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明代词学上承宋元，下启清代，是中国词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明人在词谱编纂方面有创始之功，在词集的整理校刊方面做出了重要成绩，在词学理论与批评方面亦形成了新的话语方式与鲜明的时代特点。对明代词学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无论是对于明代词学自身还是对整个中国词学史，都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由于长期形成的学术偏见，清代以来三四百年间，词学界普遍鄙薄明代词学，以为无可研究而不去关注，结果使得明代词学成为千年词学史上的一个盲点，一个最经不起推敲与追问的词学家的“软肋”。由于对明代词学缺乏研究，当词学界试图建构或撰著中国词学史或中国词学批评史时，明代词学就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薄弱环节。这个所谓的薄弱环节实际不是因为明代词学之中衰，而是明代词学研究薄弱的必然表现。另外，明代词学研究的滞后，事实上也影响或制约着清代词学的研究。从词谱、词论、词选三个分支学科来看，清人词谱的成功是在明人长期探索基础上的集成与优化，而词论、词选则更多出于对明代思路或做法的反拨。无论是继承还是反拨，总之都是以明代尤其是晚明词学为基础的。离开了这个发展的逻辑前提，就无法准确把握清代词学的来龙去脉。因此，不仅明代词学自身研究亟待加强，中国词学史上的薄弱环节亟待充实，清代词学研究也期待着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就是明代词学研究目的与意义之所在。
一
关于“词学”的内涵与发展，王兆鹏先生在其《词学史料学》“绪论”中，已对“词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作了系统梳理〔1〕。彭玉平君的论文《词学的古典与现代——词学学科体系与学术源流初探》，对“现代形态的词学”之形成过程作了分析评述〔2〕。总体来看，严格意义的词学概念至近代才形成，进入20世纪后则大为拓展。邹祇谟《远志斋词衷》说：“张光州南湖《诗馀图谱》，于词学失传之日，创为谱系，有荜路蓝缕之功。”〔3〕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下卷说：“近得（万树）《词律》一书，留情倚声，服其上下千载，有功词学，固当以公谨望之。”〔4〕邹、沈二人生当清初，所用“词学”概念大致相同，主要指词的格律与作法。至《四库全书总目》之《词曲类叙》所谓“词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曰词话，曰词谱、词韵”。则在词律之外，又加上了词集与词话，这是清代中期形成的词学概念。而到了20世纪，先是龙榆生于1934年在《词学季刊》发表《词学研究之商榷》，将词学研究分为词乐之学、词韵之学、图谱之学、声调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词史之学、批评之学八个方面，在现代词学体系建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后唐圭璋、吴熊和、刘扬忠、王兆鹏诸先生不断开拓，或加细化，或作延伸，词学的内涵愈益丰富，词学的体系也愈益严整了。当然在这方面我个人也有一点不同的看法。词学体系的建构与发展，不必贪大求全，向着愈细、愈繁的方向发展；而应该努力使此体系既具有严格的逻辑性，又具有丰富的弹性、包容性或可延展性。譬如版本、目录、辑佚、校勘之学，虽为词学研究的常用工具性方法，但同时也是诗学、曲学乃至散文、小说各种文体学科的常用方法，因此不宜与词乐、词谱、词人、词集、词话等研究的内容门类并列，也就不宜视为“词学”体系中的分支学科。
