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君尽忠 立名千载——唐王义方母勉儿

事君尽忠 立名千载——唐王义方母勉儿

唐朝有个“口有蜜,腹有剑”的权奸李林甫,在李林甫之前,便有一个与其为人不相伯仲的“李猫”李义府。

李义府早在唐太宗李世民时就进入朝中,做了监察御史,不久又奉召服侍晋王李治。待到李治继位称帝(史称高宗)后,李义府“近水楼台先得月”,于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官居副宰相,进入了权力中枢,红极一时。《旧唐书·列传第三十二》记载:“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

就在李义府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个名叫王义方的侍御史发现了他的一些不法劣迹。

李义府原本是个好色之徒,见到美貌女子便想入非非。起初还有所隐蔽,大权在握以后便肆无忌惮。洛州民女淳于氏因事犯案,被逮捕入狱。李义府听说淳于氏长得非常漂亮,便心生歹意,暗中嘱咐大理寺丞毕正义将她无罪释放。没过几天,李义府便要将淳于氏纳为小妾。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李义府要娶淳于氏做妾的消息不胫而走,朝中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大理卿段宝玄为人正直,对毕正义枉法释放淳于氏十分不满,便上奏朝廷,弹劾李义府。高宗命给事中刘仁轨负责审理此案。李义府害怕毕正义把真相泄露出来,便不断向毕正义施加压力,毕正义被逼无奈,只得自尽于狱中。毕正义死后,朝中的官员大都在私下为其抱屈,但因怯于李义府的权势,并无人公开为其鸣不平。

侍御史王义方看在眼里,气在心头,欲待挺身而出,却又害怕累及家中的老母亲。于是,便回到家中,对母亲说道:“朝中奸臣当道,儿子如果贪恋俸禄而玩忽职守,就是不忠;家中老母在堂,儿子倘若挺身与权奸大恶作殊死斗争而危及自身,致令老母无人奉养,就是不孝。儿子因此进退惶惑,不知所从。”

王母听了,坚定地回答说:“我听说西汉开国功臣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所掳后,不惜伏剑自杀而成全爱子效忠汉王刘邦;我儿若是尽忠国家,弹劾奸佞,立名千载,我就是死了,也没有怨恨!”

母亲的一席话极大地鼓舞了王义方的斗志。于是,他在朝堂上公开宣读了弹劾李义府的奏章:

臣闻诬下罔上,圣主之所宣诛;心狠貌恭,明时之所必罚。是以隐贼掩义,不容唐帝之朝;窃幸乘权,终齿汉皇之剑。中书侍郎李义府,因缘际会,遂阶通职。不尽忠竭节,对扬王休;策蹇励弩,祗奉皇眷。而乃冯附城社,蔽亏日月;托公行私,交游群小。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谋,殒无辜之正义。挟山超海之力,望此犹轻;回天转地之威,方斯更烈。此而可恕,孰不可容?方当金风届节,玉露启途,霜简与秋典共清,忠臣将鹰鹯并击。请除君侧,少答鸿私,碎首玉阶,庶明臣节。

虽然王义方的奏章有理有据,句句属实,李义府的劣迹件件可考,铁证如山。但是,因为李义府圣眷正隆,糊涂的高宗皇帝不但听不进去,反而认为王义方毁辱大臣,言词不逊。几天后,一纸诏书下达,王义方被贬徙为莱州司户。一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就这样以正义者含冤负屈流徙远方、邪恶者趾高气扬雄踞庙堂而告结束了。

王义方后来未能重新回到朝中,史称其“秩满”以后做了一个教书先生。虽然官场上没有重新给他用武之地,但是“求仁得仁”,王义方母子也没有留下什么憾恨。

王义方和他的母亲能够留名青史,说来似乎还得“感谢”死对头李义府。李义府恃仗着高宗和武则天的宠幸欺上瞒下,倒行逆施,作恶多端,却不知收敛,反而越来越猖狂。终于引起了他的后台老板高宗李治的不满,进而像许多巨奸大恶一样作茧自缚。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初夏,李义府被逮捕流放,落了个“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可耻下场。

因为李义府的倒台,使得原先被李义府迫害的人们有了翻案的机会。王义方因此而被人们重新记忆,他的母亲也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被人们作为英雄顶礼膜拜。

后人将王义方的母亲与西汉王陵的母亲相提并论,认为王义方的母亲是王陵母亲最好的学生。“陵母知汉之当兴,故对使伏剑,宁死以成子之忠;王母知君之不悟,故称先则古,誓死以教子之忠。虽言无济,而母子之忠,亘古常昭矣。”

“尽信书,不如无书。”在笔者看来,王母未必是个预言家。在劝儿子要尽心竭力为国尽忠,而不必顾虑她的安危时,她心中未必能预知吉凶,只是在和儿子讲当做不当做而已。

王母是伟大的,因为她自己以西汉王陵的母亲为榜样,教育儿子一定要无所畏惧地忠于国家;王母又是简单的,只知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而不懂得正邪之间的斗争也是一门高深的政治艺术。惟其如此,她才是永恒的,才和断臂的维纳斯一样,拥有着永恒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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