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亨利八世时代
亨利八世于1509年登上王位，1547年去世，他在位那38年是文艺复兴蓬勃发展、宗教改革运动汹涌澎湃的时期。其实他在宗教信仰上，与天主教会并无本质差别，可为了获得男性继承人，他不断换王后，从而与反对离婚的天主教会处于对立之中。为了在与罗马教廷的斗争中获得英国人民的支持，他大力加强王权专制，鼓动爱国热情，并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宗教改革、打击天主教会的政策。他最后同天主教会决裂，成立英国国教，宣布自己为英国最高宗教领袖。在这样激烈的政治、宗教冲突中，亨利八世及其王国政府对思想界和文化界都加强了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乔叟学术研究。在亨利八世时期，特别是在16世纪20年代宗教改革运动进入高潮之后，总的来说，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乔叟作品的宗教和道德内容，而对其诗歌艺术的重视、理解和评价，不论是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不及15世纪英格兰或同时代的苏格兰乔叟派诗人们。
在16世纪初，英格兰诗坛对乔叟的兴趣主要还是15世纪的延续，在对乔叟诗歌艺术的研究、继承和吸收方面，甚至比不上同时期的苏格兰。诗人们同15世纪的乔叟派诗人大体一样，尊他为“父亲”，颂扬他在将英语从粗俗的日常用语提升为表现力极强的文学语言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6世纪前期，人们往往是将乔叟同高尔和莱德盖特放在一起赞颂。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在14世纪理查德时代的英格兰诗坛，以乔叟和高尔为代表的所谓伦敦派开创了音步体英语诗歌的新方向，而莱德盖特这位15世纪最有影响的英语诗人正是这一新传统的继承人。因此，这三位重要诗人被放在一起赞颂表明，音步体诗歌已经在同古英语诗歌的头韵体传统的竞争中胜出，成为英语诗歌的主流和未来英诗发展的方向。
在这一时期，有一些诗人对乔叟的评价涉及其作品的内容和诗歌技巧。其中比较有价值的评价来自约翰·斯克尔顿（John Skelton，1460—1529）；他被时人尊为桂冠诗人，而在理解和鉴赏乔叟诗作方面，他诗人的眼光也明显在同时代人之上。他在一首大约创作于1507年的名为《麻雀菲利普》（Phyllyp Sparrow）的长诗中简述了《坎特伯雷故事》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内容，并高度赞扬了乔叟作品里丰富的体裁。但特别有意义的是，他说：
乔叟使我获益匪浅，
我早已拜读其长诗短篇；
他的故事妙趣横生，内容生动，
能愉悦心灵，应广为传诵；
他诗中英语隽永流畅，
无一句废话一字空洞，
这早已广为世人公认——
在那个时代他多么受人称颂，
现在却有人试图改动；
他的英语优美，不论他们
如何攻击，如何抹黑，
乔叟也是声名远播的诗人；
他的词章流畅轻松
毫无隐晦，引人入胜，
他字字珠玑一语千金。[64]
斯克尔顿除了从内容到诗歌艺术上正面评价乔叟作品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他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指出乔叟诗作“愉悦心灵”（solacious）的作用。第二，特别重要的是，他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为乔叟的语言辩护的人，而为乔叟语言的辩护将越来越成为乔叟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斯克尔顿为乔叟所做的辩护间接表明，当时有人“攻击”和“抹黑”乔叟的诗歌语言，很可能是认为乔叟的诗歌隐晦且格律生硬。其原因是，自14世纪末以来，英语一直处于深刻变革之中；因此一百多年后，已经有人感到不习惯乔叟的语言，甚至不能读懂乔叟的诗歌。另外，乔叟长于从常用的英语口语中吸取词汇用于创作，而在16世纪，受文艺复兴影响，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来自“高雅的”拉丁语的词汇。所以，在斯克尔顿的时代，已经有人诘难乔叟的诗歌语言。后来，在1546年，一个叫彼得·阿什顿（Peter Ashton）的人在其文章中更进一步说：“乔叟的语言……由于久远，几乎已无人再用。”[65]由于时代变迁和英语变化，对于16世纪的英格兰人，乔叟越来越成为遥远的古代诗人。然而尽管如此，正是因为有像斯克尔顿这样的英语诗人继承和发扬乔叟创立的文学传统，英语文学才能在大约半个世纪后在伊丽莎白时代迅速繁荣。
