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伊丽莎白时代
专制强势的亨利八世长达38年的统治于1547年结束，在随后的11年里出现了4位国王和女王，引发了极大的王室冲突和社会动荡。亨利八世去世后，他年仅9岁的儿子爱德华继位，继续推动宗教改革运动，但爱德华六世（Edward VI，1547—1553年在位）在6年后去世，年仅15岁。他去世前，违背1543年国会通过的“第三王位继承法案”（Third Succession Act），没有让其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Mary I，1553—1558年在位）和伊丽莎白继位，却传位给具有新教信仰的表姐简·格雷（Lady Jane Grey，1537—1554）。简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据说是当时英格兰最有学识的女士。但简在位仅九天就被推翻并于一年后处死。信仰天主教的玛丽登基，随即恢复天主教会在英国的地位并血腥镇压宗教改革运动，被称为“血腥的玛丽”。她当政五年后于1558年去世，根据王位继承法案，在玛丽当政期间曾遭监禁、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登基为英国女王，开始了英国历史上辉煌的伊丽莎白时代。在这一时代，英国文艺复兴也达到鼎盛时期，创造出令英国人骄傲的灿烂文化。
伊丽莎白政府终止了玛丽女王时期亲罗马教廷的政策，大体上恢复和继续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宗教改革的政策，新教终于在伊丽莎白时代确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地位，同时伊丽莎白对天主教徒也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因此英格兰社会在经历十余年的动乱后终于出现比较安定的局面。在这样的环境中，文学和学术迅速繁荣，乔叟研究也进入新时期，特别是到了16世纪后期，对乔叟的提及和评论都大为增加。更重要的是，经斯宾塞和莎士比亚等大文豪的借鉴、模仿和发展，乔叟开创的英语文学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乔叟的诗歌创作艺术作为英语文学传统的核心组成的地位更加明确。总的来说，在伊丽莎白时期，乔叟作为英诗之父的名声和地位都在不断增长，并且出现了一些与时代发展和新的文学思想密切相关的新的研究方向和一些重要观点，但其中一部分将逐渐危及乔叟的地位和影响批评界对乔叟作品的正确解读。
伊丽莎白登基后第三年，新一版乔叟文集由约翰·斯托（John Stowe，1525?—1605）编辑出版，在乔叟学术史上被称为斯托版。斯托是一位酷爱收集古代手稿的学者，他收集了许多十分珍贵的手稿。他从这些手稿中找出那些他认为属于乔叟的作品，加到1532年的希恩版中一起出版。其实，这些新增加的篇目中多数并非出自乔叟之手；但从其内容和诗歌手法上判断，它们可以被看作乔叟派作品。不过，经后来学者们研究，其中的确有一些是乔叟真作。
乔叟“全集”的下一个新版本面世要等到近四十年后的1598年。那一年，著名乔叟专家和学者托马斯·斯培特（Thomas Speght，?—1621）编辑出版了斯培特版第一版。该版比斯托版更有特色，也更有影响。斯培特也以1532年希恩版为基础，但新增加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内容。除乔叟肖像和小传外，新增加的内容中特别重要的有：1）收入一首被命名为《花与叶》的诗（“The Flower and the Leaf ”，该诗一直广受欢迎，但在19世纪也被证明并非出自乔叟之手）；2）为乔叟作品里那些他认为古奥、生僻的词汇提供了一个词汇注释表（glossary）；3）在乔叟著作版本史上首次收入了各时期关于各部乔叟作品和《坎特伯雷故事》各故事的评论文字。
