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文习武倔少年
张载，字子厚，名字显然出自《周易·坤卦》的名言“君子以厚德载物”，他的父母希望他能追求高尚的道德，承担国家和社会的重任。他1020年出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但祖籍在大梁（今河南开封），这也是他自称“汴人”，号称“世家东都”的由来。张载的一生经历了北宋真、仁、英、神宗四朝。
张家没有赫赫声名，到张载的祖父张复才开始做官，张复和张载的父亲张迪官职都不高。张复在宋真宗时任给事中、集贤院学士等职。张迪，仕仁宗朝，官至殿中丞、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知州，赠尚书都官郎中。张载的母亲陆氏，河南南阳人。按照社会学的研究，一个人具有先天的属性与后天的业绩，先天属性可能对后天业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士大夫阶层的家庭环境给张载日后为学、从政奠定了良好的家学传统，也激发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于张载童年时代的资料非常少，根据他的弟子吕大临的转述，他幼年随父亲到四川任上，受父亲熏陶，又进馆读书，表现出超然不凡的志向与气质，很受其父的赏识和影响。张载有一个姐姐，长张载十二岁，也生于长安，嫁宋寿昌，生两子。宋寿昌曾在环州、庆州任职十年，参与大顺城的建设，深得范仲淹等人的赏识。张载的弟弟张戬（1030—1076），字天祺，生于涪州，二十岁后登进士第，先后任陕州阌县主簿、普润县令，入京为秘书省著作佐郎，再到地方做过灵宝、渠州、流江、金堂等县的县令，转为太常博士、监察御史里行，再贬任公安、蒲城县的知县，后改夏县转运使举、凤翔司竹监。张载经常夸赞张戬品德高尚，己所不及，称赞他勇于任事，正道直行，且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可与孔子门人中子夏相媲美。时人对他们兄弟很尊重，称为“两张先生”。
张载十五岁时，父亲病故于知州任上，从此作为长子的他不得不担起家庭的责任。为了把父亲张迪的尸骨运回原籍大梁安葬，他和母亲、弟弟，护送灵柩越巴山，奔汉中，出斜谷，一路奔波。但是，在行至今宝鸡市眉县横渠镇时，因资费不足，又听说前方发生兵变，无力返乡，不得已把父亲安葬于横渠镇南八公里的大振谷迷狐岭上，张载一家也不得不在此守孝。他以后就生活在眉县，直至三十八岁考中进士。这也是后人称张载为横渠先生的由来。
现在横渠是一个小镇，在镇南约十公里的地方，有张载故居。张载和他父亲张迪、弟弟张戬的墓地掩在丛生的杂草中，当地人对这位历史上的大儒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因此对他的墓地位置大多不是很清楚。幸好还能看到清代乾隆年间的《眉县志》，卷前有一幅“张氏坟图”，标明曾有两条小水流环绕张氏墓地，这就是井田东渠和井田西渠。这两条河渠是张载实验井田制时开掘的，现在已经堙涸。井田东渠的源头，是大振谷水等四条水流。就地理位置而言，墓地位于横亘东西的秦岭山地的西北部，以北是广阔的平原，与平原以北的山地东西并行的是滔滔流去的渭水，南部则是绵延不绝的山脉，一直通向秦岭山地最高峰太白山。司马光曾在《又哀横渠诗》里赞曰：“况于朱紫贵，飘忽如云烟。岂若有清名，高出太白巅。”就是用太白山比喻张载的志向和盛名。
张氏坟图
注：此图载于乾隆《眉县志》。上标有张氏墓地、横渠祠等。
年少的张载一边耕种，帮母亲支撑全家生活，一边肩负教育弟弟成人的重任。可以想见，没有祖、父的抚养和教育，全靠个人的信念和自立精神应对各种事务是十分不容易的，这养成了张载刚毅、倔强的性格。后来《横渠先生行状》里说他“气质刚毅，德盛貌严”。他曾概括性地述及自己对人格的追求，“人又要得刚，太柔则入于不立”，“刚则守得定不回，进道勇敢。载则比他人自是勇处多”。正是这种刚毅的性格，使他能在艰难的生活中，“穷迫不坠青云志”，克服困难继续追求学业，农闲时便去崇寿院读书。现在横渠镇的张载祠堂，就是原来的崇寿院，后以张载知名于世曾改名横渠书院，院中尚存张载手植的柏树等文物。张载刚毅倔强的性格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孔子曾说，“吾未见刚者”“刚毅木讷，近仁”，刚强决断、质朴无华的德性近似公共道德中最高的仁德。张载深入实践孔子的教诲，在做人做事上，“于公勇，于私怯，于公道有义，真是无所惧”。
历史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是非常残酷的，当时太多的事情使他不能把精力放在读书上，在学问上并没有打下很好的根基。其中，除了养家糊口之外，西北的战争也时刻敲击着年轻人的心灵。关中地区地近西夏，当时正值北宋和西夏间时战时和，张载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此格外关注，也曾梦想投笔从戎，以身报国。
西夏政权源自唐末陕北藩镇，主要人口是党项羌，部族散居在陕陇北部一带。其首领拓跋思恭因助讨黄巢有功，唐室授为夏绥银节度使，赐姓李，后又晋爵夏国公，领有夏（今陕西横山县西）、银（今陕西米脂县西北）、绥（今陕西绥德）、宥（今陕西靖边县东）、静（今米脂县西）五州，世代相传，历唐末、五代以至宋初。宋廷对于夏州李氏加以怀柔笼络，承认其世袭旧土的特殊地位，以安其心。开始，李氏对宋廷也极为恭顺，但宋太平兴国七年（982）西北政情突变，宋夏关系崩坏。这一年，由于西夏宗族不睦，节度使李继捧自请率族入朝，献五州之地。继捧族弟继迁不服，出走地斤泽，以兴复为号召，屡次进犯诸州，西北边警顿起。北宋制裁无策，任其猖狂。明道元年（1032），元昊上台，他黠武多智，政治野心很大，在做太子时就反对臣服宋朝的政策，嗣位后改姓嵬名氏，又定服制，易年号，定官制，网罗人才。宝元元年（1038），元昊更自行称帝，国号大夏，并遣使于宋，要求宋朝承认他的独立地位。接着，元昊大兴干戈，于康定元年（1040）正月带领叛乱部队进攻延州（今延安），包围延州整整七天，俘虏了北宋部队主要将领鄜延、环庆两路副都总管刘平和鄜延副都总管石元孙。