除了继续15世纪对乔叟的赞颂和在创作中模仿乔叟外，在乔叟学术史上，这时期一个比较重大的发展是更多的乔叟作品得以整理出版，特别是以文集而不仅仅是以单部作品的形式面世。1526年，前一章提到的印刷商理查德·品逊出了大部头的乔叟作品集，他将其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二部分包括《声誉之宫》、《百鸟议会》和一些并非乔叟创作的短篇；第三部分是《坎特伯雷故事》。虽然第三部分的标题为“一丝不苟认真修订重新印刷的《坎特伯雷故事》从这里开始”，但其实这个版本是以他自己的1492年版为基础的第二次印刷，其“前言”仍然用的是卡克斯顿的“前言”，只不过有些词的拼写稍有改动并略微省去了几个字而已。由于集子没有统一书名，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三部分本打算分别出售；[66]它们最终被装订在一起出售，有可能是因为除了几首短诗外，这些著作都是乔叟作品。但不管品逊是有意还是无意，正如斯珀吉翁所指出，这是历史上第一部乔叟作品的“文集”版（collected edition）。
在乔叟著作出版历史上，1532年特别重要。那一年，亨利八世的内务官（Clerk of the Kitchen）威廉·希恩编辑了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乔叟文集，由出版商托马斯·戈德弗莱（Thomas Godfray）出版。希恩的儿子说，他父亲获得国王的委托书，“在英国所有藏书馆寻找乔叟著作”，所以他父亲得到从“全王国所有修道院收集来的书籍”。[67]希恩显然十分喜爱乔叟诗作，而且还是很不错的编辑。他将收集到的书经过认真修订校对，编纂成一部大部头文集，其中包括《坎特伯雷故事》《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声誉之宫》《百鸟议会》《公爵夫人书》《贞女传奇》等乔叟的全部主要著作，一些短篇诗作以及他的译著《玫瑰传奇》[68]和《哲学的慰藉》；其中《公爵夫人书》、《贞女传奇》和一些短篇都是第一次印刷出版。这个集子包括了乔叟绝大多数作品，在此后很长时期内，各种版本的乔叟文集大都以此为基础，根据新发现的手抄稿或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修订而成。
希恩编辑的乔叟全集也存在很大问题，[69]除了他所依据的中世纪手抄稿通常存在的各种错讹外，他还把一些不是乔叟创作的作品也包括在内，比如前面提到的厄斯克著《爱情之约》、高尔的《和平颂》（Praise of Peace）、莱德盖特的《黑衣骑士怨歌》、亨利逊的《克瑞西达的遗嘱》，以及另外一些短诗。所以，著名乔叟专家斯基特认为，希恩这部文集的书名《新版乔叟作品集，包括各种此前从未印刷之作》（The workes of Geffray Chaucer newly printed, with dyvers workes which were never in print before）应该在“各种作品”（dyvers workes，即diverse works）之前加上“其他作家的”（of various authors）这几个字才名副其实。[70]另一位乔叟专家德里克·布鲁尔（Derek Brewer，1923—2008）则认为，它“实际上是一部乔叟和乔叟派诗人的文集”[71]。希恩版在1542和1550年再版，与1532年初版不同的是，这两个版本都增加了一部后来被证明并非乔叟所著的作品《农夫的故事》（Plowman's Tale，大约产生于14世纪末），只不过在1542年版里，该故事被放在《坎特伯雷故事》之后，而在1550年版中，它被看作《坎特伯雷故事》的一部分而直接放在其中。
尽管希恩误将他人之作品收入乔叟文集，但他的确是一个不错的编辑，既具备专业的编辑知识，又对乔叟诗作极为喜爱，工作也十分认真。他为当时和后世阅读和研究乔叟提供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而且总的来说很不错的“全集”。在未来两个半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这个文集提供了《坎特伯雷故事》的“标准版本”，而“里面其他的乔叟诗作也是最好的版本；由于只有这个版本通常被再版，所以对绝大多数读者而言，它是唯一能获得的版本”。[72]詹姆斯·辛普森（James Simpson）进一步指出：希恩版在历史上的影响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直到斯基特整理的在乔叟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版本于1897年面世之前，它一直是所有版本的乔叟作品之标准。[73]
希恩将这部全集献给亨利八世。他请朋友、亨利八世的秘书布赖恩·图克（Brian Tuke，?—1545）撰写献词，由自己署名献给国王。这篇洋溢着爱国热情和英格兰民族自豪感的献词特别强调了乔叟作品的文学性和成就。献词作者说，“那位高贵而声名远播的诗人杰弗里·乔叟的著作那么完美地表现出”诗人“在所有学说所有学科里那么渊博的知识”；他的
文字根据其题材与创作目的表现出那么丰富的意义；他的语句那么迷人、那么富有诗意；他的格律那么完美；……他的创意那么新颖；他的叙述那么流畅；他的风格那么恰到好处而不拘泥。
