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悖论(1)
撰文 帕斯卡·马努基扬（Pascal Manoukian）
译者 林苑
他们对抗过银行、干旱、洪水、小麦和牛奶价格的暴跌以及各种病痛，他们起早贪黑，从来不抱怨，却经常流泪。
献给我的左派工人父亲和他的雷诺岁月；
献给13岁即为工人的我的母亲；
献给让我知晓假期为何物的共产主义者无产者：
社会最底层公民，孩子是他们唯一的财富。
八月
阿琳诅咒面前这一排排歪歪扭扭伸向各收银台的小推车。仿佛一支要吞没货柜的毛毛虫大军。编织机的震动残留在她的腿里。这些机器虽然关掉了，却继续折磨着她，幽灵般的疼痛，虽然下了班却好像还在加班，“献给老板们的供品”，用女工们的话说。
有那么一刻，她闭上双眼，想象自己在开往科西嘉岛的轮渡上轻轻摇晃。克里斯托夫，她的丈夫，曾经发誓要带她去那里。他向她保证，说那里的天气热得像可以把沙子烧成玻璃的火炉。灯管被阳光替代。她几乎就要感到大海的气息了，真正的、蓝色的大海，而不是特雷波特(2)那样的海。
耳边响起的鱼类促销广告把她拉回现实。她又挑错队了。金属蛇的另一头，传送带停下了，上头堆得满满当当的，全是廉价商品。收银台前那个人如同一头搁浅的鲸，阿琳认出那似乎是桑德拉，小露西紧紧黏着她，简直像长了吸盘吸在她的大肚子上。很久以前，桑德拉和阿琳曾经在毛力共用过一台机器。
岁月臃肿了她的身影。八成是失业和饱和脂肪酸的功劳。阿琳赶紧在大玻璃窗中寻找自己的样子。对于一个四十几岁的人来说，还不赖。忽略两次怀孕留下的妊娠纹，这样的结果，正如她小时候乔治·马歇(3)说的那样，总体上还是积极的。但是在博韦的瓦兹河和工业废地里，共产主义者早就不见踪影，一同消失的还有工作机会和苗条身形。从那时候起，裤腰带勒得越紧，人就越胖。
收银员玛尕莉诅咒桑德拉和黏在她腰间救生圈上的小孩。今天上午，这是第五拨数小黄钢镚导致队伍卡壳的。
排队的人没有嚷嚷。所有人都担心有天轮到自己过不下去。上个月，保安路易被开除了，因为有名员工拿了一包4.4欧元的卫生巾没付钱，他没拦下。卖东西的和偷东西的收入就快没差了，得盯紧所有人。
阿琳也忧心忡忡。毛力这周已经因为没有订单停工了三回。可真不是时候，今年，她的大女儿蕾阿要参加中学毕业会考。一切顺利的话，这个夏天她就可以注册上大学，三年后她就能获得学士学位(4)。看着桑德拉挨个数着她的硬币，阿琳想这可真有意思，同一个词，竟然能代表希望，也可以是希望的对立面。毛毛虫前进艰难。眼看她不能按时回家监督蕾阿复习了。
她招手让露西过来。小姑娘有些惊讶，顺着小推车队来到她跟前，手里抓着一只毛发凌乱的粉色小马玩偶。
“这是小老鼠给我带的。”
她少了两颗大门牙。
“我，我想要电视机，”她接着说，“我们家没电视机了。”
阿琳递给她十欧元。
“去，拿去给你妈。”
露西便回去找她的大鲸了。
收银员叹了口气，但收了钱。桑德拉向阿琳投来绝望的眼神以示感谢，然后就消失在停车场的方向了，其实她也早已从生活中消失不见。
阿琳看了一眼手表。还有时间，她还能经过苗圃待会儿，看看有没有野羊。
他们的房子在小山谷尽头，挨着一条窄窄的马路。那是村子的最后一座房子。过了这房子，土路便代替马路，蜿蜒在白蜡树和犬蔷薇丛间，一直延伸到洗衣池边。马路于是也叫洗衣池路。土路的一侧是一片斜坡草地，向上爬升至橡树林边缘；从春天到夏末，草地上总有黑白花斑的诺曼底胖奶牛在吃草，下腹垂着淡粉色的奶头。土路另一侧，一条缓缓向下流的河流，河滩平坦，一棵枝叶凌乱的百年柳树矗立其上：那是泰山之树。
