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语境下的土家族诗歌
土家族是一个古老而又十分年轻的民族，属于氐羌族群。早在远古时代就居住在长江流域的崇山峻岭，自称“毕兹卡”，即“山里人”。历史上的清江流域、酉水流域、乌江流域被称为土家族的三大摇篮。土家族传播文化的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一种独立语言。土家族在长期的历史语境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由于土家族是一个开放、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民族，仅有自己的语言而无文字，用汉文为书写载体，曾经长期被历史文化学者纳入汉文化的体系。直到1956年10月，土家族才得到国务院的确定，成为一个单独的民族，民族身份得到了完全的认同，成为中华56个民族中的一员。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本特征，是一个民族的内在动因与文明的痕迹。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其文化存在方式密切相关，以其独特的文化行为方式而独立存在。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发展史上，土家族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化与文明：里耶出土的秦汉“竹简”就是有力的见证，反映了一个民族历史的文化元素，让土家族的文明从历史的遮蔽中凸显出来。在文化中，诗歌是一个地域或者民族文明的标志，其产生表明了一个民族早期文明的程度。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土家族聚居地产生了很多广泛流传的民歌，无疑是该民族最早的诗歌。在文化界，一直认为最早的文学体式就是诗歌，民间歌谣就是一个民族最早的诗歌。“土家族的民间歌谣是民间文学中最早产生、又一直随着土家人由远古走向今天的惟一民间文学样式。”[1]土家族的民歌一般分为：劳动歌、情歌、时政歌、梯玛神歌、习俗仪式歌等类，来自于土家族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文学来源生活一脉相承。更多歌谣来自民间生活的体验，是其生活的外在流露，是反映民族生活的一面镜子。如《苦歌》：
毕兹卡的苦难多，首首唱的伤心歌，一把歌子一把泪，歌声未起泪先落。
反映了土家族历史生活的缩影。
比如情歌《只用木叶不用媒》：
大山的木叶烂成堆，只因小郎不会吹，几时吹得木叶叫，只用木叶不用媒。
反映了土家族先民对自由爱情的美好追求。还有反映社会生活情趣的《盘歌》，体现了土家先民的智慧与机智：
甲：歌师傅来老先生，我要与你盘个根，哪年哪月歌出世？哪年哪月歌出生？
乙：歌师傅来老先生，我把盘歌说你听，起初一年歌出世，起初二年歌出生。
不妨可以这样认为，两个对唱的盘歌就是一种早期的土家民间诗歌的朗诵。
一个没有史诗的民族是一个悲哀的民族。土家史诗《摆手歌》、《雍尼与布所》、《创世史诗》、《锦鸡姑娘》及土家族民间大型组诗《哭嫁歌》、《挖土锣鼓歌》等是土家族先民集体创作的民间诗歌代表作品，反映出土家族早期的文明形态。史诗是人类社会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恩格斯认为，史诗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进程的百科全书。其中，土家族的《摆手歌》就是对土家族进程的抒写，宏大而抒情、叙事与想象、神话与传说构成其文学样式：
山上的树木有多少？哪个数得清哩；河里的石头有多少？哪个数得清哩；世界上的山歌有多少？哪个唱得尽哩。翻过大山哩，踩过小河哩，麂子报路哩，麦巴西库业泽到了哩，墨笔卡巴的屋看见了……土蛮子莫赶了，客王告饶了，将帅拔佩了摸起胡子在笑了。
土家族史诗的产生代表土家族早期的文明，是一个民族文学由初始到成熟的重要标志。
在土家族地区广为流传的《山伯歌》就是以汉族地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为蓝本，土家族先民用自己的智慧创作改编成为传唱的诗篇《英伯歌》，不难看出古代土家族先民们的匠心独运，把故事演绎成诗歌，同时糅杂着土家社会生活中的元素。此诗每一节四句：一、二、四句五字，第三句七字，有一种现代格律诗的韵味，可以说是土家族自由诗歌的起源：
古往到今来，出一祝英台，眉目清秀真可爱，好个女裙钗。思州门外住，家里多丰富，门前一对桂花树，青龙对白虎。
白虎是土家族图腾的祖先，把汉族的民间故事改编为诗歌，进行具有民族特性的创作，成为通俗易懂的民间歌谣，在土家族地区流传，表明土家族自古就是一个具有诗性的民族，只不过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已。
根据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的考证，土家族是古巴人的一支。张正明认为：“《下里》大概是楚歌，《巴人》无疑是巴歌。唐代兴起的《竹枝词》，实为巴人俗文化与汉人雅文化的交融结晶。”[2]有人认为，古代的诗歌是读的为诗，唱的为歌。可以这样说，古代的《巴人》就是土家族早先的诗歌之一。同时，早在元代，湖北容美（今湖北鹤峰县、五峰的大部分及长阳、巴东、建始和恩施市的部分地区）历代土司非常热爱诗歌，形成了容美土司诗人群，把土家族古代诗歌推到了一个朝代的高点。如田氏诗歌的鼻祖田九龄。稍后的田宗文与田氏诗后七人（田玄、田圭、田霈霖、田既霖、田甘霖、田商霖、田舜年等）把容美土司诗歌推向一个高峰。“田氏诗人群的后七位诗人，经历了明朝走向灭亡，清朝起而代之复杂的而又充满风险的历史进程。使其间三代诗人无可避免地面临着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艰难而又痛苦的抉择。这一主题，在田氏诗人的后期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将荣美土司时期的文人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峰。”[3]
