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解放思想
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是中国社会拨乱反正的缩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时期的文艺工作扫清了障碍，奠定了新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极大地促进了包括文艺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走出极左思潮阴影，投入解放思想、除旧布新、改革开放的新的事业之中。文艺界的解放思想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文艺理论及创作实践的强有力支撑。思想的解放以理论的解放为根基，理论的解放则以海纳百川的吸收借鉴、传承创新为基础。新时期的理论解放，既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上，又表现在对古今中外其他各类文艺思想资源的大胆吸收和积极借鉴，以及各种文艺思想之间的融会贯通上。
新时期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新中国文艺发展的基本经验制定出来的，主要体现为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相关论述。
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相关论述在新时期之初召开的文代会、作代会中得以彰显。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这次大会是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出席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在祝词中，他批驳了林彪、“四人帮”把“文革”前17年的文艺战线说成是所谓“黑线专政”的诬蔑，提出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方针和原则，提出了“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1]。
对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发展的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2]
对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发展的方针，邓小平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3]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指明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目标宗旨、服务对象、基本方针等，意味着党的文艺政策已由“文革”期间的封闭独断转变为开放包容。他还对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4]要求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弄清“为什么人”的问题，还要以一种极端负责的态度关注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思想深度，将真正精益求精的作品呈现给人民。
邓小平还就党如何对文艺工作进行领导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5]
邓小平显然从“文革”时期文艺工作的某些失误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他肯定了尊重文艺自身内在发展规律的必要性，肯定了文艺家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从邓小平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已经跨越“发号施令”“横加干涉”的简单粗暴阶段，僵化的“工具论”“庸俗社会学”思维也开始得到扭转。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相关论述表明，文艺的社会学功能并没有消失，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目标宗旨并没有改变，但是文艺事业要想真正推陈出新、发展壮大，就不能仅仅为附庸于政治而存在，不能仅仅定位于充当政治话语的传声筒；而是必须首先遵照文艺自身发展规律，寻求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相应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也开始转向以尊重规律、实事求是为基础的正面的、柔性的引导。总的来说，邓小平的这篇祝词对新时期文艺界的思想解放、文艺工作的繁荣发展、文艺工作者队伍稳步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次文代会还改选了领导机构，选举茅盾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扬为主席。周扬在《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中指出：“这次会议，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历史上将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毁灭文艺的黑暗年代已经永远结束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新繁荣的时期已经开始。”报告正文分为三个部分：艰巨的斗争历程、新时期光荣任务、文联和各协会的职责。第一部分“艰巨的斗争历程”篇幅最长，既回顾了社会主义文艺走过的曲折道路，也总结了社会主义文艺取得的巨大成就及深刻教训。他认为最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有三条，即要正确处理三个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上继承传统和革新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处理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成败兴衰。在这三个关系中，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第二部分“新时期光荣任务”，着重指出解放思想仍是当前文艺战线的重要任务，而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第三部分“文联和各协会的职责”对文联和各协会的工作提出新要求、部署新任务。[6]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接续文代会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文艺界刚开了文代会，我们讲，对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就加重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对自己工作的要求。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7]
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论重申了党中央提出的文艺工作的“二为”方针，正式提出应当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社论指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它不仅能更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艺规律。我们希望各级党委严格地执行党的统一的文艺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方向。”
