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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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事求是，這是我們治學的宗旨。我們應該考察一下以文獻爲資源的語言研究與以口頭資料爲資源的語言研究，兩者各自的長處和短處，然後思考可否作價值判斷即可否評判其優劣？

筆者認爲，以田野調查而得的口頭資料作爲語言研究的資源，確實爲語言學開闢了另一條康衢，豐富了中國語言學。中國古代語言學家，也有很重視方言口語的，例如揚雄的《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别國方言》便是世界第一部比較方言詞彙集，明末李實的《蜀語》記録當時的四川方言的詞彙並注音。但是總的來説，對口語、對方言重視程度不夠，也欠缺系統的有效的研究方法。而中國這八十多年的方言學，堪稱論著泉湧。以口頭材料爲資源的語言學，其優勢主要體現在現當代語言特别是方言研究方面。較之擁有較多書面文獻的通語，大多數方言的典籍稀少，因此“乘虚而入”，豐贍的口頭資料自然大起作用。活的口頭資料，對於歷時語言的研究，也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禮失而求諸野”，現代活資料裏面藴含着若干古代的或多或少的殘迹，誠如趙元任所言（《語言問題》第104頁）：“原則上大概地理上看得見的差别往往代表着歷史上演變的階段。所以横裏頭的差别就代表豎裏頭的差别。”一般的説，這些資料對建構歷史自然起到充實的作用。

不應諱言，以口頭語言資料爲資源的語言學也有其局限和缺點。我在這裏只做一點申述，口語資料的來源是活人，能夠提供比較有價值的語言史史料的當是“老”的“活人”爲多，即張栻所言的“故老之賢者”。但是大自然賦予人的生命幾乎不超過百歲，即使“故老”能根據記憶與“相傳”提供父祖的一些比較古老的語言信息，再往後的延伸也頗受限制，因爲不捨晝夜的歷史長河無情地持續不斷地冲刷走了一批又一批的語言信息。馬克思1853年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111～112頁）：“與外界完全隔絶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絶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裏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同理，“與外界完全隔絶”的語言或方言，保存的古老信息多，可是看看近幾十年來的中國，迅速工業化、現代化，人潮湧動，不再是波瀾不起或死水微瀾了，能提供從前信息的“故老之賢者”，不斷在淡出、死亡。因此研究語言史，特别是較古的古代，還得主要依靠古文獻（含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口頭資料對近代語言史的研究可以提供一定量的信息，但是越往古代越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可以説，在語言歷時的研究中，主角還是文獻語言學。

順帶説個問題，曾經有一度“考證”一詞也遭到不幸，跟“舊、落後”沾了邊。其實這是一種戴了有色眼鏡後的偏見。20世紀英國大哲學家羅素説（《西方的智慧》第86頁）：“證明一個命題的過程包括建立各種論證。”“論證”即考證，考證就是在做某種研究時，儘可能地甚至是窮盡地占有有關的材料，正確地利用邏輯作出推理的一種方法，而這“有關的材料”可以源於文獻，也可以采自口頭，或兼而有之。在這裏，文獻語言學與口語語言學並無二致，只是材料的來源有别罷了。從搜集到的口頭材料利用邏輯推理得出結論，絶對也是考證，豈有他哉？

不論是以文獻爲資源的語言研究或以口頭資料爲資源的語言研究，在使用材料時都應該求“真”、求“全”，在邏輯推理過程中應該求“善”。

筆者認爲，以文獻爲資源的文獻語言學，前面應該加個“主要”；以口頭資料爲資源的比較語言學，前面也應該加個“主要”，何以如此？因爲實際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郝爾格·裴特生在其《十九世紀歐洲語言學史》一書中，敘述到凱爾特語的比較語言學的時候説道（第54～55頁）：“醫治凱爾特狂的靈藥莫過於根據一些最古的文獻來做有系統的凱爾特語群的比較研究”，裴特生特别贊揚德國巴伐利亞的專家柴烏氏，“他研究大陸上各圖書館收藏的中古時期足迹遍天下的愛爾蘭學者們留下來的抄本”，“他拿這些抄本同一些更稀罕的古不列吞語的材料作比較，同威爾士、康瓦爾和不列塔尼的最古文獻作比較，又同高盧語的人名地名，以及其他不多的高盧語的殘留片斷作比較”，1853年出版了《凱爾特語法》。請看這一小段引文中出現了多少個“文獻、古文獻、抄本”等詞！在裴特生這部經典性著作中，述及諸多比較語言學名家的名著時，經常提到文獻、古抄本、碑銘。須知印歐語系也有相當豐富的文獻，19世紀的歐洲學者並非白癡，絶不會對這一重要資源棄之如敝屣而不加利用。遺憾的是，近三十年，若干境内、境外人士述及歐洲19世紀繁榮的比較語言學時，有意無意地掩蓋這一事實，而耳食者人云亦云，於是給學界造成了比較語言學純認口頭資料的印象。