无独有偶，其间四川（现重庆）酉阳冉氏土司也创作了大量的土司诗歌，与田氏诗歌遥相呼应。如冉云、冉舜臣、冉仪、冉跃龙、冉天育等土司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与田氏诗歌相比，冉氏土司的诗歌大多数为书写地域风景，在当时的“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酉阳土司统治地区，无疑是一道文化风景线，有利于土家族地区文明开化与文化兴起。清朝时期，酉阳的土家族诗人陈汝燮与陈景星在当时华夏诗坛独树一帜。他们的诗歌除了一部分是反映自己故乡的山水风景之外，还反映了晚清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气概，带着一种强烈的悲剧色彩。“诗人写出了劳动人民所处的苦难，触景生情，兴屈平之悲、慨周处之勇，伤时怜农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4]
近代土家族诗人陈景星的诗作颇丰，是土家族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叠岫楼诗草》收录的诗词主要有《壮游集》、《磨铁集》、《田居集》、《尘劳集》、《耄游集》、《宾沪集》、《山房诗草》、《悬崖积卷》等，冯壶川先生曾称赞其诗歌“盈篇皆珠玉”。陈景星的诗作揭露了晚清社会的黑暗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描述了川鄂湘黔少数民族在清朝血腥统治和残酷剥削之下的苦难生活，蘸血带泪，饱含深情。
在现代史上，加入南社的土家族诗人田兴奎、向乃祺、田明瑜等都为中国近代诗坛留下不少优秀作品。
可见，土家族是一个诗人辈出的民族，历代诗人的创作与当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特殊的关联。土家族是一个使用汉字的民族，汉文化长期浸润了土家族的文化，土家族的土司文化时期的诗歌大多是以汉族诗歌作为借鉴，传统的诗词占据了文本的主体。无论是田氏诗歌还是冉氏土司诗歌使用的都是这一种语体，保持与延续了土家族地区的汉文化香火。
新诗是现代新文化发展是产物。同时也是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产物，是外来文化与中国20世纪初文化碰撞的文体。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土家族是一个善于吸取外来文化的民族，不少土家族诗人脱颖而出。新诗成为土家族诗人创作的主要文体，如黄永玉、汪承栋、孙因、冉庄、萧国松、颜家文等土家族诗人活跃中国诗坛，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化话题。改革开放之后，大批土家族青年诗人在中国诗坛崭露头角，成为中国诗坛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勿庸置疑，土家族诗人在这个时期对中国诗歌的贡献应该得到社会的肯定与认可。
黄永玉的诗集《曾经有个那种时候》曾经获得了1979年—1982全国第一届新诗一等奖；在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奖诗歌奖中，汪承栋的长诗《雪山风暴》获一等奖；颜家文的组诗《长在屋檐上的瓜秧》获得一等奖。在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奖的诗歌篇目里，颜家文的《悲歌一曲》、汪承栋的《月夜》等作品双双获奖，表现了当代土家族诗人的创作实力。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评选中，喻子涵的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获奖，《冉庄诗选》获第六届骏马奖，冉冉的诗集《从秋天到冬天》获第七届骏马奖。这些诗歌的创作成就说明土家族新诗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发展史上不可小觑，开始在中国诗坛占有一席之地。
孙因与冉庄被称为当代重庆少数民族文化的缔造者。他们都是以诗歌走上文坛的。孙因的长诗《带个信儿上北京》，是当时重庆土家族作家中最早发表的一首长诗，同时也是一个时代诗歌创作的产物。冉庄对诗歌始终不渝，在半个世纪的创作过程中，把诗歌当成自己生命中的永恒宗教，把毕生都献给了热爱的诗歌事业。《冉庄诗选》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使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高峰。冉庄对土家族青年诗人扶植呕心沥血，创作长期恪守现实主义原则，成为重庆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领头羊。
