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识分子在政治大潮中的宿命——记父亲舒芜

一

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约是在1986年，父亲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做编审。一个星期天，聂绀弩先生“文革”时的狱友刘羽来访，谈到文坛近况，他饶有兴致地说：

“听说您最近枪毙了一篇稿子，光意见就写了上万字。”

父亲告诉他：那篇文章史实不对、概念混乱、逻辑不通，有十几处硬伤，用了一天时间写完审稿意见。

“怎么？都传出去了？”父亲笑了一下，有些意外。

刘羽笑道：“他们说：您一条一条地驳，”他踌躇了一下，接着转述，“还说文章能通过您审稿，到哪都能发；您的意见还很难驳倒。”

父亲微微一笑，摆摆手说：“实在是错误太多，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做学问的，要是带研究生就更糟了，误人子弟！”

我坐在旁边，想起一桩往事。父亲曾说过：他当“右派”时，单位领导也只能批他的思想，对他的工作实在挑不出任何毛病，连王任叔(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在年终总结工作时，对“右派”照例不说好话的，批完他也不得不加一句：“当然了，舒芜在工作上嘛，还是认真负责的。”

我当时问：“对别的‘右派’这么表扬过吗？”

父亲说：“从没有过。对‘右派’可以不说任何好话的，可见他觉得不提一下实在说不过去。那的确是极其特殊的。我从来也是这样，工作上要站得住，让人无话可说。当初冯雪峰把我从南宁调到北京，谭丕模就对冯雪峰说：‘你找舒芜来可是找对人了，一个顶三个用。’”

父亲笑说：“我要是做秘书，一定是好秘书！”

谭丕模先生(1899—1958)是现代著名学者、教育家，1958年同郑振铎先生等人因空难不幸逝世。1947年，父亲曾与谭先生同在南宁师范学院任教，相知颇深。

我脑子里掠过这些事，同时听他们聊天。

又过了一会儿，刘羽站起告辞。我送他出来，边走边聊，大约行至理工大学附近，刘羽突然冒出一句：“胡风一案迟早要彻底平反，你爸爸当年交胡风信的事，还会被翻出来。”

我顿感突兀。

当时，祖国大地虽然正在全面平反冤假错案，中央也于1980年撤销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但进一步怎么处置还不得而知。

刘羽是在我面前正式提起此事的第一人，我立刻意识到，有很多思想动态，正在知识界暗流涌动；很多历史事件将被人重提；在知识分子的客厅里，人们正在议论一些人和事，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现在回想，当时刘羽常去聂绀弩家，与其他文化界名人也时有往来，在他们那里，胡风一案肯定已成为重要话题，甚至在来我家之前，他们有可能刚刚议论过，不然恐不会有此一问。

接着，刘羽又问了一个更尖锐也顺理成章的问题：“你爸爸当年干吗要交信？”

我当时对这件事也懵懵懂懂，既不知道“借信”“交信”的区别，也不知道思想渊源。以前曾像刘羽问我一样问过父亲。父亲当时说：“哎呀，你不知道当时共产党的威望有多高！”随后又叹口气说：“也难怪，你们没经过那个时代。”

我向刘羽转述后，刘羽有点明白了，一挥手：“唉！”

送走刘羽后，胡风一案便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我对父亲日益深入地了解，直到十年前我才形成这样一种认识：父亲之所以深陷这一大冤案，除了思想认识、思维逻辑外，和他的工作态度恐怕也大有关系。

前提当然是他和全国人民一样衷心拥护共产党，在拥护的基础上检讨过去的思想，不一致的地方自然就是错的，错了就要改，怎么改呢？他能写出一万多字的审稿意见，工作如此负责，这时自然会以对党负责的精神、百倍的真诚，努力改正。

加之当年普遍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共产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都更加推波助澜，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跟党走没错，于是，他极其诚恳、敬业地写检讨了。

而写文章要言之有据，引信证明，交信核对这类行动也就发生了。正如李慎之先生和父亲谈起胡风一案时所言：“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事无不可对党言嘛！我们当年还不都是一样？”

可是，以如此认真严肃的态度参与政治运动，附以虔诚的信仰，一旦被利用，会产生极其可怕的后果，这是父亲当初绝想不到的，毕竟1952年他才二十九岁，也没有延安经历，不知道诸如整风运动、抢救运动之类，思想上毫不设防。

果然不出刘羽所料，1985年，胡风一案被彻底平反，公开于出版物上，有关文章逐日增多。

反映在父亲生活中的，首先是他的几位朋友的疏远。随着胡风一案慢慢浮出水面，他们的关系就渐次疏远，但是过程缓慢，不易察觉。

最判若两人的就是绿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