1982年6月25日，胡乔木在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招待会上发表题为《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点意见》的讲话，讲话是对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相关论述的深入阐发。他谈到的一些问题在新时期文艺界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很有启发意义。比如，他深入分析了中央不再用“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些提法，而改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提法的原因。他指出：“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党需要对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发展方向进行正确的领导，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许多事情，不是在党的直接指挥下，经过党的组织就能够完成的，而是要通过国家和社会的有关组织、党和党外群众的合作才能进行的。而且，有许多与文学艺术发展方向关系不大的事情，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干预。因此，不能把文学艺术这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纳入党所独占的范围，把它说成是党的附属物，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8]
他进而对“文学的党性”问题进行了辨析：“当我们说，党要求在作品中努力表现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这是对党员的有倾向性的文艺创作而言的，不必要也不应该成为对所有的文艺作品的要求；如果那样要求，我们就把问题简单化了，我们的文学观就太狭窄了。”[9]
他还提出了党内及党外作家尊重文艺创作自身规律的重要性：“我们还必须记住，这种倾向性，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要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就是说，要通过深刻反映社会生活本身的规律，通过严格遵循艺术创作本身的规律来表现，而不应该违背生活、违背艺术的规律，从外面加进来，硬塞给读者。对于共产党员文学家，党也是这样要求，因为艺术规律是客观的，违背艺术规律，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政治概念出发去创作必定不会是成功的，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员。”[10]
胡乔木以上几点表述，是对1979年邓小平第四次文代会讲话内容的有力补充和深入阐释，深刻而辩证地澄清了政治与文艺、党与文艺的关系，反映了新时期党的文艺思想解放、文艺方针全面推陈出新的大好局面。
具体来看，以下一些重要事件可以看作新时期文艺领域思想解放、理论解放的标志性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一，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文学界引发热议。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驳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国策的施行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真理标准大讨论”对包括文学界在内的整个思想理论界都产生了巨大震动，文学界以此次大讨论为契机，举办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活动。茅盾1978年10月20日发表文章《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指出身为作家，既要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也要深入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检验自己的认识：“一个作家有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深入生活，是写不出作品来的；同样，一个作家光有革命热情，领受了政治任务，甚至有了重大的主题，但不深入社会实践，也一定写不出好的作品来。”[11]同年10月20日至25日，《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联合召开编委会联席会议。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张光年主持会议，刘白羽、魏巍、冰心、唐弢、草明、柯岩、李季、冯至、荒煤、臧克家、李瑛、袁鹰、林默涵、罗荪、韦君宜、赵寻等作家、学者、编辑先后发言，他们结合自身的背景、经历以及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本着从实践出发的基本原则，以坦率、果敢、敏锐的态度，对“文革”期间文艺界的经验教训进行回顾和反思，对处于新旧转折期的文坛状况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总结归纳，对日后的文学发展道路和方向进行了设想和展望，表现出文艺界人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立场。这次会议，是粉碎“四人帮”后三家报刊联合召开的第一次编委会，会议召开的本身就具有思想解放的标志性意义。会议中发言的编委认为“真理标准大讨论”抓住了揭批“四人帮”的要害。以当下的视角来看，这次会议中的某些发言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结合其时代背景，就会发现发言中的很多观点以及所提出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当时是切中肯綮的。比如呼吁为受迫害的作家和被打成“毒草”的作品平反，揭批“四人帮”捏造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文艺黑线”论，重估20世纪30年代文艺和“十七年”文艺的历史功过，恢复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导地位，为以“伤痕文学”为开端的新时期文学扫清思想障碍，提倡作家以实践为指导深入生活，等等。总的来说，在这次编委会上文艺界知名人士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推动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方向定下了基调。[12]
第二，文艺创作及理论界几次大讨论的展开。新时期以来，在思想解放的社会整体氛围中，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文艺界形成了浓厚的讨论、争鸣、商榷氛围，与“文革”时期压抑沉寂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影响较大的讨论有围绕《“歌德”与“缺德”》一文的论争，美学大讨论以及关于“新诗潮”“人道主义”“主体性”等问题的辩论。
《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发表了青年学者李剑的文艺杂谈《“歌德”与“缺德”》。文章主要观点是：“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的作家，没有超阶级的所谓‘田园诗人’……如果人民的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德’，那么，要这些人又有何用？……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这篇文章具有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文学为以工农兵为代表的人民服务”这一出发点是正确的，提倡文学发挥“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四化”“歌颂英雄”的社会学功能也无可厚非；可是文章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全局视野和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固守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模式，一些具体观点有失偏颇，口气也过于武断，存有“工具论”思想的残余。此外，文章将作家所选择和驾驭的艺术题材与作家人格直接“捆绑”，混为一谈，不免有对作家进行人身攻击与道德绑架的嫌疑。文学题材应多样化而非囿于一隅，是“双百”方针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思想解放的具体体现。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等报刊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歌德”与“缺德”》一文进行批驳。在这场争论中，也有人对李剑的观点予以支持，宣称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得知情况后，按照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的原则，指示中宣部于1979年9月4日至7日召开小型座谈会，专门讨论这篇文章的得失。他亲自到会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李剑同志是个好青年，写了这篇有错误、有缺点的东西，我们不要过分地追究。”还指出：“对文艺上的争论问题，我们都要用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来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胡耀邦对事件的介入和表态使这场争论平息下来。