西北接连而来的坏消息，不能不使人们联想起澶渊之盟。北宋自立国开始，就缺乏雄才大略的君主，不能开拓出汉、唐那样的广阔疆域。不唯如此，自10世纪末开始，北宋对辽始终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南侵，直抵黄河岸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尽管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宋真宗御驾亲征，战争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宋朝还是和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宋每年向辽国纳贡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以赎买和平。元昊领导下的西夏正是抓住了宋朝皇帝的“惧战”心理，要以战逼和，让宋朝签下另一个“澶渊之盟”，攫取经济上的巨大利益。
宋夏冲突，元昊声势嚣张，宋廷朝议纷纭。此时，承平日久，天下全盛，故强硬论者力主出兵灭夏。但是，在西夏的进犯中，北宋军队连连败北。宋将刘平、任福、葛怀敏相继败死，北宋曾封闭雁门关，备战潼关，以防西夏进一步侵略。为此，先后有韩琦、范仲淹、庞藉等经略陕西，充实军需，力筹战守。特别是范仲淹到延州后，选将练卒，增设城堡，抚楫流亡，联络诸羌少数民族，深为西夏所畏惮，称“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有数万甲兵”。
年轻的张载既沐浴在这样的氛围中，身上流淌着祖、父的热血，怎能不思考如何投身其中的问题呢？当时，他有一个朋友叫焦寅，是陕西邠县人，武艺高强，颇通兵法。两个人商量着要组织一支民兵到西北战场上保家卫国、建功立业。庆历元年（1041），西夏出兵攻占洮西之地（今甘肃一带），张载时年二十一岁。形势危急中，他给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地区军务的范仲淹写信，强烈要求投笔从戎、收复失地。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士大夫的领袖，学术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当时，延州知州张存已经被西夏吓破了胆，要求调任内地。范仲淹在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上表自请代张存知延州，主动挑起了保民卫国的重担。他多么希望能够像西汉的霍去病、东汉的窦宪一样，封狼居胥、勒石燕然，干出一番扭转乾坤的事业，永息硝烟！想一想他在《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知道了，他大声呼唤人们能与他一起为国家社稷奋斗。他是多么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一起来抵御外患、报国立功啊！然而，豪迈的理想抵不住北宋军事力量贫弱的现实。在西北军中，范仲淹很快就认识到现实的残酷。在《渔家傲》中，他叹惋英雄迟暮，壮志难伸——“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有道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但北宋单纯防御的战略却使诗人不能唱出高昂激越的情调，坚定必然胜利的信心，内心处于极度苦闷之中。在防御西夏进攻的同时，他开始为这个国家谋划新的未来。
范仲淹
张载的自荐书，带来了一个青年人火一样的爱国热情。他的信中附有一份《边议》，展露了这个青年经略边疆的智谋。张载的见识和志向让范仲淹非常振奋。在《边议》中，张载提出了几项与经略边疆相关的原则性措施，包括清野、固守、省戍、因民、讲实、择帅、择守、足用、警败等。大致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实行坚壁清野，把分散的居民点集中安置在山林、险阻之处，建立健全宗族、街坊、邻里等组织，让百姓乐于群居，相互协作。这样做的目的是当敌人进犯的时候，百姓可以自保，而敌人也难以掳掠到财物。（二）选择善于守城的将领负责，配置兵力，在被围困的时候可以支撑一个月左右。这样做的目的是当敌人进犯时，边关城池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到自保，赢得救援时间。（三）推广边疆名将种世衡的做法，实行全民皆兵的战略，组织义勇军（民兵组织），作为防守的基本力量。义勇军平时按照军事单位进行军事训练，战时发给铠甲兵器，参与战斗，而老人、儿童、妇女则负责后勤工作。这样可以在巩固国防的同时，减少正规军驻扎的数量，节约军事开支。（四）慎择军事首领。改革文官节制武将的成法，慎重挑选边关主帅；同时，根据实际需要，在边关地区任命攻守兼备的人才作为守城将军，在内地则挑选能够发展经济、谋划军事的人才做领导人。（五）认真总结历次反侵略斗争中失败的经验，发现制胜之道。这套思想与范仲淹的思路基本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