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格”是如何诞生的？[4]
How “Bigger” was Born?

别格的诞生要回溯到我的童年时代，且别格不止一个，而是许多个，多到我数不清，多到超乎你的想象。不过，还是让我从第一个别格说起，我叫他“别格1号”。

当我还是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县一个光头赤脚的孩子的时候，我还有和我一起玩耍的男孩子们时常受到一个男孩的恐吓。如果我们正在做游戏，他会慢悠悠地走过来，抢走我们的球、球拍、陀螺和弹珠。我们就会站在四周噘起嘴，抽着鼻子，忍住眼泪，求他把玩具还给我们。可是别格会拒绝。我们从不曾喝令他把东西还给我们，别格很坏，我们害怕。我们曾经见过他生气的时候殴打其他男孩子，我们不想被揍。除非我们奉承讨好他，让他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否则我们是拿不回玩具的。或者，如果他自己愿意，就会屈尊降贵把玩具丢回给我们，然后再迅速地踢我们每人一脚，仅是为了让我们感受到他的不屑一顾。

那就是别格1号的生存方式。他的人生就是给其他人接连不断地制造麻烦。无论对错，他始终选择他的方式，与他相悖的人就要和他打一架。再没有把别人逼上绝路任其摆布更令他开心的了。似乎对他而言，他不堪人生的最深刻的意义就体现在这样的时刻。

我不知道别格1号的命运如何。他虚张声势的个性被吞没在我缺失的童年记忆中。不过我猜想他的结局是暴力的。无论如何，他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也许是因为我暗自希望能像他一样，可又害怕会那样。我不知道。

如果我只认识一个别格，我是写不出《土生子》的。我管下一个别格叫“别格2号”。他十七岁上下的年纪，比第一个别格壮硕。由于我也长大了些，所以我不再那么怕他。别格2号的强硬并不是针对我或其他黑人，而是针对南方的白人统治者。他赊账购买衣服和食品，却不偿还；他住在白人房东的阴暗肮脏的棚屋里，却拒绝支付房租。当然，他的确一文不名，可我们同样没有钱。我们没有生活必需品，经常饿肚子，可是他不会。当我们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会告诉我们（就好像我们还是幼儿园的孩子），白人们拥有一切，而我们一无所有。进而，他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存活于世，却不能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那真是傻瓜。我们会聆听，会默默地认同。我们都渴望相信他的话，并像他一样行事，可是我们害怕。我们是南方的黑人，我们很饿，我们想要活下去，可是我们宁可勒紧自己的裤腰带，而不是冒险引起冲突。别格2号想要活下去，他做到了。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被关进了监狱。

还有“别格3号”，白人们都叫他“烂黑鬼”。他实实在在地过着刀口舔血的生活。我曾经在一个黑人电影院做检票员（美国南方各州的电影院遵守吉姆·克劳法[5]，分为白人影院和黑人影院）。有许多次，别格3号来到门口，狠狠地捏一下我的胳膊，然后走进电影院。我愤恨不已地默默揉着淤青的胳膊。不一会儿，老板走过来，询问是否一切顺利。我会指着黑黢黢的影院，说：“别格在里面。”“他付钱了吗？”老板会问。我会回答：“没有，先生。”老板会撇下嘴角，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总有一天我们得杀了那个该死的黑鬼。”然后事件就到此终止。不过后来，别格3号在禁酒令时期被杀死了：他在给一位客人送酒的途中，被一个白人警察开枪射穿了后背。

接下来是“别格4号”，他唯一的准则就是死亡。南方的吉姆·克劳法管不住他。不过在他嘲笑、诅咒并违反这个法案的同时，他也知道自己有一天会为自由付出代价。他的反叛精神让他违反了所有禁忌，因此，他总在极度的狂欢与极致的抑郁这两种情绪之间摇摆不定。当他机智地“赢”过一些愚蠢的规定，那是他最开心的时刻；当想到自己无法永远自由，那是他最忧郁的时刻。他没有工作，因为他认为每天为了五毛钱卖苦力，和当奴隶没什么不同。他会说：“我无法像那样生活。”我时常看到他在读书。他会停下来，用一种戏谑、伤感又冷嘲热讽的方式模仿白人的滑稽举动。通常，他会在一种沮丧的状态下结束他的模仿，并说道：“白人是不会让我们什么都不做的。”别格4号后来被送去了精神病院。

然后是“别格5号”。他乘坐吉姆·克劳有轨电车从不付钱，而且想坐哪儿就坐哪儿。我记得一天早上，他上了一辆有轨电车（南方所有有轨电车都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白人区，贴着“白人车厢”的标识；另一个是黑人区，贴着“有色人种车厢”的标识），坐进了白人车厢。售票员走到他身边说：“快点儿，黑鬼，去你该去的车厢。你不识字吗？”别格回答道：“没错，我不识字。”售票员火冒三丈：“离开这个座位！”别格拿出他的匕首，打开，漫不经心地举在手里，回答道：“你来让我挪挪看。”售票员脸憋得通红，眨眨眼睛，紧握着拳头，然后走开了，还结结巴巴地说着：“该死的人渣！”电车前端的一些白人开始气愤地议论，坐在吉姆·克劳隔离区的黑人们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是那个叫别格·托马斯的黑鬼，最好别招惹他。”黑人们瞬时感到无比的骄傲。有轨电车平安无事地继续行进。我不知道别格5号后来怎么样了，不过我可以猜到。