还有一批土家族诗人漂泊他乡，成为生存的歌者。在老一辈的诗中，汪承栋长期生活在西藏，书写了不少有关西藏雪山、高原的诗篇，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佳话，为中华民族的团结、西藏民族文学的繁荣呕心沥血，成为少数民族诗人的楷模。稍后，曾经在康藏高原生活与工作过的萧国松创作了长诗《格桑花》，成为讴歌藏族人民争取自由与解放，表现真挚爱情的代表作品。进入21世纪之后，萧国松创作的上万行的《老巴子》也是具有土家族史诗意义的长诗，表现了土家民族起源与民族风俗的形成，是土家族诗歌创作杰出代表。
在湖北，以刘小平为代表的“清江诗人”，把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民族风俗、民族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刘小平被称为“清江流域的歌者！”陈航的《乡恋》、朱惠民的《关于巴人》等组诗或诗歌以及牟廉玖描写土家生活的大量歌词等，无不在对鄂西美丽风情的歌咏中表达对巴楚文化的礼赞。湖北恩施涌现的“红土诗群”中有不少土家诗人。以胡礼忠、杜李等人为代表，湖南湘西土家族诗人基本形成一定的阵势。还有以颜家文为代表的土家“乡土诗人”，颜家文被称为是把民歌与当代诗歌创作结合最好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充满着民族气息与民族生存元素，成为一个地域乡土诗歌的象征。
新时期土家族诗人大体形成几个“地域诗歌群体“，如重庆酉阳的土家族诗人群体现象，黔东沿河的散文诗创作现象，表现出一个地域民族诗歌创作在一定历史语境下的繁荣。如酉阳的土家诗人群冉冉、冉云飞、冉仲景、蔡利华等，这些诗人在中国当代诗坛占有一席地位，他们以本地域的文化背景或者民族精神作为诗歌创作取向。何建明在评价冉仲景的诗集《献给毛妹的99首致命情诗》时认为：《献给毛妹的99首致命情诗》，既是写给土家阿妹的情歌，更是作者对人生价值的凝重思考，字里行间，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传统与现代的错位、时间与空间的背离跃然纸上，让人深深体验一种刻骨铭心的爱的艰辛和生的美好。[5]在黔东，形成喻子涵为首的散文诗创作群体，成为贵族诗歌创作的一大奇特文化景观。该群体包括土家族的喻子涵、冉茂福、陈顺、罗福成、田淼等，大多数属于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据统计，沿河散文诗创作者不下20人，其中有10多人在省级报刊发表过作品。喻子涵以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在1997年荣获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2007年被评为“中国当代（十大）优秀散文诗作家”，一度成为贵州散文诗领域的领军人物，后来发表具有典型地域文化意义的系列散文诗《走进南长城》，由个人心灵的浅唱转到地域文化的关注，是他创作转向的一个重要信号。冉茂福在《散文诗》、《散文诗世界》等发表大量散文诗，出版散文诗集《守望乡村》，表达家园意识与故乡情怀。陈顺在《当代文学》、《散文诗》等报刊发表不少散文诗，出版散文诗《指尖上的庄园》，表达了对乡土与生命的书写，对生命的遥望。可见，黔东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散文诗群体已初步形成。成为黔东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一支“轻骑兵”，驰骋在贵州乃至全国文学的百花园里。
当代土家族诗人中，谯达摩、安斯寿、徐必常等创作已经形成自己写作特色，他们以自己的作品赢得读者。特别是谯达摩倡导的诗歌创作“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提出，为中国诗坛百花园增添了一株花朵，是否能够开放，还有待时间检验！一个诗人的创作理念与追求，无论成功与否，都会受到尊重。安斯寿提倡“生活写作”，主张诗歌重在表现生活，反映生活，而且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创作尝试，取得了不菲的创作成就。
在土家族的青年诗人中，如湖北的黄光曙，湖南的刘年，贵州的何三坡、芦苇岸等诗人漂泊他乡，坚守着诗歌的净土，把自己的诗歌创作与时代背景融为一体，成为当代少数民族诗坛的一道道风景线。
一个没有诗歌的民族是一个悲哀的民族。历史上，土家族诗人的大量诗歌创作作品表明，土家族是一个永远充满诗性的民族，其诗人辈出，而且形成一个强大的诗歌创作群体，尽管他们处在不同地域，但是他们的血脉相连，文化精神相通。毋庸讳言，土家诗歌的薪火必将永远相传！
土家族诗歌发展后继有人，如70后的萧筱、仲彦、向远、芦苇岸、隐石、任明友、任敬伟，80后的向迅、蒲秀彪、朵孩、非飞马，90后的鬼啸寒、朱雀等都表现出不凡的创作势头与个性，承前启后地延续着土家族诗歌的传统。
注释：
［1］曹 毅．土家族民间文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10（37）
［2］张正明．土家族文化研究丛书总序．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1（2）
［3］陈湘锋、赵平略．荣美土司田氏诗人群与田氏一家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10（10）
［4］白新民．晚清土家族诗人陈汝燮和陈景星的诗歌创作．羊皮的风——重庆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选．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4（408）
［5］何建明．读献给毛妹的99首致命情诗．文艺报．2012.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