镇子上有二十来个孩子，女孩比男孩多，有三胞胎都是女娃的。但镇上没有学校，也没有咖啡馆。70年代那会儿，人们还能在杂货铺兼烟草店的露天座席上喝上一杯，星期天，赶上神父过来，也会在弥撒结束之后投几个法郎，如今只剩下农场，加起来也就五个，都是奶牛场。其中一家，奶牛终年不见天日；挤奶，添料，清洁牲口棚：一切都已自动化。另外一家农场呢，牛儿们自个儿在草地上吃草，泥里来泥里去，浑身脏兮兮的，跟主人们倒是有几分相像：他们习惯在高墙耸立、终年闭门的院子中央直接为肥堆做贡献。
艾桑库尔的美有如那些几乎枯死的树，每片叶子都是奇迹，在一个生命几乎已经消失的地方，赤裸裸地展现生命的迹象。
阿琳把身边的一切打点得井井有条，她的杰作，是莫奈式的《午餐》，不是草地上的，而是另一款，在阿让特伊的一所房子前面，离瓦兹河不远的地方，白色小阳伞被遗忘在房前的长椅上，在那个年代，工厂还会吐出滚滚的烟飘往蓬图瓦兹，人们还会在周日去诺让跳舞。一切完美。老式的农场，木筋的砖墙，蓝、白、红丛丛相间的紫阳花，谷仓砂浆墙面的碎纹，灰色碎石小径和百花齐放的花园。一幅大师之作，而大师就是她。多年的精心摆弄才得到的这幅幸福的画面，克里斯托夫、蕾阿和马蒂斯就在其中，那是她的光明之源。没有他们，生活就只是个障眼法，只剩下单调的色块和虚假的欢乐。
蕾阿躺在泰山之树底下，看着母亲把车开进院子里。时光太温柔，不宜复习功课，书翻到安德森悖论那一页，她把它合上了。明天也来得及。
她弟弟抓着一根挂在柳树最低的那根枝丫上的绳索，在河面上荡。
“马蒂斯，你小心点！”
每次他这样荡，母亲总是觉得已经看见他的死期。他对自己的脆弱还浑然不觉。每荡一下都是一次解放，把他从这具过于纤弱而无法与村里其他男孩一起玩耍的身体中解放出来。他大笑，起飞，脚后跟擦过清凉的水面，他忍住肌肉的疼痛，最后用腰再使一下力，终于落在离毕业会考真题集几厘米远的地方，挡住了投在他姐姐眼皮上的阳光。
“你好烦啊，马蒂斯！快去帮妈妈！”
他每次出场都很唐突。
几滴水珠在教科书上滚落：《社会与经济学——高二高三年级用书》。
为什么要把考试安排在夏天？蕾阿在心里想。秋天复习冬天考试容易多了，那会儿身体消停下来了，荷尔蒙沉睡了，不会去招惹所有这些过分活跃的传感器。人们尊重其他物种的生物周期，怎么反倒对最脆弱的物种也就是处于急速生长期的、身体带电的年轻人不管不顾几乎到了视而不见的地步？
马蒂斯和母亲一起进了屋，消失在门后。
蕾阿也想消失，远离红色的砖墙和泰山之树。这就是她抱着书本啃的原因，为了有天尽她所能，去往洗衣池路之外的地方，也许是非洲或亚洲，原来属于这里的工厂的机器都到那些地方去了。机器飞走了，留下静悄悄的厂棚，工人们两手空忙。她梦想着为改变这个世界助力，让矛盾缓和，不再有人受伤。
夜里，她挨个数着世界上的城市，想象这些地方的景致：澳门，悉尼，本地治里，第比利斯，拉戈斯，乌兰巴托，万象。第二天醒来，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是哪个城市让她远离了洗衣池路。
以前，她会爬到德国人的树林边缘，攀上爬满常春藤的灰色水泥掩体，点一根烟，望着远方发呆。原野上的路有几分中国长城的意境，斜阳下金黄的麦田神似撒哈拉优雅的沙丘。忽然间，她仿佛看见亚马孙河的白浪在上海的摩天大楼脚下翻滚，其实不过是勃橡的林子止步在博韦的廉租房前。
