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傅雷家书》
叶永烈
关于这本书，我写过一篇论文，叫做《论〈傅雷家书〉》。这里我不讲这篇论文，而是想“书外谈书”。
为什么要“书外谈书”呢？因为我为傅雷先生一家写过一本书，叫做《傅雷一家》。后来，又由作家出版社出了本书，叫《傅雷与傅聪》。我一共采访了傅雷先生生前好友23位，又对和傅雷先生有关的人士以及他的家庭、故乡作了很多采访。因此，我主要解读这本书的背景，从傅雷先生的背景、傅雷先生的家庭来看这本家书。也就是说，我是以一个采访者而不是书评家的角度来评论这本《傅雷家书》的。
《傅雷家书》是怎么样的一本书？
首先，我想讲的就是，《傅雷家书》究竟是怎么样的一本书。
顾名思义，《傅雷家书》是一本“家书”，是父亲写给子女的家信。其中主要是写给他长子傅聪的信，还有部分是写给次子傅敏和长媳弥拉的。因此，这是本父亲写给子女的书信的集子。
其实，这本书是残缺的，并不完整。傅雷先生写给远在英国的傅聪的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火焰烧不到伦敦而得以保存。还有一部分是傅雷先生写给傅敏的信。我在采访傅敏的时候，他非常激动，流着泪对我说他非常遗憾，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他在一天夜里前往马思聪先生家，将父亲给他的信全都烧毁了。他为什么要去马思聪先生家呢？因为他知道马先生家有个很大的炉子，于是在那里烧掉了这些信。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非常害怕，意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会“搜信”，这些信件会成为他“反革命”的罪证。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么宝贵的书信一烧了之，傅敏自己也非常痛惜。所以，《傅雷家书》是一本残存的书，书中仅存两封给傅敏的信，其余大部分已经烧毁。其实傅雷先生给傅敏的信也是非常之多的。
这本书是个“单向道”，仅是父亲写给儿子的信，却没有儿子写给父亲的。一本家书，应该有呼应——“双向道”，既有父亲写给儿子的，又有儿子写给父亲的，在读者看来才有前后呼应的互动之感。但也非常遗憾，傅敏先生写给傅雷先生的信，在“文革”当中也被全部烧毁了；可幸运的是，傅聪先生写给傅雷先生的信都保存得十分完好。十几年前，一位上海音乐学院的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有重大发现。我来到上海音乐学院，他们告诉我，在一个楼梯下面的小房间，发现了几个黑封皮的本子，上书“聪儿来信摘编”，原来是当年傅聪先生给家里写的信，他母亲都将其摘录在这些本子上面。这三个笔记本，就安静地躺在了那个角落里那么多年。当时我看了非常激动，在征得傅敏的同意之后，将它们全部复印下来了。为了这些信，我写过信给傅聪先生，希望这些信能够发表。傅聪先生给我回了信，信中说道：
非常抱歉的是，我不希望把我给家父母的信公之于世，一个字也不要。这是我最后的决定。
望谅解。
傅聪
1987年8月12日
那就是说，他不同意公布这些信件。后来傅聪来上海时我采访他，问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信和父亲的信一起收入《傅雷家书》。他说：“我父亲写给我的信，体现了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是非常高尚的。相比之下，我写给他的信是不足为道的。所以我的信请不要收进去。”按照他的意见，现在的《傅雷家书》就没有收编傅聪的信件。
现有的《傅雷家书》收录了傅雷先生写给他的长子傅聪、次子傅敏的信，还有几封是写给长媳弥拉的。这样的书在现在市场经济大潮之下，按理应该是本很平常的书，但它却成为现在中国市场的畅销书，总印数超过了100多万册。从1981年至今已经21次印刷，在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本家书，从可读性来说并不强，仅是一封又一封的信，也没有吸引人的小标题，无非是几月几日，然后是一封信，如此而已。为什么这么一本书会有这样巨大的影响，会吸引那么多的读者，而且现在成了一本名著了呢？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这本家书中的父与子，是特殊的父与子。这本书中的父亲傅雷，既是位作家，又是位翻译家，学贯中西；儿子傅聪是位艺术家。这样的家书就充满了文学色彩、艺术色彩，是在艺术的氛围中用优美的笔调写成的。它不是一般的家信，其中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丰富感悟。这本书超出了一般家书的范围。我曾经说过，信分两种：硬的信和软的信。硬的信是单纯地讲事情，像公文一样，讲完就结束了；而像傅雷家书这样的信，是软的信，它带有思想、文学、艺术等色彩，有很深刻的艺术价值。另外，傅氏父子是一对特殊的父子，他们父子受到“极左”路线的连环迫害，演绎了循环的悲剧，是那个时代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大家都知道“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的两个重要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在《邓小平文选》中多次提到：我们从1957年下半年以来，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这个错误后来到“文革”，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邓小平所说的“1957年下半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反右派”运动。傅雷先生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了严重冲击，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分子”。随之引起的连锁反应是导致当时在波兰留学的傅聪出走英国，而傅聪的出走又加重了傅雷的罪行。所以在“文革”当中，傅雷先生就成了“叛国分子”的家属，导致了傅雷夫妇上吊自尽。所以傅雷与傅聪不是一般的父子，这对父子的命运非常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极左”路线下的悲惨命运。因此，《傅雷家书》反映的不是一般的家庭，而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家庭。