词学领域已经有了多部以“通论”为名的著作，其中有些已成为学术经典，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较早的如老一辈词学家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2年初版），全书共分9章，除“绪论”外，依次为：论平仄四声、论韵、论音律、作法和词史概论共五项内容。《词学通论》主要目的是教人学词，不是专门研究某一朝代的词学，故其内容、次第均为学词者着想。另一部代表着当代词学研究水平与成就的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全书共分七章。其中词源、词体、词调和词学四章，已覆盖词学的主要范畴，足当一部“词学概论”。而词派、词论和词籍三章，分别论述唐宋词的创作发展、词学理论和词学文献三个方面，才是狭义的“唐宋词通论”。和一般的词史类著作不同，吴熊和先生是把词的创作、词学理论和词籍文献三个方面横向打通，以求互参互证；同时又在词史、词论的每一个部类中前后贯通，以求原始察终。故其所谓“通论”，应包含“横通”与“纵通”两层意思。本书不揣浅陋，亦以“通论”为名，研究的内容与范围却相对集中。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作者先已撰写出版了《明词史》，如今再来探讨明代词学，虽然亦有深化明词研究，以理论印证其创作的动机，但总起来看还是想以明词研究与明代词学研究二书并行，虽相互印证却是分而治之。故如词人、词派等词史内容，本书存而不论。其二，立足于明代词学的实际情况，明人于词韵、词乐等项，虽有涉及而成就不大，本书亦不拟面面俱到，求全罗列。当然，上文所谓“纵通”、“横通”，仍是本课题研究力求企及的境界。落实到具体研究内容上来，“纵通”就是把明代各个时期的词谱、词话、词选等词学现象，放在明代词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观照，力求原始察终，见微知著；“横通”就是打破词谱、词话、词选之间的人为分界，注重把握同一历史时空下不同词学活动的内在关联与相互影响，如理论与创作的互动、词谱与词选的互动等等。
二
明代词学的成就与贡献，首先体现在词谱编纂与词体格律的探索方面。如宋代所编《乐府混成集》那样的乐律性词谱已渺不可稽，而现存的格律性词谱不仅创自明人，而且在明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果把张綖《诗馀图谱》的各种增补改编本统计在内，明人编刊的词谱至少在十种以上；即使把谢天瑞、游元泾、王象乾、王象晋、万惟檀各种改编本仅仅视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明人所编纂的词谱也至少有周瑛《词学筌蹄》、张綖《诗馀图谱》、徐师曾《词体明辨》和沈璟《古今词谱》等四种。这些词谱在词调辑录、异体辨识、图谱符号及编排体例等各个方面，都作了广泛深入的探索，为清代万树《词律》及《康熙词谱》这些成熟而完备的词谱提供了充分的基础与借鉴。
清代词家对明代词学的成就总不免贬抑过甚，同时还伴随着对自身词学造诣的高自位置与沾沾自喜。清人当然有理由自信或自负，因为他们确实取得了远过于明人的成就。但这里要指出的是，清人睥睨明人的优越感，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明代词学的无知。
如张綖《诗馀图谱》，在清人看来，其价值也就不过因为它是第一部词谱而已，所谓椎轮大辂、荜路蓝缕、创始之功云云，貌似推崇甚至，实则少所许可。事实上张綖于《诗馀图谱》用功甚深，在词谱编纂的几个关键问题上都取得了重要进展。譬如他所开创的按小令、中调、长调三分之法及按短长为先后的编排体例，看起来是一种最简单朴素、最自然而然的编排方式，同时也是最便于检索也便于接受的体例，所以后来的清代词谱，大都采用了这种体例。矜持自信的万树虽然摒弃了小令、中调、长调的分类法，但也仍然采用了依词调字数短者居前，长者在后的编排方式。又如张綖以白圈黑圆分平仄的图谱方式，清初以来亦多受讥评，然而这种标示法因为直观而实用，所以后来如《康熙词谱》、《白香词谱》等等，也都采用了这种图谱方式。又如张綖在150个词调下选了223首例词，亦绝非从《草堂诗馀》等流行词选中随手摭拾，这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例词被《康熙词谱》选为谱例，亦足以显示张綖的词学造诣。