他感到迷惑的是：“在他那个时代，当全世界的才俊之士毫无疑问都还处于昏睡之时，……我们语言中这位无与伦比的诗人如何能那样好像是突然腾空而起？”所以他不得不说：“那只能是奇迹！”[74]
需要指出的是，图克在这里强调乔叟“渊博的知识”并非仅仅是他个人的观点，当时许多人都特别赞美乔叟丰富的知识，比如后面将引述，大文豪斯宾塞也高度赞扬乔叟“知识渊博”。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分子，如同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笔下的浮士德一样，特别赞美和渴望对知识的追求，而乔叟在其著作中也的确表现出即使在文艺复兴时期也不多见的丰富知识。[75]图克的评价既是他对乔叟的由衷赞叹，也反映出文艺复兴人的追求和价值观。
随即，图克更为明确地把乔叟与他同时代那些尚处“粗俗不堪、浑浑噩噩状况”中的诗人分开，以凸显乔叟的崇高地位。这预示着上百年来大体与乔叟齐名的高尔和莱德盖特的名声已经下降。二十多年后，一位名叫罗伯特·布雷厄姆（Robert Braham）的评论家还感叹说，乔叟“这样神圣（so deuyne）的作家”竟然能“在所有优秀学人都还在昏睡之中”那样“粗俗而野蛮的时代”创作，[76]而约翰·福克斯（John Foxe，1516?—1587）也将在1570年发出几乎同样的赞叹。[77]本书后面将谈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诗人和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重要文学理论家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1554—1586）还将在16世纪80年代表达大体相似的观点。
在乔叟学术史上，亨利八世时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贡献是出现了关于乔叟生平的传记文献。其中最早的一篇小传是由古文物和古文献学者约翰·勒兰德用拉丁文写成，收集在他为不列颠历史上的作家们所写的小传集子里。这部集子在1709年才正式出版面世，在很长时期内，它是当时和后世学者们研究早期不列颠文学史和作家生平的重要资料来源，但里面包括不少显然属于传说和臆测性质的材料。实际上，不仅书中各篇传记里的大量材料，而且许多传主本身都属于传说，甚至相当多的人除了出现在这个集子里外，没有任何文献中有记载。
至于勒兰德所撰写的那篇乔叟小传，其中实质性史料并不多，更多的是关于乔叟的创作生涯的想象性描述以及对诗人成就的赞扬。即使在那些不多的“史料”中，大多数也不正确或不准确，比如他关于乔叟出身于牛津的贵族家庭，就读于牛津大学，毕业后成为一个“敏锐的逻辑学家、令人愉快的演说家、风格高雅的诗人、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不凡的数学家”和“虔诚的神学家”，与国王们和贵族们交往密切，在理查德二世后期留学法国从而在诗歌创作上有了飞跃等许多说法，后来被学者们证明大多是错误的。[78]勒兰德与其说是在忠实描写乔叟生平，不如说是在为他的时代塑造他们的诗歌之父应该成为或者他们希望他成为的那种形象。
或许出于对乔叟的崇敬，或许由于在颂扬乔叟的激情中不能自已，勒兰德在小传中竟然中断对诗人生平的叙述而情不自禁地一口气写了三首拉丁文诗来赞颂乔叟。他在诗里将英诗之父比作荷马、维吉尔、但丁、彼特拉克等伟大诗人，并说如果乔叟不是生于乱世，而是像其他诗人那样有幸处于盛世，那他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由于乔叟对英格兰民族和民族语言的卓越贡献，他吩咐不列颠的青年们前往乔叟墓，用他们“欢乐的手”撒玫瑰花瓣。勒兰德的爱国精神和对乔叟的崇敬可谓溢于言表。
特别重要的是，尽管里面有大量虚构和误传，但这个小传是乔叟研究史上第一篇试图完整叙述英诗之父的生平、家庭和创作生涯的文字，对后代乔叟学者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后三个世纪里，许多学者研究乔叟生平都是以此为根据，而一些随后出版的乔叟传记只是对其稍作修改但往往加入更多误传；甚至著名诗人与学者如理性时代的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也因受勒兰德影响而错误认为乔叟受益于高尔教诲。不过勒兰德对乔叟的创作成就、对英语发展的贡献的评价和关于乔叟是一位人文主义者的认识还是比较中肯的，那也许是因为那些观点在他之前一百多年已经成为学界共识。
