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金楼子》概述
虽然萧绎一直将他那本呕心沥血编纂的《金楼子》视为立言之作，但在后世的人看来却往往并非如此。北宋黄伯思就曾说这本书不过是东抄西抄典籍，实在没什么自创的内容
；清人谭献也说它“未免于稗贩也”；近代学者刘咸炘更批评这本书是一本书抄文集，充满了陈言旧说，极少有作者自造之词，他甚至觉得把这本书叫做旧说汇编还凑合，绝非什么立言之作；等等。可见，此书的形式已经关乎此书是否可以作为“立言”之作，或者说关乎此书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作者的思想乃至于能否反映作者的思想。更何况《金楼子》本身材料来源就很复杂，加上流传下来的又不是足本，所以要以《金楼子》为核心来讨论萧绎的思想，就不能不先谈谈此书的版本流传、存佚状况、编撰体例与成书时间。
第一节 《金楼子》的版本与流传
自萧绎殁后，《金楼子》即不知所踪，关于其复现的时间，现在有几种说法，其中特别有代表性的，一是以为《金楼子》很可能是在隋代广开献书之路后便被搜集入隋代秘府，如钟仕伦；一是以为在唐初诸史修纂时《金楼子》尚未出现，如廖铭德。从传世文献的记载看，极有可能是在隋代，至晚在唐初，《金楼子》已经复现，这就要从最早著录《金楼子》的《隋志》说起。
《隋志》把《金楼子》著录为十卷，条下注中仅云“梁元帝撰”，无亡佚说明。而其总序中称“今考见存”，也就是说关于十卷的说法是按照编修《隋志》时唐代秘府的藏书情况来参考著录的。那么，这个“今”具体又是哪个时期呢？王重民先生曾据“宋本《隋书》所载天圣中（1023—1031）校正本的旧跋，说天圣以前的旧本‘惟《经籍志》题侍中郑国公魏徵撰’”考证，《经籍志》当在贞观十年六月以前奏上。如果按照这个说法，那么在贞观十年（636），《金楼子》已藏于秘府之中了。不过，近年来对此问题讨论颇多，多认为魏徵编撰《隋志》证据不足，《隋志》的完成时间仍当依其上呈时间而论，即显庆元年（656）。这就是说，《金楼子》入唐代秘府当不晚于显庆元年，甚至有可能在贞观十年或更早便已为秘府所获。
堪为侧证的是完成于初唐且征引了《金楼子》的文献尚存一二。且不说为人熟知的官修史书《梁书》、《南史》有所征引，便是道宣和尚所修的《续高僧传》也有所征引：
又作《联珠》五十首，以明孝道。又制《孝思赋》，广统孝本。至于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度越终古，无德而称。故元帝云：“伏寻我皇之为孝也，四运推移，不以荣枯迁贸；五德更用，不以贵贱革心。临朝端默，过隙之思弥轸；垂拱岩廊，风树之悲逾切。洁斋宗廊，虔事郊禋。言未发而涕零，容不改而伤恸。所谓终身之忧者，是也。”盖虞舜、夏禹、周文、梁帝，万载论孝，四人而已。广如绎所撰《金楼子》述之。
而今存《金楼子·兴王》之《梁武帝传》云：
即位五十年，至于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度越终古，无得而称焉。又作《联珠》五十首，以明孝道云。伏寻我皇之为孝也，四运推移，不以荣落迁贸；五德更用，不以贵贱革心。临朝端默，过隙之思弥惭；垂拱岩廊，风树之悲逾切。齐洁宗庙，虔事郊禋。言未发而涕零，容弗改而伤恸。所谓终身之忧者，是之谓也。盖虞舜、夏禹、周文、梁武，万载之中，四人而已。
显然，道宣见到并引用了《金楼子》。而道宣《续高僧传》初成于贞观十九年（645），后又加以增补，今传《续高僧传》所涉内容向下及于麟德二年（665），与《隋志》纂修时间相近。
而《隋志》又参考了编于隋代的《隋大业正御书目录》等目录，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讲，我们甚至可以把《金楼子》复现的时间从唐初上溯至隋代，而从道宣的引用来说，其时《金楼子》不但藏诸秘府，亦流传于民间，且为足本。此后，著录或征引《金楼子》的情况都渐渐增多，如《旧唐书·经籍志》（亦称《旧唐志》）、《新唐书·经籍志》（亦称《新唐志》）均著录了《金楼子》。其中，《旧唐志》称：“煚等《四部目》及《释道目》，并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卷轴繁多，今并略之，但纪篇部。”由此可知《旧唐志》中保留了《古今书录》中的“篇部”，而这之中就有萧绎的《金楼子》十卷。《群书四部录》完成于开元九年（721）十一月，《古今书录》则稍晚于《群书四部录》，可知在唐开元中《金楼子》仍然收藏于秘府中。又，《新唐志》亦著录了《金楼子》，此志反映的是唐代开元以后的藏书状况，此亦可为开元中《金楼子》存于秘府的证据，且此时所存的《金楼子》仍当是足本。
至于文献征引的情况，从今存文献可知，至晚在中唐元和以后，《金楼子》流传范围增大，段成式《酉阳杂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及崔龟图注《北户录》等皆曾引及《金楼子》内容，其中甚至包括了今本《金楼子》不存的内容，如《酉阳杂俎·广知》中“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一条。又，段公路《北户录》卷一“蚺蛇牙”条“亦如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句下有崔龟图注云：“《金楼子》云。《楚辞》云：‘蛇有吞象，厥大如何？’”今本《金楼子》中确有“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一语，不过《山海经》中亦有此句，且崔氏注中数引《山海经》的内容，然此处却引《金楼子》为证，又崔氏注中数引《金楼子》内容，是知其对该书内容之熟悉与重视。段公路、崔龟图，新旧《唐书》俱无传，据陆希声序称段公路为段文昌之孙，则段成式即非其父，亦为其伯叔，此说明段成式家当藏有此书。而《北户录》中提到咸通十年（869）事，则书当成于是年之后，崔龟图的注显然更在其后了。崔龟图官职前为京兆府参军，后为登仕郎，皆下级官吏，由此可以想象《金楼子》流传之广。
