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繼承，就意味着發展。不能發展，就不能很好地繼承。在中國語言學上，如果只知道繼承，不知道發展，結果就會覺得古人是不可企及的，我們對繼承也會失掉信心；如果是批判地繼承，同時考慮到發展，結果是在總的成就上超過了古人，即使在某一點上不及古人，我們也算是很好地繼承了古代中國語言學家的衣鉢。
古代學者的學習條件和我們今天的學習條件是不一樣的。古代學者從小就讀古書，重要的經書都能成誦，有的人還能做到於學無所不窺，十三經、二十四史、諸子百家，都能如數家珍。這就是所謂的淹博。今天我們不可能這樣做，而且不必要這樣做。其所以不可能，是因爲我們還有許多現代書籍要讀，還有許多現代科學知識要掌握；其所以不必要，是因爲前人已經有許多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年來已經有了許多可以利用的工具書。假如我們要在古典文獻上跟清人比賽淹博，許多人都會感嘆望塵莫及；但是我們有一定程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有比較先進的現代科學知識，有比較正確的觀點和方法，則是清人所没有的。孟子説得好（《告子下》）：“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我們衡量新的一代的語言學修養要看得更全面些，不要因爲他們的舊學知識稍差一些就以爲一代不如一代，更不要引導他們專往故紙堆裏鑽，不求現代的科學知識。
封建社會對一個學者的要求和社會主義社會對一個學者的要求也是不一樣的。在今天，語言學工作者的使命比封建社會的“小學家”們的工作要複雜得多，性質也不一樣。我們要研究普通語言學，因爲我們需要語言學理論來指導我們的工作；我們要研究少數民族語言，因爲我們的國家是多民族的國家；我們要研究實驗語音學，因爲它對語言教育等方面有現實意義；我們要研究語言風格學或辭章學，因爲它有助於改進文風；至於語法學、詞彙學、語義學、詞典學等等，也都是我們的研究對象。我們還應該培養一批專家研究漢藏系語言和研究印歐系語言及其他語言。語言教學法也應該是實用語言學的一個部門，這是過去比較忽略、而今後應該加强的一個部門。這一切都不是過去“小學”的舊框框所能包括的了。即以“小學”而論，也應該使它現代化，以便爲漢語史服務；同時使它通俗化，以便爲古代漢語教學服務。如果亦步亦趨地走乾嘉學者的老路，不但不會趕得上他們，而且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社會的需要，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的要求。少數人這樣做，未嘗没有一些好處；如果在語言學界普遍提倡，那就不相宜了。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要求。一個學派全盛的時代，自然光芒四射。但是，這個時代一過去了，後人即使追隨前人的芳躅，效果也會差得多。一則因爲時代的要求不同了，二則因爲前人已經開墾過的園地，可以發掘的地方不多了，只好拾遺補缺，做一些修修補補的工作，放出螢火般的微光。
“五四”運動以後，漢語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其中並没有其他的奥妙，只不過是把普通語言學的理論應用到漢語研究上。對象仍舊是原來的對象，只是觀點、方法改變了，研究的結果就大不相同。當然其中有許多須要批評的東西和過時了的東西，但是今天我們要發展中國語言學，絶不是要回到封建社會的觀點、方法上去，而是要把語言科學向前推進，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攀登世界科學的最高峰。解放後十三年以來，中國語言學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這正是我們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接受了現代語言科學的結果。
以下談談怎樣發展中國語言學的問題。
《紅旗》雜志的社論説：“馬克思列寧主義使哲學、社會科學的面貌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在哲學、社會科學的領域内，人們如果不是自覺地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上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那就幾乎不能真正解决任何一個實質性的問題。”[10]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原則，違反了這個原則，就談不上發展中國語言學。社論又説：“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能代替每一門具體科學的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作用，就在於它提供了一種基本理論和方法，依靠這種理論和方法，科學研究工作者還要付出艱苦的勞動，大量地收集材料，獨立地進行思考，才能在某一個具體問題的科學研究中得到成績。”[11]根據這個原則，在語言學的科學研究工作中，還有必要建立這一個具體科學部門的理論和方法，這種理論和方法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爲基礎，在具體語言的研究中總結出來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的，這就是我們所説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語言學。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在中國正在形成。