傅雷是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能够和他相提并论的，有用毕生精力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梁实秋，以及在翻译俄罗斯文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草婴先生。傅雷从事的是法国文学的翻译，傅雷的译文集现在有15卷，500万字，这是他毕生的劳动成果。但在傅雷的著作之中，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傅雷家书》。傅雷作为一名翻译家，从翻译的技巧和水平上，称得上是中国译界的巨匠。但他翻得再好，也无非是替外国作家说中国话，或者说是把外国作家的作品用中国的文字非常完美地体现出来。他的翻译作品中所透露的是外国作家的思想，而并非他自己的思想。唯有《傅雷家书》，估计他生前也没有想到过将来他的这些信会编成一本《傅雷家书》，会有100多万册的印制量，会受到那么多读者的喜爱。他根本不会想到这本书会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书。《傅雷家书》体现了傅雷的思想，他的艺术观、人生观，可以说，《傅雷家书》是傅雷人格的最集中的体现。
其实要认识一本书并不容易。傅雷是上海的作家，傅聪是上海出去的音乐家。上海一家出版社曾经打算出版《傅雷家书》，但最终不敢出版。书稿后来落到了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手中。范用看到这么好的书稿，眼睛一亮，决定出版。所以这本书198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一直印到现在。因此，一个出版社有没有魄力，一位编辑家有没有眼光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本书被尊为名著、受到大家欢迎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三联书店以及当时的总经理范用先生。当然，上海当时没有出版这本书，可能是由于这对特殊父子的敏感的政治背景。尽管“文革”已经过去，但其带来的影响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我曾经碰到当年把《傅雷家书》退稿的那位朋友，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仍然感到非常遗憾。
我对傅雷一家的采访
第二，我想讲我对傅雷一家的采访。
作为一个纪实文学的作家，我最忌讳的就是对作家同行进行采访；在同行之中，我尤其忌讳采访上海作家。因为我作为一个上海作家，再去写上海作家的话，不管怎么写，总有种种嫌疑。所以我的采访几乎不涉及同行。
最初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傅雷，而是傅聪。在“文革”结束后准备为傅雷先生平反时，傅聪从英国回来了。那是傅聪出走之后第一次回来，回到上海。我看到《中国青年报》内参上刊载了当时傅聪说的一些话，非常感动。傅聪隔了那么多年之后回来，他说的话中还是饱含着对祖国非常强烈的热爱之情。按照当时的规定，对傅聪的报道还是很注意分寸的，比如傅聪在上海的某项活动，规定只能刊登在第几版，报道的字数不能超过多少多少字之类的。可见当时对傅聪的报道还是低调的、有所控制的。我看了这些报道之后，当时就决定去找傅聪，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未能直接采访傅聪，但傅聪的经历引起我非常大的兴趣，我注意到了这位不平凡的音乐家。当时我说过，在中国的音乐家中，引起我极大兴趣的就是两个“聪”：一个是马思聪，一个就是傅聪。不能写纪实文学，当时我就写了篇小说，题目是《爱国的“叛国者”》，发在《福建文学》杂志上。小说的主角就是一个音乐家，实际上是以傅聪作为影子来写的。
后来我开始采访傅雷和傅聪的亲友，前前后后总共采访了傅雷的23位亲友。特别是去北京采访傅敏，使我对傅雷一家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亲友们都非常热情地介绍了傅雷一家四口不同的性格。
傅雷是做事非常认真而性格又非常急躁的人，在某些时候他可以说是非常暴躁的，所以他的名字叫“雷”，很符合他的性格。但他做事情又非常之认真，好几件事情我听后都十分感动。一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一部一百多万字的书。可后来他重新看了这部书之后，不满意自己当年的译著，于是又把这一百多万字重新翻译了一遍。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翻译是一件非常吃力的工作，不满意自己的翻译，别人只是在原有的译著上面修改，而他则是推翻了重新进行。
傅雷夫妇性格相辅相成，配合得非常好。几乎所有傅雷亲友都说傅雷夫人是极其贤惠而又性格温顺。如果傅雷是铁锤的话，傅雷夫人就是棉花。铁锤敲在棉花上面就没了任何声音。傅雷先生的成就，是和傅雷夫人分不开的。傅雷先生做事情非常细致，而傅雷夫人则是大大咧咧，一个东西用完可能随手一放，过一会儿就忘了。因此傅雷先生总是提醒她，东西要放归原位，他们家里总是这个样子。傅雷先生家里热水瓶的摆放都十分有规则，把手一律朝右，总是从第一个热水瓶开始用，用完之后放到最后去，再轮流用。保姆知道后，灌热水瓶的时候就从最后的一瓶开始灌。傅雷翻译的时候必须经常翻阅词典，厚厚的一本本词典翻起来很困难，他就自己设计了一个架子放词典，便于翻译时的查询和翻阅。他们夫妇俩的性格是互补的。
后来我采访傅聪和傅敏，发现兄弟俩性格也是截然相反的。傅聪像他妈妈，长相也像他妈妈，而且性格不拘小节。我去宾馆看傅聪，进到他房间，看到他所有的箱子都开着，这里放着话梅，那里又随手放着什么东西……但他说话富含哲理，非常有思想。他可以同你谈唐诗、宋词，也可以谈音乐、美术等，如此之类，甚至讲到各方面的事情，他都非常有兴趣。
恰恰相反，傅敏是非常细致的一个人，完全是傅雷的拷贝，做事情非常认真。比如，我告诉他，上海江苏路傅雷住过的房子，尽管我去了好几次，但没有用，因为当年傅雷是租这房子住，他去世之后另外一家住进去了，所有的家具摆设都完全不同了。傅雷住这房子时，原先是什么样子的呢？傅敏就画了张原先的家的平面图给我，那张图纸经过了反复修改，上面有红墨水画的、绿墨水画的，画得非常仔细。哪些是巴尔扎克原著的书架，哪些是放父亲译著的地方，他和聪哥的床在哪里，三角钢琴放在哪里……那张平面图，把他们家当时的情况画得非常仔细。我在写文章的时候，这张图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还有，他给我写的信都非常认真仔细，三天两头，我提出什么问题，他都在信中予以仔细详尽地解答。我现在手头上大概有一百多封傅敏给我的信了。他的性格完全像他的父亲——傅雷。
