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识高僧广结善缘
刘勰在定林寺结识了许多高僧，成了整理佛教经典，为佛徒书写碑、志、铭、箴的高手。
由于他的卓越才华和过人的智慧，他成了僧祐的密友和“秘书”，日夜跟随僧祐，侍奉在侧。这期间刘勰积累了重要的人脉，这为他入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他后来的著述增添了知识的财富。
刘勰能与当时天下名僧和各方名士广结善缘，来自他“得天独厚”的机会。定林寺是建康名刹，南朝自宋迄梁，寺庙广开，全国许多高僧都到定林寺定居或来此会法。据《高僧传》记载，当时国内高僧，如僧远、僧柔、法通、智称、道嵩、超辩、慧弥、法愿等均居住在定林寺。刘勰跟随着僧祐同他们有很多机会见面，也是刘勰向他们学习的大好机会。刘勰“博通经论”，其源盖出于此。
刘勰与定林寺的高僧释超辩有着很深的友谊和交往。《高僧传·超辩传》里这样记载：“（超辩）足不出户，三十余载。以齐永明十年终于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门僧祐为造碑墓所，东莞刘勰制文。”制文就是写墓志铭。这种“文”是一种歌颂已故友人的文章，“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矣。”（《诔碑》）对这种“铭文”，要求是很高的。超辩死后，受僧祐之托，刘勰专门为超辩写了墓志铭，足见他们交往之深。可惜这篇碑文今已不存，令人无法窥见其光彩。
刘勰在定林寺认识的几位高僧都有很高的学问，他们那种孜孜以求的治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作风，对刘勰都有深刻的影响。刘勰也能与高僧们在一起切磋学问。有些高僧艺术造诣很高，对艺术也有研究。如超辩、法令等高僧撰写的《箴器杂铭》《诸寺碑文》《杂祭文》等，对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写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刘勰也同一些王侯名士有了些交往。如萧子良、萧宏、萧伟这些王室贵胄，还有何点、明僧绍、吴苞、张融、袁昂、何胤之辈名流，经常“策踵山门，展敬禅室，或咨戒范，或听内典。”（见《高僧传》）定林寺一时之盛，为刘勰的“树德建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刘勰与萧子良堪称挚友。萧子良是齐武帝的第二子，是南齐王朝的宗室大臣，字云英，封竟陵王。他担任过会稽太守、丹阳尹、南徐州及南兖州和扬州刺史、司徒等。一度传言将成为储君。他好交结儒士，谈论风雅，兼信佛教。他家财万贯，曾于建康鸡笼山建立西邸会馆，广集才学之士，抄经五百家，编成《四部要略》。齐武帝死后，为高帝太孙萧昭业所忌。萧子良忧惧病死，著有《南齐竟陵王集》。
萧子良与僧祐关系密切，刘勰也有了接近萧子良的机会。永明年间，萧子良为广传佛教教义，请僧祐到三吴讲律，刘勰是随从人员。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齐永明十年，竟陵王请沙门僧祐三吴讲律，（明彻）中途相遇，虽则年齿悬殊，情同莫逆。彻因从祐受学十诵，随出扬都，住建初寺。自谓律为绳墨，宪章仪体，仍遍读四部，校其兴废，当时律辩，莫有能折。”（《续高僧传·明彻传》）这次三吴讲律之行，不仅明彻受益终身，刘勰也大大开拓了眼界。
刘勰同中军临川王萧宏关系也很密切。他在入仕以后，第一个职位是去做萧宏的“记室”，他们虽属主臣关系，但交往颇深。后来萧宏带他去前线，他担任“仓曹参军”，做武器的管理登记工作。萧宏是南朝梁代宗室，字宣达，南兰陵（江苏常州西北）人。他是梁武帝的弟弟，梁武帝平定建康后任中护军，负责卫戍京城。天监元年（502）受封临川王，任扬州刺史。四年（505）统兵伐魏，装备精良，军容极盛，先后任扬州刺史二十余年。萧宏因为经常到定林寺膜拜佛典，对刘勰有些了解，知道刘勰文章写得好，又通佛理。刘勰在“奉朝请”之后第一个职务任“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主管文书工作，跟随萧宏多年。萧宏后来推荐他去做“太末令”都与此有很大关系。
刘勰的定林寺生涯是他一生中的重要驿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这些经历与他后来撰写《文心雕龙》都有密切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