此外，《枫窗小牍》中记载了今可知最早的《金楼子》本子，而此本上限亦可及于元和时期：
余尝见内库书《金楼子》，有李后主手题曰：“梁孝元谓王仲宣昔在荆州，著书数十篇。荆州坏，尽焚其书。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见虎一毛，不知其斑。后西魏破江陵，帝亦尽焚其书，曰：‘文武之道，尽今夜矣！’何荆州坏、焚书二语先后一辙也。诗以概之，曰：‘牙签万轴裹红绡，王粲书同付火烧。不是祖龙留面目，遗篇那得到今朝。’”书卷皆薛涛纸所抄，惟“今朝”字误作“金朝”，徽庙恶之，以笔抹去，后书竟如谶入金也。
引文中所提到的内库书《金楼子》是可知的最早的《金楼子》版本，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本子。所谓“书卷皆薛涛纸所抄”中的“薛涛纸”当即为“薛涛笺”，故此，钟仕伦称此本为“薛涛笺本”。钟氏据本段引文认为，“自唐元和以后，《金楼子》便在文人中传抄”，并指出这是有记载的最早的抄本。钟氏并没有对“元和以后”这一时间节点作具体说明，想来应是从薛涛笺出现并流行的时间推导而来的。
关于《枫窗小牍》作者的考辨虽多，但是证据似都不足，唯知此书所记为北宋徽宗崇宁（1102—1106）至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间事，而引文所及的内容可与《宋史·南唐世家》所记相互印证。《宋史·南唐世家》云：
太宗尝幸崇文院观书，召煜及刘鋹，令纵观。谓煜曰：“闻卿在江南好读书，此简策多卿之旧物，归朝来颇读书否？”煜顿首谢。
赵匡义之所以将李煜叫去崇文院观书，是因为其中有李煜在江南时的藏书，也就是说如果李煜曾藏有《金楼子》，则此书确有可能进入宋代的内库之中。又，四库馆臣在为《钦定天禄琳琅书目》所撰提要中提到“宋徽宗有《题南唐旧本金楼子》一篇”，正可与《枫窗小牍》中“徽庙恶之”云云相发明。由此说明这一用“薛涛纸”所抄的“内库书”《金楼子》确当存在过。
值得注意的是“薛涛纸”这一载体。乐史《太平寰宇记》中云：“旧贡薛涛十色笺。”原注：“短而狭，才容八行。”也就是说，这种纸笺又短又窄，每张仅能写八行字，原是用来书写诗的，现在却用来抄写十卷次的《金楼子》，即便拿来抄写今存的六卷本内容也算得上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恐怕不会出自一般文人之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曾述及宋代内府所收李煜的收藏：
李后主才高识博，雅尚图书，蓄聚既丰，尤精赏鉴。今内府所有图轴，暨人家所得书画，多有印篆曰：内殿图书，内合同印，建业文房之宝，内司文印，集贤殿书院印，集贤院御书印（此印多用墨）。或亲题画人姓名，或有押字，或为歌诗杂言。又有织成大回鸾、小回鸾、云鹤练鹊、墨锦褾饰（今绫锦院效此织作），提头多用织成縚带，签贴多用黄经纸，背后多书监装背人姓名及所较品第。又有澄心堂纸，以供名人书画。
从这一段描述中不难看出，李煜在收藏中尤重外观之美，也因此，他的收藏中有用薛涛纸抄写的《金楼子》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作为艺术家的宋徽宗会重视装帧精良的这一版《金楼子》，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惜薛涛笺本《金楼子》的命运不佳，先是随着南唐的灭亡流入到宋代的皇家图书馆中，直到徽宗时仍在，而后又随着北宋为金所灭而流入金朝。《枫窗小牍》的作者虽曾有幸见到了这个本子，却也慨叹此本最后不知所踪。
总的来说，薛涛笺本《金楼子》的出现上或及于唐元和终，下不晚于南唐时期，比之唐初，此时《金楼子》的流传范围要广得多。而精装本的出现说明此书在流传中成为赏玩的对象，这无疑是《金楼子》在流传中得到重视的表现。
而北宋时期，除了薛涛笺本藏诸秘府，还有其他关于《金楼子》流传情况的线索，如官修《崇文总目》的著录、《太平御览》的大量征引等。而北宋末年黄伯思的《东观余论》中《跋〈金楼子〉后》一篇尤其值得注意，黄伯思说：“梁元帝《金楼子》，自谓绝笔之制，余久欲见之。及观其书，但裒萃传记，殊无衿臆语，恐所著诸书类若是。”所谓“余久欲见之”，可知《金楼子》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声名的。
至如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皆著录此书，而三部目录皆记作者亲见之书，且晁公武著录此书为十卷十五篇，而陈振孙亦称此书有十卷。可知，尽管薛涛笺本《金楼子》不知所踪，足本《金楼子》仍在流传。