在这片林子里，一些像她这么大的年轻人曾经阻击过德国人。他们金色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有学生，有农民，有公务员。
她的曾外祖父莱昂就参加了那次阻击。他的手腕处留下了一道刀疤，目光中总透出一丝怀疑。蕾阿记得他留着胡子的样子，还有他西服扣眼上别着的锤子镰刀胸针，奏哀乐的纪念日里他总会穿那身衣服。
晚上，他上楼轻轻哼唱《国际歌》哄她睡觉。咖啡馆里，人们叫他“斯大林”，因为每次一有人说工人的不是，他就会大发雷霆。
蕾阿喜欢他身上的烟草味和他僵硬的动作。他把杯子往吧台上一放，双臂交叉，把西装革履的老板、他们的奴才和大资产阶级骂个落花流水。陌生的词语从他口中咆哮而出，她听在耳朵里，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默念着这些词，然后在回家路上要求母亲给她解释：革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阶级叛徒。“你就不能教她点别的吗？”阿琳对他表示不满。“乱七八糟的玩意，有电视教她，”莱昂一边摆餐具一边嘟囔。他的父亲是个农民，给他起名莱昂，意在致敬布鲁姆(5)，二十岁那年，他娶了同组一名工会会员的女儿，她叫露易丝，跟巴黎公社的米歇尔(6)同名。
莱昂跟蕾阿讲30年代的大萧条，讲他小时候缺维他命营养不良，1936年生平第一次度假去了迪耶普，十五岁那年参与共产党的抵抗运动，丢进掩体的手榴弹和六个没比他大多少的德国年轻人，被活活烧死。“怎么能跟一个七岁的小姑娘讲这些事情！”阿琳冲莱昂发火。“这也不是十五岁的小伙儿该知道的事情，”莱昂反驳道。“你觉得德国人他们疼吗？”蕾阿问。有一天，出于好奇，蕾阿偷了他的打火机，照着他手腕被刺刀刺穿的地方给自己烧了个疤，从那以后，他们俩有了一样的伤疤。
但莱昂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战绩，使得他在全村历史上垂名的，是1973年6月的某一天来到克莱尔荣的广播节目《幸运1000法郎》。主持人吕西安·英年时那时候五十五岁，还对得起他的名字。
教堂广场前支了个法国广播电台国际频道的帐篷，十几名选手紧张兮兮地伏在那里答题。莱昂不费吹灰之力，连续答出了博茨瓦纳的首都和麦金利峰的准确海拔高度，最叫人瞠目结舌的是，他竟然连圣艾蒂安兵工厂第一份产品名录发布的日期都答得出来。
他在德国人树林的英勇表现让他免试进了博韦的邮局分拣中心。在那里，除了享受公家机构的福利，他还迅速当选为工会代表，这让他有时间补上中断的学业。他吭哧吭哧地把一本六百五十页的《百科年鉴》背了不少。那本《百科年鉴》还是他从无人认领的包裹里得来的。按照不成文的规定，包裹无人认领超过一年零一天，邮务员便可将其视为己有。
这天，节目破天荒上了直播，整个克莱尔荣都等着长脸。台上，协助莱昂的是毕肖普先生，一位货真价实的书店店主。在他们面前，头排坐着已经连任三届的戴高乐派市长，命中注定要当警察的、新上任的梅诺特(7)警长，还有所有的个体户，其中有黑血肠西施寡妇汤泽尔，第二排坐着一溜尚且硬朗的养老院住客和农学院的三十五名学生。坐在最后几条木头长凳上的是若干当地居民，他们靠着和政府团队的关系搞到了入场资格，当然还有莱昂的媳妇露易丝，还有几名社会主义阵营的同志，硬是挤到了资本主义拥趸的队伍里。吕西安·英年时有个助手负责计时，用木槌敲击钟琴也就是一种金属片排钟，以示答题所用时间。