傅雷一家，四个人四种性格，由此也造就了四个人四条不同的生活道路。
采访傅雷一家，促使我写成了《傅雷一家》一书，后来又写出了《傅雷与傅聪》一书。由于对他们一家深入的采访，也促使我对“反右派”运动和“文革”进行了深刻的思索，进而从事纪实长篇《“反右派”始末》《“四人帮”兴亡》的创作。
傅雷的坎坷人生
第三，我要讲的是傅雷的坎坷人生。
《傅雷家书》的主角是傅雷，他是我们上海人，又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理事。我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对他更有一种亲切感。
我曾经陪傅敏去过傅雷在南汇的老家。傅敏还从来没去过。傅雷家的老房子现在还在。傅雷的父亲叫做傅鹏飞，命运也非常坎坷。当时受到冤案，进了监狱，出来之后没多久就过世了。父亲去世的时候傅雷还非常小。父亲入狱的时候，傅雷母亲要不断地去监狱看傅雷父亲、营救傅雷父亲。就在那一年，傅雷的弟弟妹妹也去世了，最终只剩下傅雷这个长子。母子俩相依为命。傅雷的母亲没什么文化，甚至不识字。但她下定决心要很好地培养这个儿子，于是终身不再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培养傅雷之中去。因此，傅雷从小就受到非常严格的教育。他母亲专门请了私塾先生教傅雷，白天教完，晚上就要他将当天所学背给母亲听。尽管她不识字，可一旦傅雷背错，她就能当场指出。傅雷从小受到母亲严格的教育，同时也养成了严格的作风。
对傅雷影响很大的学校是上海徐汇中学，他在那里上的学。徐汇中学当时处在法租界，法语是主课。傅雷后来从事法国文学的翻译，就是与徐汇中学有关系。他在徐汇中学打下了法语基础，毕业后，去法国留学。傅雷在上船去法国的时候，法语口语并不很流利。轮船途经西贡，上来一位法语非常好的同舱旅客。傅雷在船上就向这个旅客学习法语口语。等到了法国下船时，他的法语口语得到了很显著的提高。
傅雷在法国学的是世界美术史，因此对于艺术有很深的造诣。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恋爱。在留学之前，傅雷已经由母亲做主，与朱梅馥（后来的傅雷夫人）订下了亲事。他和朱梅馥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而且朱家和傅家又有些亲戚关系，住得又近。但到了法国以后，傅雷爱上了一位法国姑娘，爱得很热烈，并且要求和她结婚。为了这件事，傅雷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他母亲。信写好后，自己又没有勇气去寄，就委托刘海粟代为寄信。后来傅雷和这位法国姑娘相爱了两三个月后，由于东西方人性格的差异分开了。此时他觉得很不好意思，非常内疚。刘海粟去看他的时候，傅雷甚至产生了自尽的念头，与刘海粟说他对不起母亲，对不起朱梅馥。刘海粟告诉他那封信他并没有寄出。傅雷听后非常高兴，但又说“毕竟我是写了这封信，是非常对不起她们的”。回到上海后，傅雷和朱梅馥结婚了。有了这个波折，傅雷从此一辈子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罗曼蒂克的风波。
傅雷回国后，做过教师等种种工作，最后选择了翻译。他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人，有话就直说，看不惯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他后来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最适合躲在书斋里头翻译法国作品。他选择“翻译”这个职业作为他的终生职业，也和他的性格有莫大的关系。
傅雷是一个非常纯真的人。他把自己锁在书房里，一方面是为了潜心翻译，另外他所结交的朋友们，也是和他差不多性格的，如刘海粟。傅雷当时是没有工资的，完全靠稿费维持生计。江苏路的房子他是租的，当时每个月月租是56元人民币。据他们的保姆说，他们每个月的伙食费大约48元人民币。此外，他还负担着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
他培养傅聪学习钢琴，最终成为音乐家。二儿子傅敏当时也想学习小提琴，可傅雷对他说：“我只能培养你哥哥，我再也没有钱在我们家培养第二个音乐家。”可以说，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培养傅聪上。
傅雷在1957年不幸成了“右派分子”。当时他自己根本没想到。因为就在那年，他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的文章。当时他已经被内定为“右派分子”了。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叫做石西民，想保护傅雷过关，他找傅雷谈话的时候劝傅雷承认一下自己说错了一些话，检讨一下，就能过关。可傅雷不买账，说自己当时说的话被歪曲理解了。石西民说：“要么，你说你说的话本意是不反党的，但‘实质上’是反党的。加个‘实质上’，行不行呢？”傅雷坚决不答应。傅雷是个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的人，正因为如此，他后来还是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他被划成“右派分子”很晚，是在1958年的时候。这对傅雷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当时他一度曾经想自杀。这一点，他的几位亲友都提及过。傅雷一天晚上出去以后，很晚很晚都没回来。最终到了半夜才归家。他对他夫人说，他有两个孩子，为了孩子，他不能不回来。
傅雷被划成“右派分子”之后两个多月，傅聪在国外得知此讯。这是他决定出走的很重要的原因。后来据他说，当时已经叫他回国了。回国之后，要么参加“反右派”运动，那就变成了“儿子揭发老子，老子揭发儿子”的局面，“我不愿意陷入这种恶性循环”；要么叫他回国以后下农村劳动，叫做“深入生活”。而弹钢琴的手指是非常嫩的，劳动一段时间后再回来弹琴，手指就发硬了。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他从波兰出走英国。