元代以后，关于《金楼子》的记载渐渐少了起来，尽管这个时代有今本《金楼子》的祖本——至正三年（1343）叶森整理本《金楼子》，但这个本子仅有十四篇，且未分卷，以晁公武所著录的十卷十五篇推之，恐非足本。此外，关于这个本子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如整理者叶森的身份为何，今人钟仕伦、陈志平皆曾加以考证。又如，《永乐大典》所录《金楼子序》后有“至正三年癸未岁春二月望日叶森书于西湖书院大学明新斋”的落款，四库馆臣据此称《永乐大典》所据为元至正（1341—1368）间刊本。
元代的西湖书院不仅仅是读书学习的所在，还是一个刻书的场所。西湖书院原址在杭州，原为宋代岳飞的故宅，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后改为太学，也因此，南宋国子监雕刻的书板片亦存于此，至于元代仍有“凡经、史、子、集，无虑二十余万”片。宋亡以后，这里一度改为肃政廉访司治所，后被廉访使徐琰改建为书院。书院改建完成后，曾对原宋国子监所雕刻的板片进行整理工作，这些都被记录在《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中。除了修补了南宋国子监旧板，西湖书院也刊刻其他书籍，较为有名的有《文献通考》与《国朝文类》。
关于前者，元人余谦为《文献通考》所作序中有“俾儒士叶森、董正梓工”云云。无独有偶，在刊刻《国朝文类》的过程中，因为太常礼仪院对西湖书院申交的书板质量不甚满意，因而下令修补书板，于是“委令本院山长方员同儒士叶森将刊写差讹字样比对校勘明白，修理完备，印造起解”。由此可知，叶森在西湖书院长期担任修整图书的工作，且当有不少图书是经他整理后付刻的。而从上文所引的落款可知，叶森曾整理、书写过《金楼子》，这虽然不能说明《金楼子》必然刊行于世，但大致来说，笔者认为叶森或西湖书院至少是有刻印此书的打算的。又，王国维先生在《两浙古刊本考》中《文献通考》与《国朝文类》二书后均注有“明初板入南监”的说明，由此推知，西湖书院所雕书板最后被送往南京国子监的恐不在少数。当然，《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中并无《金楼子》，这恐怕是因为西湖书院所藏南宋监本中并无《金楼子》，故而叶森整理的至正本《金楼子》恐有其他来源。但不管其来源为何，此书在明初极有可能同西湖书院所存其他板片一起被运往南京，也因此得以成为《永乐大典》的采择对象。当然即便如此，恐怕也不是《永乐大典》唯一的采择对象，此容后再叙。
而尽管因为《永乐大典》的采择，《金楼子》得以流传至今，但在明代并无关于《金楼子》的著录，就连官修的《文渊阁书目》中亦不见《金楼子》的踪迹，这说明约在此时叶森整理的《金楼子》原稿恐怕已不存了。而《永乐大典》一直藏于秘府，并未刊行于世，这也导致民间并无《金楼子》的传本。与这一情况相应的是，今可见明人著述中征引《金楼子》内容者虽然不少，但征引的内容相对较为集中，这说明其所据未必为其原书，恐怕是从他书中转引而来。
可以说，入明以后，《金楼子》的兴亡系之于《永乐大典》。如果不是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金楼子》，恐怕此书仍无法流传于世。据汪辉祖《书〈金楼子〉后》可知，今传六卷本《金楼子》最初由周永年自《永乐大典》中辑出。辑佚及整理工作完成之后，是书顺理成章地进入《四库全书》之中，即今所谓《四库全书》本，或谓库本。相较于此本，更为人称道的是鲍廷博得周永年所抄录辑本并受其所托而加以整理并进而刻入到《知不足斋丛书》的版本，即《知不足斋丛书》本，或谓鲍本。鲍本与库本同源，不过所作之整理更为精当。此外，朱文藻、吴骞、孙诒让等亦对《金楼子》有所整理。朱文藻对《金楼子》内容附订的廿六条以及吴骞附订的四条皆列在鲍本正文之前。孙诒让对《金楼子》的整理涉及五篇中七条内容，收在其《札迻》卷十。又有谢章铤（1820—1903）之手校本。谢章铤自言未知其底本为何人所录，称与周永年抄本不同，其书虽用鲍本对校，不过亦有参考“库本”，此由其正文前所录《提要》可知。至于后来的《子书百家》本、《龙溪精舍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皆祖《知不足斋丛书》本而来。自四库馆臣于《永乐大典》辑出《金楼子》并厘为六卷至于今，其流传轨迹较为清楚，前人于此也颇多论述，此不赘言。
综上，自萧绎殁后，《金楼子》至晚在唐初已经复现，且已有民间传本。中唐以后征引情况大增，至唐五代时期，则出现了今可知最早的且制作精良的薛涛笺本《金楼子》，此本出现表明该书在流传中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两宋时期，关于《金楼子》的著录与征引委实不少，至于南宋，不但晁公武、尤袤、陈振孙等目录学家皆曾亲见此书，说明此书仍以足本流传于世，且此时已有节略本《金楼子》出现，相关情况将在下文中作进一步的探讨。元代至正年间，叶森曾整理过《金楼子》一书，不过此时仅存十四篇，可知此书已逐渐散佚。入明后，叶森整理本虽为《永乐大典》采录而得以保存，但民间恐无传本。直至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金楼子》才又在民间广泛流传起来。不过，因为《永乐大典》自身的编撰体例及渐趋散佚，清辑本《金楼子》的内容不要说跟足本如十卷本的薛涛笺本相比较，便是跟至正三年叶森整理本相比，恐怕也少得多。