敲钟人停止计时之前，莱昂已经连续答对六题，接下来是吕西安·英年时提问：“球盖菇科中的哪种蘑菇通常长在牛粪上，而且有着强烈的致幻作用？”莱昂没有迟疑：“裸盖菇。”一举通关，他决定挑战“超级问答”。
“1000法郎的题目来自阿登省巴朗市的托琦女士，请听题：哪位政治人物，十五岁参加运动，几年后丧失了法国国籍并被判处死刑？”吕西安·英年时问道。
这一次，莱昂的队友反应比他快。
“戴高乐，”他在莱昂耳边低声说。
斯大林努力压低声音：“绝对不可能！”
“就是他，”毕肖普信誓旦旦，他太了解他的将军了。
“那就让他们的超级问答见鬼去吧！”
敲钟人雷打不动地继续敲击着金属片数秒。
“什么！”书店店主大惊。
“你看着办吧，反正，这种右派电台的宣传，我是不奉陪了。”
主持人偏偏没话找话说：“亲爱的听众们，我还听说莱昂他自己也是在十五岁就勇敢地参加了运动。”
钟琴最后三声响起，标志着答题时间结束。
“那么，”吕西安·英年时接着说，“莱昂，1000法郎的这道题，您的答案是？……”
莱昂双臂交叉在胸前，这可从来不是好兆头。
“我的答案是‘他妈的！’”他破口大骂，“以所有工人的名义！这个国家的反动政策弄得工人们每天都没好日子过，这都是拜某位不管工人阶级死活的将军的接班人所赐！”
敲钟人的木槌悬在半空中。
“再加一个‘他妈的’，送给这儿的代表，”莱昂直勾勾盯着市长和他的团队。
最后排的露易丝确认那是她的工会老犟驴无疑。
莱昂很小心地没说出那位将军的名字，以免被认作有效答案。
“既然我手里还拿着麦克风，那我就代表这个国家所有的阶级兄弟，再加一个大大的‘他妈的’，送给政府。”
他面前那排戴高乐派如遭暴击，瞠目结舌。
敲钟人重新敲打起来，试图用钟琴声盖过众人的喧哗，有些人乐得见眼前所见，有些人则很不满。
吕西安·英年时绝望了，用眼神四下寻求支援。
市长意识到刚才发生的这一切对于他亲爱的克莱尔荣市意味着多少世纪也洗不去的耻辱，尽管身躯肥胖，他依然成功地做到猛地站起身来，企图从莱昂手中夺下麦克风。太迟了，那东西被莱昂丢到钟琴上去了，正打着滚。
梅诺特警长使出最后一招，试图平息这场动乱，他命令两名警察制服莱昂让他闭嘴。作为反抗，莱昂的同志们齐刷刷扑向市议会成员。露易丝也没闲着，她用双手捂住吕西安·英年时的嘴，戴高乐将军的电台里第一次响起《国际歌》，整个法国都听见了。遗憾的是，历史没能记住这一幕，电台领导接到信息部部长的直接命令，在档案中抹去了这次冲突的一切痕迹。
想着她的曾祖父，蕾阿笑了。她想念他胡子拉碴的吻。
她出生十四年之后，他死了，享年八十五岁，就在当年法国广播电台国际频道搭帐篷的地方，他正要和一位递给他宣传单的“国民阵线”活动分子理论，却因心脏病突发倒下。他最后说的话是“见鬼去吧！”后来，露易丝在他坟前，当着家人的面，说他死得和活着一样，口无遮拦。“你也见鬼去吧，我的爱，”她最后说道，扔了一把土。随后，米歇尔妈妈，“斯大林”莱昂生前总这么喊她，什么也没再说，同年3月5日，轮到她走了，那天是真的斯大林逝世的纪念日。
远处，两只野羊正在优雅地跨越中国长城。
蕾阿点了根烟，内裤褪到腿上，往两腿间吐了最后一口烟，开始尿了起来。水泥掩体上有一处彰显“法国·蓝色·玛丽娜”(8)荣光的白色涂鸦，她特意尿在上面，就当向曾祖父致敬。
