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筆者2003年提出過一個“文史語言學”，後不久下了個定義：“借助確鑿可靠的文史方面的資料以探究歷代語言的狀况及其衍變，這就是‘文史語言學’。”[4]如今華學誠提出“文獻語言學”，他的這一術語的外延比我的“文史語言學”還要大，作爲附議者，不揣譾陋，我顧名思義，妄爲詮釋：利用文獻資料以研究語言的學問謂之文獻語言學。一般人會不假思索地以爲這裏的“文獻”即傳世文獻，其實不然，傳世文獻誠然是“文獻”的大宗，但還有其他種類的“文獻”。出土的文獻，無論是殷周彝器銘文、秦漢簡帛文書、歷代碑刻等等當然也是“文獻”，域外的無論用漢字書寫的“文獻”，或用非漢字書寫的“文獻”自然也是文獻。人們的認識須要與時俱進，近年的非紙本的音像資料應當是一種新形式的文獻。
研究語言爲什麽必須利用文獻資料？回答可以如下：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飽，三要發展”[5]。無論生存、温飽、發展，都須要依靠資源。資源從何而得？俗語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獵人樵夫靠山間的動植物生活，漁民疍户以河海的魚蝦爲生；同理，語言學人研究語言也離不開資源，其主要資源之一即文獻。
人類怎樣從野蠻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考古學家夏鼐認爲，有三個標志：城市、文字和青銅器。夏鼐强調：“文明的這些標志中以文字最爲重要。”隨後他又指出，中國商殷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便是有了文字制度”（《中國文明的起源》第92、81、85頁）。有了文字，也就爲文獻資料的産生準備好了條件，利用文字記録物與事，其成品最主要的就是書籍、典籍。可以説，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發明文字以後産生的大量文獻均是人類對自然、對社會的認識、應對、鬥爭、協調的記録，文獻惠及時人，特别是後人多矣，對社會的發展貢獻巨大，所以文獻是人類十分珍貴的物質遺産。
完全可以這樣認爲，在有文字的語言社會裏，就必然有用文字記載的文獻資料，研究這種語言的學人必然要依靠、利用文獻資料以研究語言的現狀及歷史，從而産生文獻語言學[6]。
要著重指出的是，在我們中國，文獻語言學特别發達。兩千年來成千上萬的學人前赴後繼，撰著、編纂了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的海量的書籍、圖表，只要看看歷代史書裏的“藝文志”或“經籍志”、公私目録書、直至近年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總目》《中國古籍總目》，即可知矣。其體量之大，成語“汗牛充棟”不足以形容，“浩如煙海”方足以近之[7]。
必有人提問：爲什麽“文獻語言學”在中國特别發達？這是在深究其理。筆者擬引用魏晉哲學家王弼的名言回答：“物無妄然，必由其理。”[8]“理”在何處？在這兒，我要插一段話，即每當我們閲讀語言學史的著作時，其中必定有描述西洋的比較語言學在19世紀如何昌盛如何繁榮的章節，這使得我們不由生歆羨之情，腦中也隨之産生問題：“爲什麽比較語言學卻在歐洲發生、發達？爲什麽不在中國産生？”這個問題筆者也一直鬱結於胸，後來讀到著名的比較語言學家郝爾格·裴特生（Holger Pedersen，1867～1953）的名著《十九世紀歐洲語言學史》，這本書説道（第223～224頁）：“這塊土地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適宜於語言學的培植。談到語言的年齡，傳播領域的廣闊和花樣的繁多，以及語言之間深奥而並不是無法識别的區分，那麽印歐語系該是獨一無二的。更因爲這一語系中的語言，曾經是，現在也還是文化與學術發展較高的許多民族的語言，所以所有關於它的問題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興趣。於是在這個領域内，比較語言學就毫無阻礙地邁進了。”看，語言本身的因素講到了，當時的人文因素也講到了，無不“得天獨厚”，裴特生的釋“理”堪稱鞭辟入裏。筆者現在模仿他的表述，“文獻語言學”之所以在中國特别發達，就是因爲資源特别豐厚，中國的文獻品種和數量都特别多。
任繼愈説（《重學史才能强“立志”》）：“中國歷史在世界史上有很特殊的地位，没有哪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像我們中國這樣長，由古至今五千年一脈相承、延綿不絶。其他國家不是這樣，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曾經是中心，那些地方的國家卻是有古無今。唯有黄河和長江流域孕育的中華民族在世界舞臺上没有中斷過。所以講歷史，只有我們有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季羨林説：“在世界所有古代語言中，梵語文獻的數量僅次於漢語，遠遠超過希臘語和拉丁語。”[9]李學勤説（《夏商周斷代工程與古代文明研究》第25頁）：“我們中國的古書是非常了不起的，中國傳世古書數量最大，在16世紀以前的世界上所能保存的古書，中國一國比其他國家的總和恐怕還要多。”在這兒，當然不可不論及人文因素，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像“文革”那樣人爲地毀壞圖書是很少見的，相反地重視文獻成了優良的傳統。兩千年來占思想主流地位的儒家十分重視文化，重視典籍，《論語·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漢書·藝文志》言武帝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説皆充秘府”。連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數民族統治者也懂得收藏文獻、保護文獻，如南宋初年的洪邁所著《容齋續筆》卷十五“書籍之厄”條（第398頁）：“（宋）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靖康蕩析之餘，盡歸於燕，置之秘書省，乃有幸而得存者焉。”這段文字指的是金滅北宋，擄走汴京的皇家藏書“盡歸於燕”而珍藏之。
梁啓超的一段話值得我們研讀、銘記，他在《清代學術概論》裏説（第43頁）：“中國積數千年文明，其古籍實有研究之大價值，如金之藴於礦者至豐也，而又非研究之後，加以整理，則不能享其用，如在礦之金，非開采磨冶焉不得也。”文獻語言學就是開采磨冶極其豐富的文獻資源以研究語言的歷史與現狀的一門學問，其所得者爲“金”，中國的文獻語言學的成果金碧輝煌，是中國人的驕傲。
然而命運多乖，百年來，特别是近三十年來利用文獻研究語言學卻遭到貶損，甚至被喻作“初等數學”，而與“高等數學”相對待。原因是有些人將以文獻材料爲資源的語言研究與以口頭資料爲資源的語言研究人爲地對立起來，並抑彼揚此，形成了一股思潮。中國的以文獻爲資源研究語言的學問如今華學誠命名爲“文獻語言學”，後者則被某些學人認爲源自西洋的語言學即“比較語言學”，兩者對立，且有高下之分。如此舉措，其深層根源王力一語道破。王先生《中國語言學史》説（第173頁）：“自從公元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以後，許多知識分子都以爲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這種政治思想反映在學術觀點上，就是把西洋的學術搬到中國來。具體到語言學上，也是把西洋語言學搬到中國來。”上世紀後半葉，“文革”結束，國門打開，爲外界的五光十色所震懾，各個學科都存在崇洋的思潮，這是毋庸諱言的，於是在語言學科，以文獻爲資源的語言研究得不到應有的評價。我們應該勇對各種不正確的觀點，堅持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