在张綖《诗馀图谱》之后，徐师曾的《词体明辨》在诸多方面体现了不循故辙、另辟蹊径的大胆尝试。譬如他抛弃了张綖以白圈黑圆分平仄的图谱方式，而“直以平仄作谱”；抛弃小令、中调、长调的三分之法，改为按词调名内容字面归为25类；以及在同调之下备列异体且标明“第一体”、“第二体”等等。虽然这几个方面的改革尝试都没有获得清人的认可，但尝试证明“此路不通”也是对词谱发展的一种贡献。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词学史上长期被湮没或被忽略的沈璟《古今词谱》。沈璟虽然主要是曲学家而非词学家，但他作为一个精通音律的专家，把编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的“故伎”移用于词谱，从而完成了一部在词学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按宫调编排的词谱。他在词乐失传的背景下，凭借各种词学典籍和个人的音乐素养，为数百种词调确定调式调性，归入黄钟、正宫、大石、小石等十九宫调系统，这是一般长于文献而不懂音乐的词学家们所难以措手的。此书钞本入清后传于词学家徐釚之手，另一位词学家朱彝尊借阅过并曾写过《书〈古今词谱〉后》一文，此后就杳无信息了。窃以为，在今天文献条件更为完备的情况下，词学家与音乐学家联手，为现存的八百多种词调一一考查其所属的宫调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古今词谱》的原貌，不仅是可行的，更是十分必要的。
除了词谱之外，明代还有一些词的选本，因为编者具有以选代谱或谱选合一的动机，也为推进词谱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譬如陈耀文《花草粹编》，名为词选，而于唐宋时期的词调有见必收。《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捃摭繁富”，即主要体现于词调的搜罗求全上，故有“其词本不佳，而所填实为孤调，如《缕缕金》之类，则注曰备题”。此所谓“备题”，实为备调，即借词以存调。《花草粹编》所收词调多达800馀调，虽然其中有同调异名重出及非词之调阑入的情况，其收罗词调之多，仍大大超过同时期的词谱，因此也为后来的词谱编纂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清代成书的《康熙词谱》，标明引证《花草粹编》116次。其中，仅见于《花草粹编》的词调17调，仅见于《花草粹编》的词体（又一体）21种，因《花草粹编》增列词调异名5种，据《花草粹编》校定例词39例。《花草粹编》对于词谱发展的贡献，于此可得证明。
三
明代词论主要有四种文献形态，其一为传统的词话著作，其二是从明人诗话、曲话、笔记、别集中辑录出来的散见词话，其三为词籍序跋，其四为词集评点。由于学术视野的局限，过去人们论述明代词学，往往仅以《词话丛编》所收词话四种为取资范围，实际明代的词籍序跋、词集评点和散见词话数量甚夥，如果把这些词学文献均纳入视野，我们对明代词学的认识与评价就与以往大不相同了。
2001年初，当我把《明词史》书稿交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后，便很快投入到全国高校古委会的古籍整理项目《明代词学资料汇编》的搜集整理工作中来。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对明代的词学资料作了更为全面系统的搜集与清理。辑录到的明代词籍序跋240馀篇。其中如从台北“国立图书馆”所藏明嘉靖十五年刻本《诗馀图谱》辑出的张綖《诗馀图谱自序》，从明崇祯七年传经堂刻本卓人月《蟾台集》辑出的《古今诗馀选序》，从明崇祯十七年鸯桨阁刻本贺裳《蜕庞集》中辑出的《词榷序》等，都是此前论者很少提到的。另外还有从《全明词》和《全明词补编》中辑出的词作序跋60馀篇，从明代各种文献中辑出的散见词话数百条，以及收集到的评点词集18种，都具有一定的词学价值。它们在文献建设、词林纪事、理论探讨以及审美价值取向各个方面，使明代词学呈现出更为丰富、立体的文化景观，为我们更深入地把握明代词学的特质与价值，提供了更为完备的文献资料。
因为序跋是一种比较正规的单篇文章，作者矜重，临文不苟，所以词籍序跋一般都比随感随笔式的词话具有更高的学术含量。就明代词籍序跋而言，当然亦有出于应酬例作赞语者，有剿袭前修无所发明者，有丽藻满纸空言无实者，有率意命笔不知所云者；然而毕竟是一代才人，慧心巧思，有研精覃思者，亦有灵光顿现者，故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如李宗准《遗山乐府跋》开篇即云：“乐府，诗家之大香奁也。”把词承南朝之宫体而另张一帜的渊源嬗变关系，表述得既精准又峭拔。周逊《刻〈词品〉序》写道：“大较词人之体，多属揣摩不置，思致神遇，然于人情之所必不免者以敷言，又必有妙才巧思以将之，然后足以尽属辞之蕴。故夫词成而读之，使人恍若身遇其事，怵然兴感者，神品也。”