艾桑库尔周边没有任何村庄幸存。这是第二次占领，没有坦克也没有盖世太保。曾经战斗过的人们缴械了，投降了，高举双臂。在莱昂的时代，飘扬的蓝白红三色旗是对虚无的抵抗，如今却象征着接受虚无。这一次，敌人来自内部。仇恨的口号布满工厂的围墙，阴阴森森，它们让阿拉伯人去死，然而这地方想碰见个阿拉伯人都难。每次学校组织的集体旅行只能让蕾阿越发绝望。她坐在大巴上，看着沿途这个蜷缩起来的法国，“国民阵线”分子像毒贩一样，把他们害人的东西和思想四处传播。村庄里的瘾君子越来越多。党派的活动室成了注射毒液的地方，在围墙和口号的掩护下，被禁止的事情获得了许可：仇恨他者，种族主义，否定主义。最黑暗的东西被涂成了水手蓝，伪装得非常粗糙。不再是法西斯而是爱国者，不再是种族主义而是民族优先，不再反犹而是反对金钱万能。父亲靠挪用泥瓦匠的遗产发了财，女儿用这笔财富来筑墙。村庄一旦被攻占，便与剩下的世界隔绝，城墙高筑，如中世纪。已经有许多人自愿选择自我封闭。她蕾阿只想跨越一座又一座的桥。
马蒂斯又挂到他的绳子上，他姐姐也重新投入安德森悖论中。荷尔蒙先不管了，得学习，金边或尼亚美之旅始于今日。阿琳下到洗衣池里去种百合球茎，她远远地望着她的杰作。孩子，房子，园子，她觉得好像在观看一场她的生活的主题展览。
那天晚上，在博韦的让娜—阿谢特广场的舞会上，她想象的幸福就是这个样子的。
克里斯托夫牵起她的手，领她进了舞池。1993年的这个6月，瓦兹的天气如地中海畔。她热烈渴望着理想和玫瑰人生。一步，两步，他的手揽住了她的腰。自从她开始留意男孩子，她感到这次环绕她的臂弯，是她期望所及之处最安稳的一双。没有什么能让她偏航，不可能。二十岁的脆弱和怀疑如朽木般漂浮到她少女手袋的椅子脚下，搁浅了。
踩着悬在半空的梯子，就像阿兰·苏雄唱的那样，那一刻，她知道，对他而言，大地上只有一样东西在旋转，那就是她轻飘飘的裙子。他将自己纤瘦的身体紧靠着她的身体，她最后的抵抗归于徒劳。腰腹间的热切把他们牢牢焊在一起。
苏雄的歌和他们的吻同时停下。“你叫什么名字？”他问她。“阿琳。”他大笑。“我叫克里斯托夫。”
她知道莱昂得知他的孙女的名字时大发雷霆，他可是给儿子起名让以致敬饶勒斯(9)的人。“为啥叫阿琳？”莱昂问。“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正好在播这首歌，爸。”“歌？”他只知道一首，《国际歌》。让大着胆子演示：“我喊了又喊：阿琳！我呼唤她回来。我哭了又哭，噢！我痛苦无奈。”“滑稽！”莱昂耸耸肩膀嗤笑道：“竟然从一首夏天的流行歌里给孩子取名字！”他那代人，是经历了所有斗争的一代；他儿子让，是度着假长大的一代，自然而然会去挑一个出现在《嗨，伙伴们》杂志头版的名字。
用不了多久，他们的结婚喜帖会以45转黑胶唱片口袋的样子出现。这个想法让阿琳禁不住微笑。但他们还得再等上一年。两人都刚刚进工厂，阿琳是毛力的流水线女工，克里斯托夫是优尼玻的熔炉工。对她来说这是第一份工，他是第二份，此前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在给那一片的小超市安装报警系统。两份崭新锃亮的长期合同，有理由让人展望未来、孩子和贷款，拉格朗德莫特(10)的假日指日可待，连突尼斯的海滩也并非遥不可及。