我认识的黑人中，只有这些别格·托马斯们一直在违反南方的吉姆·克劳法，并逃避它的惩罚，至少能逃得一时的美好时光。最终，那些限制他们生活的白人会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他们被枪杀、被绞死、被打残、被处刑，通常会被追捕，直至他们死亡或是精神崩溃。

这种行为模式有许多种表现。后来我又遇见了其他别格·托马斯们，他们并不是用同样的极端和暴力来反抗闭锁的黑人聚集区。不过在我用别格·托马斯作为一个起点去检视温和派之前，我最好先更准确地指明造就了这群人的周遭环境的性质，不然读者会留下一种印象，以为他们生来或本质上就恶劣不堪。

在南方有两个世界，白人世界和黑人世界，他们彼此隔离。有白人学校和黑人学校，白人教堂和黑人教堂，白人企业和黑人企业，白人墓地和黑人墓地，而且据我所知，还有白人上帝和黑人上帝……

隔离是在南北战争后通过3K党的恐怖活动完成的。3K党用纵火、掠夺、残杀等方式将刚刚获得自由的黑人族群清除出了美国参议院、众议院、各州立法机关，清除出了南方的公共、社会和经济生活。发动袭击的动机既简单又急迫。历史上帝国主义的船舶曾迫使黑人与他们的非洲家园分离，颇为讽刺地把他们置于南方最肥沃富饶的种植园土地上。而当黑人们获得了自由，在无数这样富饶的区域中，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了白人。

因此，一场激烈的充满仇恨的冲突爆发了，目的是剥夺黑人的选举投票权。因为黑人一旦拥有选举权，那么南方那些最富饶的地区会自然而然地控制在黑人手中，他们也必然会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掌握共和国三分之一的命脉。尽管南方在政治上是美国的一部分，不过她面临的问题是独特的；南北战争后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权力的冲突，其范围波及十三个州，数千万人民的生命牵涉其中。

可是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并不足以控制住黑人群体。必须要制定一整套制度、禁令和处罚措施用以增补辅助剥夺公民权的行为，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和平（完全服从），也是为了保证不会出现真正的威胁。倘若黑人们过去曾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地域，和绝大多数白人们隔绝，那么这一镇压计划或许不必采取如此野蛮暴力的方式。可是这场战争发生在邻近的人群之间，战争双方的家园比邻，农场土地毗连。因此，枪炮和剥夺公民权不足以让黑人邻居们远离。于是白人邻居决定限制黑人邻居的受教育程度，决定将黑人从警察队伍和各地国民警卫队中清除，在居住区域上对他们实行隔离，在公共场合实行吉姆·克劳法种族隔离，严格限制黑人参与的职业和工作，建立起一种广泛、鲜明的种族优势意识形态，以便在发生任何针对黑人群体的暴力行为时，能维护白人的统治地位。更有甚者，他们要让黑人们习惯于无所欲求、安于现状、绝不反抗。

可是，因为黑人离这个试图将他们驱逐出去的文明社会太近了，因为他们免不了在某种程度上对它的激励和奖赏做出反应；因为他们的意识组织从那个统治文明的奋斗中接收到了它的音调音色，所以，压迫在他们之间引发了形形色色的多样反应，既有全无理智的反抗，也有甘之如饴的超然的服从。

基本上，除了在南方那些已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这种微妙平衡的态势自从南北战争之后并无太大改变。这些关系是如此的不稳定和紧张，如果一个黑人反抗了法规和禁令，他就会被以私刑处死，而私刑处决的原因常被称为“强奸罪”（rape）。因而这个词承载了极其恶劣的隐含意义，它在南方的任何地方都能迅速引发一场聚众暴乱，即便今天亦是如此。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那么认真地去考虑写这样一部小说，去塑造一个黑人别格·托马斯，作为美国生活的象征性的人物，一个关于我们未来的预言蕴含于其身的形象。我强烈地感觉到，他自身体现了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在很大规模上会遭遇的行为和情感的概貌。而他所表达的程度之深，可能是当代其他类型的人物无法企及的。正如当一个人走进一间医学研究实验室，他会看到酒精罐子里盛放着硕大的畸形的人体部件，而我正是同样看到并感觉到了，美国黑人群体被迫接受的生活境况中，包含了一大部分国民在压迫之下将会做何反应的萌芽时期的情感征兆。

因此，带着对自己和对世界的诸多认知，我为什么不试着在纸上解决那些即将发生在别格身上的问题呢？我为什么不像个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一样，利用自己的想象，发明创造出试管情境，将别格置于其中，然后，遵循着来自我自身的希望与恐惧，以及我所知道和铭记的事物的引导，针对这个问题，以虚构的形式，给出一个情感表述和解决方案呢？