这一段话把上乘好词的艺术境界描述得十分准确。清代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论寄托曰“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一段，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论词心词境所谓“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以及“吾苍茫独立于寂寞无人之区，忽有匪夷所思之一念，自沉冥杳霭中来，吾于是乎有词”云云，与周逊所谓“揣摩不置，思致神遇”均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如茅元仪《唾香集序》论词的功能，认为词于日月星辰等天象为银河，于五谷嘉黍为修竹，于人之耳目口鼻百骸为列眉。“日月星辰，炳所循也，而无河汉则霄宇不韵；嘉黍良材，众所质也，而无修筠则岑壑不韵；耳目口鼻，形所司也，而无列眉，则风止不韵。”词本来就不是一种实用文体，而其功能就在于为艺苑增韵。这种以纯粹审美的态度来欣赏词的思维方式，与宋人尤其是清人那种张皇其事的尊体思路差别极大，而这种清逸洒脱的认知方式也为传统词学抹上了晚明文化特有的韵致。又如秦士奇在为沈际飞《古香岑草堂诗馀四集》所作序中写道，为什么在《草堂诗馀》正集、续集之后还要编“我明新集”，那是因为“历朝近代，皆有一种古隽不可磨灭处”。这就打破了此前以宋词为圭臬的“宗宋思维”，实际就是说“一代有一代之词”。明代亦有佳词，而好处不在其似宋，而在其自有特色。只有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才可能为“明体词”或明词的“异量之美”留下一定的生长空间。
明代词籍序跋中还有一些初见端倪的理论萌芽，其中孕育着有待演绎生发的理论命题，却要迟至清代才能被发掘提炼出来。如茅一相《题〈词评〉〈曲藻〉后》中写道：“夫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春秋之辞命，战国之纵横，以至汉之文，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是皆独擅其美而不得相兼，垂之千古而不可泯灭者。”稍后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馀序》中亦云：“窃意汉人之文，晋人之字，唐人之诗，宋人之词，金元人之曲，各擅所能，各造其极，不相为用。纵学窥二酉，才擅三长，不能兼胜。”这显然已开清代焦循《易馀龠录》“一代有一代之所胜”和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先声，只不过还没有把这个道理概括成更为简洁的理论命题而已。又如沈际飞《诗馀四集序》中慨叹道：“于戏！文章殆莫备于是矣。非体备也，情至也。情生文，文生情，何文非情？而以参差不齐之句，写郁勃难状之情，则尤至也。”这里所谓“以参差不齐之句，写郁勃难状之情，则尤至也”，事实上触及到长短句之词所特有的抒情功能。清代朱彝尊《陈纬云红盐词序》谓“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又查礼《铜鼓书堂词话》云“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宛形容之”，和沈际飞表达的正是同一种意思，都是在强调参差错落的长短句对于幽细深曲的情思摹写移译的独特功能。又如彭宾《二宋倡和春词序》中记陈子龙之言曰：“吾等方少年，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娈之情，当不能免。若芳心花梦，不于斗词游戏时发露而倾泄之，则短长诸调与近体相混，才人之致不得尽展，必至滥觞于格律之间，西昆之渐流为靡荡，势使然也。故少年有方，宜大作于词。”这一段话也许只是出于陈子龙一时之间的解嘲应对，而没有认识到其中蕴含的词学价值，所以未见于陈子龙所作三篇词序，而百馀年之后，焦循在其《雕菰楼词话》中，却把它提炼成一种正大堂皇的词学主张了。焦循说：“人禀阴阳之气以生，性情中所寓之柔气，有时感发，每不可遏，有词曲一途分泄之，则使清纯之气，长流于诗古文。”焦循是说，词之一体，最长于表现人性情中所寓之柔气。过去读到这一节，辄为之低首倾心，如今方知其渊源有自。焦循论词曲，善于发现有价值的理论萌芽而抽引未尽之绪，在继承基础上更进一境，这似乎是他治学的一种诀窍。