斯培特的新版反映出，由于英语两百年来经历的重大变化，到16世纪末，英国人阅读乔叟已经感到相当困难，需要注释。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斯培特在新版中收入的那些评论文字，其中还包括相互对立的观点，可以算是历史上第一部“乔叟评论集”，或者说第一部“乔叟学术史资料汇编”。这些文字表明，关于乔叟的学术研究已经相当深入，而且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和欣赏乔叟作品。其中弗朗西斯·博蒙特（FrancisBeaumont，1550?—1624）的评论特别有见地，本章后面将具体引述他的观点。当然，这并非斯培特的独创，当时出版的许多类似著作或文集都收录了关于作者和作品的信息或评论性文字，并且把书信作为序言、前言、附录等，以助读者理解和作品传播。这些文字的收录反映出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对学术研究的重视。博蒙特那篇重要评论就是他给编者斯培特的一封长信。
斯培特这个版本不仅广受爱好乔叟的一般读者欢迎，而且对英格兰文学家立即产生了影响。当时英格兰文学的最高成就是戏剧，而仅在该版出版后的四年（1599—1602）中，就有五部剧作以乔叟作品为蓝本，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然而，斯培特编辑这个版本却引发了乔叟研究史上的一段公案。他在《致读者》里说，他之所以接手这个工作，是因为他那些“喜爱”乔叟的“密友”认为，由于“时间的磨损、抄写人的无知以及出版者的疏忽，［乔叟的作品］已经大受伤害”。[93]所以，他对先前版本中的错误进行了“修正”，也对一些地方做了说明。他的修正和说明也列在新版中。当新版出版之时，1532年版的编纂者希恩的儿子弗朗西斯·希恩（Francis Thynne）也正在准备一个新版本。他看到斯培特的新版本后，放弃了他的版本，并立即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严厉指责斯培特。特别是由于斯培特在《致读者》里用了“修正”一词，弗朗西斯·希恩指责道，你“使用‘修正’一词，我似乎可以认为，你想象我父亲的版本中存在巨大的不足，这种随意之说可能促使他人说（正如一些轻率之人已经在说），我父亲损害了乔叟”。他告诉斯培特：“是我父亲对乔叟的热爱和将其作品完美出版的强烈愿望促使我和所有其他人认为他的版本……完美无缺。”他接着告诉斯培特，他父亲如何竭尽全力搜寻乔叟作品，他甚至从国王亨利八世那里获得委托书，“在英格兰所有的图书馆里搜寻乔叟作品，所以他从全王国的修道院里得到极为丰富的藏书”。[94]他还充满骄傲地告诉斯培特，他父亲是如何一丝不苟、毫无遗漏地修订所有错误，从而出版了一部完美无缺的乔叟全集。
希恩信中洋溢着他对父亲和对乔叟炽热的爱和崇敬。这封长信后来在19世纪经学者们整理，以书的形式出版，为考察16世纪乔叟研究的历史语境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比如，希恩在信中非常生动地描述了他父亲如何得到亨利八世的支持，试图将被认为是乔叟创作的《香客的故事》收入全集，但由于“乔叟在故事里最严厉地”攻击罗马天主教会的各级神职官员，英格兰的主教们以及红衣主教沃尔西（Cardinal Wolsey，1473?—1530）都出面阻止。虽然他父亲在国王庇护下逃脱了惩罚，但《香客的故事》却令人遗憾地没有被收入乔叟全集。[95]
如上面所指出的，尽管后来证明《香客的故事》并非乔叟作品，而且还是创作于希恩版付梓之后，但他所叙述的关于书籍的冲突却符合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英国社会和政治领域剧烈斗争的实际状况。希恩的信还透露出围绕乔叟作品的另一场斗争。他说，由于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里对天主教会和神职人员大量揭露和辛辣讽刺，主教们极力主张将乔叟著作列为禁书；一位当时在会场的国会议员告诉他，由于红衣主教沃尔西等人施加影响，在国会召开的“关于禁止书籍的会议上，乔叟的作品如果不是被看作寓言，就已经遭到谴责并被永远列为禁书”[96]。