無批判地接受舊的中國語言學，其危險性在於連它的糟粕也繼承下來。戴震的識斷，比起鄭樵、楊慎來，當然高明得多了，但是拿今天的眼光來看，則又有可以批判的地方。拿今天馬克思主義的尺度來衡量戴震，從而抹殺他在當時的進步性，貶低他的學術成就，固然是不對的；但是，看不見他的缺點，讓青年人一味盲從，那也是不應該的。舉例來説，他在《答段若膺論韻》裏説：“僕謂審音本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者爲斷；審音非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斷爲合韻。”他所講的原則是不錯的，但是他根據宋人的等韻來審音，要憑它來斷定先秦韻部的分合，這就是缺乏發展觀點。朱駿聲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有很大貢獻，他的得意之作在於闡明字義的引申（他叫做“轉注”）和假借。但是他把許慎的假借定義“本無其字，依聲託事”擅改爲“本無其意，依聲託字”，硬説是先有本字才能假借，這就違反了文字的發展過程。這種例子可以舉得很多。
我們不能説古人的糟粕對今人已經没有影響了。現在隨便舉兩個例子來談一談。
自從宋代王聖美創爲“右文”之説，至今在文字學界還有一些影響。楊樹達説：“形聲字中聲旁往往有義。”[12]有了“往往”二字，這話本身没有毛病，只是没有能夠説明原因。胡樸安説：“蓋上古文字，義寄於聲，未遑多制，只用右文之聲，不必有左文之形。”[13]原因是説出來了，但是還不夠明確。實際上，凡按右文講得通的，若不是追加意符的形聲字，就是同一詞族的字（如章炳麟《文始》所講的），並不是存在着那麽一個造字原則，用聲符來表示意義。傅東華先生最近在他的《漢字的各種字義的各種訓釋》裏説：“形聲字（包括轉注字）的本義是由它的聲旁决定的，例如‘吃飯’的‘吃’本作‘喫’，从‘口’‘契’聲。‘契’是‘刻’（咀嚼）的意思，所以‘喫’字的本義是用口咀嚼食物。至於它的簡體‘吃’，原是另外一個字，从‘口’‘乞’聲，本義是口吃。它的‘乞’聲用來表示‘乞乞’的聲音。‘乞乞’猶‘期期’，形容説話重疊，難以出口的樣子。”[14]這一段話可商榷之處很多。古時飲食都叫“喫”（杜甫《送李校書》“對酒不能喫”；《病後遇王倚飲贈歌》“但使殘年飽喫飲”），可見喫不一定用得着咀嚼。而且從刻契到咀嚼也未免太迂曲了。從“乞”重疊爲“乞乞”，從“乞乞”轉爲“期期”，更是勉强。而總的原因則是受了右文説的影響[15]。
語源的探討，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人們喜歡傅會成説，有時候也能以假亂真。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説，葡萄“可以造酒，人酺飲之則醄然而醉，故有是名”。最近有人寫了一篇知識小品，題爲《酺醄—蒲桃—葡萄》[16]，還加以解釋説：“‘酺’，指大飲酒，見《説文》，‘醄’，極醉之意，見《集韻》。”[17]其實“葡萄”只是當時大宛語的譯音[18]，和“酺、醄”没有關係。李時珍是傑出的醫學家和植物學家，然而他對語源學是外行。應該承認，不是外行的人也會犯同樣的錯誤，在文字學界中，這種情况也不是没有。
批判古代中國語言學的糟粕，這是消極的一方面；積極的一方面應該是提高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修養。現在我國《語言學概論》一類的書雖然還是初步的基礎知識，但是要求語言學工作者先掌握這種基礎知識是必要的。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科學，馬克思主義者永遠走在現代科學的前面。世界上任何新的語言學派、新的語言學理論，都值得我們研究。即使是反動的語言學派，也可以充當我們的反面教員。我們應該經常注意世界語言學的“行情”。古人説得好：“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19]學術上的關門主義，對中國語言學的發展是不利的。
語言學工作者最好能學一點自然科學。這不僅因爲語言學在社會科學中是接近自然科學邊緣的，生理學、物理學（特别是聲學）、心理學等，都和語言發生關係。而更重要的還是爲了訓練科學的頭腦。清人的樸學的研究方法實際上受了近代自然科學的深刻影響。有人以爲清人爲了逃避現實才走上了考據的道路，那是不全面的看法。晉人同樣是逃避現實，然而他們只競尚清談，而並没有走上科學研究的道路。清人在“小學”的領域上，開中國語言學的新紀元，可以説是從清代起才有真正的科學研究，這並不是突如其來的。自徐光啓把西洋的天文曆算介紹到中國以後，許多經學家都精於此道，最值得注意的是江永、戴震、錢大昕、阮元屬於中西法。江永所著有《江慎修數學》九種及《推步法解》，戴震所著有《勾股割圜記》《策算》《九章補圖》《古曆考》《曆問》，錢大昕所著有《三統術衍》《四史朔閏考》，阮元所著有《疇人傳》[20]。江戴等人經過近代科學的天文曆算的訓練，逐漸養成了縝密的思維和絲毫不苟的精神，無形中也養成了一套科學方法。拿這些應用在經學和“小學”上，自然跟從前的經生大不相同了。我們知道，戴震是江永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又是戴震的弟子，學風從此傳播開來，才形成了乾嘉學派。我們今天要繼承乾嘉學派，必須繼承這種熱愛真科學的精神。如果我們能熱愛現代自然科學，那就既是繼承，又是發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