明代散见词话数量很大，以质量论则真伪杂陈，良莠不齐。原因在于明代散见词话多出于诗话，而明代的诗话有不少严格地说并非个人著述，而是抄撮成文的。十年前我在编集《明代词学资料汇编》时，初以散见词话量大而窃喜，其后发现各书之间辗转稗贩而窃疑。因为重复收录类似的文字固不妥，以个人判断来抉择去取又恐挂一漏万。近闻邓子勉君继《金元人词话全编》之后，又勉力完成了三百馀万字的《明词话全编》，并已交凤凰出版集团，不日即可问世。邓子勉君曾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工作，长于文献考证，其于明代词学资料有见必收，相信会为学界提供一部集成巨编。
明代散见词话之有价值者，可以大别为两类。一为纪事类，多出于明人笔记。其中记述唐宋金元人词事者多出于传抄，价值不大，而记述明代词人轶事者往往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尤其是徐伯龄《蟫精隽》、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等，记述明代前期词人轶事，多为他书所未载。如明代前期较有成就的布衣词人马洪，其生平行状资料极少，而我们关于马洪生平与创作的了解，即全赖此二书。另一类为理论探索类，多见于明代重要的诗话或曲话。这方面涉及较多的如“诗词异同”、“诗乐离合”等话题，明人均有新的思路与精彩表述。这里想特别提到的是两部与诗选相辅而行的诗史类著作，一部是许学夷《诗源辨体》，另一部是陆时雍《诗镜总论》，这两部著作在描述诗词嬗变时揭示诗词异同，非常富有启发性。许学夷在论述中晚唐七言古诗风格变化时，一直在细心勾勒“诗馀之渐”的演化轨迹。《诗源辨体》卷二十一评韩翃诗：“韩（翃）七言古，艳冶婉媚，乃诗馀之渐。”卷二十六评李贺诗：“李贺乐府七言，声调婉媚，亦诗馀之渐。”卷三十评李商隐诗：“商隐七言古声调婉媚，太半入诗馀矣。”又同卷论温庭筠诗：“庭筠七言古声调婉媚，尽入诗馀。”卷三十二评韩偓诗：“韩偓《香奁集》，皆裙裾脂粉之诗。……七言律如‘小叠红笺书恨字，与奴方便送卿卿’；七言绝如‘想得那人生垂手立，娇羞不肯上秋千’等句，则诗馀变为曲调矣（上源于李商隐、温庭筠七言古。诗馀之变止此）。”如此在前后各卷中着意梳理出诗词嬗变的轨迹，对于我们囿于词场疆界就词论词的习惯性思维，具有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与许学夷的思路相似，陆时雍在《唐诗镜》中评点晚唐诗时，也常常指出诸家诗中不自觉出现的“词化”现象。如评薛涛七绝《赠杨蕴中》曰：“语入词家。”许韩偓《横塘》、《倚醉》、《见花》三首曰：“此三诗是开词曲法门。”评韩偓《已凉》曰：“末句香嫩，更想见意态盈盈，语却近词。”评韦庄七古《捣练篇》曰：“此诗馀中绝妙好辞。”评张泌七绝《寄人》曰：“意好，语落词家。”这些评语都很别致，为词学家手眼所未及。
明代评点词集有20种左右，其中较有价值的是沈际飞评点《古香岑草堂诗馀四集》和卓人月、徐士俊评点《古今词统》，其馀则大多数内容贫乏，且多肤泛之语。然而其中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其一，从话语方式来看，如俊、韵、娇、媚等常用语汇意象，以及清言小品式的话语风格，既体现了晚明文化的特点，也反映了晚明人对于词的风格定位。其二，晚明人常用的以曲释词或词曲互证方法，应是明代词学批评的一大创造。他们或作溯源式批评，即探讨词与曲之间的递嬗之迹；或作印证式批评，即以曲中情境来阐释词之意蕴。这样既有利于把握原词幽隐深微的内涵，也有利于在词曲比较中开拓思维与欣赏的空间。
四
明代词选的编集刊行情况，与明代词学的发展大致同步。从宏观视野来看，可以嘉靖元年（1527）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嘉靖之前既是明代词学的沉寂期，旧有词选的刊行亦只有《花间集》和《草堂诗馀》寥寥数种。嘉靖元年之后，词学渐为复苏，在词选的编刊方面，除了《草堂诗馀》的各种改编本之外，明人自编词选亦日渐增多。如果不含《花间集》、《草堂诗馀》的各种改编本在内，明人编集的词选，今可知者尚有30馀种（有些学者估计明人词选“不下一、二百种”，实未见其所据）〔5〕。
