G. Constable）教授和夫人在位于剑桥镇克瑞基街（Craigie Street）的家中举办了一次晚宴。我被介绍给他们的一些朋友。康斯特博教授与我早在“二战”前便已相识，那时他在伦敦掌管科陶德艺术学院（Courtauld Institute）。他当波士顿美术馆馆长的时候，曾经安排我观赏过馆中的绘画部分。我们首先看了欧洲部分，如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法国的作品，从12世纪卡塔兰壁画直到19世纪印象派，收藏丰富。洛伦泽蒂、提香、鲁本斯、普桑、克劳德、凡·戴克、伦勃朗、艾尔·格里柯、委拉士开兹、科洛特（Corot）、德拉克罗瓦、德加、莫奈、马奈、雷诺阿、凡·高、高更，以及其他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吸引着学生们前来参观。我叹服于整个收藏的全面和优质。“这是我们能领略早年波士顿人高雅趣味的地方，”康斯特博教授说，“他们确实品位不凡。”他说，“在19世纪后期，他们就开始收藏不知名的艺术家，比如那些大多数人都在攻击的印象派画家。瞧瞧他们的作品在今天的价值。”接着，我们沿走廊走向建筑的中央拱顶，我被指点观赏了一些相对不知名的欧洲大师们优秀的小尺寸油画作品，它们也体现了早期波士顿收藏家的良好趣味。
对于学习美国艺术的学生来说，可看的作品也很多。我们首先观赏的是殖民地和早期共和时代的肖像作品。我想，吉尔伯特·斯图亚特绘制的五位美国总统肖像，应该是创下了一个纪录。科普利[5]的塞缪尔·亚当斯肖像上，亚当斯的左臂似乎比右臂短得多，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康斯特博教授戏称科普利没有受过作为肖像画家的专业训练。科普利为在邦克山[6]阵亡的约瑟夫·瓦伦（Joseph Warren）画像所作的，他的左手似乎也比例失调。
哈德逊河派也有大量良好的典范之作。我曾与范怀克·布鲁克斯[7]和威廉· M.伊文思（William M. Ivins）一同旅行，后者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退休的版画专家。我们的谈话不知为何就开始围绕哈德逊河派了。当我们驾车从康涅狄格州胡萨托尼克河（Housatonic River）上的一座桥驶过时，伊文思先生指出，哈德逊河派的绝大多数作品其实都是在我们刚刚经过的胡萨托尼克河畔的不同位置创作的。他还举出了一些例子。范怀克看起来很吃惊。我当时无言以对，如今面对这些画作，自然也就更加专注。
接着，我被带到了美国艺术史上被遗忘的时期，1815—1865年。康斯特博教授指出，这个时期的展品都显得老旧而独特，创作者几乎或完全没有经过艺术训练，但作品都展现了他们对于记录所见所感的强烈愿望。这些作品表明，艺术本能和冲动是天赋于人的，可以产生不寻常和令人震惊的结果。也许这个被遗忘的时期导致了摩西奶奶（Grandma Moses）作品的大规模流行。康斯特博教授，作为一个英国人，应该因为他对美国艺术史这一阶段的出色编排和展示而被表彰。
在将我介绍给彼得·威克（Peter Wick）先生，并由他带我参观我很感兴趣的萨金特[8]和霍默[9]的水彩画之前，康斯特博教授建议我再去看看美国殖民地和早期共和时期的肖像作品。他说：“那儿的面孔，除了法国主教舍弗吕斯[10]，差不多都是住在灯塔山上的波士顿人的脸。看看画上的那些鼻子。他们都是波士顿鼻子。”自从我对波士顿鼻子发生浓厚兴趣以来，他这句话的温和尾音一直在我耳中回荡。
在著名的中国面相学书籍《麻衣相法》中，从一个人的脸能看出他的性格和未来。书中列举了二十四种鼻子，每种都有专用名称，比如“龙鼻”“虎鼻”“狮鼻”“鹰鼻”“蒜头鼻”，诸如此类。每种鼻子都有几句话来描述性格。我觉得有三种鼻子和我在波士顿美术馆肖像画上看到的鼻子相似，但很快便放弃了这个想法，毕竟它们都是不那么著名的中国鼻子。
有一晚，我参加了由来自华盛顿特区的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Mills） 夫妇举办的鸡尾酒会。他们当时住在路易斯堡广场（Louisburg Square）。一个客人说：“我父亲1841年生于此地，1866年娶亲，我于1869年生于此地，所以我肯定是个波士顿人。”另一个声音很快传来：“我父亲在波士顿住了七十年，他也没被叫作真的波士顿人。我为能生在波士顿而感到荣幸。我婚后生活在弥尔顿（Milton）。四十年之后人们才开始管我叫弥尔顿人。”每个这样的宣言都迎来一阵愉悦的笑声。我没有询问一个人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被视为波士顿人。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必须是波士顿鼻子。但在我开始研究客人们的鼻子之前，大多数人都渐渐离去了。