这件事发生后，上海作家协会党组找了傅雷的好友周煦良先生，要他把傅聪出走的消息告诉傅雷。由党组织出面告诉傅雷的话，对他冲击太大了；由周先生出面的话，会缓和一点。周先生到了傅雷家，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就是说不出这话。良久，傅雷问起，他才把傅聪出走的消息告诉傅雷。傅雷一听，人当时就傻在那里了，此后在家躺了好几天，不吃不喝的。所以，傅聪的出走对傅雷的打击非常之大，傅雷想不通这件事情。从《傅雷家书》也可以看出，他们的通信在那段时间中断了好一阵子。后来这件事情引起了夏衍先生的注意，将此事告知陈毅市长，陈毅市长又汇报给周总理。周总理鼓励傅雷不断地给傅聪写信，让他们父子之间保持通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们才恢复通信。也因此，傅雷一再教导儿子，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傅聪当时在英国给自己定了“三原则”：一是不入英国籍；二是不去台湾；三是不说不利于祖国的话，不做不利于祖国的事。傅聪能在英国的那种环境下，做出这“三原则”决定，完全是受了傅雷的影响和教导。
傅雷父子在那种背景下还保持着通信，当时傅聪的每封信，对傅雷来说都是极大的安慰。每次收到傅聪的来信，傅雷都非常激动，总会拿着信，在书房中兜圈子，一边走一边看信。可惜那时候没有e-mail，有的话信件就能够当天往返。那时候一封信一来一去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傅雷在书房中关注着千里之外的儿子，对他千叮咛万嘱咐。那时候打长途电话也不容易，书信就成为父子交流的最主要的方式。后来傅雷知道傅聪有了女朋友，而她又是美国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女儿时，他非常高兴，又给他们祝福，又给弥拉写信。傅雷是从事法文翻译的，用英文写信，对他来说有点吃力。尽管如此，他还是用英文给弥拉写信。
头上戴着“帽子”，爱子远走异国，傅雷苦闷至极。就在这时，苦中加苦，愁上添愁：1958年，傅雷把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译出来了，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却被束之高阁。自1958年6月至1959年5月，花费近一年时间，译出丹纳的《艺术哲学》。如同傅雷在家书中所写的：“思之怅怅——此书原系1957年‘人文’向我特约，还是王任叔来沪到我家当面说定，寄出后又搁浅了。……”
傅雷以译书为业，他没有工资，以稿费为经济来源。译稿不能出版，对于他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是原著有问题？不，不，他译的是法国文学艺术名著。是译文有问题？不，不，他的译笔是一流的。为什么不能印行呢？原因就出在他头上那顶“大帽子”！
“改个名字，用笔名出书吧！”出版社向傅雷提出这样的建议。傅雷一向淡于名利，改用笔名出书本也无妨。然而，由于他是“右派”而要他改名换姓，傅雷坚决不干。他认为，给他“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因“戴帽”而改署名则更是错上加错。他宁可不出书，坚决不改名！
当事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给我来信谈及：
新中国成立后，傅雷译书最早由平明出版社出版。1952年，我从抗美援朝部队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回北京，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即亲赴上海，与傅雷订约，其译书全归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作为特约译者，预先经常支付优厚稿费，以保证他的生活。他没有工资。直到“文革”中他逝世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支付他的稿费，是他唯一生活来源。
1958年，傅雷被错划为“右派”，不能出书。我们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当时是周杨和林默涵），据指示可以让傅雷继续译书，但新出的必须改名。于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室主任郑效洵去函，跟傅雷商量改名一事，傅雷回信坚决拒绝。
上边坚持要傅雷改名，而傅雷坚持不改，这下子怎么办呢？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商定，一面仍请傅雷译书，并按规定支送稿酬，以维持他的生活；一面把他的译稿压下，不发排、准备等他“摘帽”后出版。当时压下来的，就有《幻灭》等译稿。这事是我决定的。这样做，为的是既不违反上级决定，又能照顾傅雷。傅雷果真一直坚持不改名。后来，他终于“摘帽”，一大批积压的译稿才陆续印出。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没有半点虚构。我十分敬佩傅雷的品格！
傅雷没有媚骨，唯有傲骨。他的原则性是坚定不移的。就这样，在他“戴帽”期间，他不出一本书——尽管他仍照常译书。经济来源切断了，他不得不以“预支稿费”的方式维持生活。
在那些苦风凄雨终日绵绵的日子里，周煦良为了给挚友排闷，听说他喜欢书法，便给他送来字帖。傅雷做事，一不做，二不休。他竟练字入迷，他的字日见得体。周煦良忆及此事，曾道：“当时我跟他一起练书法。我无心，他有心。我的字无大进步，他的字大见长进。”傅雷的手稿，成了书法艺术的珍品。正因为这样，“傅雷家书墨迹展览”曾使很多观众赞叹不已。
最让人感动的是，由于译著不能出版，为了让傅聪能够读到他最新翻译的《艺术哲学》（傅雷以为其中许多内容对于提高傅聪的艺术修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傅雷竟然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艺术哲学》的前几章，共计四万多字，端端正正地抄好，寄去英国给傅聪。世界上有这样的父亲，真不容易！
后来知道弥拉怀孕了，傅雷夫妇去城隍庙的时候看到凌霄花开得非常茂盛，便给未出世的孙子取名“凌霄”。
这些都在《傅雷家书》中有记载。