新时期之初，随着创作领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涌现，政界及学界开始介入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颇具理论争鸣色彩，引发了广泛关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可以拿出来在学界公开讨论，这一事件本身即有里程碑意义。因为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个话题都是一个理论禁区。“人道主义与异化”总的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内的问题，但对文艺理论界及创作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次讨论最初是由周扬和北京大学黄枬森教授等人发起的，后来最具代表性、权威性的两篇文章先后出自周扬、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言的讲话稿。一篇是时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周扬于1983年3月7日做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篇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于1984年1月3日做的报告《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周扬与胡乔木都是党内拥有深厚资历的理论家，尤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具有很高的地位，他们围绕“人道主义与异化”的理论探讨主要涉及以下问题：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是否存在人道主义思想的成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存在异化的现象？这次理论争鸣双方虽然在观点上各持己见，观点针锋相对，但都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维度出发，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阐释和对中国实际国情的观察，而非“扣帽子”式的人身攻击，更没有像“文革”时那样动辄以“反革命分子”相称进行污名化的大批判。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公开出版的《周扬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和《胡乔木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标志着两篇文章得到政治界和学术界的认可，成为后辈学者考察20世纪8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争鸣的重要参考文献。
8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具有强烈的哲学思想支撑及理论争鸣意涵，对美学学科基础理论夯实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现实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指导性。这次美学大讨论的主要参与者既有各自的理论建构，也有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商榷，从而形成“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活跃局面。学术界常将80年代的这次美学大讨论与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相互比较。两次讨论都具有强烈的争鸣色彩，有所不同的是50年代的讨论更多被放置于政治框架中加以开展，将美学争鸣限定在意识形态分歧的视域中，因此出现了“批判”与“被批判”的强烈对峙；而80年代的讨论发生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新时期，所以从理论建构角度看，学者们更注重学理性、规律性的阐释，更注重方法论的建构；从理论接受角度看，读者也更多是从理论背景差异、学术观点差异的视角出发，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来审视和讨论各家观点。
总体来看，新时期文坛中人们的理性思考已逐渐代替了“文革”时期那种非理性的狂热，“摆事实、讲道理”代替了上纲上线、捕风捉影甚至人身攻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态度代替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行为。经过这几次较大规模的讨论，各种观点的利害得失越辩越明，广大文艺管理层及文艺工作者越来越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来思考和解决问题，文坛生态也得到明显净化。
当然，那种极端的、不加规约的所谓“思想解放”也可能会有悖初衷，导致一些错误思想观念的滋生，比如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面对新时期文化思想领域的巨大变化，邓小平一直注重以一种辩证的眼光紧盯“左”“右”两方面出现的问题，一方面大力倡导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另一方面丝毫不放弃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底线的坚守。早在1979年3月27日，针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邓小平在与胡耀邦、胡乔木谈话时，就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13]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现在一方面，坚持‘左’倾错误的人攻击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党内和社会上产生一种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因此，我们要在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对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批判。”[14]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时指出：“要求安定团结，不会妨碍百花齐放。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15]邓小平以上表述充分体现了底线思维与辩证思维、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特征，为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党内外各界人士指明了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基本遵循和前进方向。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也有表现。尽管80年代的文艺界官方（包括主流媒体）对具有自由化倾向的作家作品进行了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但是大多都较好把握了分寸，批判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有的批判在当事人做出反省和检讨后，便有意识做“降温”收缩的处理。[16]党对文艺创作的干预，已经远没有此前那么直接和强烈。如邓小平所说的：“既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又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再搞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了。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但党要善于领导，不要像过去那样干预一切。”[17]邓小平的这一观点在对待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态度中得到比较全面的呈现，邓小平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等文章中针对《苦恋》先后指出：