明人所编词选，已知其成书而后来散佚者13种，即陈霆《草堂遗音》，杨慎《填词选格》、《古今词英》、《词苑增奇》、《填词玉屑》、《诗馀辑要》、《草堂诗馀补遗》，杨仪《古今词钞》，刘凤《词选》，吴承恩《花草新编》，贺裳《词旃》、《词榷》，傅占衡《宋词选》。尚有传本者20种，即旧题程敏政《天机馀锦》，张綖《草堂诗馀别录》，杨慎《词林万选》、《百琲明珠》，胡日新《诗馀选》，陈耀文《花草粹编》，杨明盛《诗馀类集》，鳙溪逸史《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杨肇祉《词坛艳逸品》，董逢元《唐词纪》，长湖外史（徐常吉）《草堂诗馀续集》，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馀》，周履靖《唐宋元明酒词》，茅暎《词的》，陆云龙《词菁》，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草堂诗馀新集》，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词统》，潘游龙《古今诗馀醉》，王瑞淑《名媛诗纬初编诗馀集》。
以上所列33种词选中，除了托名程敏政的《天机馀锦》产生年代可能更早之外，其馀大都产生在嘉靖元年之后。它们既是明代词学复苏的产物，同时也为晚明至清初词的繁荣打下了普及的群众基础。
就明代词选而言，最值得关注的词学现象是词选编排体例的更张变化。在宋元时代较为通行的分人编排体例，在明代被彻底抛弃。明代流行的是另外两种编排方式，一种是分调编排（或称“分调本”），另一种是按题材分类编排（或称“分类本”）。这里想顺便纠正两种误解。第一种误解是，有的学者认为，自顾从敬《类编草堂诗馀》问世之后，分调编排就成为词选中最通行最常见的体例了。而事实并非如此。已知在明代《草堂诗馀》系列中，分调本有7种，而分类本多达17种。即使在顾从敬分调本产生之后，分类编排的《草堂诗馀》仍有11种。在明人所编的“非草堂系列”词选中，分调编排的有陈耀文《花草粹编》，沈际飞《古香岑草堂诗馀四集》，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词统》；而分类编排的有董逢元《唐词纪》，陆云龙《词菁》，和潘游龙《古今诗馀醉》。由此可见，即使在明代后期，分调本与分类本两种体例也是并行不悖，并非如有些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分调本一体风行，而分类本就很快消隐了。
另一种误解是，对于分类本词选的流行，过去一直认为是出于应歌的需要。如清代宋翔凤《乐府馀论》中云：“《草堂》一集，盖以征歌而设，故别题春景、夏景等名，使随时即景，歌以娱客。题吉席庆寿，更是此意。其中词语，间与集本不同，其不同者恒平俗，亦以便歌。以文人观之，适当一笑，而当时歌妓，则必需此也。”〔6〕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到了20世纪之后，得到更多词学专家的认可与附议。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讲到《草堂诗馀》时说：“分类本以时令、天文、地理、人物等类标目，与周邦彦《片玉词》、赵长卿《惜香乐府》略同，盖所以取便歌者。”〔7〕龙榆生《选词标准论》亦云：“词集之编次，无论别集与选本，凡以宫调类列，或以时令物色分题者，皆所以便于应歌。”〔8〕肖鹏《群体的选择》认为，无论是分调编排还是分类编排，都是选歌之变体，而“分类选歌的特征是按照词的题材内容分类编排，以方便歌者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场合需要进行选择”〔9〕。这种观点听起来似有道理，而一把明代的词选“代入”即会出现反证。因为在词以应歌的唐宋时期，类编本词选除了《草堂诗馀》之外并不多见，而词至明代已不复可歌，分类本词选反而大行其道。对此我的看法是，对于某些词学现象，应该突破词之一体的局限，到大的文学系统或文化生态环境中找答案。明代类编本词选的流行，很可能不是出于应歌需要或词体自身的原因，而是出于宋代以来颇为流行的诗文类编本的影响。