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英格兰同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1534年，英国颁布了“至尊法案”（Acts of Supremacy），宣布英国国王为英格兰宗教的最高领袖，脱离与罗马天主教会在宗教上的从属关系，使英国摆脱了梵蒂冈教廷和教皇的控制，成为拥有完全独立主权的君主制国家。随即，英国进行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宗教、政治、司法等各方面的改革。这个法案在英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有学者将它的颁布视为英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开端。其实，宗教改革运动在英国早已展开并有很大发展，所以严格地说，该法案实际上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宗教改革运动的新发展也波及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文学艺术领域。法案颁布之后，支持和宣扬罗马天主教思想的书籍和言论遭到压制，而被认为是反对罗马教会、表达新教思想的作品则大受欢迎；乔叟也许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1542年，英国颁布新法案以“清除王国内所有异端邪说”，结果在那之前产生的绝大多数书籍和文章遭禁，在文学界只有乔叟和高尔两位诗人的著作被容许阅读，并且在可以阅读的文学作品中只有《坎特伯雷故事》被专门提及，[79]那显然是因为书中有许多内容直接或间接嘲笑、批判甚至谴责（天主）教会及其神职人员。因此，乔叟地位大幅上升既是英国同罗马教廷剧烈斗争的需要，也表明正不断增强的英格兰民族意识和日益高涨的爱国热情所需要的那种能体现民族精神的伟大的民族诗人的形象正在乔叟身上形成。
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1525?—1581）在1553年发表了一部随后多次再版、很有影响的著作《修辞艺术》（Arte of Rhetorique）。他在书中说，在宫廷里，“高雅的大臣们，除了乔叟外无话可谈”[80]。他的话或许有夸张之处，但也反映出，在社会冲突极为剧烈、政治和宫廷斗争瞬息万变的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唯有乔叟在社会上层一直盛名不衰，获得广泛认同。
另一方面，人们也越来越需要乔叟日益高大的形象来服务于当时不断深入的改革运动，所以也就更注重他诗歌中与宗教思想和道德价值相关的内容。那自然首先是因为，他在作品里的确进行了道德批评和探索，特别是他在《坎特伯雷故事》中对教会人士的贪婪、堕落和腐败所进行的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被人们广为引用和评论，以反对天主教会和教皇。那实际上也就是说，当时日趋激烈的社会、政治和宗教斗争越来越直接地参与到对乔叟诗歌的评价和对诗人形象的塑造。[81]
其实，在前面提到的第一个乔叟小传里，勒兰德就认为乔叟在牛津大学毕业时就已经“是一个虔诚的神学家”。而在那之前，都铎王朝初期的著名诗人和剧作家斯蒂芬·霍斯（Stephen Hawes，1473?—1525?）就已经特别注重乔叟作品中的道德教育意义。霍斯是国王亨利七世（Henry VII，1485—1509年在位）的内府扈从（groom of the chamber）。他在诗作《美德之榜样》（The Example of Vertu，1504）中说：“啊！高尚的乔叟，您总知道/如何寓教于乐最富成效。”[82]他的代表作是《快乐时光》（The Pastime of Pleasure，1506），这是一部颇有价值的长篇诗作，在英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定位置，被看作《坎特伯雷故事》与斯宾塞的《仙后》（The Faerie Queene）之间的一个连接点。在诗中，他对《声誉之宫》、《贞女传奇》、《坎特伯雷故事》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等作品都给予了点评，高度赞扬乔叟作品中不同的体裁、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教育意义。他说，乔叟的诗作告诉我们怎样“清除我们的罪孽”并用“美德之火/点燃我们的心灵；/他所有作品都富有/教益，全是天籁之音”。[83]关于《坎特伯雷故事》，他点评道：“有些故事充满教益，/有的令人愉悦。”他特别赞颂《声誉之宫》说：“有关声誉之书极具教益，/其创作全靠他的想象力。”[84]
