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口村随笔》序
山岳之峻高，积于土壤；无土壤，安得有山岳。沧海之浩淼，聚于滴水；无滴水，又何从有沧海。《老子》有言：“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又举实例三以明之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善哉言乎！故克勤小物，则竹头木屑且可备军实，天山间固不当有废材，亦唯善用天地之才者乃能举重若轻，成天下之难事大事。何也？以其知天下事之无微不巨，不敢不致力于微而慎为之，能善于微则亦善于显矣。荀子曰：“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此之谓也。
笔记为书，或写其直接之见闻，或记其偶然之会悟，要在捉住当前一境，使之留于札牍而不消失；犹之李贺作诗，驴背得句即书片纸纳奚囊，乃克保其一刹那间之灵感。然古代之学，信仰前师而已，无待于思辨，故即有所感犹可以无记。自宋以来，始正式入于研究之途，笔记书之多且精亦遂托始于宋，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程大昌《演繁露》、叶大庆《考古质疑》，其选也。至宋末，王应麟作《困学纪闻》，悉心钩稽材料而贯穿之，不轻下一字，其为精密，直造最高峰矣。元明重文艺而疏学术，研究之风又衰落，故杨慎《丹铅录》、焦竑《笔乘》，虽衍宋学余绪，然思想不深刻，证据不完备，实远逊于宋人，其他作者更不逮焉。至吾宗亭林先生出，萃毕生之力于《日知录》一编，致广大而尽精微，其成就又超轶《困学纪闻》。三百年来，守其榘矱，以笔记方式作考证文字者不可殚数，王念孙《读书杂志》及其子引之《经义述闻》尤敻绝百世。然清代文字狱屡兴，学者不敢谈经济，研究范围限于古籍，故其精密虽有逾亭林而广大则终莫能及。章学诚尝笑其工于擘缋补苴，如蚕食叶吐丝而不能成茧。予于此说窃不谓然。清人之学范围固小，其成就固零碎，然皆征实而不蹈虚，既征实矣，则必可得客观性之是非；此工作又为此一范围内必课之功，且已遍及各个角落，既课其全功矣，则便易获得全面性之结论。故就其一人一事之成绩观之，诚有若七襄之不成报章，然苟能集合同工，为之作系统之整理，组织其研究结果，使之得尽其用，则岂特成茧，累累者皆缣帛已。吾辈承受此遗产，试问将弃未成之货于地耶？抑将加以制造之功，使之成材以衣被于人间耶？
予年十六，入苏州中学，先祖廉军公虑其《五经》未毕诵，为之夜课《周易》、《尚书》。是时予已习于泛览，辄从群书中摘录经说之异于读本注文者为一帙，旁加圈点以示欣赏，而游踪所及，闻见所喜，亦分册写之，是为予有生从事笔记工作之始。幼年涂抹，今尚存一二，偶尔翻观，多堪嗤笑。自肄业北京大学，略识为学之途，乃于记中自抒意见，而年少气盛，工于呵斥，前代权威与并世英贤俱无所避。其后学力少进，知成才之匪易，必当宽于责人而严于自督，遂力屏浮词，唯寻实证，每记一事，随时加以修正补充。友朋编辑刊物，索取文稿，即于此中求之，取其已有什五把握者施以陶熔，且更集新材连缀为长篇文字。读者弗知其积累之苦也，辄惊予记忆力之强。因晓之曰：“举记忆力言，诚无有弱于我者。我之生也，重闱爱之甚，期其早达，故未能步行，已令识字；未能自食，已读《大学》；未能自衣，已读《左传》。以就塾年龄之太稚，斫伤其神经，故开卷虽了了，掩卷即茫然，予之不能治文字学、读外国文者以此。所以尚得自厕于考索之工者，只缘随地肯留心，而此腕又不厌烦，有得辄书，作不断之探讨耳。《中庸》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此若为予言之也。”二十余年来所记殆近百册，又性好聚书，穷束修而罗致之，塞屋充栋，撷取材料又至便，自分终老此身于书城中，年可发表研究文字一二篇矣。讵意戋戋之求，时代洪流竟吝而不许。“九一八”变作而救亡之念兴，为通俗读物以事抗战宣传，社会任务益负益重，直无读书余闲，至“七七”难起而被迫离其旧窟，只身逃死，不仅图书一册未携，即笔记稿本亦都弃掷，偶一执管，怅望踌躇。斯时也，恍若商贾之破产，士兵之缴械矣。