第二节 《金楼子》的存佚状况
如上文所论，所谓六卷本《金楼子》实为清人的辑录本，且为残本。而要讨论《金楼子》的思想内容，我们就不能不面对其残本能否传达萧绎的思想这一问题，故此，我们须对《金楼子》的存佚状况稍加说明。
关于足本《金楼子》，无论是最早著录它的《隋志》，还是后来的《南史·梁元帝纪》、《旧唐志》、《新唐志》、《宋志》、《直斋书录解题》、《崇文总目》等书，均著录其为十卷。至于足本《金楼子》的具体情况现在已经很难得知，幸好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为我们多留了一些记录：“《金楼子》十卷。梁元帝绎撰。书十五篇，论历代兴亡之迹、箴戒、立言、志怪、杂说、自叙、著书、聚书。通曰‘金楼子’者，在藩时自号。”也就是说，晁公武所见足本《金楼子》为十卷十五篇，不但如此，其“论历代兴亡之迹、箴戒、立言、志怪、杂说、自叙、著书、聚书”诸语一般认为都是《金楼子》的篇目名称，其中，“箴戒”以下当为篇目原名，而“论历代兴亡之迹”则当指《兴王》。遗憾的是，晁公武仅仅提到了八个篇目的名称，无意中使得后来者在考察今本《金楼子》的内容时少了重要的参照对象。
关于今传六卷本《金楼子》最早的介绍来自叶森所书之序，鲍本保留的《序》较为完整，比库本多了十四个篇名与叶森的署名，清辑本无疑采纳了叶森所列十四篇之名。也就是说，今传《金楼子》仅有十四篇之数，较之原书少了一个篇章，而所缺内容至今无从得知，恐怕以后也无法得知。
至于对六卷十四篇清辑本的介绍当首推四库馆臣。其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今检《永乐大典》各韵，尚颇载其遗文。核其所据，乃元至正间刊本。勘验序目，均为完备。惟所列仅十四篇，与晁公武十五篇之数不合。其《二南五霸》一篇与《说蕃》篇，文多复见。或传刻者淆乱其目，而反佚其本篇欤？又《永乐大典》诠次无法，割裂破碎，有非一篇而误合者，有割缀别卷而本篇反遗之者。其篇端序述，亦惟《戒子》、《后妃》、《捷对》、《志怪》四篇尚存，余皆脱逸。然中间《兴王》、《戒子》、《聚书》、《说蕃》、《立言》、《著书》、《捷对》、《志怪》八篇，皆首尾完整。其他文虽搀乱，而幸其条目分明，尚可排比成帙。谨详加裒缀，参考互订，厘为六卷。
又，库本《二南五霸》下有这样一条按语：
按，此篇仅存三条，与《说蕃篇》同，疑《说蕃篇》中有二南、五霸之事，后人因误分之，非原有之目也。观晁氏《读书志》亦无此目可见。今存其目而删其文，谨识于此。
从这两段记录中可以看到，今传的十四篇中，虽然其他十三篇的状况也不是很好，但是有目无书的那一篇显然情况更特殊，我们就来看看这有目无书的《二南五霸》。
结合两段记录，馆臣以《永乐大典》本《金楼子》中《二南五霸》所存三则与《说蕃》已有内容相近，又因《说蕃》“首尾完整”——所谓“首尾完整”当是辑录此篇时，今存内容当逐一录在某韵之下，其他“首尾完整”的篇目当亦如此——据以略去《二南五霸》内容，仅存其目。虽然因为内容无存，我们仅能从理论上推测“二南五霸”的面貌，但一来从篇名看来，可知所涉应为周公、召公和春秋五霸七人之事，二来《说蕃》开头七条所记正是这七人之事，若果有其篇，内容是可以获知的。不过，我们自然也看到，对于此篇是否存在，四库馆臣是颇有些怀疑的，他们不是认为“传刻者淆乱其目，而反佚其本篇”，就是认为这篇是“后人因误分之”。而这两种说法之间也是大不相同。所谓“传刻者淆乱其目，而反佚其本篇”，《二南五霸》篇目应存，但非所见之内容；而所谓“后人因误分之”，则恐怕是连篇目都不曾存在过，是后人误分而成。而不论是哪一种意见，四库馆臣甚或可以说是辑录者周永年的处理方式是将原存三条并入《说蕃》中，由此我们不能不产生困惑：《二南五霸》作为单独篇章存在是否有可能？何以出现同一条目归属不同篇章的情况？
要回答《二南五霸》作为单独篇章存在是否有可能，首先得承认把《二南五霸》的内容放在《说蕃》中完全说得通，更何况从馆臣的记录来看，《说蕃》诸条或逐一抄录在某韵之下，故此有“首尾完整”一说，但我们恐怕也无法因此就认为《二南五霸》一篇绝无独立存在之可能。而一旦后一种情况存在，那么《说蕃》中周公七条的位置就颇为可疑了。且看《说蕃》在讲河间献王刘德事时的表述：“昔蕃屏之盛德者，则刘德字君道。……”同篇之中先有周公后有刘德的情况下，萧绎却把“蕃屏之盛德”加在刘德的身上，这实在很难让人信服。不必说周公在儒家是何种地位，即使是在本书中，萧绎亦有“周公没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没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运，余何敢让焉”之语，可见周公对于萧绎的意义。且“说蕃”之“蕃”正是“蕃屏”之意，而周公七人与刘德之后诸人相比，显然后者与篇名更合。又且，如果说《二南五霸》原无篇名，如果其内容原皆为《说蕃》所属，则何来此篇名？故把《二南五霸》内容尽归《说蕃》中，恐怕不妥。
至于同一条目归属不同篇章的情况，至少有两种可能：一则如《四库提要》所言，当为“传刻者淆乱其目，而反佚其本篇”；其二则很可能是文献来源不同的缘故。虽然我们同意《永乐大典》中所采《金楼子》的内容当多来自叶森的整理本，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为《金楼子》的唯一来源。当然，即令叶森整理本非为《永乐大典》本的唯一来源，也并不意味着有另一种版本《金楼子》的存在，亦有可能是转引自他书。