终于暴风雨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在调查傅雷死因的时候有个困惑：傅雷夫妇的死是因为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去他家抄家引发的，而傅聪完全是自学成才的，没有进过什么学校，和上海音乐学院也并无瓜葛。我当时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会抄他家呢？这件事情一直到后来我在上海音乐学院档案室查钢琴系系主任李翠珍的档案时，才偶然发现了答案。李翠珍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也是南汇人，和傅雷同乡。念中学的时候和傅雷夫人是同学，因此和傅雷一家的关系相当密切。李翠珍是位非常坚强的女性，她的家庭相当艰难，但在那种情况下，她居然一个人考入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李翠珍毕业后回国，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钢琴。后来李翠珍的先生去了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她的先生几次要她去香港，而她去了香港之后，最终还是想回到上海。在她打算从香港回沪时，她想回来却有种种顾虑，就写了信给傅雷。傅雷给她去了一封长长的信，叫她回来。“文革”中，按照当时的逻辑，由于李翠珍的丈夫在香港，她在上海，并且几次赴港又返沪，因此被怀疑成“特务”。李翠珍向来注意仪表，而这更加成为被批斗的借口，称之为“三包一尖”“资产阶级太太”。她最终自杀身亡。她在自杀前，还是化好妆，抹好口红，穿好高跟鞋，打开煤气开关，然后坐在椅子上，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李翠珍自杀后，红卫兵“彻底”抄查李翠珍家，发现了傅雷写给她的劝她回来的那封长信。也就因为这封信，按照当时非常荒唐的逻辑，李翠珍是“香港特务”，傅雷也是“特务”。他们去抄了傅雷的家，去批斗傅雷。
据傅雷的保姆回忆，当时红卫兵叫傅雷夫妇站在家门口的长板凳上面，批斗了很长时间。在批斗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在他家阁楼里发现了傅雷夫人亲戚寄放在他家里的东西，里面有一面新中国成立前生产的小镜子，镜子背面嵌着蒋介石头像，被说成是窝藏“变天账”“反党罪证”。因此傅雷被批斗得更厉害了。傅雷生怕牵扯到物主，不肯说出亲友的姓名地址，也因此被变本加厉地批斗。斗完之后，红卫兵扬长而去，把他家的书信都抄走。前面提到的那几本黑封面笔记本，也因此流落到了上海音乐学院那楼梯下的小房间的角落里。
红卫兵走后，保姆进傅雷房间，发现他们夫妇在写东西，事后才知道他们当时写的是遗书。朱梅馥还关照保姆早点休息，明天小菜少买些。
新版的《傅雷家书》收录了傅雷的遗书。遗书是令人非常震撼的。遗书一开头就交代了那面镜子：“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导致他们自尽的直接原因）。傅雷非常从容、坦然地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三页的遗书，而且没有一个字是修改的。他很坦然地走向死亡，用死亡来抗争。所以，《傅雷家书》整个就体现了傅雷“求真”的精神，他的骨气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
在他的遗书中，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亲戚委托他们修的表要还，这个月的房租费，连火葬费都算好了：“现钞53.30元，作我们火葬费。”他们走的时候，连火葬费都打听好了，而把现金留下。从这份遗书看，当时傅雷没多少钱，总共留下600元人民币，全部给了保姆：“600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所以我去采访保姆周菊娣的时候，她说起这个事情，眼泪一再地止不住，我也非常受感染。
我还采访了第一个进入现场的户籍警左安民。他告诉我，他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他们上吊用的凳子下面地板上还垫着厚厚的棉花胎，那是傅雷夫妇怕踢倒凳子的声音惊扰了周围的邻居。他们连临走的时候都还考虑到别人！左安民进去时，傅雷已经倒在地上，傅雷夫人仍吊在那里，左安民把傅雷夫人的遗体放了下来。此前，保姆进去的时候神情异常紧张，没看清楚，只看到傅雷倒在地上，就急急去报案了。傅雷夫妇俩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从此后，再无《傅雷家书》续篇！
傅聪的浮沉
第四，我要讲一下傅聪。
傅聪是傅雷父爱的结晶。傅聪是傅雷的长子，他出生的时候傅雷的母亲刚刚去世。傅雷像他母亲那样把自己的精力全部献给了这个孩子。他很想把傅聪培养成有用的人，可是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适合学什么。
傅聪怎么会学钢琴的呢？在傅聪六岁的时候，傅雷好友雷垣说及：“孩子有没有音乐天分，要试试绝对音感，一试就灵。”雷垣弹钢琴，叫傅聪听辨音名。没想到傅聪都说对了。雷垣很惊讶，一般的孩子没有这种感觉的。傅雷也说傅聪平日里喜欢闹，很调皮，但一旦家中放唱片，他马上安静下来。于是傅雷开始考虑这孩子的音乐天分，觉得应该让他学习钢琴。
于是傅雷请雷垣教傅聪弹钢琴，慢慢地，越学越好，老师也越换越好。傅聪在傅雷为他选定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了下去。
傅聪说自己那时候是“一个上了发条的钟”。发条紧了，认认真真练琴；发条松了，也会去贪玩。所以傅雷有时候在翻译时会听底楼的琴声（当时他住在上海巴黎新村，钢琴放在底楼客厅，傅雷书房在三楼）稀疏了，他就下去监督傅聪练琴。他要培养傅聪成为音乐家，因此傅聪在上了几年小学后，便退学了，以便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学琴。傅雷请了私塾先生教傅聪国文。傅聪的国文课本由傅雷亲自编写，全部由傅雷清清楚楚地抄在本子上教他。可见傅雷对傅聪花了全部的心血。我们可以在《傅雷家书》中看到：“做艺术家一定要做第一流的。做二流、三流的艺术家是很痛苦的。”所以傅雷再三强调，傅聪要是学音乐的话，一定要培养他成为第一流的音乐家。其实傅雷的经济条件也不算太好，仅是靠翻译得来的稿费维持家庭。在江苏路的那条弄堂里，他们家的经济条件是差的。据保姆说，他们家每个月48元伙食费，每天都是记账的。傅雷是请家庭音乐教师来教他。傅聪完全是在傅雷的精心培养之下，走上了音乐的道路。
《傅雷家书》开头就说到“1953年正月的事”：
“……老想到1953年正月的事，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这“1953年正月的事”，是怎么回事呢？
傅敏在《傅雷家书》新版中，加了这样的注释：