二十七年秋，自皋兰赴昆明，任教云南大学。手头既空无所有，而教学不能离工具，撙节薪金，得法币四百圆，持入市，买缩印本《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于世界书局，买《二十五史》及其《补编》于开明书店，买《四部备要》零种于中华书局，买《国学基本丛书》于商务印书馆，居然盈两架。以敌人轰炸频，赁屋北郊浪口村。其地距城二十里，盘龙江三面环之。危桥耸立，行者悚惶。雨后出门，泥潦尺许。村中才十余家，几不闻人声。荒僻既甚，宾客鲜过。每周赴校，一宿即归；室中唯先妻履安为伴。此生从未度此清静生涯，在久厌喧嚣之后得之，更有乐乎斯，遂尽力读书写作。是时教授《中国古代史》，以语体文字撰述讲义，使读之者弗为考证之语所困。然古史材料少而问题多，不加考证即无以定其然否，故亦摘取人我研究结果作注语附文后，备有志治史者之寻省，而先书之于笔记册中。前在北平，虽多披览，以正式工作为专题研究，常集中精力于一二问题，笔记之范围不广。及至是，甚欲以现阶段之古史研究施以系统化，俾初学得承受较正确之古史常识，民族、疆域、政治、社会、宗教、学术各方面无不当注意者，规模大扩；前一年游西北所得资料又稍加条理，并入记中。第资我活动者仅此两架书，辄自叹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予今器至不利矣，尚望善其事耶！”而祸福相倚伏，昔以书多纷心，基本书籍不遑细读，今案头已无杂书，补救前失，又当欣幸。所憾者，所提诸问题，献疑固可，欲考核以归于一是，所望即嫌太奢，是则注语与正文之有待改写可知也。居村中凡八阅月，得讲义十万言，笔记亦十万言。
二十八年秋，应齐鲁大学聘至成都，主持国学研究所，先后录取研究生十余人，朝夕相见。因规之曰：“自五四运动以来，学者群作论文，以全力解决某一问题，笔记之调不弹久矣。然论文篇幅长，易生芜累，盖立一系统，有不得不加铺张者，既未处处作深研，自必不能无可击之瑕。学者当先从笔记下手。笔记者，或长或短，悉如其分，不多衍一字，有简洁之美。其为文可以自抒心得，亦可以记录人言，其态度可以严肃，亦可以诙谐，随意挥洒，有如行云流水，一任天机。此学术界之小品文也。学者诚当求大成，勿自安于小品。然初学画者必以一山一石始，稍久，胸中具丘壑，然后渐进而为巨幅，事岂可以躐等。故为笔记既多，以之汇入论文，则论文充实矣。作论文既多，以之灌于著作，则著作不朽矣。譬诸筑室，此其陶甓者也。若见陶者而笑之，曰：‘汝不能为屋！’陶者诚未及为屋，而屋必需甓而成；陶而不为屋则可，为屋而不资于陶则不可。自分工言，自工作阶段言，俱宜若此，是以学者之事，其最后标的固在大通，而个人修学，循序渐进，必先肆力乎一曲，此正所以为大通之试验、之练习、之准备也。今日史观之说张矣，人多谓考据与史观为史学中对峙之两派，吾谓非也。考据以确定事实，史观以发抒理论。考据为下学，史观为上达。非下学无以奠其基，非上达无以发其用。闾阖宫殿，至壮观矣，必有此大建筑乃得萃万国衣冠于一堂，举旷代之大典，然苟无数千劳工挥其血汗以畚土、构木、筑墙、施雕缋者，则物于何有，壮于何存！考据之业犹劳工也，诚能在一定计划下分工合作，发现若干沉霾已久而极有历史价值之事实，使理论家得凭借之以建其史观，夫然后可以吐奇耀彩，为全人类所仰望而遵循。故下学而不上达者有之矣，才所限也；上达而不由下学，则无根之飘萍与一现之昙花，霎时觉其可喜，俄顷而消失耳。”诸生闻之皆曰“然”，因各就所读书做笔记。是时所中出版物，有学报，有季刊，有半月刊。学报、季刊俱载论文。半月刊曰《责善》，载笔记文字，予亦抄滇中所记入之，与同学相观摩。及此刊散之四方，朋侪颇有远道贻书讨论者，自惭村居弇陋，又率尔操觚，实不足示人，故是后每有刊出，必加修削，虽颜曰浪口村，不啻崇义桥矣。（研究所于二十九年夏迁至成都北郊崇义桥赖家园子。）其时本所借得粤东罗氏藏书三万册，成都为大市，罗氏所未备者亦易购致，参考材料遂不愁缺乏。惜予病血压高，就医验之达百八十，终日昏昏如坠云雾中，居书丛而不能多读，唯有自叹福薄尔。