总之，清辑本《金楼子·二南五霸》虽有目无书，笔者以为，还是应当将相关条目还归到该目之下。如此，《二南五霸》与《说蕃》也算各自相对完整。
至于其他十二篇，从目前来看，存佚状况颇为不同。除了所谓“首尾完整”的《兴王》、《戒子》、《聚书》、《立言》、《著书》、《捷对》、《志怪》七篇可以不必再说外，尚有《箴戒》、《后妃》、《终制》、《杂记》、《自序》五篇内容相对较为混乱，整理者虽然认为这五篇“条目分明，尚可排比成帙”，但这五篇的散佚情况却是很难确定的，尤其是《杂记》与《自序》二篇。而在后二者之中，《自序》所存虽然相对较少，但大致内容却更易推得，这实在是因为萧绎有意模仿司马迁著述。而从《自序》开篇自述身世来看，这种可能性极大。文虽残损，但后半内容中必有介绍相关篇章的部分，此从各篇现存内容及萧绎的点评之笔可以推测一二。至于《杂记》一篇，虽然所存内容很多，但从以“杂”名篇可知，所记内容当极为驳杂，这反而不好推测其内容了。又加上《自序》不完整，使得我们很难从作者的自述中推测其撰作意图，因此本文在讨论萧绎的理想人格时虽会借用其中的部分条目，但不会将此篇整篇列为重要讨论对象。
与这两篇相比，《箴戒》、《后妃》、《终制》的情况要好得多。其中，关于《终制》，馆臣虽然怀疑它“前半或有缺文”，但所幸后半部分内容还比较完整，可惜的是《永乐大典》本未具篇名，现在的名字是整理者根据内容推敲出来的。不过，由现存内容分析，即令原篇名并非如此，恐怕也相去不远，而关于此文的编撰体例与内容，后文将作详细说明，此不赘言。又，《箴戒》虽不完整，但可据《兴王》推测该篇之面貌，而从现存的叙述也可以稍加推测萧绎原来要书写的对象，因此，此篇的不完备对于萧绎著书立说的意旨的影响相对有限。相对而言，《后妃》是较为特别的，此篇内容佚失得较为严重，本来很难用以讨论萧绎的思想，但因萧绎亲撰的母亲传的留存，加之篇端小序的完整，反而使得此篇颇可表现萧绎的思想，本书甚至因此以其为讨论的重点。
综上，清辑本《金楼子》计有六卷十四篇，较之足本少了四卷、一篇，其中卷数乃据内容重新厘定，而所佚的篇章因为材料实在不足，皆无可论之处。至于所存十四篇，我们认为，除《杂记》实在很难推知作者表达意图外，其余诸篇存佚情况虽差异极大，但或多或少都还是可以据以分析作者意图的，尤其是与本书所要分析的萧绎理想人格关系密切的《后妃》、《终制》、《戒子》诸篇。
第三节 《金楼子》的编撰体例
古今很多学者都讨论过《金楼子》是否称得上是立言之作的问题，其中不乏持有肯定观点的学者，不过否定者亦不在少数。当然也有学者持谨慎的立场，如曹道衡就曾指出《金楼子》那些大部分采自他书的篇目中有时也能体现萧绎的真实用意，而这些观点的得出往往是基于对《金楼子》编撰体例的分析。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相关研究包括了对编撰体例特点的研究，如刘咸炘就说萧绎是“抄八纂二”，兴膳宏则说《金楼子》是抄撮而成，这方面亦有学者做过更细致的研究，较早的如钟仕伦就曾将之分为全取前人著述，辑缀前人句子加入个人意见以及纯粹自作等三种情况，又或是最近的如陈志平所说：“《金楼子》今存十四篇，共549条，现在可以寻得出处的共345条，抄袭比例高达62.84％。”他还把《金楼子》的编述方式总结为四种，这在他的《〈金楼子〉研究》中都有详细说明，此不赘引。此外，我们还会看到有学者去探讨这种编撰方式的成因，如兴膳宏就认为《金楼子》的编撰受到了当时抄书风气的影响，他指出萧绎的思想体现在该书对于征引文献的组织上；或者是讨论这样编撰的结果，如田晓菲就说这是一种私人化的写作。
本书要借《金楼子》来探讨萧绎的思想，照例也要讨论该书的编撰体例与其成因，乃至其编撰目的。对于已有过的较为细致的研究，本章不再作重复的说明，只在后文具体研究涉及时再作论述。此处，我们先要考察的是《金楼子》的编撰体例。前揭《四库提要》中有一段表述非常重要：“其篇端序述，亦惟《戒子》、《后妃》、《捷对》、《志怪》四篇尚存，余皆脱逸。”这当然是对《永乐大典》本《金楼子》的情况所作的一种描述，但同时也包含了馆臣的判断，那就是各篇恐皆有篇端序述，这种判断是非常有意味的。且来看《后妃》的首条：“夫以坤维厚载，实配乾道；月以阴精，用扶阳德。故能辅佐天子，求贤审臣。二妃擅于虞朝，十乱兴乎周室。其所以卜世隆长，诚有以矣。”这显然是萧绎对于后妃价值的总论。且不说馆臣提到的几篇，我们可以再看看《说蕃》中那句“昔蕃屏之盛德者，则刘德字君道。……”如果不计我们认为应该归入《二南五霸》中的前七条，这条当为本篇之始，然而从文意看来，却并非如此，此条前似应有小序。由此，我们认为四库馆臣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即使并非全部，《金楼子》中的很多篇章应是有小序的。