明代词选虽然总体来说价值不高，但放在中国词学的大背景上来看，仍有其独特的地位与价值。首先，在大型通代词选的编纂方面，晚明的几部重要的词选，尤其是沈际飞《古香岑草堂诗馀四集》和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词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为清代尤其是清初的词选编纂，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沈际飞的《古香岑草堂诗馀四集》，看上去是四部各别词选组成的丛刻，实际相当于通代词选；其中于唐宋金元之后专选明词为“新集”，于传统篇目之外增辑各种别致之词为“别集”，都体现了一种打通与整合的大思路。尤其是卓人月的《古今词统》，更着意于词史统序的建构。在编选宗旨和功能定位上，这几种词选皆致力于打通宋词与明词的阻隔，合古、今为一体；打通词选与词谱的畛域，合谱、选为一体；打通正宗与别调的界限，合婉约与豪放为一体。这就超越了晚明文人或文化中常见的狭小格局，对清初的《倚声初集》或《词综》都具有一定的启发与影响。其次，如《花草粹编》、《古香岑草堂诗馀四集》和《古今词统》，因为均采用分调编排的体例，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发凡》中更着重点明“即此是谱，不烦更觅图谱”的以选代谱的动机，所以对后来词谱的编纂，均提供了重要的参证之资。万树《词律自序》中亦曾提及“沈氏四集、啸馀谱、词统、词汇”数种，虽然轻描淡写地称之为“聊用参较”，实际应是其案头常用的参考书。其三，晚明各家词选，无论是成就较高的《古香岑草堂诗馀四集》和《古今词统》，还是水平一般的《词的》、《词菁》等等，其选词之别裁，评语之抑扬，都会不期而然地体现出晚明的审美趣味与词学之别择，从而为我们探索“明体词”的自家面目与内涵特色，提供重要的思维材料与参证之资。
五
关于明代词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我给自己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
其一，坚持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开展理论研究。和研究宋代或清代词学不同的是，研究明代词学缺乏现成的文本或完备的资料。因此无论是研究词谱、词论还是词选，都需要从资料的搜集整理开始，经过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经过辑佚辨伪，正本清源，然后才能在征实考信的基础上开展理论研究。尽管我在十年前就已承担完成全国高校古委会的项目《明代词学资料汇编》，在明代词学领域里也有了15年的积累与思考，但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关于文献资料的搜集与考证仍然占用了相当多的精力，当然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令人欣慰的成绩。如关于张綖《诗馀图谱》嘉靖刊本的考索，关于沈璟《古今词谱》的钩沉索隐，关于杨慎《词品》因袭前人的比勘考证与俞彦《爱园词话》的辑补辨讹，以及关于“金銮校订”本《诗馀图谱》的寻访与《草堂诗馀续集》编者“毘陵长湖外史”的考证等等，均从不同的方面为明代词学的文献建设，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其二，坚持把明代词学现象放在明代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来观照思考。一代有一代之词学，一代词学有一代词学的文化语境。明代文人上不同于宋人，下不同于清人，这不是或不仅仅是学术素养或治学方法的问题，而是一代士人的群体形象、人生态度与人格魅力固自有别。我们通常所说的明代词学，如果取狭义概念而不包含词的创作在内，所涉及的词学资料大都出于嘉靖之后尤其是万历之后，也就是学界习惯称谓的晚明时期。那是经过意识形态领域高压禁锢之后全面反弹，人欲物欲充分释放的时代，是小说、戏曲、民间时调等通俗文学以及市民文化大繁荣、大普及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试图追仿魏晋风度与隐逸清淡的清言小品的时代。在清人看来，明人或不免过于浅薄率意，既无学问又无深思；甚至我们有时也不免会想，假如明人再认真一点，严肃一点，他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尤其是那些词选和评点。可是假如清人在前而明人在后，也许明人亦不无话说，像清人那样为求尊体而导致词体个性的消解，或是正襟危坐去讨论虽小却好的绮怨之词，这本身就是一种可笑的错误或错位。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是丹非素，没有必要站在清人立场上去讥笑明人的轻浮或浅薄。一方面那是由明代特定的文化语境造成的，退一步来说，那也是一种活法，一种文化特色，一个时代的士林风度。
