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語言學是有光榮的傳統的。二千多年前中國就有了很好的語言學理論，實在值得我們引以自豪。荀子在他的《正名篇》裏所闡明的都是語言學上的重要問題。他説語言是社會的産物（“名無固宜”“約定俗成謂之宜”）；又説語言是有穩固性的，同時又是發展的（“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又説概念的形成緣於感覺（“然則〔名〕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這些理論，直到今天我們還認爲是正確的，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則應該認爲是卓越的學術造詣[1]。
我不打算逐個地敘述中國歷代語言學家的成就；我只想談一談中國語言學傳統上的三個突出的優點。
第一個優點是重視實踐。中國古代没有“語言學”這個名稱；古人所謂“小學”，大部分可以認爲屬於語言學範圍。顧名思義，“小學”和語文教育有着極其密切的關係。許慎在他的《説文解字敘》裏説：“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可見“小學”的目的無非是教人識字，讓讀古書的人先攻破文字關（其實是語言關）；只不過“小學家”的要求比較高，識字的標準和一般人所了解的稍有不同罷了。有許多東西，在今天看來是很寶貴的漢語史材料，在當時也不過是爲了實用的目的。《切韻》的編寫目的是“凡有文藻，即須音韻”[2]。《中原音韻》的編寫目的是“欲作樂府，必正言語；欲正言語，必宗中原之音”[3]。韻圖是對語音系統進行分析，利用横推直看的方法來幫助人們了解反切，也就是幫助人們查得漢字的讀音。張麟之在《韻鏡序》裏説：“讀書難字過，不知音切之病也。誠能依切以求音，即音而知字，故無載酒問人之勞。”直到今天，我們利用韻圖來查古代反切的讀音，還是最有效的方法[4]。人們盛稱“段王之學”，其實段玉裁、王念孫等人所做的也不外是提高閲讀古書能力的工作。
這種做法，自然也有不足之處。過於注重實用，就容易放鬆了語言學理論的探討，荀子《正名篇》那樣卓越的語言學理論在後世不多見了；關於語言學方法，很少有系統性的敘述。
但是，重視實踐仍舊該作爲傳統的優點繼承下來。今天時代不同了，我們研究語言學，當然不單是爲了通經。即以通經而論，也不是因爲它是聖人之道，而只是因爲我們要繼承文化遺産。我們今天研究語言學，是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語文教育是今天祖國教育事業的一個重要環節；因此，今天的中國語言學就必須爲語文教育服務。今天我們的實踐範圍擴大了，我們不但要提高閲讀古書的能力，我們還要爲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我們不排斥“純科學”的研究，只要是真科學，對社會主義建設也一定有好處。但是，理論必須聯繫實際，這一個大原則是必須肯定的。
第二個優點是重視材料和觀點相結合。由於時代的局限，古人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觀點。但是，古代成就較大的語言學家都是重視他們所認爲正確的觀點的。戴震説：“學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5]拿今天的話來説，淹博就是充分占有材料，識斷就是具有正確的觀點，精審就是掌握科學的方法。
段玉裁的《説文解字注》一共寫了三十年，桂馥的《説文解字義證》一共寫了四十年，朱駿聲自述他撰著《説文通訓定聲》的經過説：“渴（竭）半生之目力，精漸消亡；殫十載之心稽，業才艸剏（草創）。”爲了充分占有材料，不能不付出足夠的時間和精力。但是，單靠苦學還是不夠的。戴震説得好：“前人之博聞强識，如鄭漁仲、楊用修諸子，著書滿家，淹博有之，精審未也。”[6]這就説明了必須材料和觀點、方法相結合，然後才能在學術上有較大的貢獻。
如何對待材料，也是屬於觀點、方法的問題。梁啓超在敘述清代的學風時，曾舉出其特色十條，其中有兩條是：1．孤證不爲定説，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2．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爲不德[7]。顯然，這是我們所應該繼承的優良傳統。
第三個優點是善於吸收外國的文化。中國的反切，不先不後，産生在東漢後期，這顯然跟佛教的傳入有關。梵書隨着佛教一起傳入中國，於是梵文的拼音方法就對漢文的注音方法發生影響。鄭樵《通志·藝文略》、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姚鼐《惜抱軒筆記》、紀昀《與余存吾書》都認爲反切是“原本之婆羅門之字母”。反切的産生是中國語言學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大事，這是中國古代學者的巨大創造。應劭、孫炎等人善於吸收外國文化，同時結合漢語特點，發明了反切來爲中國文化服務，這是值得頌揚的。錢大昕在《潛研堂文集·答問》中卻説：“自三百篇啓雙聲之秘，司馬長卿、揚子雲益暢其旨，於是孫叔然制爲反切。”又説：“乃童而習之，白頭而未喻，翻謂七音之辯，始於西域，豈古聖賢之智乃出梵僧下耶！”錢氏這樣對外國文化採取關門主義的態度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8]。
字母和等韻之學來自西域，更爲一般人所公認。但是，我們試拿梵文字母和守温三十六字母對比[9]，就可以看見，中國學者們不但没有照抄梵文字母，而且字母的排列也有所不同。至於字母和四等的配合，更顯得學者們匠心獨運，完全是以漢語語音系統的特點爲依據的。
清代劉獻廷（繼莊）也是一個善於吸收外國文化的人。全祖望《鮚埼亭集·劉繼莊傳》説：“繼莊自謂於聲音之道别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奥，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臘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真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説，而益自信。”看來，《新韻譜》大概是屬於普通語音學一類的書，可惜這部書没有傳下來，否則在中國語言學史上一定增加光輝的一頁。
馬建忠是漢語語法學的奠基人，但是，大家知道他的《馬氏文通》是模仿泰西的“葛朗瑪”而寫成的。他認爲“葛朗瑪”在語文教育中是會起巨大作用的。他在《文通》的序裏説：“夫華文之點畫結構，視西學之切音雖難，而華文之字法、句法，視西文之部分類别，且可以先後倒置以達其意度波瀾者則易。西文，本難也，而易學如彼；華文，本易也，而難學如此者，則以西文有一定之規矩，學者可循序漸進，而知所止境，華文經籍雖亦有規矩隱寓其中，特無有爲之比儗而揭示之，遂使結繩而後四千餘載之智慧材力無一不消磨於所以載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無由載，理不暇明，以與夫達道明理者之西人角逐焉，其賢愚優劣，有不待言矣。”由此看來，馬建忠之所以吸收外國文化，正是從愛國主義出發的。《馬氏文通》雖然存在着不少缺點，但是，在吸收外國文化這一點上，馬建忠是做對了的。
我們認爲上述的古代中國語言學的三大優點都應該好好地繼承下來，並加以發揚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