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军方知名教乐
性急的张载可能没有等到范仲淹的回信就到了延州。他的那封信给范仲淹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或许是张载的姐夫宋寿昌的关系，总之范仲淹在延州的军府召见了张载，并对他保卫家乡、收复失地的爱国热情倍加赞赏。在谈话中，范仲淹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张载的身世、生平、学养和志向。显然，他对张载投身军旅，不太赞成，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意思是说，你应多去研究儒家的学说以治国安邦，不需靠投身军旅博取功名。他希望张载能在文化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以成大器。为了让张载充分重视自己的教导，范仲淹把亲手抄写的《中庸》赠予张载，引导他向心性方面下功夫。儒家伦理道德是着眼于人人都可以实践的行为规范的，中庸之道强调行为上的恰到好处，要求人在种种压力和诱惑面前，能够自觉体认人类的道德性，进而采取适当的行为。范仲淹希望张载重视性命道德问题，认识到德性沛然自觉的伟大力量；也或许是希望张载能体悟中庸，自觉约束性格中过于刚强的一面。张载性格刚毅，又“于私怯”，对于范师对自己的指导自是极为宾服，自此对《中庸》非常重视，此后读《中庸》二十年，多有心得，对《中庸》中诚、性、中等范畴进行发挥，构建起自己的心性思想体系。《宋史·张载传》曾概括张载的思想是“以《中庸》为体”，指出张载的思想深受《中庸》的影响，以发现人的自主能动性和道德主体性的自觉为取向。
张载应该在范仲淹的身边待了挺长一段时间。据记载，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主持修筑的大顺城（今甘肃华池东北）竣工，并且在抗击侵略取得军事斗争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范仲淹特请张载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由此也可看出范仲淹对张载的器重。
范仲淹就是这样一位随时随地发现人才、爱护人才、培养人才的士大夫领袖。他为官三十七年，无论是供职京师还是出任地方官府，一直以兴学育才为己任，培养了一大批享有盛名的儒学家，推动了儒学的复兴。《宋史》记载，范仲淹在任职地方时，于公务之余，把大部分时间放在教育上，经常延见书生，讲习诗书礼乐。北宋前期有名的泰山先生孙复（992—1057）、安定先生胡瑗（993—1059）都曾得到他的直接指导，其所在地成为宋初儒学复兴运动的南北重镇。《宋元学案》评价说：“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天下之士，从者如云，而正学由此造端矣。”正可见范仲淹兴学育才的重要贡献。即使在西北为将帅经略繁忙的军务时，范仲淹都不忘提倡学术，勉励后学。他和张载的故事正是这一时期培养人才的典范。
可是，让张载放弃从军的念头，埋头从事学术研究，范仲淹这不是在打击一个青年报效国家、抵御外侮的热情吗？为什么血气方刚的张载能虚心接受范仲淹的建议呢？这里面既有政治因素的影响，也有范仲淹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深刻思考。此时，西夏方面虽然军事占优势，但宋廷加强边防，并对西夏实行经济封锁，因此西夏在经过数年战争的破坏损耗，又贸易停绝的情况下，无从补充，其国内已到物价通胀、公私交困的地步，双方都已在考虑议和问题。不久，宋答应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岁赐绢二十五万匹，茶三万斤，置榷场贸易，运用财货贸易维持了宋夏宗藩关系。范仲淹规劝张载投身学术研究的事情，应该是有这样的大背景在。
回首当日场景，“名教可乐”这四个大字，实在是需要好好推究一番，方可见范仲淹的眼光和胸怀。名教观念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名即名分，教即教化，名教即通过定名分来教化天下，以维护社会规范和制度的运行。这种思想最初源于孔子，他在春秋乱世，提倡以等级名分教化社会，主张为政首先要“正名”，核心是确立父子、夫妇、兄弟、长幼、君臣的角色与关系，使人们明确自己的角色规范与义务。这在今天用社会科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在主要社会关系上树立符合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并产生相应的社会规范，再把社会规范内化到人们的心中，是一个社会化的工作，或者叫思想政治宣传教育工作。汉代天下一统，社会稳定，形成了提倡社会规范教育的潮流。大儒董仲舒继承了名教的思想，倡导审察名号，教化万民。丞相公孙弘在上汉武帝的奏章中也说“天下之通道五”，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司马迁在谈到撰著《史记》目的时说，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都是思想家们不可更改的重要价值观。汉武帝接受了这一思潮，就以名教治天下，一方面设立太学，发展儒学教育，一方面把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名为教”。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指出，“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所宜奉行者也”。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名教不单是指儒家的一套以名为教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规范，还是一种政治伦理的制度，一种由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以儒学为主流的文化实体，也就是人人必须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社会。尽管现代社会已经认定名教这套东西是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但宋代的人们显然并不这样看。士大夫们认为，名教是正面的，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良性运行，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试想汉代以名教治天下，竟然有近四百年国运，超过唐朝一百年，这种辉煌的成就怎能不让后世人敬仰不已呢？所谓名教可乐，在范仲淹看来，它是有历史事实支撑的，是能够继续发挥治国安邦、理民强国的重大作用的。作为儒者书生，应该把圣贤创造的名教继续发扬光大，完善社会政治制度，使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幸福。这是比投身军旅更有价值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