罗杰·阿斯卡姆（Roger Ascham，1515—1568）为伊丽莎白的家庭教师，他毕业于剑桥，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文主义者。在中世纪，除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希腊文化大多被遗忘。文艺复兴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复兴了希腊文化。阿斯卡姆是英格兰最早的希腊研究学者之一，对古希腊文学极为热衷。他称乔叟为“我们英格兰的荷马”，认为他的作品“具有和希腊的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同样的权威”。作为一位著名的清教徒和宗教改革运动活动家，阿斯卡姆自然特别注重乔叟作品里的宗教思想和对罪孽的谴责。他说：“掷色子和玩纸牌是令人讨厌的无所事事，是美德的仇敌，你们沉浸其中，是毁灭你们的青春；乔叟在《堂区长的故事》里说得多么好：那是直通地狱的绿色通道。”[85]歌颂勤劳、反对懒惰与享乐一直是清教徒的核心价值观念，而谴责罗马天主教会的腐败堕落一直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推动力和重要组成。另外，阿斯卡姆还指出，“我们的乔叟”与荷马和修昔底德[86]一样，“生动描写地域特征和人物本性：不仅有体型外表而且有内在性情”。[87]这也许是英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认识到乔叟作品中环境与人物、人物外貌与性格之间具有内在关联的文字。
宗教改革运动对乔叟研究的影响还不仅在对其作品的阅读和理解上。很有意思的是，当禁书法令下达后，可读书籍大幅减少之时，乔叟的著作却在增加；一些反对天主教会、讽刺教士和修道士腐败堕落、支持和呼吁宗教改革的作品被陆续归到乔叟名下。比如，明显具有反罗马教会和反教皇倾向的罗拉德派[88]作品《高地的杰克》（Jack Upland，大约产生于14世纪90年代）和前面提到的《农夫的故事》，在1540年被收入乔叟文集之前，曾分别于1535 和1536年以乔叟为作者印刷出版。另外，一部名为《香客的故事》（Pilgrim's Tale）的作品也在那之后不久被误认为出自乔叟之手。《香客的故事》是一部揭露和反对天主教及其附属的修道院制度的作品，但它明显不是出自乔叟笔下，因为作品提到1536年发生在林肯郡的起义。如果说学者们在前面两部产生于乔叟时代的著作上犯下错误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人们竟然将《香客的故事》也看作乔叟作品，就只能表明他们急于为反对天主教寻找精神武器而没有细读作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部分因为这些并非属于乔叟本人的作品，他被进一步解读成“新教徒”乃至“清教徒”诗人。
与此相反，有些极端的宗教人士则反对阅读乔叟，认为他的作品毒害青年，腐蚀人的灵魂。16世纪前期著名的宗教改革人士和《圣经》的英文翻译者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1494?—1536）[89]在《基督徒之顺从》（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1528）一书中反对人们阅读任何世俗作品，在他提到的那些“与基督和他的使徒们的教义直接对立”并以“淫乱”“毒害青年心灵”的“禁书”中就包括《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90]同样，托马斯·艾里奥特爵士（Sir Thomas Elyot，1490?—1546）也宣布，歌颂爱情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与《新约》对立，不宜阅读，而埃德蒙·贝克（Edmund Becke）则将《坎特伯雷故事》作为没有价值的著作，甚至是坏书之代表，来与《圣经》对照。他在告诉“所有的官员和贵族”阅读《圣经》的“无限好处”之时建议说，他们应该保证“从他们的世俗事务中每天节约出一两个小时，用来阅读这本书［指《圣经》］，如同他们一直用来读《年鉴》和《坎特伯雷故事》那样；那么他们也就不会再亵渎神灵、骂脏话、玩纸牌、掷色子……”[91]贝克显然是把亵渎神灵和骂脏话等堕落行为同阅读《坎特伯雷故事》等世俗书籍联系在一起。稍后一些，到了伊丽莎白时代，托马斯·德兰特（Thomas Drante，1540?—1578）在为其翻译的英文版《贺拉斯诗歌、书信和讽刺文之艺术》（Horace His Arte of Poetrie, Pistles and Satyre）所写的前言《致读者》里，针对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里《修女院教士的故事》（“The Nun's Priest's Tale”）中关于爱情的动物寓言，谴责说，“如果那就是诗歌的话”，“我把那看作彻头彻尾的无聊、有毒的引诱和甜言蜜语的虚荣”。[92]
其实，不论是赞扬乔叟寓教于乐还是歌颂他是虔诚的神学家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或者认为他的作品有害无益甚至引诱青年堕落，都主要是用基督教思想和道德价值观念来解读乔叟，而比较忽略他的诗歌艺术。很明显，这也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深入发展时期人们的宗教热情不断高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