三十年，校中有为予构蜚语者，予不惯与小人乘，乃移席重庆。是时币值大贬，薪金无以资生存，末如之何，一身兼任数职，日奔驰于道路。曾有句曰：“一日分呼三店食，七宵投向四床眠。《诗》《书》于我神山远，惭说沙坪执教鞭。”生活之不安如此。友人之善谑者笑予曰：“子真成‘太史公牛马走’矣！”相与浩叹。劳动结果，血压幸渐低，而学业更荒，每怀浪口村中生涯，如在天上。履安万里奔波，涉山降水，备受辛苦，体本孱弱，至此竟不支，于三十二年五月殁于柏溪。予茕独吊影，益难为怀，形存质亡，抚书卷如隔世。虽任教大学，登堂犹展书作讲，然过眼云烟，未尝稍留痕迹。此三年中直可谓为予脱离学术界之长时期，本册所载，仅《商人释名》与《左丘失明》二篇是彼时文字耳，不可痛耶！
三十三年七月，予与静秋结檎，生活略宁，笔记又成一册。翌年敌人降伏，因先赴北平，集合残存书稿，谋继续攻钻。及归苏州，料理家事，且就新职，尘务又群萃，仆仆京沪道中，夜以继日，其不遑启居之状直与在渝无异。汲烈顾影，叹此生其已矣。时表侄女张君毓芬助我抄写，因属其将已发表之笔记清录一通，以待增订。而老友王伯祥先生主《文汇报·史地周刊》笔政，索予文字，又抄出笔记若干则，并新撰者投寄之，题目《宝树园杂记》。宝树园者，吾族先人所构，八十年前遭乱残毁，予之故居在焉。
自辛树帜先生任兰州大学校长，频年见邀。去年6月遂又西行，讲《中国古代史研究》，日课两小时，凡述古籍源流及古史中主要问题十余端，积稿约二十万言，拟编次为《古史钥》一书，示学者工作门径。及岁杪归，时局臲卼益甚，竟无术成此系统之著述。会家起潜叔劝予整理旧稿付油印，念此笔记始写于昆明，重理于成都，又续附于苏州，荏苒迄今，历时十载，若不速令成编，恐即此抗战期间弩末之功亦不得暂留天壤。因竭尽其力，自4月中旬至7月下浣，在炮声、枪声、炸弹声中，埋首以为，误者正之，阙者补之，比次为六卷。卷一论地理，继承昔日禹贡学会工作，为民族史与疆域史之探求者也。卷二述制度，为周秦之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作钩沉，拟以树立古代史之骨干者也。卷三考名物，此十年中学虽不进而舟车之辙迹弥广，即今可以证古，即边疆可以证中原，对于大小名物时有会悟，创为新解者也。卷四评史事，卷五绎文籍，皆衍《古史辨》之绪，欲作一番洗刷工夫，期揭出其真相者也。卷六记边疆，吾游西北、西南，见蒙藏回爨诸民，相其文化，叩其历史，知实为绝好工作园地，而自恨不能久居也，爰就实际之见闻书之，倘能使读者兴起，慷慨远行，为学术界增益新材料乎？都凡百二十二则，十七万言。其中亦有新撰文字，则皆十余年来蕴积于心而至今始得写出者耳。以急于付印，不及细按，其中必有他人所已言而吾犹矜为创获者，亦必有他人已考定之事实而吾尚执滞旧说者，又必有欲创新说而反自陷于谬误者，是皆有待于爱我者之指正与他日之修订矣。
村居所书，实不仅此。有以问题较大，一时不易得结论而未收者，大抵皆制度也。有以所记过琐细而未收者，大抵皆名物也。此外尚有论宗教者，论文艺者，俱以待补充而未编集。将来稍解菽水之虞，得徜徉于文史之囿，当更编为四卷，制度一，宗教二，文艺三，杂记四，为《浪口村续笔》。其抗战前所为，亦拟别录为数编。俟我暮年，更将一生笔记删削合并，取英人牛顿之言，命之曰《拾贝编》，窃附于王鸣盛《蛾术》、李赓芸《炳烛》之后。噫，学海无涯，贝壳种类又极繁杂，予其能拾得特异之数贝以有裨于生物学界耶？抑予所得之贝自夸为特异者，自专家视之犹常贝耶？是不可知已！是不可知已！
书既成，因记其经历如上。念此零星短札，不难集事，而在此大时代中裒合之艰苦，犹如此，使无多方面之助力，岂不消灭于无何有之乡，为之掷笔而长叹。至云大兰大两种讲义，一述古代史，一论古史学，有若车之两骖，必当求其步伐之齐一，而完稿何时，殊未可料。呜呼，予自毕业大学，立志从事古史，迄今垂三十年，发表文字已不止百万言，而始终未出一整个系统，匪不欲为，惧学力未至，徒欺人也。然而起人期望，受人责备，为日久矣。年已老大，苟不早从考索之功进于独断之学，若实斋所谓蚕食叶以成茧者，则此生终有一大事未了，将对虞渊之日景而长号，故内心之要求亦迫且切矣。两大学中所讲，特粗引其绪，至于确然立一系统，示后学而无疑，其事尚远。倘此后岁月容予翱翔，自当悉力以赴，期于无负此生与启迪我之时代。世有惠而好我者乎，愿共推动而督责之，庶几微薄之志犹有晚成之望也！
1949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