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講到了中國語言學,也提到了外國語言學。其實中國語言學和外國語言學既不是對立的東西,也不是可以截然分開的東西。文化是可以交流的,許多科學上的大發明,已經成爲全人類的文化。外國的科學成就,中國可以吸收進來;中國的科學成就,外國也可以吸收過去。我們可以説中國語言研究工作有它自己的特點,例如比較著重在漢語和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但是我們不能説中國語言學在觀點、方法上也應該有它自己的特點。我們正在建立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研究語言學,也必須應用同樣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同時,我們也必須經常吸收外國語言學中正確的、有用的東西來豐富自己。

關於吸收外國文化的問題,毛主席給了我們明確的指示。他説[21]

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爲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啓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着的東西,都應該吸收。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爲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無批判地吸收。

回顧五四運動以後,解放以前中國語言學界的情况,正如毛主席所批判的,我們大都是生吞活剥地毫無批判地把外國語言學吸收過來。雖然也産生了一些新的東西,但同時也把資産階級的一些錯誤觀點不加批判地介紹到中國來,引起了不良的後果。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五四”以後,新的語言學和舊的語言學形成對立,但是和平共處、井水不犯河水,有對立而没有鬥爭。當時新派語言學家們的主要工作在於調查方言,進行《切韻》研究等,調查方言固然跟舊學無關,即以《切韻》研究而論,搞的是高本漢的一套,和舊學關係不大。至於語法的研究,更不是原來“小學”範圍内的東西。舊派語言學家仍然搞“小學”的老一套,跟新派語言學家所學的東西可以説是“風馬牛不相及”。這種情况對中國語言學的發展是不利的。有一些新派語言學家們對中國傳統語言學採取虚無主義的態度,以爲舊學没有什麽可取的東西,自己在狹窄的範圍内鑽牛角尖,外國的東西學得不深不透,中國原有的東西知道得更少。有一些舊派語言學家又故步自封,滿足於中國原有的成就,即使有所述作,也是陳陳相因,不脱前人的窠臼。這樣就不能新舊交流,取人之長,補己之短。

解放以後,情况大不相同,今後還要注意怎樣把傳統的中國語言學的精華很好地繼承下來,並且經常從外國的先進的語言學中吸收營養,使新舊熔爲一爐。在這一方面,我們是做得不夠的,搞普通語言學的人往往是知道語言學理論較多,而不太善於結合到本國的具體語言,更談不上繼承古人的“小學”;研究漢語或本國少數民族語言的人往往强調材料,輕視理論知識。我們並不是説在語言學工作中不應該有所分工,而是説語言學工作者應該先具備了廣泛的基礎知識然後走向專門。將來進一步要求學好語言學理論,同時把它應用到具體語言研究上。

我們中國人自己是能夠研究語言學理論的;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拒絶學習外國的東西。毛主席説:“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爲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拿語言學來説,過去我們所接觸到的外國語言學知識,實在很不夠,即以普通語言學而論,很少有人把幾部重要的著作從頭到尾仔細看過。我們的翻譯工作也做得很不夠。總之,我們學習外國的東西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今後我們應該注意吸收外國的先進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來幫助中國語言學的發展。

要不要聯繫中國的實際?當然要。在中國,即使是研究普通語言學,也應該以漢語或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爲主要材料。因爲對自己所熟悉的語言比較容易進行深入的觀察,這種觀察也比較容易顯示研究者的創造性。在西洋,幾乎没有一個普通語言學家不是對一兩種具體語言有專長的,假如對任何具體語言都只有浮光掠影的知識,那麽普通語言學也不會研究得好的[22]。至於漢語的研究,更是中國語言學研究工作的特點,世界上没有任何國家對漢語研究有我國這樣豐富的文獻和經驗,只要我們在語言學的觀點、方法上能夠更有所提高,我們的漢語研究也一定能夠有更多更好的成績。但是我們不能把墨守海通以前的成就看成是結合中國實際,因爲上文説過,我們如果不能發展就不能很好地繼承。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一成語給我們很大啓示。我們深信我們這一代的語言學工作者一定能勝過古人,我們更深信我們後一代的學術成就必將遠遠地超過我們這一代。

原載《中國語文》1962年10月號


[1] 關於荀子的語言學理論,參看邢公畹《談荀子的“語言論”》,見1962年8月16日《人民日報》。

[2] 詳見陸法言《切韻序》。今本“須”下有“明”字,各手寫本均無。

[3] 語見周德清《中原音韻序》。

[4] 例如《詩·秦風·小戎》“竹閉混滕”,《經典釋文》引徐邈音:“滕,直登反。”依照横推直看法,在《韻鏡》裏查得是音“滕”,而不是音“澄”。

[5] 參看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臺灣)中華書局,27頁。

[6] 參看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臺灣)中華書局,27頁。

[7] 參看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35頁。乾嘉之學以經學爲中心,而經學又以“小學”爲中心。所謂清代的學風,主要是指清代語言學家的學風。

[8] 陳澧在《切韻考》卷六説“何不”爲“盍”,“如是”爲“爾”等就是反語,用來證明反語不受西域的影響,這也是不對的。這種二合音只是無意識的,並非像反切那樣成爲一套注音方法。

[9] 實際上只有三十字母,這裏不詳細討論。

[10] 《在學術研究中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見《紅旗》雜志1961年第5期。

[11] 《在學術研究中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見《紅旗》雜志1961年第5期。

[12]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自序》。

[13] 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上册,232頁。

[14] 見《文字改革》月刊,1962年7月號。

[15] 余長虹同志有一篇反駁的文章,登在《文字改革》月刊1962年7月號,可以參考。

[16] 見1962年9月6日《北京晚報》,作者署名樂工。

[17] 按《集韻》只説“酕醄,醉皃(貌)”,没有説“極醉之意”。“葡萄”一詞産生在前,“酕醄”一詞産生在後,這是顛倒了時代次序。

[18] 參看王力《漢語史稿》下册,518頁,注A。

[19] 李斯《諫逐客書》。

[20] 《書目答問》只列江永和阮元的著作。其餘各人姓名則見於後面所附的《姓名略》。孔廣森也著有《少廣正員術内外篇》,雖是中法,但孔氏是戴震的弟子,不可能不受西法的影響。此外,朱駿聲也精於天文曆算,所著有《天算瑣記》四卷,《歲星表》一卷,未刊行。

[21]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一版678頁。

[22] 但又不能走另一個極端,專就漢語來講普通語言學。即使某些語言現象跟漢語無關,只要世界語言有這種現象,也得講到。否則只能算是漢語學,而不是普通語言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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