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拨乱反正
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但改革开放并非横空出世，而是经历了充分的准备和酝酿阶段。自1976年10月“文革”宣告结束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这两年多时间，是中国文学界全面摆脱“文革”错误思潮笼罩的关键历史时期，社会各界的拨乱反正工作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不可或缺的先声和序曲。没有经历过“文革”十年，人们就不会真正意识到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没有经历过“文革”结束期与过渡期的徘徊摸索、拨乱反正，也就没有新时期文学黄金时代的到来。因此，我们在讨论新时期文学发展状况的时候，必须先厘清1976年末至1978年末这段新时期文学孕育期和萌芽期的基本面貌，以期更完整、全面地关照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背景和渊源。
“文革”结束后文学界的拨乱反正主要体现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文艺主管机构恢复工作及其所属报刊复刊或创办、纠正文学界“冤假错案”等方面。
第一，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肃清“文革”期间错误文艺思想流毒。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是从1977年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开始的。什么是“文艺黑线专政”论？它又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呢？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赶到苏州，以“文艺革命”为题目，同林彪合谋来批判所谓“文艺黑线”。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受林彪委托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4月14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正式出炉。《纪要》提出了“黑线专政”论，指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境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纪要》批判了文艺界的所谓“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和反“火药味”论，从而全面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文艺事业所取得的成就。《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革”大搞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开始，在文学界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1]
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成为“文革”结束后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任务。第一次对“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集中批判的，是1977年11月21日由《人民日报》编辑部组织召开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茅盾、冰心、刘白羽、张光年、贺敬之等。11月2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坚决推倒、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本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的报道，“编者按”介绍了“黑线专政”论的由来、危害，正文介绍了与会文艺界人士对“黑线专政”论的批判。11月28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由100多位文学界人士参加的批判“黑线专政”论的座谈会。类似主题的座谈会相继召开，批判文章也陆续发表，其中张光年在1977年1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驳“文艺黑线专政”论——从所谓“文艺黑线”的“黑八论”谈起》是系统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张光年在文章中指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必须彻底清算。……一定要把林彪和‘四人帮’长期颠倒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再颠倒过来，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革命文艺路线得以全面地准确地贯彻执行。”通过上述座谈会及批判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出，“文艺黑线专政”论统治中国文艺界十余年的局面被打破了，长期压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头上的精神枷锁被解除了。这无疑充分表达了文学界摆脱极左思潮控制的迫切愿望，也传递了文学界正本清源、解放思想的呼声。
第二，文艺主管机构恢复工作及其所属报刊复刊或创办。机构调整和创建主要表现为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压的文艺主管部门工作职能得到恢复，一些适应新时期文学发展要求的新机构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得以创设。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第43号文件，决定恢复中宣部，规定中宣部的主要职责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掌管新闻、出版的方针政策。中宣部的恢复，是意识形态领域拨乱反正的成果之一，也是文艺界春天即将到来的重要信号之一。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京召开。经中共中央批准，会议宣布在“文革”期间一度停止活动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文艺团体正式恢复工作。1982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中国作协原体制，确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专业团体，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文联是同级单位。