其三，坚持把明代词学现象放在中国词学史的大背景下来观照思考。明代词学是唐宋以来千年词学史上的一个阶段，虽然明人很少有自觉传承词学的使命意识，但他们在长达二百七十六年的词学史上所做的一切，客观上必将成为中国词学史逻辑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因此，只有把明人在词学方面所做的工作放在中国词学史的大背景下，看看他们比此前的唐宋金元人提出了什么新的命题，开辟了哪些新的领域，同时也要看他们在有意无意间触及的一些哪怕是原始的、粗糙的理论萌芽，为敏感好学的清人一眼觑定而大畅其旨，这样才能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看到明人在哪些方面是发凡起例或领异标新，哪些方面是人云亦云或踵事增华，从而彰显明人在词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对明代词学的地位与贡献作出中肯的评价。
本课题于2005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准立项，事实上相关研究自2001年《明词史》交稿后已经开始，前后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如果不是规定的结题时间已到，我会继续追索或打磨一段时间。因为随着研究工作的每一步进展，在资料搜集、理论思考与体系建构等方面，都会感到不断有新的问题在冒出来。在研究过程中我也时常感慨，过去大家鄙薄明代词学，以为无可研究而不去关注，结果使得明代词学研究成为千年词学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很多过去以为是常识层面的道理，实际却是似是而非或以讹传讹，只要逼近考察，就会发现很多教科书或工具书上说的都靠不住。所以在近年来写作与发表的文章中，不断会有对以往说法的质疑辩难，有的是调整修正，有的则是彻底颠覆。宋人唐庚《遣兴》诗云“诗律伤严似寡恩”，的确是慨乎言之，而在学术是非的辨析上过于执着或质直，亦似有悖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本书中如有开罪前贤时彦之处，尚祈鉴谅。
注释
〔1〕王兆鹏《词学史科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
〔2〕彭玉平《词学的古典与现代》，《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3〕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58页。
〔4〕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49页。
〔5〕肖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中曾说：“嘉靖至明末，词选也出现所谓繁荣景象，估计这期间产生的词选，不下一、二百种。”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405页。又，李康化《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亦云：“明代词选，据估计不下一、二百种。”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5页。至如闵丰君所谓“元明两代是词史上相对萧条沉寂的时期，期间问世的词选迄今所知有十余种”，则又未免太少了。闵丰语见《清初清词选本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6〕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00页。
〔7〕蒋哲伦、杨万里《唐宋词书录》，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51页。
〔8〕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9〕肖鹏《群体的选择》，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