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18]
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19]
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20]
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21]
通过邓小平上述观点可以看出，他强调对一些具有不良倾向的作品进行批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指出必须注意批评的客观性并且要讲求批评方法。他既强调反右的必要性，也从历史上反右扩大化及其严重后果中汲取了教训，因此以一种周全、辩证的态度来对待文艺界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1983年发起的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起初声势浩大，但后来党中央认为运动有扩大化的倾向，因此这场运动只维持了28天即告终结。但是，党中央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一直到80年代中后期都还在继续。1987年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坚决反对的。同年2月在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中心议题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提出“主旋律”的概念。他认为，作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应该成为我们文艺的主旋律。[22]1990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二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社论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是指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不反对在思想理论、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理论探讨、学术争鸣，也不排斥西方国家的优秀文化、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要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既明确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害以及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也未否定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推进思想解放、对外开放的必要性，重申了“双百”方针的适用性。
新时期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以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文艺理论研究热潮，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文艺理论界的巨大指导作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的有机结合。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宝贵经验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破除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一直在“放”和“收”之间寻找某种平衡，为了吸取“文革”中的历史教训，总体上还是以“放”为主，呼应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及思想解放的时代主旋律。即使有“收”的举措，也保持了审慎克制的持重态度，直面问题、勇于出击，又做到及时刹闸，未造成扩大化的不良后果。
第二，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审时度势，紧紧抓住特定历史时期向文艺理论界提出的任务，牢牢把握改革开放条件下文艺理论界面临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3]改革开放条件下，文艺界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通过拨乱反正，纠正“文革”中的错误文艺方针路线，通过解放思想真正实现文艺的“二为”方向，落实文艺的“双百”方针，使得文艺事业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开创新局面。正因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制定切中上述问题，因此深得文艺理论界及全社会的拥护，并有力地引导了新时期的文学创作。
第三，尊重文艺自身发展规律，“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而“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24]文学作品。马克思、恩格斯历来重视文艺作品的思想倾向，但反对以“传声筒”的形式主观直露地表现倾向，如恩格斯所说：“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25]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文艺方针以及学界的批评实践走出“文革”阴影，不再主张在作品中直接宣传某种政治观点的所谓“传声筒”式的倾向文学，反对离开作品本身对作家进行的道德绑架和人身攻击。由此，文艺从长期而紧迫的政治束缚中松绑，获得了独立宽松的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党在新时期的文艺方针路线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理论界的思想解放既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保持了必要的限度，对改革开放40年的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573．
[2][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0．
[4]同[2]211．
[5]同[2]213．
[6]周扬．周扬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489，503，505，509，510．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5-256．
[8]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55-556．
[9][10]同[8]559．
[11]马小敏．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公共性文学史料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336．
[12]刘锡诚．文艺界真理标准大讨论：忆《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编委会联席会议．南方文坛．1999（1）．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499．
[14]同[13]501-502．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593．
[1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91．
[17]同[15]528．
[1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82．
[19]同[18]390．
[20]同[18]391．
[2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92．
[22]欧阳雪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1949—2012）．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261-262．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57．
[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