自从我在1952年10月在索玛赛特俱乐部与爱德华·康宁汉姆（Edward Cunningham）夫人首次相遇以来，她对我一直很好。她的祖父罗伯特·贝奈特·福布斯（Robert Bennet Forbes）曾是在对华贸易中占领导地位的船主和商人之一，她有很多中国朋友。她说，在我访问美国之前，她曾向加州奥克兰的米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图书馆赠送了数册我的著作。她对这些书很感兴趣。过了八十大寿和新年之后，她邀请我在她下榻的旅馆共进午餐。我是唯一的客人。我无意间提起纽约认为波士顿过于保守，女主人反驳了这一点。“比如，”她说，“波士顿的索玛赛特俱乐部有一家妇女餐馆，人们可以带着小孩去午餐或晚餐，而纽约国际俱乐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十五岁以下的孩子入内。”午餐后，女主人问我接下来要去何方。在听说我要去波士顿美术馆之后，她笑了，告诉我一定要去看看美国厅，因为我能在那儿目睹一些世界上其他任何博物馆都见不到的现象。我会发现一群人聚集在某幅肖像画下面，而他们和画中人有着一样的姓氏。所有波士顿人都那样。他们去博物馆看祖先的肖像，其他什么都不看。我们愉快地握手道别。我很高兴能得到这个有用的提醒。虽然有大量观众分散在很多展厅中，但我直奔那些挂着美国殖民时代和共和时代肖像画的展厅而去。我在路上遇见了一行四人的观众。在詹姆斯·格林黎夫·奥蒂斯（James Greenleaf Otis）船长的肖像下面，一位中年女性正在给站在近旁的三个年轻人解释着什么。另有一行五人走近，他们对女士正在解释的这张肖像根本不看一眼。很快，他们便站在另一张肖像画下。我刻意保持了一点距离，以免让自己显得失礼。让我失望的是，我没法把五个鼻子和肖像上的做一番比较。不过，我终于意识到了波士顿美术馆为游客提供的不寻常服务。
为了能找到关于波士顿鼻子的间接资料，我怀着些微希望拜访了位于阿什伯顿街（Ashburton Place）的新英格兰历史族谱学学会。我的到访似乎把办公室里的人吓着了，原因很可能是我的鼻子。不过，他热情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不确定他是否明白我踌躇着说出的到访原因，但他开始讲述学会的重要意义，并让我参观了一排排书架和一堆堆卷宗。此学会被认为是全国同类机构中很重要的一个，随时准备免费接待来自全国任何角落的人，帮他们解答族谱疑惑。每天都有人前来咨询。我开玩笑说他肯定没想到像我这样长着一张扁平脸[11]的人也会来做族谱咨询。当我抵达时，图书馆里已经有了几个人。一位女士正用很高调的声音对全家滔滔不绝。我没有延长自己的叨扰。我感到迷惑。我对自己说，我自忖来自一个以祖先崇拜闻名于世的国度，但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未曾见过在波士顿遇到的对祖先的如此迷恋。
寻找“家族肖像”
在参加麻省历史学会举办的亚当斯家族文献展览开幕式之前，我曾在纽约与《纽约时报》的弗朗西斯·布朗（Francis Brown）共进晚餐。我们谈起我的波士顿之行。布朗先生说他有一次乘出租车去麻省历史学会，但司机从没听说过这个地方。他还提到时代变迁如此迅速，在未来没有什么东西会占据重要位置。他告诉我，创办于1791年的这家学会是美国最老的历史学会，多年以前，每个人都知道它的楼在哪儿。当我到达时，楼里已经满员。简·白山（Jane Whitehill）和约翰·亚当斯夫人（Mrs. John Adams）轮换着，分别在长桌的两头给客人上茶。我与沃尔特·白山和大卫·麦克柯德（David McCord）简短交谈了一会儿，其他客人正期待着他们。我几乎不认识别人，来往寒暄令我不亦乐乎。我的出席似乎和在族谱学会的情形一样，震惊了很多人。我无法宣称自己对麻省历史略知一二。我对亚当斯家族文献的兴趣与全体客人都有所不同，他们不是已经非常了解这些文献，就是亚当斯家族的亲戚。约翰·亚当斯从杰弗逊第一个草案誊写的第一版《独立宣言》有着令我惊叹的整洁字迹。由亚当斯家族积存九代，跨越将近两百年的家族文献的庞大数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最早三位亚当斯的毅力令我敬佩，他们的日记对各类话题都记述得非常详尽，而且一天都不曾停过。我来自一个在孔子的中庸和人生之道指导下以家庭为一切之中心的国家。但我怀疑中国是否有家庭会保有这样一个规模的文献收藏。看起来，我们中国人在鼓吹自己的家庭体系时应该有所保留，无论它作为原则来说有多么优秀。