由此生发出去，会不会《金楼子》的各篇章也是有小结的呢？《金楼子》的散佚，使得我们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作此大胆猜测却是因为书中尚有一些痕迹可见，不妨先从《兴王》的收尾句“盖虞舜、夏禹、周文、梁武，万载之中，四人而已”说起。今传各本中，此句是附在梁武帝传之后的，其与上文之间的确关系密切。此前，萧绎正在极言父亲之孝：“伏寻我皇之为孝也，四运推移，不以荣落迁贸；五德更用，不以贵贱革心。临朝端默，过隙之思弥惭；垂拱岩廊，风树之悲逾切。齐洁宗庙，虔事郊禋。言未发而涕零，容弗改而伤恸。”至于本句，在《续高僧传》中，“万载之中”作“万载论孝”，确实是紧承前文。但是，我们也得说，萧绎在这里可不仅仅讲了他的父亲，同时还论及舜、禹与周文王，可见其要论孝，不单单为了证明父亲的孝道，而是要为帝王们立一个道德标准，而这也才符合作者立言的主旨，从这个角度看，这句话亦可看作是《兴王》的小结。还可以一说的是《聚书》。该篇最末一句是：“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河间之侔汉室，颇谓过之矣。”这是对自己聚书情况的总结，是全篇小结无疑。又，今本《著书》实际上是汇集了文献中可见的萧绎著作的序言附在文后，而《永乐大典》中《著书》的最末一句是“已上六百七十七卷”，这自然是总计全部著作的数量，可视为篇末结语。由此可知，即令不是全部的篇章都有小结，但部分篇章有结语应不假。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种篇端有序述，正文或整合他人文字，或自撰，有时加以评论，文末或有小结，以此来表现作者观点的编述方式的意义所在。我们当然无法证明《金楼子》全部的篇章都采用了这样的体例，至少篇末有小结这个问题就只是出于一种假设，但我们相信这恐怕是萧绎所欲达成的体例。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金楼子》为人所诟病的“抄八纂二”岂非正是“拾遗”之意？而《史记》中传记的体例，传前时有序言，如《外戚世家》之类，正文是人物传记，末附“太史公曰”。固然，《金楼子》的体例与之不完全一致，但很多篇章却颇为相似，以萧绎对于司马迁的推崇不能不有此怀疑。如萧绎在《金楼子》中也说要“成一家之言”，这句话正是出自司马迁，除了上引一段以外，司马迁还在《报任安书》中言明《史记》的编撰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金楼子序》中有“今纂开辟以来，至乎耳目所接”之语，这话听上去简直是要说“通古今之变”。又，萧绎还曾说过：“周公没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没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运，余何敢让焉？”这话滥觞于孟子，但显然是承继司马迁而来，要继的也不是孟子的道统，而是周公、孔子、司马迁这一系的道统。可见，萧绎的《金楼子》无论从编撰体例上，还是从“成一家之言”的编撰目的上，都与司马迁的《史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如果推回到萧绎成就一家之言的理想上来说，那么重点就不仅仅是“言”的问题，恐怕也有“家”的问题。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明确提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如果萧绎要继承的是这样一种道统的话，那么《金楼子》以儒家思想为主线，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隋志》将《金楼子》归入子部杂家类，与之并列的有《傅子》、《博物志》、《皇览》，以及《高僧传》等各式书籍。从萧绎的本意来看，这显然不是他的人生理想。可是，受个人才能与时代风气的限制，《金楼子》的编撰体例未能超出时人，这是实情，只不过如果不以后世“一家之言”的观念来揣度前人，而是以六朝的编书方式来看，萧绎的《金楼子》自然可视为“一家之言”。也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来看萧绎在这部书中所建构出的理想人格。
第四节 《金楼子》的成书时间
诸家书录中，除《宋志》著录作者为湘东王绎，余多著录为梁元帝，而《直斋书录解题》则谓此书乃萧绎“为湘东王时所述也”。明王世贞著《艺苑卮言》中曾录《金楼子》为十卷，不过显自前人书中抄出。清以后的书录中已皆著录是书为六卷，知所见皆清代之辑本。
宋代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称《金楼子》是梁元帝为湘东王时所述，清人钱侗亦持此观点，他甚至提出“诸家书目竟题为元帝撰，失其实矣”。而清代王鸣盛则持不同意见，他在《十七史商榷》中据《金楼子·兴王》中谓梁武帝“即位五十年”认为这是萧绎即位后语，从而提出《金楼子》当成于承圣元年（552），萧绎即位之后。
近代以来关于《金楼子》成书时间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以《聚书》不及平侯景所得书，并指出篇中“河间之侔汉室”为未即位时语，又结合《序》中“晚居外相”、“今成介胄之士”等语，推断此书当作于未平侯景之乱以前，断未至萧绎在篇中所自称的四十六岁，更进一步提出“今年四十六岁”与“聚书四十年”为传写之误。而几乎同时的刘汝霖却恰据“四十六岁”诸语判断《金楼子》当成于承圣二年（553）萧绎四十六岁时。