中国作协下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也是新时期文坛的一件大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与文学泰斗巴金先生的倡议密不可分。巴金先生是一位纯粹的现代作家，他在晚年时意识到自己有将一个时代的印记传承下去的责任。1981年2月14日，巴金先生在为香港《文汇报》写的《创作回忆录》之十一《关于“寒夜”》和《创作回忆录·后记》中最早建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一建议于1981年3月12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刊载，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同年4月20日，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决定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报中央批准。在多方的积极筹备和共同努力下，1985年1月5日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宣告成立，杨犁任文学馆第一任馆长。同年3月26日举行隆重的开馆典礼。[2]它成为中国第一座、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文学博物馆。自此，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搜集、收藏、整理、研究、展示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阵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随着上述单位和部门的恢复或新建，一批曾由这些部门主管（主办）、在“文革”中停办的报纸杂志得以复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学》《文艺报》《收获》等。这些报纸杂志的复刊为新时期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文章的发表提供了平台，它们在摸索中积极寻找新的定位，调整办刊（报）宗旨和思路，为新时期文学的创新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民文学》于1949年10月25日创刊，是国家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之一，发表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至1966年5月12日（5月号）出刊198期。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停刊。1976年1月20日《人民文学》重现文坛，目录标明“总第一期”，虽标注为“创办”，实为复刊。复刊后刊物逐步摆脱极左思潮的笼罩，对作者队伍进行了重大调整，一些在“文革”中受压制的“人民作家”重新活跃起来，还有一些颇具潜质的文学新人在刊物崭露头角，而工农兵作者和集体写作班子不再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刊载作品也展现出全新的风貌，摆脱颂歌文学、帮派文学、工具文学等的桎梏，真正深入新时期的社会生活，积极反映人民的心声与诉求。作家走出平面化、机械化的思维模式，以直面现实的智慧与勇气，对社会、政治、历史的种种现象及问题进行反思和剖析，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刊于1977年第11期）便是这种文坛新气象的代表。
《文艺报》的创办、停刊、复刊的时间与《人民文学》基本吻合，创办于1949年9月25日，1966年7月停刊，1978年7月复刊。《文艺报》最初是综合性的文学艺术评论杂志，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后，内容上偏重于文学活动的报道和文学评论文章；改版为报纸后，辟有《新收获》《作家论》《文学新人》《争鸣录》《世界文坛漫步》等栏目，成为以文学为主、兼顾艺术的专业报纸。《文艺报》复刊号指出，要彻底粉碎“四人帮”设置的重重精神枷锁，完全解放文学艺术的生产力，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而斗争，并把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大力支持各种题材、各种体裁、各种风格的社会主义香花，作为其光荣任务。
大型文学刊物《收获》于1979年第1期推出复刊号，标志着刊物经历了60年代初及“文革”时期的两次停刊后，重新正式回归文坛。《收获》复刊后，在主编巴金的领导下，迅速成为新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在80年代，《收获》刊发的多部作品荣获国内各种奖项，并且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一方面，原先停办的老牌报刊重现活力，另一方面很多新的报刊应运而生。《文学报》1981年4月在上海创刊，是改革开放后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学类专业报纸。它的不断壮大，使得北有《文艺报》、南有《文学报》的遥相呼应局面得以形成。两报保持着差异化的风格，形成互补关系。《文艺报》历史悠久，数次参与到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想战线领域颇具领导权和影响力，是发布、响应、阐释党和国家重大文艺方针政策的权威平台。相比而言，《文学报》的创办时代、创办地点等决定了它更灵活、更新颖、更大胆的风格。《文学报》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条条框框的束缚相对较少；上海文化氛围更为开放多元，这也决定了《文学报》更有条件开辟出一片别样的天地。此外，《当代》《十月》《中国作家》《钟山》《花城》等原创文学期刊，以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诗选刊》等文学选刊也相继创办，文学创作及评论发表的平台已经在全国各地陆续搭建起来。
第三，纠正冤假错案，恢复作家名誉。很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作家名誉的恢复，间接促进了风清气正的文学生态的生成。197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快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文章指出：“各级领导，在为受迫害的作者和作品平反的工作中，都不应当狐疑不定，顾虑重重，口将言而嗫嚅，足欲前而趑趄了，要把胆子放大一点，步子加快一点。凡是错案、假案、冤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彻底平反，迅速平反，要快刀斩乱麻，有错必纠。”在这一年，有关部门为老舍、赵树理等知名作家举行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各种形式表达对这些作家的缅怀之情。
在一系列纠正冤假错案的过程中，长篇小说《刘志丹》的平反很有代表性。《刘志丹》由李建彤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描写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创建者之一刘志丹的革命传奇生涯。小说未经正式出版就引发了轩然大波，康生罗织了“小说反党”的罪名，煽动对《刘志丹》进行批判，其间波及一大批党内外高层领导及文艺界人士。粉碎“四人帮”后，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79年8月4日，中组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小说 〈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认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所谓利用写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大错案。中央决定，为小说《刘志丹》平反，因此案受到诬陷的习仲勋等同志一律平反昭雪。”[3]小说于1979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刘志丹》的重见天日洗清了多年的文字沉冤，向文坛释放出强烈的拨乱反正信号。诸多冤假错案得到纠正，诸多作家作品恢复名誉，一个全新的创作时代已经拉开大幕。
注释
[1]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1966年2月2—20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51935／176588／176596／10556225．html．
[2] 创建初始（万寿寺）．http：／／www．wxg．org．cn／cjcs．jhtml．
[3] 1979年8月4日 中共中央批准《刘志丹》平反．（2009-08-03）．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txt／2009－08／03／content＿1825562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