文獻語言學的論著中何嘗没有利用口語資料？例如錢大昕（1728～1804），其《古無輕脣音》可是文獻語言學的成功之作，典範之作。他爲了論證“古無輕脣音”這一命題，臚陳了數以百計的古書載籍的資料，亦即《論語》中的“文”。但是錢大昕也利用了口頭資源，現覓尋、迻録於下^[10]：

（1）“古稱老嫗爲‘負’，若今稱‘婆’，皆重脣，非輕脣。”

（2）“今人呼鰒魚曰鮑魚，此方音之存古也。”

（3）“吴音則‘亡、忘、望’亦讀重脣。”

（4）“古音‘晚’重脣，今吴音猶然。”

（5）古讀“文”如“門”。《水經注·漢水篇》：“文水即門水也。”（自注：今吴人呼“蚊”如“門”）

（6）“今江西、湖南方音讀‘無’如‘冒’，即‘毛’之去聲。”

（7）“釋氏書多用‘南無’字，讀如‘曩謨’。梵書入中國，繹譯多在東晉時，音猶近古，沙門守其舊音不改，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這一例講的是18世紀佛徒的音讀，至今依然）

竟然有人説，《古無輕脣音》的例證全據古書，錢大昕不懂方言，這是厚誣古人^[11]。又如明清易代之際的傅山（1607～1684），其《霜紅龕集》記載了一則口語資料（第1121頁）：“太原人語多不正，最鄙陋惱人。吾少時聽人語不過百人中一二人耳，今盡爾矣，如‘酒’爲‘九’，‘九’爲‘酒’，‘見’爲‘箭’，‘箭’爲‘見’之類，不可勝與辯。”可見太原話原分尖團，但在傅山之時越發不能分了。須知傅山不是語言學家，而是思想家、文史學者、書畫家、婦科醫生。這一則資料是口語？還是文獻？没有記録下來是口語，記録下來即是文獻。

我們主張，不應將以口頭材料爲資源的語言學與以文獻爲資源的語言學對立起來，因學術思潮、意識形態而妄評優劣。我們認爲，二元相對，各有千秋。不妨瞭解一下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觀點（《西方的智慧》第19頁）：“真實世界在平衡調節中包含了對立的傾向。根據不同的量度，在對立雙方衝突的背後，世界存在着一種潛在的和諧。”我們應該追求這種和諧。王國維1924年在《古史新證》中提出了“二重證據法”，即以“紙上之材料”與考古發掘的“地下之新材料”相結合以研究古史，從而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這是學術史上的光輝範例。步武前修，我們提倡主要以文獻爲資源的語言研究與主要以口語爲資源的語言研究相結合，融之於一爐，旨在自主創新，創造出我們的中國語言學，以此屹立於世界語言學之林，這是中國語言學人的奮鬥目標，有志者應若是，有爲者應若是。至於由於師承、學養、興趣等多種原因，有些學人偏重前者，有些學人致力後者，我們認爲，多元存在，無可厚非，提倡彼此尊重，互補相濟。

我們應該發揚“不崇洋、不排外”的優良學風。尊重以文獻爲主要資源的文獻語言學，誠然有若干西洋學人鄙視傳統，但也有許多有識之士反其道，十分尊重傳統。如英國大哲羅素在其名著《西方的智慧》序言中説：“目前知識的專門化已成風尚，對於祖先的智慧已接近遺忘。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挑戰這種數典忘祖的現象。嚴格説來，西方的哲學就是希臘哲學，任何試圖割斷我們與往昔的這些偉大的思想家之間的血脈的思考都是不明智的。”中國語言學的主源還是兩千年來的數以千百計的語言文字學家所鑄造的金色的文獻語言學，貶抑是不明智的。對以口頭資料爲資源的語言學，應該予以同樣充分的尊重，因爲中國古代的學者也重視口語資源，如揚雄、郭璞、邵雍、李實、錢大昕等等，更何况西洋的比較語言學傳入中國，近百年來，化出成千的論著，成就璀璨，顯示了確是一種很有效的方法，排斥是不明智的。

《論語·八佾》第九章關於“文獻”的語録體現了孔子爲了考史，既珍視典籍藴藏的寶貴材料，也注重故老相傳提供的信息，我們應該回到孔子的原義去。我們絶不“割斷我們與往昔的這些偉大的思想家之間的血脈”。

時已至21世紀，我們治學，都應該具有清醒的頭腦、寬大的胸懷。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2015年5月　於武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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