可是，许多事情使我无法着手工作。就像别格一样，我觉得有一个精神审查员——黑人生活在美国而感受到的恐惧的产物——在监督着我，他着一身白色，警告我不要写作。这个审查员的警告被翻译到我自己的思维过程中就是：“如果我描绘出这样一个黑人男孩的形象，白人们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立刻说：‘看吧，我们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黑鬼们都是那样的。现在，瞧瞧吧，他们同类中的一员冒出来，帮我们给他们自己画了像。’”我感到，如果我如实地描绘别格的形象，会有许多反动白人用非我本意的方式解读他。然而，这正是难点所在，我知道如果我不能如实地依照他本来的样子描述他——也就是，他痛恨白人，愤懑、易怒、无礼、情绪不稳定，有时沮丧，有时又无缘无故地兴奋，甚至因为美国的压迫，他内心不够稳定，即便与自己族群的人也不能和谐相处——我笔下的别格就不会令人信服。而且，白人会不会错误地解读别格，并质疑他的真实性？会不会说“这个男人在宣扬针对整个白人种族的仇恨”？

我想得越多，就越加确信，如果我不能依照我看到和感受到的样子描绘别格，如果我不能塑造出他鲜活的个性，同时将他塑造成一个象征，代表那些我在他身上看到和感受到的更宏大的事物，那么我将会做出和别格一样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任凭我猜想的白人可能会说的话限制和麻痹我，那么我的行为就会被恐惧支配。

我构思着别格和他代表的意义，我对自己说：“我必须要写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为了供他人阅读，更是为了将我自己从羞耻和恐惧的感觉中解脱出来。”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创作这部小说成了我生命中的必需，而对它的写作也变成了我的一种生存方式。

另一个想法阻止了我的写作。共产党内我的白人和黑人同志们会怎么说？这个想法是最令我困惑的。政治是一场艰难而狭隘的游戏。它的政策代表了数百万人总体的渴望和志向。它的目标是简明而严苛的，而大多数政客的头脑由日常的战术策略固化凝结在一起。我怎么能够创造出如此复杂而广泛的、联结思想与情感的方案，如此精雕细琢的梦想与政治的网络，却不被误认为是“一个反动走私者”“一个意识形态的精神错乱分子”“一个我行我素的危险因素”呢？尽管我的内心秉持着集体主义和无产阶级理想，可是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却是通过弄清楚，在想象的描述中，清明的政治和诚实的感受应该是能够在没有恐惧、怀疑和争辩的、健全的公共基础上达成一致的。进而，更重要的，我得出结论，无论政客们接受还是拒绝别格，都无关紧要，由此我让自己做好了应对准备。正如我所感觉到的，我的任务是将自己从这个印象和感受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将它们重塑成别格的形象，令他真实。最终，我感到一种比政治权利和种族权利更深层次的权利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那就是——人权，作为人坦诚地思考和感受的权利。而且这种个体的人权尤其令我痛苦不堪，因为我的本性更愿意去追寻个人理想的诉求，而不是去满足其他人对我的期望。正是这个模糊的需求使我当初投身于工人运动，而运动实践的过程却成为完成我所认为的我个人成长准则的过程。

还有另一种禁锢的思维阻碍了我的工作。它关乎我的种族。我问自己：“如果我如此塑造别格的形象，那么黑人医生、律师、牙医、银行家、教师、社工和商人，这些人会怎么看待我呢？”以我过往漫长而痛苦的经验，我知道黑人中产阶级和职业阶层正是我自己种族中那个更容易为别格和他所代表的意义感到羞耻的群体。他们自己勉强地逃离了别格·托马斯的反应模式——事实上，他们羞怯的性格中还保留着它的痕迹——如今过着中产阶级的好日子，可不想被公开提醒过去的生活多么地丢脸和卑贱。他们永远不想让别人——特别是白人们——认为，他们的生活曾经和别格这样黑暗和残酷的事物有过如此深的牵连。

他们对待生活和艺术的态度可以用一段话来总结：“可是，赖特先生，我们中有许多人并不像别格。你为什么不在你的小说中描绘我们族群最好的特质呢？为什么不写一些东西让白人们看到，尽管我们受到压迫，我们却是如何作为的？不要表现愤怒和怨恨。当一个白人走向你，你应该微笑。永远不要让他小瞧了你，不要觉得他为了摧毁你所做的事情使你对他产生了仇恨！哦，最重要的，保有尊严！”

但是别格战胜了所有这些主张。他赢了，因为我感到自己正在追捕令人更加兴奋和激动的猎物。别格所代表的意义之所以征服了我，是因为我全心全意地感受到，他比任何人——无论黑人白人——如何看待他和理解他更重要，比任何用来解释他或否定他的政治分析更重要，甚至，比我自己恐惧、耻辱和羞怯的感觉更重要。

（赵轩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