弗朗西斯·希恩随后在信中还详细列出斯培特版乔叟全集里各个方面的错误。斯培特很虚心地接受了希恩的批评，甚至提出辞去编辑乔叟全集的职位，让后者来继续编辑工作，希恩虽然没有接受，但协助斯培特完善了其第二版。斯培特后来在《致读者》里高度赞扬了希恩父子的贡献。斯培特第二版于1602年推出，全书一共412页，其中包括48页的前言、337页的乔叟作品正文以及27页的附录和勘误表。与第一版相比，其中最大的变化是：1）收入《高地的杰克》（前面提到，大约于1536年曾以乔叟为作者单篇出版，后来被学者们证明并非乔叟作品）和一首名为《ABC》的乔叟早期诗作；2）将作为附录的词汇注释大幅度增加，达2,000多条，几乎是第一版的两倍。这明显表明，当时人们阅读乔叟作品遇到越来越大的语言障碍。在随后的年代里，英语的巨大变化将日益扩大乔叟作品与时人之间的距离并逐渐导致乔叟地位的衰落，乔叟研究也将进入低潮期。另外，希恩对前一版的批评意见也被接受，从而做了一些修改。他的意见后来被证明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也并非全对，因此也给乔叟作品增添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连同其他许多乔叟作品中的问题，都将留给19和20世纪的学者们去解决。
斯培特在为新版所写的《致读者》里，首先热情赞扬了希恩父子在编辑出版乔叟作品上的特殊贡献，随后对新版乔叟全集做了简单说明，并告诉读者乔叟的诗歌和语言的一些特点以帮助读者阅读。关于乔叟诗歌的格律这个日益引起学者们关注和争论的问题，他特别对读者说道：
在我们看来，他的诗行虽然在许多地方似乎不太规则，音节数量不等，然而有经验的读者，如果能根据其特点知道如何诵读，就会发现并非如此。如果某一个诗行比其他诗行少或多一个音节，我宁愿认为那是由于抄写者的疏忽或急躁所造成。[97]
斯培特的这个基于他对乔叟手稿的仔细研究做出的猜测，后来在18世纪中期［如墓园派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特别是在19世纪，被学者们证明部分是正确的。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英语语言的巨大变化，一些英语词汇失去前缀和后缀，特别是结尾的e不再发音，从而使乔叟的有些诗行音节不整齐；学者们认为，甚至手抄稿誊写者的一些错误实际上也缘于此。[98]
在伊丽莎白时代，特别是在其前期，学者和诗人们对乔叟的解读和评论首先还是延续了16世纪初以来以重视道德价值以及乔叟对英语语言的贡献等为中心的主流观点。而这两方面都与英格兰社会状况和英格兰民族意识的发展相关。由于宗教改革运动继续深入发展，乔叟对天主教教会的批评态度以及他在道德方面进行的探索和表现一直是关注的重点；而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进一步加剧了英国同罗马教廷的冲突，这种冲突加强了英国的独立性并进一步促进了英格兰民族意识的发展，这反过来又激发了英国人对英语语言的自豪感。乔叟在英语文学上的杰出成就和发展英语语言上的重大贡献都使他成为英国人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的载体。
约翰·福克斯是著名学者和宗教改革活动家。他的代表作是一部关于自罗马帝国以来基督徒的殉教史，至今仍很有影响。关于乔叟，他在1570年从其新教徒的立场做了很有意义的评述。他说：
乔叟所有的作品现在集成一卷印刷出版，因此所有的人都不难获得。当看到那个时代的神父和神职人员们过着无所事事的懒散生活，而这些文学作品表现出世俗之人却在如何辛勤而卓有成效地创作，我不得不为之赞叹。然而让我更加赞叹的是我想到，那些主教们谴责和禁止各式各样能给人们带来知识之光的英文书籍和文章，却竟然容许乔叟的著作至今存世与流行，尽管他（毫无疑问）关于宗教之认识甚至与我等当今的观点大体一致，而且在其著作中也充分发表其见解。他似乎还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威克里夫派，[99]否则威克里夫就从未有一个真正的追随者，正如几乎他所有的作品，如果我们认真研究的话，特别是他的第三部著作《爱情之约》的后半部，都会如此证明（他的作品总是轻松而不露声色地表达观点）。……在那部作品里，除非一个人完全瞎了，否则他会看得一清二楚。