1953年正月，就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哪一首最重要的问题，傅聪与父亲争论激烈。傅聪根据自己的音乐感受，不同意父亲认为第九首《“克勒策”奏鸣曲》最为重要的观点，认为《第十小提琴奏鸣曲》最重要。双方争执不下。父亲认为傅聪太狂妄，“才看过多少书？”而当时国外音乐界一般都认同第九首最为重要，所以父亲坚持己见，这样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父亲勃然大怒的情况下，倔强的傅聪毅然离家出走，住在父亲好友毛楚恩的友人陈伯庚家近一个月。后因傅雷的姑夫去世，觉得人生在世何其短促，父子何必如此认真，感慨万千，遂让傅聪弟弟傅敏接傅聪回家，双方才讲和。
当笔者采访小提琴演奏家毛楚恩教授时，他的回忆与傅敏的注释有所不同，照录于下：
傅聪一气之下，从家里出走了，来到我家住。当时，我家很大，有三个房间，有客厅，客厅里有钢琴。
起初，傅雷夫妇不知道傅聪上哪儿去了，非常着急。傅雷夫人连夜找傅聪，找了两三家，没找到。最后，找到我家里来。傅聪不愿意回家。傅雷夫人见他住在我家，也就放心了。
第二天，傅雷夫人又来，送来傅聪生活费，并把傅雷的话转告傅聪：“你不在家里住，可以。生活费我可以给你。不过，你在毛伯伯家，照样要练琴，一点都不能放松！”
在我们家，尽管没有父亲监督，傅聪还是坚持每天练琴。一早起来，就练。他很有意思，一边弹，有时还一边唱。有些曲子，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傅雷夫人常常来，给傅聪送来吃的东西。傅雷没来，他还在生气呢。
大约过了三个星期到一个月光景，傅雷的火气慢慢消了，托夫人传话，希望傅聪回家。傅聪呢？日子久了，气也消了，也想家。
于是，一天晚上，八九点钟光景，傅雷夫人拿了手电筒，接傅聪回去。
为了搞清这件事情，我采访了上海的小提琴家毛楚恩先生。他告诉我，那年春节傅聪和几个小朋友一起弹琴，傅雷在边上一听就觉得傅聪弹得比较差。于是等别的孩子走后，傅雷把傅聪骂了一顿。傅聪不服气，一个人跑到毛楚恩家，在他家待了近一个月才回家。这使傅雷觉得自己对傅聪的教育是否过于严厉了，觉得对不起儿子，致使儿子不敢回家。
傅聪的鼻梁上有道疤痕。关于这道疤痕的来历，傅聪这样说：“那天我弹琴的时候走神了，爸爸手中有什么就向我扔过来了。那天正好扔了个盘子过来，所以脸上划破了，留下了这道疤痕。”傅聪所说的“盘子”，其实是放蚊香用的碟子。傅雷是急脾气，对儿子要求非常严格，但又充满爱心。傅雷培养傅聪，真正花了毕生的心血。所以从教子的角度来说，《傅雷家书》也十分具有可读性。又如，写信的时候字要多大，邮票贴哪里，在《傅雷家书》中都有记述。到了人家家里见到长辈该怎么样，跟长辈讲话时双手要下垂；进屋时，要把围巾、外衣挂在衣帽间；吃西餐时刀和叉不能发出碰撞声等细节，傅雷都在信中一一叮嘱傅聪。其实傅聪当时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可见平时在家傅雷对傅聪的教育是非常细致严格的。
傅聪也非常幸运。在世界青年联欢节即将到来的时候，要在中国国内选拔音乐新秀。傅聪没有上过音乐学院，但凭着出色的成绩被选上了。他第一次出国去罗马尼亚，结果拿了个三等奖回来，这对傅聪是非常大的鼓励。
罗马尼亚的联欢节比赛结束后，有一部分人组成了中国艺术代表团，赴波兰和德国访问演出。傅聪是团员之一。在波兰的演出，他弹的是肖邦的作品，大受波兰听众和音乐界欢迎，觉得他对肖邦的理解非同一般。于是由当时的波兰总统贝鲁特跟我们的艺术团团长周巍峙正式提出邀请傅聪参加肖邦比赛，同时在波兰留学。这样回国后，有关部门很快就批准了。所以1953年11月下旬，傅聪刚从德国归来，在家才呆了一个多月，就去了北京做出国的准备，到1954年8月正式赴波。
傅聪有了去波兰留学的机会，在波兰著名的钢琴教授指导下，在肖邦钢琴比赛中又拿了个三等奖。这个三等奖可是个大奖，在他之前还从未有中国钢琴家在那样级别的比赛中拿过奖。他还曾获得“玛祖卡大奖”。当时大赛的中国评委是马思聪先生。后来，据说当时的一等奖、二等奖是要照顾“苏联老大哥”的面子，如果没有这种照顾，可能傅聪不只是获得三等奖了。这件事对傅聪的鼓励很大。他在波兰的时候已经小有名气了。
我还采访了傅聪在波兰的好友史大正，他是上海著名导演史东山的儿子。他告诉我，当时傅聪在那里经常出去演出，有一些收入，演出晚了就“打的”回学校。所以当时中国留学生开生活会的时候，有人批评傅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等。傅聪当时小有名气，经济条件也比一般的学生好些，单独居住。当傅聪得知父亲被打成“右派”，自己决定出走的时候，得到了一位英国教授的帮助。史大正告诉了我傅聪出走的经过：傅聪到了波兰的机场，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英国伦敦机场恰巧出现大雾，导致这边飞机不能起飞。而此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得知了傅聪出走的消息。紧要关头，伦敦机场雾散，飞机起飞了。如果晚一会儿，中国大使馆的人赶到波兰华沙机场，傅聪也就走不成了。傅聪所乘坐的飞机还在伦敦上空时，伦敦机场已经有很多记者等在那里。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私自出走，傅聪还是第一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一下飞机，傅聪往前来接机的车里一钻，什么话都没说。
后来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市长的帮助之下，傅雷和傅聪终于通上了信。在信中傅雷一再提醒傅聪应该怎么做人。所以傅聪在英国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祖国的话，也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利于祖国的事。我去文化部采访时，文化部有关朋友拿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批示给我看。胡耀邦在批示里肯定了傅聪的这些，尤其提到傅聪在英国多年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祖国的话，没有做过一件不利于祖国的事。傅聪是在特殊情况下出走的。究竟如何评价他的出走，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只是他在那种情况下提出了做人的“三原则”，是和傅雷在家书中的谆谆教诲分不开的。所以，《傅雷家书》也可以说是一本爱国主义教材。傅雷在家书中说：“首先要做人，才能做音乐家。”他非常强调“德”。“德艺双馨”，“德”字摆在第一位。