1993年的那个夏天，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破坏他们的幸福，爱德华·巴拉迪尔也不行。这位总理赶在大家去度假之前悄悄对退休年龄打起了主意。阿琳和克里斯托夫刚在职业生涯最后一程的起跑线上做好开跑准备，爱德华就已经把终点线往后挪了。
优尼玻工厂是另一个不该跟莱昂提起的话题。洛朗，克里斯托夫的父亲，农夫一名，他把地卖给了盖厂子的人，就是这个厂子刚刚录用了莱昂未来的女婿。在莱昂看来，这是背叛。“跑得了的厂子跑不了的地！”他交叉双臂，大声嚷嚷。
这茬让他们每个星期天都不好过。面对大发雷霆的莱昂，洛朗和他的妻子让娜牢牢守着他们的阵地，一致抵抗。他们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他们对抗过银行、干旱、洪水、小麦和牛奶价格的暴跌以及各种病痛，他们起早贪黑，从来不抱怨，却经常流泪。直到有一天，他们不得不作出决定，卖掉位于马路边上优越地段的十公顷地，以挽救行将被执达员没收的房子，也给自己挽回一些颜面。
但莱昂不依不饶。一切都得靠斗争。生活不是你强我弱就是你死我活：1789，1917，1945，1968。放弃斗争，等于低头认怂。洛朗和让娜说不出话来。“你们他妈的熟悉这片地！你们是在这片地上面流过汗的。她多好啊，肥沃，慷慨！那帮人会把她掏空，让她贫瘠，断了她的生路，给她浇上水泥。她可是一直养着你们呐。那些工厂不像庄稼，庄稼它年年长，厂子它只养肥它的主人。”
然后，在一个复活节的周一，莱昂最后一次交叉起双臂，说出他那句永恒的“见鬼去吧！”，让娜和洛朗就再没见过他了。
阿琳又种下一个球茎，然后把沾满泥的双手伸到池子里去。池子底，水从两块石头中间的缝隙里咕嘟咕嘟冒出一个个小水花。人们用木头和石板在泉眼上盖了个棚子。一直以来，居民们都笃信这里的水能为新生儿除百病，让年轻的姑娘怀上孩子。母亲们把羊毛帽浸湿在池子里，然后用梨木烧成的灰将其烘干，再戴到孩子头上。春天里，当年要结婚的新娘子们会用麦穗沾着这池子里的水，悄悄洒到自己两腿之间，许下三遍要怀孕的心愿。
阿琳还记得她采摘自己的麦穗的时候。
第一次是为蕾阿，那天正好日全食。她和克里斯托夫爬到高处的牧场，躺在草地里。太阳滑到了月亮之下，她的裙子滑向腰间，就在两颗星辰交叠的那一刻，他的身体也融汇到了她的身体里。很快，她知道蕾阿即将到来，灿烂又神秘。
马蒂斯那一次有些勉强，太匆忙，挑的那簇麦穗有点稀薄，大腿上没洒够水。他一出生就很娇弱，没人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他好像呼吸不上来，皮肤变得透明，瞳孔失去光亮，身体失去一切力量。于是他就这样，不哭也不喊，突然离开这个世界，好几分钟里，他身体发抖，呼吸暂停，翻着白眼哀求人们把他从这不可名的病的旋涡中救出，只有他自己见识过这恐怖里的谜团和疼痛，每次他从这般恐怖中归来，受惊吓之余，竟没有一丁点记忆，医生也没有办法。
这病随时可能发作，把他从她身边掳走，然后又以龙卷风刮过的速度，把他送回来，有时候一连三天发作，没有缘由，没有先兆，或者销声匿迹好几个月，直到有天突然再次把他吸走。阿琳在她的速写本上记下他每次突然发作的情形，坚持了很长时间，希望能找到某种逻辑。但她没有找到，专家也没找到。无法为敌人命名；自然的袭击，无人宣称对此负责，某种“无名的病”，医生们也只能如此总结。“无名”这样的修饰语有多无用，就跟凯旋门下烈士墓的“无名”一样，既安慰不了病人的家属，也无法抚慰烈士亲人的心灵。但是医学也没其他修饰语供选择，加上马蒂斯每次发完病也并无显著后遗症，阿琳也就只好满足于这样的字眼，她守护着他，就像人们守护无名烈士墓的火焰一样，希望它永远不会熄灭。从那以后，她就不再做笔记了，也不再千方百计寻找原因，但她时时刻刻盯着他，发誓她会一直守着他，直到有一天，人们能给她幸福上的这个创口找到一个确切的名字。
