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开启与勃兴：新时期文学发展综论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新征程。当我们谈论改革开放40年文学发展的起点时，自然要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的历史语境中。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拘捕，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宣布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这次会议把“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1]1978年2月底，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同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次强调“新时期”的来临及其意义。

“新时期”这一时间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时代意义，标志着与“文革”时期那种“旧”的社会阶段及政治秩序划清界限。“新时期”这一时间概念很快就在文学界得到积极响应，在1979年10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四次文代会）上，文联主席周扬做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新时期文学”这一命名的由来。可见，新时期文学的起点与改革开放的起点基本重合。

当代著名诗人艾青用诗篇《窗外的争吵》记录了“新时期”来临的转折性时刻：

昨天晚上／我听见两个声音——

春天：大家都在咒骂你／整天为你在发愁／谁也不会喜欢你／你让大家吃苦头

冬天：我还留恋这地方／你来得不是时候／我还想打扫打扫／什么也不给你留

春天：你真是冷酷无情／闹得什么也没有／难道糟蹋得还少／难道摧毁得不够

冬天：我也有我的尊严／我讨厌嬉皮笑脸／看你把我怎么办／我就是不愿意走

春天：别以为大家怕你／到时候你就得走／你不走大家轰你／谁也没办法挽留／用不到公民投票／用不到民意测验／用不到开会表决／用不到通过举手／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去问南来的燕子／去问轻柔的杨柳／地里种子要发芽／枝头骨朵要吐秀／万物都频频点头／异口同声劝你走／你要是赖着不走／用拖拉机拉你走／用推土机推你走／敲锣打鼓送你走

这首诗写于1980年春节辞旧迎新之际，诗歌表面是以拟人的修辞书写“春天”与“冬天”之间关于“谁去谁留”问题的争吵；从深层次看则是写在中华大地新旧时代博弈的转折性历史时刻，冬天的萎靡不振象征着“文革”大势已去，而春天的信心饱满则象征着“新时期”的来临已经势不可当。

“新时期”之“新”，在时间坐标上与刚刚过去的“文革”十年截然区分，在内涵上则表达了革旧图新、万象更新的美好期冀。从广义上说，“新时期”酝酿于1977年底“文革”结束之时，以拨乱反正作为先声，以思想解放作为旗帜，以改革开放作为标志性事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随着宿冰解冻、万物复苏的时代氛围在全社会蔓延开来，文学事业的春天也随之来临，并一直延续至今。随着时代推移，后来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又有了“后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新时代文学”等命名，这些命名既是出于方便研究者论述的考量，又表达了文学史家及研究者试图以断代方式揭示文学发展不同阶段的规律与道路的愿望。

为了更清晰地梳理改革开放40年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为了更好地辨析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整体发展趋势（包括文学发展状况）的显著区别，本书论述过程中将“新时期文学”的下限放在80年代末，而将90年代的文学统称“后新时期文学”，将2000年以来的文学统称“新世纪文学”，这种分期也与当下多数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基本保持一致。如上所言，这种命名背后既有历史时间的规定性的考量，也夹带着内涵方面的梳理和考辨。

注释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