上述研究中，学者考虑的更多的是《金楼子》的完成年代，现阶段学者则普遍认为《金楼子》是一部经历了长期编撰的作品，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钟仕伦。关于这个问题，钟仕伦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金楼子》一书并非一时一地所述，全书各篇的绝笔时间也先后不一”，并考证了部分篇章的成文时间，指出《聚书》当成于554年，而全书的绝笔大概也在这年。在后来的研究中，钟氏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指出萧绎自“年在志学”即开始搜纂《金楼子》，而至迟在中大通二年（530）即开始撰写此书，由此年至承圣三年（554）绝笔，此书前后耗费二十五年时间，是萧绎一生追求的目标之一。
《金楼子》并非成书于一时一地这一观点的提出很有建设性，解决了诸篇之中存在的年代相异的问题，稍后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编年史》、刘跃进《关于〈金楼子〉的几个问题》、兴膳宏《梁元帝萧绎的生涯和〈金楼子〉》等研究皆持相同的观点。其中，兴膳宏更指出《金楼子》写于萧绎为湘东王时期，但是在他成为皇帝以后，他还在继续写作，并以《聚书》所提到的承圣二年（553）这个时间点作为萧绎写作的最后一年，不过兴膳宏先生也指出“如果假以时日，他还会一直写下去”。相比之下，杜志强却认为《金楼子》虽然经历了“一个材料的积累和思想的丰富过程”，但其“成书却并非历时‘二十余年’”，在分析了《序》等八个篇目的创作时间后，将《金楼子》的编撰时间考定于552年至553年间，即萧绎登基之后。杜氏的结论虽然与前所列诸君有所不同，但其观点可以说正是受到了其影响，二者的不同在于是否将积累的时间算在了编撰的时间之内。
现在看来，《金楼子》的编撰确当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时间，而各篇成立的具体时间也很不同，目前《序》、《兴王》、《后妃》、《聚书》、《说蕃》、《立言》、《杂记》、《自序》等篇章中有相对明确的时间提示，如《序》中以谥号简宪称呼张缵，而简宪是萧绎即位后追加给张缵的谥号，《兴王》、《说蕃》皆称萧衍为高祖，可知皆成于承圣元年（552）之后，而如《后妃》则明确提到“乙丑岁之六月”，“乙丑岁”实即大同十一年（545），或如《杂记》中批评庐陵威王萧续时曾提到“凶寇济江而凭陵京邑”，此当在侯景之乱（548—552）中，等等。不过，就像《自序》自当完成于书成之时，时必在篇中明确提到的“大儿南征不复”（“大儿”指萧方等，卒于太清三年）这一时间点，所以对这些篇章我们也只能说该篇成立于提示之前或之后，不能作进一步的判断。至于全书成立的时间，我们认为当以《聚书》为据立论，即不早于承圣二年（553）。
说到这里，顺带一提，关于兴膳宏先生“如果假以时日，他还会一直写下去”的判断，笔者曾经是非常赞同的，不过现在却持有疑义。今存《金楼子》最末一篇是《自序》，连序言都已经写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说明了萧绎结束全书之意。更何况在《聚书》中，萧绎一面说自己“今年四十六岁”，称“聚书四十年”，按时间推算已是萧绎称帝的第二年，另一面却以河间献王一介藩王自比，这其中是有非常明确的个体意识的，而这种个体意识实际上与他的帝王身份是有抵牾的。当然，前后花了三十几年来编撰的以图不朽的著作，如果有充裕的时间却不加以修改、完善，似乎也不可能，但一来修改、完善不等于“一直写下去”，二来假如萧绎真的一直修撰下去，那后世得到的《金楼子》与今日所见的将有很大的不同，毕竟帝位如能稳固，身份的不同自然会有眼界的不同。
《金楼子》的全貌，今日已无法窥见，不过从流传的六卷本来看，《金楼子》的原书能不能有一个清晰的理念在其中，也是很值得怀疑的。这倒不仅仅是要考虑萧绎的个人才华这个方面，而是准备资料的时间虽然很长，但是最后收尾的时间恐怕不足，太清之乱后留给萧绎安心编撰此书的时间毕竟不长，也是因此，本书才会以《后妃》、《终制》、《戒子》等与萧绎个体乃至家族关系最为密切的三篇为核心，借助其他篇章的相关内容，来看看萧绎在这部书里所建构的理想人格。
- 《东观余论》：“但裒萃传记，殊无衿臆语。”黄伯思著《东观余论》，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170页。
- 谭献著《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 刘咸炘：“统观全体，竟是书抄文集，陈言累累，绝少胸中之造，谓之纂言可耳，何谓立乎？”刘咸炘著《刘咸炘学术论集·子学编（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8页。
- （唐）魏徵等撰《隋书》，中华书局，2000年，第1006页。
- 同上，第908页。
- 王重民著《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第89页。
- （唐）释道宣撰《续高僧传》，收在［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50册，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427页。
- 《金楼子校笺》，第209—210页。
-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964页。
- （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第108页。