她真希望像皮埃尔·波纳尔(11)那样修改作品，让不完美消失。美术馆的保安人员好几次撞见这位画家手里拿着画刷，正在自己作品的某个细节上涂涂改改；这位大师甚至还跑到收藏家家里问能不能再做修改。临终之时，他央求他的侄子去改他画的最后一幅画《开花的扁桃树》，给草地的绿添一丝黄，那幅画油彩都还没干呢。阿琳做梦都想“波纳尔化”她的马蒂斯，抹掉脆弱，添加气息和力量，柔化线条。她曾经去奥赛博物馆观赏那棵扁桃树。找不到什么不完美的地方，除了画家的签名少了一角，侄子不小心拿黄色颜料盖住了。但波纳尔已经没机会再担心这点瑕疵了。终有一天，她也不会再有机会为马蒂斯的脆弱操心。那天下午，离开博物馆之前，她在纪念品店买了个速写本和石墨笔。从那天起，每天傍晚，她都会在草原中央停留。
从村庄上方的路向下俯视，克里斯托夫能看见艾桑库尔每块瓦片的挂钩在阳光下闪耀，像一群沙丁鱼。随着沥青路面的凹凸，几千条鱼集体起伏移动，以完美整体的形态呈现。也可以说像工厂下班的场面，在那个工人们还成群结伴的年代。
“哎！沙丁鱼的名字出自世界上哪个地方？”克里斯托夫有些犹豫。“不行，太容易了。”拐过最后一个弯就能看见泰山之树。他歪着脖子，试图透过荆棘篱上被野猪钻出来的洞寻找马蒂斯的身影。“或者，野猪崽的窝叫什么？”
自从莱昂在“超级问答”上英勇地自取灭亡之后，克里斯托夫就源源不断地出产问题。有一次，他的问题被吕西安·英年时采用了：“来自瓦兹省艾桑库尔的布瓦提耶先生的问题。”整个工厂的食堂顿时安静下来。“一种罕见的病，症状是没有指纹，这种病什么名字？”钟琴响起，充满悬念的倒计时开始。车间所有人都在祈祷，工会代表也不例外。“叫皮纹病！这个问题为布瓦提耶先生赢得了一百法郎。”工人们自豪感爆棚。包装车间的达米安提议去辛普利买瓶酒来庆祝，但工头发话了，以内部纪律为由驱散了人群。
克里斯托夫也加入他妻子的杰作里头去了。就差他一个。厨房的窗户前，阿琳在沥干生菜的水，湖蓝色的紧身背心包裹着她浑圆的胸，背心吊带上点缀着一些劣质的小玩意。她应该是在打折的时候给自己添置了些什么。
蕾阿在泰山之树下朝他送来飞吻。她很美，就像多年以前让娜—阿谢特广场舞会上的她的母亲。马蒂斯已经朝车的方向跑过来了。为了这幅画面他伤腰劳背。但疼痛已然消失了。
“爸爸，你要看看我打水漂多厉害吗？”
他亲了亲儿子。
“亲爱的，等一会儿。你先好好练练，我换下衣服就去找你。”
马蒂斯已经转身跑开。
克里斯托夫溜到阿琳身后，吻了她的脖子。
“这是什么，是给我的吗？”
“什么？”
她假装不明白。
他抚摸着她的胸。她无力地躲闪。
“不知道，再说吧。”
他把手伸到她的湖蓝色背心底下。她光滑冰凉的皮肤让他从熔炉的热气中解脱。
“住手！”她的反抗愈加软绵绵。
他继续。
“不要，这样不好，我得去帮蕾阿复习。”
换作以前，这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复习可以等等嘛。复习啥？”
“经济。什么悖论……我也说不上来。”
“你知道什么叫悖论吗？就是你穿成这个样子还不帮忙灭火。”
她笑了，扭头给了他一个吻。