傅聪多次在信中提到弥拉。弥拉是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女儿，和傅聪共同生活了十年。后来我问傅聪为什么和弥拉分手，他说毕竟她是英国人，东西方的差距太大了。傅聪也说起过他的第二次婚姻，和一位韩国女子。傅聪形容这次婚姻是“来得匆忙，走得迅速”。他和那名韩国女子认识之后很快结合了，但共同生活了三个月就分开了。他现在的夫人叫卓一龙，也是一位钢琴家。我去过卓一龙的老家采访，到过鼓浪屿。卓一龙出生在鼓浪屿的钢琴世家。在鼓浪屿我曾经采访过著名钢琴家殷承宗的老家，发现他的家和卓家只是一墙之隔。
亲自做傅聪工作，让他毫无顾虑地回来的人是吴祖强先生，他是已去世的著名戏剧家、作家吴祖光先生的弟弟。吴祖强先生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他去英国的时候看望过傅聪。傅聪和吴祖强很谈得来。吴祖强年轻时留学苏联。他是在傅聪到苏联演出时认识傅聪的，同时还有李德伦。1957年傅聪归国度假，卷入挨批判的漩涡里去。原来，傅聪在“整风鸣放”期间，很积极，给李德伦写了信，李德伦觉得傅聪说得对说得好，于是到处把傅聪的信给人看，这样，在北京音乐界学生中李德伦是第一号，吴祖强是第二号，本来严良NFDA1是第三号，结果傅聪回来后就成了第三号挨批对象了！后来，傅聪差一点出不去，最后是夏衍保了他，才又回波兰学习的。
1978年吴祖强率领中国艺术考察团去英国，出去前吴祖强就向上面打了报告，准备与傅聪接触。所以吴祖强到英国与傅聪接触，不是个人的行为。
吴祖强到了英国伦敦，要与傅聪见面，傅聪当然不会回避。两个人在伦敦谈得很晚很晚，吴祖强送傅聪出门时问他是不是开车来的。傅聪说：“我不会开车，但我有车。我的夫人会开车。她一直在下面车里等我。”吴祖强这才知道，他和傅聪谈了整整一个晚上，傅聪夫人就在楼下等了一个晚上！
那次谈话之后，傅聪很强烈地希望能够回到故乡上海。那时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文联正要给傅雷夫妇开追悼会平反，也很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让傅聪回来。吴祖强按当时的办事程序，要傅聪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说是小平同志作个批示，傅聪就可以回国了。傅聪后来对我说：“我平时写过很多很多信，但就是这封信，我提起笔又放下，始终不知道给邓小平同志的信该怎么去写。”由于当时吴祖强说如果想回国的话，必须写这封信。于是傅聪好不容易把信写好，交由吴祖强带回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作了个批示，同意他回来。傅聪就这样回到了上海。
傅聪第一次回来只有短短的十天，但这十天又是那么难忘。上海江苏路的房子早就易主；出国有父母相送，回来时却父母双亡。傅聪在那段时间非常激动。他出席了追悼会。追悼会结束时，他捧着父母的骨灰盒，傅敏捧着父母的照片，一起前往龙华烈士墓安葬。
傅敏的命运
讲到这里，我谈一下第五个问题：傅敏的命运。
傅敏是傅雷的小儿子。傅聪从小学习音乐对傅敏的影响和诱惑力很大。傅敏也想从小学习音乐。傅敏回忆说：“我们家上海江苏路的住房是向宋琪家租的，宋琪的母亲住在二楼。三楼的正房，是我的卧房。另有几间是宋家堆杂物的地方。大约是195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三楼的杂物间里有一把琴，我就跟宋家婆婆（即宋琪母亲）提起这事。她说这是原来住在这儿的一个犹太人房客留下的，你要喜欢，你就拿去学琴吧，就这样，我开始学小提琴。”
傅敏很卖力地学习小提琴，希望能像哥哥一样。可傅雷先生给他浇了盆冷水。他说：“阿敏，你不是学音乐的料子。学音乐都是从小开始的，而你现在已经上初中了，就算开始学，也只能成为二流、三流的音乐家。当音乐家，要么做一流的，做二三流的音乐家是很痛苦的，这是其一；第二，我就那么多的钱，我只能培养你哥哥一个，不能再把你培养成为音乐家了。照我看，你是教书的料。”这话真的说中了，后来傅敏一辈子就当了教师。
傅敏说，由于父亲的反对，他不能学习音乐了。但受家庭的影响，他的英语很不错，1957年考入了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外交学院是培养新中国的外交家的，傅敏也非常高兴能够跨入这所学校的大门。当他刚进学校，家庭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父亲由上海市政协委员一下子变成了“右派分子”，哥哥也出走英国，也成了可怕的“××分子”。他再也当不成外交家了。毕业的时候，他成了没人要的学生。别的同学一个个分配走了，而他却一直是“待分配”，谁也不敢要他。最后，北京第一女中的校长杨滨很有眼力也很有魄力，把他调了去当英语教师。傅敏就一直做中学的英语教师了。到了学校里，傅敏工作非常认真，这可以从《傅雷家书》最后几篇看到：当时他在学校宿舍里，非常卖力地备课等。到了“文革”开始，傅敏在北京的目标很大，特别是傅雷夫妇双双自尽。那天傅敏一接到舅舅发来的“父母去世”的电报，得知父母同一天去世，他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情。当时的女友也因为这个原因不得不分手。种种打击使傅敏非常痛苦。
傅敏回忆说：“1968年我因反对江青以及反对搞早请示晚汇报那一套做法等等言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被关在学校，所谓群众专政，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那时有理无处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痛苦绝望之下，才无奈走上了不归路。”
当时他投河自尽，却没料到河底下正好有一块大石头把他撞得头破血流，到现在额头上还有个疤。所以现在傅敏的头发是朝左梳的，目的就是为了遮住这块疤，这块疤也成了那段岁月留给他的不可磨灭的印记。在那种情况下，他把傅雷写给他的家书都付之一炬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他现在每每提起此事都非常痛惜。
傅敏在北京成了模范教师，他为英语教学做了突出的贡献，写了很多英语教学方面的专著。在傅雷夫妇冤案平反后，1979年4月傅敏去英国探亲，同时利用在英国的机会，进修英国文学、英国现代语言。后来，傅敏重新回到了北京。途经香港时，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预言：中国将会出现一个“归国潮”。在当时“出国潮”最热的时候，他这么说，很不容易。但是，果然给他说中了。问他为什么要回来，他说：“我的父亲一直教导我们要热爱祖国，我是祖国培养的，所以一定要回到祖国。”他回到了北京，在北京七中担任英语老师。我曾在北京七中作过一次关于傅雷生平的讲座，一说起傅敏如何如何，学生们哈哈大笑，非常活跃。北京七中的校长、老师没有一个不交口称赞傅敏的。我曾为傅敏写了篇报告文学，叫做《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发表在《北京文学》杂志上，后由上海《文汇报》转载。