- （唐）段公路纂，（唐）崔龟图注《北户录》卷一，《丛书集成新编》第91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109页。
- （宋）袁褧撰，（宋）袁颐续，尚成校点《枫窗小牍》，收在《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753—4786页，引文在第4765页。尚成在《点校说明》中引述前人关于《枫窗小牍》作者的诸种说法，云之所以称“袁褧撰”，乃从《唐宋丛书》本，详该书第5455页。
- 参见钟仕伦著《〈金楼子〉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38页。
-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2011年，第13862页。
-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23页。
-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1463页。
- （宋）郭若虚撰，米田水译注《图画见闻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251页。
- 《东观余论》，第170页。
- 《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收在《丛书集成续编》第67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760页。
- 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七卷《两浙古刊本考》“文献通考”条下，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 《丛书集成续编》第67册，第762页。
- 分别见于《王国维全集》第七卷，第50、55页。
- 汪辉祖《书〈金楼子〉后》有“启而读之，不惟双节赠言无恙也，太史从《永乐大典》辑录《金楼子》六卷，命致鲍君以文者，亦俨然在焉”之句，是文收在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金楼子》之后，引自《金楼子校笺》，第1383页。
- 钟仕伦在《〈金楼子〉研究》中提出朱氏附订了25条（详原书第42页），刘洪波在《〈金楼子·兴王〉校读札记》中指出应为26条，从刘氏说。
- （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卷十二“杂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16页。不同版本的《郡斋读书志》关于《金楼子》篇数的记载有所不同，如衢本就记为“书十篇”，孙猛考校诸本，核之以《四库全书总目》所叙，以为“（《金楼子》）原本当为十五篇，近是，疑原本、诸衢本脱‘五’字”。本文取“十五篇”的说法。
- 《四库全书总目》，第3038页。
- 《金楼子校笺》，第549—550页。
- 《金楼子校笺》，第603页。
- 语出《立言上》，见《金楼子校笺》，第798页。
- 《金楼子校笺》，第444页。
- 陈志平著《〈金楼子〉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38页。
- 见《关于梁元帝的〈金楼子〉》。
- 田晓菲撰《诸子的黄昏：中国中古时代的子书》，载于《中国文化》，2007年27期，第71页。
-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第3319—3320页。
- （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 《史记》，第3296页。
- （宋）王尧臣等撰，（清）钱东垣等辑释，（清）钱侗补遗《崇文总目辑释》，《续修四库全书》第9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84页。
- 钟仕伦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首见于发表于1993年的《读〈金楼子〉书后》，在后来的《〈金楼子〉研究》中，他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推理，但观点基本未变，说详原书第一章第一节“《金楼子》的成书时间”，第4—7页。
- 钟仕伦撰《读〈金楼子〉书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第74—79页。
- 见《〈金楼子〉成书时间考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149页。
- 兴膳宏著，戴燕译《梁元帝萧绎的生涯和〈金楼子〉》，《异域之眼——兴膳宏中国古典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此文日本版原载于《六朝学术学会报》第二集，2001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