她喜欢他就爱这样的她，徐娘半老，算是金发但也没那么金，摩登但也只局限于他们那个小地方。有钱的话，她可以是个大美人。没钱，她就是个普通人。“已经不错了。”她经常对自己说。
她依然会在花园的长椅上非常老油条地讲笑话，或者7月14日国庆的时候，在市政府租来的蓝色大棚下，伴着现场演奏的电话乐队的歌曲，一手拿着啤酒，披头散发，像株黄麻一样扭来扭去。让—路易·欧贝尔(12)在她耳边轻唱：“我梦想着另一个世界。”“各有各精彩吧，”她平淡回应道，没有嫉妒心，“总不能个个都是夏奇拉。”
克里斯托夫的手往下游走，摸索到她假的GUESS牛仔裤上，进行第二次试探。
“亲爱的，现在不行……”
“怎么了嘛！”他依然不放弃，“反正也不会有邻居来打扰。”
一年多了，对面的窗板一直紧闭。事情来得太快，没人预料到。六月里裁员，就在暑假之前。三十个人被无情解雇。厂方用一条群发短信通知员工。邻居艾莉兹和她丈夫杰罗姆都在裁员名单上。八个月后，执达员清空了他们的房子，贴上封条。负债过多。在四十五岁的年纪，搬回父母家住。随后，一块布告牌宣布蜡烛拍卖开始。三条灯芯相继点燃，等到第三条灭掉的时候，房子随即易主。如今，生活就是这么化作青烟的。
在此之前，阿琳只得适应投到她画上的阴影，仿佛幸福对面有摊污渍，太阳前面挡着一团云。
(1) 美国社会学家安德森（C.A. Anderson，1907—1990）1961年在一篇文章提出，下一代即便获得比上一代高的学历，也不意味着他一定能获得比上代高的社会地位。这一理论因此被称为安德森悖论。
(2) 特雷波特（Tréport），上诺曼底地区的港口小镇，位于法国西北部。
(3) 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1920—1997），法国左派领导人，1972—1994年间任法共总书记。1979年，他在《人道报》上的文章中称苏联的成果总体上是积极的。
(4) 法语原文licencié(e)一词有两个意思，一为获得学士学位，二为被解雇。
(5) 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代表人物，曾任法国总理。
(6) 露易丝·米歇尔（Louise Michel，1830—1905），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巴黎公社的重要人物之一。
(7) Menotte，法语意为手铐。
(8) France Bleu Marine，bleu marine既是水手蓝的意思，Marine也是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
(9) 让·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1914），法国左翼政治家，社会党领导人，《人道报》的创立人。
(10)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南法海滨度假胜地，靠近蒙彼利埃。
(11) 皮埃尔·波纳尔（Pierre Bonnard，1867—1947），法国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后印象派和那比派创始成员之一。
(12) 电话乐队主唱。