波士顿著名工匠舍姆·赵恩（Shem Drowne，1683—1774）制作的印度射手风向标。[12]
第一个亚当斯和伟大美国之诞生有很大关系。美国1776年7月4日宣布独立，这让世界上的其他人民将她称为一个年轻的国家。他们至今依然这样称呼，这是相对欧洲和亚洲国家而言。在这种关系中，年轻和年长这两个词真的缺乏实际意义，但在大众眼中，年轻的国家这个词表示着一个还很不稳定、可以被轻慢的国家。我的很多国人都用过这个词，而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所提到国家的历史是无知的。另一方面，我遇到的一些很自省的美国人在谈论古代中华文明时也谦逊地使用了这个词。这令我尴尬，我不得不说：“美国不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只不过她的政府系统建立了不到两百年而已。”在她宣布独立前还有一百五十年以上的殖民地历史。早期的朝圣者和清教徒[13]不是本地人，但他们的历史背景即便比不上亚洲，也和任何欧洲国家一样长。他们对生活和人类有着确立的信念和强烈的忠诚。他们的心智并不虚弱、幼稚、动摇，或者说原始，和欧亚其他国家那些如今只留下传奇的缔造者一样。早在第一个约翰·亚当斯诞生之前，亚当斯家族就已在此地居住了很久。他的字迹和广博知识并不是来自虚空。这第一位亚当斯和他的同道们是一群卓越的人类，把他们祖先国家的文明移植到了一片新的土地，建起一个适应新的环境、气候和土壤的新系统。美国文明的特征可以上溯很远，就像美国的很多开花植物来自中国一样。它们中的许多都是杂交品种。如果是优良杂交，便会继续优良，继续繁盛。亚当斯家族的所有文献就像一大片精心培育的花朵，它们体现了英国的园艺起源，在美国变为杂交品种并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成功。我不是学历史的，但喜欢阅读历史。我时常发现历史书一般都倾向于简略，只简述各种事件，而史学家又有各自的偏向。要想在一个地方通过面积有限的展览来描画一个国家的成长，哪怕是一个小国也并不容易，但波士顿的亚当斯家族文献提供了一个特例。在波士顿，我感到真的可以不通过文字而是事实来阅读历史。
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成立于1791年）
当我回到暂居的朋友住所时，他们开玩笑说我如今成了一个波士顿人了。我的回应是，即便我其他一切合格也成不了波士顿人，因为我的鼻子还是扁平的。那天下午我目睹了大量波士顿鼻子。印象最深的是麻省历史学会会长约翰·亚当斯先生的。我觉得他的面容似曾相识，然后立刻意识到他的鼻子和他的曾曾祖父，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有着一样的轮廓。我如今对波士顿鼻子的了解已经心满意足。它是麻省历史学会会长约翰·亚当斯先生长着的那种鼻子。我不想让读者的好奇去烦扰他，但我自己乐于期待看到亚当斯家族最年轻的一代。
[1] Walter Muir Whitehill，美国作家、史学家，1946—1973年间任波士顿图书馆馆长。
[2] 即美国画家吉尔伯特·斯图亚特。
[3] 即法国雕塑家让–安东尼·乌敦。
[4] Walton the highwayman，本名詹姆斯·艾伦，死于麻省州立监狱。
[5] John Singleton Copley，美国画家，1738年生于波士顿。
[6] Bunker Hill，美国独立战争时的重要战场。
[7] Van Wyck Brooks，美国文学评论家、传记作者和史学家，长期居住在康涅狄格州桥水镇。
[8] 即美国画家约翰·辛格·萨金特。
[9] 即美国画家温斯洛·霍默。
[10] Cheverus，为天主教波士顿总教区的第一任司教。
[11] flat face，是一种带有种族歧视的、对亚太地区人种的称谓。
[12] 法尼尔大厅顶部的黄金蚂蚱风向标也出自这位工匠之手。——编者注
[13] Puritans，此处的朝圣者特指乘“五月花号”于1620年在今日麻省普利茅斯登陆的英国分离派清教徒。清教徒可被分为分离派清教徒和非分离派清教徒，但史学界对分离派教徒是否应属于清教徒还未有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