感人至深的小人物
第六，我讲一下感人至深的小人物。
在采访傅雷一家的时候，一个小人物闪进了我的视野，使我非常感动。傅雷夫妇的追悼会上，傅聪手中捧着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按照“文革”时的规定，像傅雷夫妇这样的所谓的“自绝于人民的人”是不能留骨灰的。但傅雷夫妇的骨灰保留了下来，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有个素不相识的姑娘冒称傅雷的干女儿，去火葬场一定要把傅雷夫妇的骨灰领走，就这么将他们的骨灰保存了下来。
我得到这个消息后，来到傅雷夫人的哥哥朱人秀的家中，向他打听这个姑娘姓甚名谁，家住何方。他告诉我，当时这个姑娘去他家时戴了个大口罩。朱人秀告诉了我这个姑娘的住址。我后来为她写了篇报告文学就叫《戴口罩的姑娘》。那天我循着得到的地址，去这个姑娘家找她。虽然开始没有碰到她本人，可她妈妈在。老人家很热心地向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她们家很小，大概在十平方米吧，住着她、她妈妈和妹妹三口人。谈了一会儿，这个姑娘回来了。当我说明来意，被她一口回绝，说这个事情没什么好谈的。在我再三恳求下，她终于答应接受我的采访，但提出了一个条件：不写她的名字，仅用“她”代替。
其实她和傅雷一家没什么瓜葛。她姓江，父亲是上海的一位画家，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她的老师也在同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她坚决不肯“揭发”她的老师，也因此成了“严重右倾”的人。她非常喜爱傅雷的译著，也很喜欢音乐，学过钢琴，听过傅聪的钢琴演奏会。在“文革”中，她听说傅雷夫妇自尽的消息，非常震惊，到江苏路那里想去看看，得知傅雷夫妇在火葬场里骨灰都不能保留。她非常着急，连忙赶去火葬场，想领回傅雷夫妇的骨灰。但非亲非故的，不能领取骨灰。于是她又到朱人秀家中，征得同意后，以干女儿的名义，保存了他们的骨灰。
同时，她又感到非常不平。她听人说傅雷临死的时候还是说自己是爱国的，于是以自己的名义写了封信给周总理，希望能给这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一个公正的评价。在落款的时候，她留了个心眼，落了个假名，姓“高”。这封信没出上海就被“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给扣下了。拆开一看，作为重大案件来追查。她的字写得非常漂亮，文笔也很好，于是他们认为写这封信的人肯定是傅雷的好朋友。最后追查到朱人秀处。朱人秀告诉他们，信是个年轻的姑娘写的，听说她也学钢琴，而且她的钢琴老师住处离傅雷家不远。当时专案组凭这么句话找到了她的钢琴老师，从而找到了她。一天当她回家时，发现家中坐了很多陌生人，便知事情不妙。果然她被隔离审查了。审查期间确认了字是她写的，但她与傅雷并无瓜葛，事情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但年轻的她当时遭遇了这么件事情，她的青春也被耽误了。因此到现在她还是独身，尽管她已经退休了。现在她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还出了自己的书法集。我非常敬佩这样的一个女性，尽管她和傅雷家没有任何关系，但在那样一个时刻她能够挺身而出，保全了傅雷夫妇的骨灰，这也是《傅雷家书》精神的折光。
由于事先答应了不提起她的名字，我在写她的报告文学中始终没有提及，而是用“她”指代。她还有个条件：不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于是我当时在福建一家杂志发表。但福建的杂志还没到上海呢，就先被上海的《报刊文摘》转载了。我记得那天下午刚到家不久，门铃声响了。戴大口罩的姑娘一进来，脸色就不好看，说我违反了当初的约定。我的解释是，我确实在外地的杂志上发表的，但谁也想不到上海的《报刊文摘》会转载。后来她也表示了理解。从此我们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她几次搬家我都去看过她。
前几年傅敏来上海，再三要求见一见这位姑娘。我和她取得联系之后，陪着傅敏一起去看她。那时她已经退休了，在教一个日本学生书法。傅敏想说些感谢的话。可她说：“你不用谢，我也不要你感谢。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当时也不会做这些事情。”所以她尽管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影响到了她的终身大事，但她从来不要求傅家半个“谢”字，甚至傅聪来上海办音乐会，托舅舅送票子给她，她也没去。在上海出现这样的姑娘，代表了人民的心。
如今已经时过境迁，我在这里公布她的名字，她叫做——江小燕。
我对《傅雷家书》的评价
最后，我想以我的论文中对《傅雷家书》的评价，结束本次解读：
《傅雷家书》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傅雷一家的范围。哲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研究傅雷的思想、哲理、方法；教育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研究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人才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探讨人才培养的规律以及家庭对成才的影响；文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研究散文的笔法；艺术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吸取音乐、美术的营养；历史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剖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广大读者可以把《傅雷家书》作为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一本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