福克斯接着称赞乔叟在作品中使用“隐晦”的艺术手法来巧妙表达其真实观点。他说：
他以这样的方式传递真理，以至他既能使那些信奉上帝之人悄然受益，又能使狡猾的反对者无法识破其真意：因此主教们及其同伙认为他的作品只是有趣好玩，故在声讨其他著作之时，却容许人们阅读他的作品。所以那是上帝有意蒙蔽他们的双眼，以使其子民更多受益……通过阅读乔叟的著作，他们获得关于宗教的真知。
福克斯特别提到《高地的杰克》这部旗帜鲜明地反对梵蒂冈教廷的作品，并特别赞扬了那个“来自高地、心地单纯的农夫”。他问道：“有什么故事比农夫所讲的更为清楚明确？有谁将矛头更直截了当地指向教皇和他的团伙并将他们直斥为反基督者（Antichrist）？”[100]这显然是一篇很能反映当时宗教改革者们的战斗性的评论文章。的确，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里严厉谴责教会人士的腐败堕落，也使用了巧妙的艺术手法，因此往往在谈笑间辛辣地讽刺和嘲笑各类教会人士的贪婪和无耻，而且也间接批评了罗马教廷纵容兜售赎罪券的腐败行为，然而《高地的杰克》和前一段引文中他高度赞扬的《爱情之约》却都并非出自乔叟之手。
在一定意义上说，福克斯与其说是在评述乔叟，还不如说是在利用乔叟来表达他针对天主教及其教士，特别是像主教这样阶层的高级教士的批判和嘲讽。实际上乔叟从未直接反对过梵蒂冈教廷，更没有将教皇斥为“反基督者”。如上面已经指出的，福克斯专门挑选出来支持宗教改革运动的两部作品后来都被证明并非真的是乔叟著作。其实严格来说，乔叟反对的是天主教会的腐败，而非天主教会本身，更非其神学思想。从福克斯对乔叟的评论可以看出，宗教改革运动中的评论家们根据乔叟作品里对天主教会人士之腐败的谴责把他塑造成改革运动的先驱，然后又利用英诗之父的崇高名声来批判罗马教会。
不过，随着伊丽莎白时代社会逐渐趋于稳定，文艺复兴运动深入发展，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兴趣大为提高，因此诗人和学者们对乔叟诗作的艺术性也更为关注。乔治·加斯科因（George Gascoigne，1535?—1577）在1575年写下了英国历史上第一篇关于英语诗歌格律的文章。加斯科因毕业于剑桥大学，是国会议员和军人，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和翻译家。作为诗人，他特别强调诗歌格律上的创新。加斯科因对乔叟深怀敬意，像历代诗人一样称他为“大师”和“父亲”。他根据自己的诗歌创作经验，并以乔叟诗作为例分析英诗格律。他在1575年的论文中说，“我们的父亲乔叟”像“拉丁诗人”那样“使用音步和重音”，同时又加以创新。由于乔叟巧妙使用轻、重音，他诗中那些具有最多音节和最少音节的诗行都是那样“自然流畅”，而且“听起来”“似乎长度相等”。关于韵律，他说，还有“一种称为‘骑韵’的重要韵式，如同我们的大师和父亲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和其他作品里所使用的那种。[101]
骑韵（riding rhyme）是乔叟的创新，是英雄对句的早期形式。后来英雄对句包括“开放式英雄对句”（open heroic couplets），即骑韵，和“封闭式英雄对句”[102]两类。由于英雄对句使用抑扬格双行押韵，而且两诗行非常工整对称，特别符合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原则，因此后来在新古典主义时期风靡诗坛。加斯科因有可能是这个术语的发明者，起码是现存文献中最早使用该术语的学者。[103]他对诗歌格律的重视和对骑韵的强调表明，新古典主义在英国文学界已经有一定发展，同时也表明他对乔叟诗歌艺术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